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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将总结并回顾当前批判理论的四种主要趋势，这并不可能将所有可辨别的趋势进行归类，也并不代表这四种批判理论趋势比其他趋势更为重要。本文旨在阐明笔者认为的四种主要趋势并探讨其重要性，进而为研究批判理论的其他学者提供一定的价值。

这四种趋势可以概括为: 向黑格尔主义的回归，与当前全球危机的对抗，对采取实践的或非理论的方式处理危机的拒绝 ( 由于缺乏更好的描述，我想称之为 “来自历史外围的注解”) ，以及批判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本土化。首先，在重要理论家出版的或与其相关的著作中，也即在过去两三年内由著名的批判理论家以及紧随其后的学者出版的著作中，显示出一种对黑格尔思想的极大关注。其次，从对批判理论的典型应用( 即使不是其价值本身) 上来看，也不难发现批判理论家们以各种方式对全球危机进行的探讨层出不穷。再次，一些理论家及其追随者们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老调重弹旧观念，但与此同时却可以发现批判理论在推动各种革命性变革方面的持续衰弱，而这种革命性变革对真正的进步而言可能是必须的，事实上，批判理论家本身对积极的变化可能就是一种阻碍。最后可以发现，批判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其本土化的进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在最后进行简要讨论后，将分析四种趋势之间的关联性。

趋势之一: 向黑格尔的内在回归

通常认为，伊曼努尔·康德以其三大批判奠定了 “批判的时代”，并在 《纯粹理性批判》 ( 1781) 第 1 卷前言中宣布了该时代的开始。然而，批判的传统同样继承了古希腊人以及其他先于康德的学者们的思想，尤其是学术界的传统为康德及其时代的 “启蒙”奠定了重要基础。确定无疑的另一点是，当前批判理论的主体在康德以后的著作中也能找到根源。还有学者认为，批判理论大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果。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之间，笔者认为，当前的大部分批判理论都汲取了以下三位理论家的思想，他们是: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尼采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三位理论家曾被米歇尔·福柯 ( Michel Foucault) 统称为 “话语性的奠基人” ( founders of discursivity)，保罗·利科 ( Paul Ｒicoeur) 则将他们称为“怀疑大师” ( masters of suspicion)，因为是他们发起了对一切进行质疑的新的批判传统。而其他人，比如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主要原创性成果虽然对批判理论有着重要影响，但人们可以发现，这种贡献反过来总是与上述三位理论家之一相匹配。一些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家从索绪尔的语言学方法中吸收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因素，在他们当中总能发现这种匹配性，比如路易·阿尔都塞、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 ( Claude Lévi － Strauss)与马克思，福柯、吉尔·德勒兹 ( Gilles Deleuze )与尼采，拉康 ( Jacques Lacan) 、朱迪斯·巴特勒 ( Judith Butler) 与弗洛伊德。这种匹配存在的可能性有很多原因，但最明显的一点是，这三位理论家不只是奠定了目前的流行话语，而是从根本上提供了关于进步的伦理和愿景，进而反过来为批判提供了必要的起点。

根据这三位巨匠及其追随者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本文将在下文探讨他们是如何被历史化的，理解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上述第二个趋势——直面所谓的 “历史的终结”、后苏联时代、后 “9·11”时代、2008 年以后的全球政治、经济和环境危机，而这些都表明了历史终究还没有完全到达终点。但是，正如其他学者指出的，笔者想要表明的是，这三位德国巨匠与他们的前辈及德国唯心主义的首席代表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深厚渊源。当然，三位都批判了黑格尔，但却都以此作为自己研究项目的基础，比如，他们都在一般或特殊的意义上探讨了唯心主义的可能性，并受到黑格尔辩证法及目的论的强烈影响。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与黑格尔的渊源众所周知，但尼采与黑格尔的渊源却遭到很多人质疑。虽然尼采通常被贴上虚无主义的标签，虽然他曾严厉地责难黑格尔，但仍然能够发现他在狄俄尼索斯 ( Dionysius)与阿波罗 ( Apollo) 之间构建的辩证法，同样能够发现他的“用铁锤来打造哲学”( philosophize with a hammer) 进而实现 “重估一切价值”的承诺从根本上是一种对唯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努力，尽管在其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反转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道德对抗这一点上，许多人仍表示不安。当然，从尼采对 “超人”存在主义以及对 “起源”本体论的担忧来看，他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黑格尔的 “绝对”的排斥以及对 “对立的反题”( inverse antitheses) 的拥护。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汲取可以从其赞美黑格尔为“伟大的思想家”中找到证据，他同时指出，要将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由于当前的批判理论受惠于三位巨匠，而三位巨匠又反过来受惠于黑格尔，那么在批判理论中发现各种向黑格尔的回归就不足为奇了。与其称之为趋势，不如将其界定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回归，作为尼采 “永恒回归” ( eternal recurrence) 概念的一种延伸，或许可称之为 “内在回归” ( internal recurrence) ; 并且，正如当前所处的时代一样，危机时期可能会使这种向黑格尔的回归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当前的批判理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充斥着黑格尔的原因之一，即是他对战后法国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初由亚历山大·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和让·伊波利特 ( Jean Hyppolite) 完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追溯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分子危机，以及战后由法国知识分子展开的更广泛的 “反思”。也就是说，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的经典著作 《少甚于无: 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 ( 2012) 及其与克莱顿·克罗克特( Clayton Crockett) 和克雷斯顿· 戴维斯( Creston Davis) 合著的文集 《黑格尔与无限: 宗教、政治与辩证法》 ( 2011) 中指出的，现代性的危机召唤了黑格尔。依照齐泽克先前指出的，借鉴西奥多·阿多诺 ( Theodor Adorno) 的话语，许多人会问 “黑格尔哲学中活的和死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当前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我们必须用同样的问题反问自身以及所处的时代——一些人尊称为 “终结的时代”，将重大变化更多地归因于必然性而非可能性的时代。

黑格尔能够在危机时代成为一种趋势，恰恰因为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时刻处在变化之中的理论家。在 《少甚于无》一书中，齐泽克引用了黑格尔 《法哲学》前言中的比喻 “密涅瓦的猫头鹰”( owl of Minerva) ，并指出当前时代既始于黑格尔，也终于黑格尔; 无论这一论断正确与否，或许都能够解释一些批判理论家对黑格尔所抱有的新的、持续的热情。齐泽克的观点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Fredric Jameson) 的著作 《黑格尔的变奏: 论 〈精神现象学〉》 ( 2010)中汲取了经验，在这部著作中，詹姆逊曾指出，黑格尔在法国大革命后关注的那种试图寻求一种政治方案以建立对承认和公正的期待是一种持续性的失败，并在今天仍旧困扰着我们。詹姆逊在他的另一部短小精悍的著作 《再现资本: 有关 〈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述》( 2011) 中紧随黑格尔思想的这一路线，在全球危机与失业的背景下重新审视马克思的著作。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当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两部著作联系起来进行阅读时，可以看到一种回归，即黑格尔对作为人性以及人类进步基本元素的 “承认”的根本关注，而资本主义的做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却与此完全相反。

露丝·伊利格瑞 ( Luce Irigaray) 、朱迪斯·巴特勒以及阿克塞尔·霍耐特 ( Axel Honneth) 的作品中长期以来都显示出对取得承认相关问题的关注，近期的作品也回归到这一主题。伊利格瑞的 《人之初》( In the Beginning，She Was，2012 ) 在关键时刻引用了黑格尔，并延伸了她在之前作品中就表现出的对承认的担忧; 同样，巴特勒的两部新作主要面对的问题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拒绝巴勒斯坦人这一引人关注的失误，而这种拒绝是对黑格尔的承认的重大反对，这两部作品是 《分道扬镳: 犹太身份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 ( Parting Ways: Jewishness and the Critique of Zionism，2012) 以及与雅典娜·阿萨纳修 ( Athena Athanasiou) 合著的 《驱逐: 政治中的行动性说明》 ( Dispossession: The Performative in the Political，2013) ; 同时，霍耐特在《我们中的我》( The I in We，2012) 一书中继续对承认进行探讨，并深化了他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即反对将再分配与承认联系起来。

此外，另一位不可忽视的学者是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尔 ( Ｒoberto Mangabeira Unger) ，昂格尔最近并未发表新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积极的政治事业，他最初在左翼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 (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手下担任部长职务，最近则在朗多尼亚领导实施了一系列开发项目，据说以此来验证其多年来倡导的一些理论; 尽管他最近的作品有时被批评为简单且具有重复性，但昂格尔之所以改变写作风格，是为了更方便政策制定者、非专业人士以及选民阅读——毕竟他竞选总统的热情是众所周知的。总体而言，昂格尔的理论及政治作品反映了左翼的一种黑格尔倾向，但同时他相信在这样一种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需要一种新型的左翼主义。在昂格尔的象征论中，左翼人士基本包括两类:( 1) “顽固的左翼” ( recalcitrant left) 试图阻止全球化并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 2) “人性化的左翼” ( humanizing left) 虽然大体上接受全球化 ( 即使不是自由化) ，但试图通过税收与再分配来减弱它。然而，昂格尔提出了第三种左翼主义，并将其称之为 “重建的左翼”( reconstructive left) ，旨在通过创建不同的个人及社会产权制度来实现市场化的民主化，而这一计划首先应建立在全社会共享、关心他人的原则之上，而不是仅仅依靠社会再分配。在这种意义上，昂格尔在弗雷泽与霍耐特关于再分配问题的争论基础上更进了一步。鉴于昂格尔的作品已在中国得到相对广泛的翻译和讨论，此处不再过多阐释。

此外，其他理论家或他们所从事的运动也反映出了当前黑格尔传统的优势地位，包括那些从解放神学及与其相伴的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中汲取经验的批判理论家们所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恩里克·杜塞尔 ( Enrique Dussel) 也许可以被称为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地从西班牙语翻译为英文，进而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然而，通过快速浏览中国学者所发表的作品，可以看出中国对杜塞尔的作品还相对陌生，尤其是在其作品于美洲一些上演社会主义运动的地方都广为传诵的情况下 ( 比如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巴西等等) ，杜塞尔及其作品应该在中国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一些观察家认为，相比于两位前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 John PaulII) 和本笃十六世 ( Benedict XVI) 对这些运动怀有的公开敌意，来自阿根廷的新教皇弗朗西斯一世 ( Pope Francis Ⅰ) 即使没有小心信奉，也表现出对解放神学的极大容忍。尽管如此，在拉丁美洲初期的甚至是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都将耶稣的祈祷作为理想的社会主义，毕竟 “历史上的耶稣”很可能是一位无国界的农民革命者，支持为穷人提供社会医疗保障以及其他社会供给，或者如其他人所描述的 “免费的医疗以及普通的食物”。下文第二个及第四个趋势中将会对杜塞尔最近一部值得关注且已被翻译成英文的著作 《解放的伦理: 全球化与排斥的时代》( 2013) 予以讨论。

趋势之二: 直面全球危机

詹姆逊的著名格言 “永远历史化” ( always historicize)提醒我们，必须将批判理论置于历史的语境下，毫无疑问，要实现渐进变革的目的，也要以同样的方式积极投身到现实中去。也就是说，一些批判理论家动不动就得出结论，认为世界是激进主义的，甚至是可以变革的，这显示了他们界定 “激进主义”和 “变革”的标准如此之低，关于这一点，笔者将会在下文第四个趋势中再次进行探讨。现在，可以注意到批判理论在某些方面已经被当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发展所刺激，在苏联衰落的余波中，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从根本上导致了 “9·11”及其带来的后果，即所谓的 “反恐战争”，此外，还包括美国的秘密监狱、酷刑、 “特殊引渡”、《爱国者法案》、无可比拟的间谍与监视以及 2008 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等等。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大量的出版物也随之而来，尤其来自于那些部分受到马克思影响的批判理论家。下文在探讨第三种趋势时会列举另一部分学者，这里主要关注的理论家及其著作包括克里斯汀·马拉齐( Christian Marazzi) 修订后再版的后福特主义经典之作 《金融资本主义的暴力》( 2010) 以及与此并驾齐驱的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 ( Franco“Bifo”Berardi) 的自治主义宣言 《起义:论诗歌与金融》( 2012) 。许多理论家尤其将焦点集中在债务上，包括毛利齐奥·拉扎拉托 ( Maurizio Lazzarato) 的著作 《债务人的形成: 论新自由主义的状况》 ( 2012) 以及大卫·格雷伯( David Graeber) 广受好评的 《债务: 第一个五千年》( 2011) 。

同样，作为对全球危机的回应，迈克尔·哈特 ( Michael Hardt) 编著了 “来自街道的声音”短篇集 《宣言》 ( Declaration，2012 )，拉兹米格·科什延(Ｒazmig Keucheyan) 主编了选集 《左半球: 绘制当代理论》( 2013) ，后者综合了一些重要的左翼理论家的知名作品，主要探讨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问题。此外，还有众多杂志出版特刊，对金融危机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要特别指出的是莫伊舍·波斯顿( Moishe Postone) 编辑的 《聚焦全球危机》( 2012) ，它收录了 20 位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知名理论家的成果。

作为长期以来在世界体系分析的语境下进行探讨的批判观察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 《美国实力的衰落: 混乱世界中的美国》 ( 2003) 中，以及在与查尔斯·拉蒙特 ( Charles Lemert) 和卡洛斯·阿吉列·罗哈斯 ( Carlos Aguirre Ｒojas) 合著的 《不确定的世界: 变革时代的世界体系分析》 ( 2013) 中，都对政治危机给予了回应。在另一部与其他主要理论家合著的作品中，沃勒斯坦等人问道，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资本主义有没有未来?》( 2013) 。而吉奥乔·阿甘本 ( Giorgio Agamben) 的早期作品 《被献祭的人: 主权权力与赤裸的生命》(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1998) 也得到了广泛阅读，其近期出版的 《论极度崇高的贫乏: 清规戒律与生命形式》( 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Ｒules and Form－of－Life，2013) 阐述了其有关基于规则的、由生命引起的禁欲主义的最新研究，从而深化了他在早期对国家权力和法治所具有的破坏性倾向的批判。同时，朱丽叶·克里斯蒂娃 ( Julia Kristeva)在其新作 《断头: 资本的愿景》 ( 2013) 中质疑: 鉴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性，是否仍然可能建立一种强大的反文化 ( counter－culture) ——在真正的意义上渴望反叛的文化? 并进一步问道，这些可能的反叛者是谁? 他们反叛的对象是谁? 反叛的目的以及结局又是什么?

从美学路径探讨全球化问题的著作包括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 (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的 《全球化时代的美学教育》( 2012) 以及雅克·朗西埃 ( Jacques Ｒancière) 的 《感知: 艺术美学体制中的场景》( 2013) 。前者超越后殖民理论并主张以审美为导向回归到人文，尤其反对越来越受商业模式束缚的企业大学; 后者实质上更多的是试图为获得审美教育提供一定的基础，因而，这可能是与斯皮瓦克想象的那种人文研究课程相关的一种文本。

同时，将全球环境危机与批判理论联系起来的新作品也层出不穷，比如两部有着相似路线的作品: 德博拉·库克 ( Deborah Cook) 的 《阿多诺论自然》( 2011) 和安德鲁·比罗 ( Andrew Biro) 的 《批判生态学:法兰克福学派与当代环境危机》( 2011) 。

趋势之三: 来自历史外围的注解

随着全球及本土经济依旧支离破碎，各主要地区的政治动荡和公海的海盗行为不断，以及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和各种环境威胁，这里不妨套用一句著名的引言:“天下大乱。” ( there is great disorder under heaven) 而对于批判理论家而言，“这样的局面再好不过了”。确实，这样的时代有很多现象值得去批判，但也可以通过快速出版小册子、按小时计算出场费以及举办巡回演讲来聚敛财富，甚至对于一些著名的批判理论家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相继发现一些利用动荡局势进行创作的 “普通嫌疑人”，其中包括齐泽克。在他的《梦之危年》( 2012) 的封面，恰如其分地登载了一张他本人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一辆燃烧的汽车旁的图片，以此指责最近激进运动的愚蠢。同样，这些还包括阿兰·巴迪乌( Alain Badiou) 的《激进分子的哲学》( 2012) 和《历史的重生: 造反和起义的时代》( 2012) 、大卫·哈维的《反叛之城: 从城市权利到都市革命》( 2012) 以及朱迪·迪恩( Jodi Dean) 的《共产主义视野》( 2012) 。这些作品都充斥着不满情绪，而有些作品虽然直接进行抗议，但却明显缺乏吸引力，比如詹尼·瓦提莫( Gianni Vattimo) 和圣地亚哥·萨瓦拉( Santiago Zabala) 的《解释学的共产主义》( 2011) 。

综合起来考虑，责备那些为了回应突如其来的历史发展而匆忙出书的作者，未免过于苛刻，批判理论家的这种行为难道就是不高尚的吗? 然而，这一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双重的，此处特别以齐泽克和瓦提莫为例。首先，齐泽克近几年来确实呼吁革命性的实践，鞭挞那些更具资产阶级思想的同事及其表现出的被动性，但是在危机的紧要关头，齐泽克新的咒语变成了 “不要行动，只要思考”。瓦提莫发出了相同的信号，颠倒了马克思的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的解读，认为 “应该解释世界，而非改变世界”，而他的同胞们却正在为了反对紧缩以及警察的暴行而在罗马大街上游行。

这些建议的一种积极解读是，那些激进分子应该避免盲目或愚蠢地与那些根深蒂固的反对派进行对抗，因为那样必然会摧毁他们，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种建议确实是明智的。实际上，阿尔都塞就用这一建议作为其未参加 1968 年巴黎运动的理由之一，虽然是在事后才作出解释。当然，同样可以发现一些理论家点燃了导火索，然后迅速撤离，留下其他人在火场里殊死搏斗。

其次，本文提到的许多批判理论家在抗议期间仅仅是 “走过场”，比如给予简短的演讲以表支持等等，然后又恢复到平时的状态。与此同时，许多群众运动苦苦挣扎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组织和领导，尤其在美国和英国。当然，批判理论家可能并没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义务，一般意义上来说，他们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准备好以这种方式与其他人合作，更谈不上领导了。然而，也有一些理论家早就与列宁和毛泽东称兄道弟，但却很少以实际行动来获此殊荣，无论是协助组织他们声称支持的运动，或者至少是同他们的战友一起参加游行、一起被关入监狱，甚至是一起流血牺牲。这些所谓的继承者们将革命传统掏空，使其演变成为一个单纯的理论传统。

可以肯定的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新的发展，但是基于时代的召唤，这一趋势已经变得十分清晰。上文已经提到了 1968 年的巴黎，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批判理论的衰落可以部分地向前追溯到法国20 世纪 60 年代的其他发展，正如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在《学术人》( 1984)中指出的，批判理论是通过罗兰·巴特( Ｒoland Barthe) 、福柯、拉康、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等人的努力与推广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如今，批判理论本身的地位已经确立，并经常在那些应受指责的机构中得到巩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前大部分最重要的批判理论家均是世界上最重视精英的资产阶级机构中的特聘教授? 人们不得不质疑这些理论家是否是“串通一气的敌人”( complicit adversaries)，联起手来从他们批判的对象中受益。批判理论可能始终都是由终身教授主导的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而他们的前辈则是那些古代宫廷弄臣、拥有特权的傻瓜。对此，其他学者也表达过相同的意见。

此处要探讨的一个特例是安东尼奥·内格里 ( Antonio Negri) 。最近再版的 《革命时刻》( 2013) 一书中包括了内格里的两篇论文，根据其整个社会已经完全向资本主义投降的观点，他在此书中回答了关于革命时机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问题。 ( 时机到了吗?是的! ) 当然，正如我们从 1848 年、1917 年等等年份所认识到的那样，这样的时机毕竟是不明确的时机，或者不是最佳时机。所以，虽然这些文章写在十几年前，但现在仍然被认为具有时效性。实际上，正如推介本书的购书指南所声称的那样，这些论文是内格里在狱中 (“涉嫌参加激进左翼团体”)所写，为什么是 “涉嫌”? 难道内格里的名望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是很多人认为的他对激进运动的无条件参与吗? 实际上，很多理论家在此事上左右逢源，一方面在国外公开唱反调，另一方面在国内却变成了同谋。因此，让我们再次引用内格里的一句名言来结束对这一趋势的讨论: “我书中的任何内容都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我的职责完全在于充当负责写作与出版的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许多所谓的批判理论都是机会主义的，这种趋势以快速出版探讨当前危机且相对无意义的书籍为特征，其动力主要来自市场对该类书籍的需求。那么，内在的批判又将何去何从?

趋势之四: 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及本土化

批判理论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毕竟，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传播，并且在当前仍旧是主要力量，尤其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这些发展中国家。紧随三位巨匠之后，批判理论得到迅猛发展，尽管由于政治不稳定、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崩溃等因素而间歇性地遭到中断，但许多发展仍在持续。比如，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出现的俄罗斯形式主义 ( Ｒussian Formalism) ，二战之前以及期间出现的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此后相继出现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法国的知识分子事件影响了战后的大部分发展，而其他人则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批判理论的许多经典文本最初是在法国和德国出版，这些作品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崭露头角，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国际上得到传播，渗透到各种领域，并得到广泛的学术讨论。比如，德里达的作品于1966 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有了许多为之着迷的读者，但却需要 30—40 年的时间才能使他的思想渗透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这种情况对于其他学者而言同样如此，但是此处所指的主要是西方学术界批判理论话语的渗透。

在过去 10 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可以看到批判理论已经深深渗透到一些非西方院校。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理论已经渐渐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来自不同语言及文化背景的学者们能够自如地对各种关于批判的概念进行理解和交流，比如福柯的 “治理术”( governmentality) 已经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讨论。一些学者一直以来都处在批判理论传播的最前沿，很多情况下，那些尤其具有外语天赋的学者为此付出了最初的努力，将外文文献翻译成本国语言并进行教授。然而，这些早期的努力虽然至关重要，却经常导致一种 “不加批判的服从”: 由于需要努力掌握某一特定理论家所说的意义，因而容易反过来被理论本身所控制。准确把握福柯、德里达或者詹姆逊的话是至关重要的，但批判理论的最高价值在于将其运用到真正的批判环境中去。因此，尽管批判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早期阶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却在最近几年才出现了批判理论的本土化，那些非西方的 “其他”学者开始使用自己的语言，用一种彻底的批判方式来运用理论。

让我们以杜塞尔的 《解放的伦理: 在全球化与排斥的时代》为例，杜塞尔的作品一直以来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工具，其解放神学( 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项政治运动) 尤其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强烈影响。近几年来，同样可以看到拉丁美洲学者的声音越来越趋于一致的情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开始作出回应，以反对西方批判理论的纯粹理论运用。比如，布鲁诺 · 波斯提尔 ( Bruno Bosteels) 的 《共产主义的现状》 ( 2011) 批评了西方理论家仅仅抽象地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却很少真正用行动去践行的趋势;因此，波斯提尔探讨了玻利维亚并将部分重点集中在阿尔瓦洛·加西亚·利内拉( álvaro García Linera) 的思想上，后者是玻利维亚的副总统，同时也是努力在玻利维亚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之一; 波斯提尔最近还出版了一部名为 《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与弗洛伊德: 恐怖时代的政治、精神分析与宗教》( 2012) 的文集。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几十年前出现的后殖民研究，这里尤其包括弗朗茨·法农 ( Frantz Fanon) 的研究，以及爱德华 · 萨义德( Edward Said) 、底层研究学派 ( Subaltern Studies Group) 和斯皮瓦克。但是，这些理论在当时并未达到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渗透水平。有许多西方学者的出版物促进了批判理论的传播，这里以马克斯·本斯基 ( Max Pensky) 的文集《全球化的批判理论》( 2012) 为例，该文集包括了许多知名作家的节选段落。与第四种趋势的主旨更为接近的还包括维维克·基伯 ( Vivek Chibber) 的后殖民理论和 《资本的幽灵》 ( 2013) 以及陈光兴 ( Kuan － Hsing Chen) 的著作 《作为方法的亚洲: 去帝国化》( 2010)。

当然，为这一趋势作出重要贡献的理论家还有许多，比如中国的汪晖，虽然汪晖的著作主要以中文出版，不过最近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英文著作《亚洲想象的政治》( 2011) 。同样，为真正在中国语境下整合批判理论作出贡献的学者还包括朱国华和吴冠军，前者已经出版了几部在中国语境下研究阿多诺和瓦尔特·本雅明 ( Walter Benjamin) 的著作，后者则将在明年出版一部名为 《巨龙幻想: 当代中国思想的一个拉康主义分析》的著作。

结论

当前的批判理论可能还存在其他明显的趋势或模式，本文并不主张这四种趋势是最重要的，也不认为对这四种趋势进行了彻底的讨论。事实上，在结论部分，笔者希望能够就目前为止所论述的问题进行一些批判性的反思，并探讨上述四种趋势如何相互关联。本文的结尾部分简要推测了这些趋势的未来走向，或者那些可能已经出现的其他趋势。

第一个批判性反思是: “黑格尔趋势”真的能称为一种趋势吗? 一方面，上文提到的诸多作者长期以来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他们仍旧围绕黑格尔进行写作并不足为奇。然而，这里的区别是，其中一些作者是在新危机出现的情况下转向黑格尔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被称为黑格尔主义学者。比如，虽然齐泽克长期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鉴于其研究的重点比如拉康、列宁等始终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占主导地位，因而可以说是一种 “二阶黑格尔主义” ( second － order Hegelianism) 。另一方面，本文并未引用诸如诺曼·莱文( Norman Levine ) 和罗伯特·B．皮蓬(Ｒobert B．Pippin) 这些一贯的黑格尔主义理论家，因为他们的作品难以归结为一种趋势。莱文的新书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 2012) 遵循耳熟能详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脉络，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更恰当地称其为知识史而非批判理论。而皮蓬尽管出版了 《黑格尔论自我意识》 ( 2011) 这本小册子，但他在过去两年中有关尼采、电影院等等的大部分作品已经相对地变得 “非黑格尔式”了。

本文认为，黑格尔趋势确实存在，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在于，黑格尔思想始终是批判理论如此丰富的源泉。与此同时，本文认为黑格尔的流行同样来自于他对唯心主义的强调以及对批判性实践的普遍忽视，而后一种保守的黑格尔可能已经在当前的许多批判理论家中若隐若现，他们过着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并且鉴于已经获得的特权，想要采取不亚于路易十六所实践的那种革命。

第二个批判性反思是: 有没有第五种趋势，甚至是一种被忽视的强大趋势——一种对马克思的回归? 或者说，当前所看到的更多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而言，最近几年确实出现了一些描述这一有些模糊不清的理论范畴的著作，包括斯图亚特·西姆 ( Stuart Sim) 的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2001) 、菲利普·戈尔德斯坦 ( Phillip Goldstein) 的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 2005) 以及戈兰·瑟博恩 ( Gran Therborn) 的 《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 2009) 。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 ( 即便不是理论) 影响，同时以某种方式保留马克思进步的批判精神。确实，许多有时被描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为批判理论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包括福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Jean － Francois Lyotard) 等等。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将齐泽克或与其类似的人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却是令人遗憾的，因为这种流行的用法所依赖的思想更多的是在苏联衰落之后的余波中运用批判理论所产生的，而也正值所谓的 “历史终结论”使马克思主义面临各种窘境之时。当前所面临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在不拒绝任何理论或理论家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鉴于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性的再发现，以及近几年出版的大批作品 ( 这些作品都借鉴了马克思的重要思路，其中许多在本文中已有所提及) ，是否可以因此将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视为一种大趋势呢? 与这种直接的论断相比，认为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是批判理论的核心声音可能更为恰当，即使是在并不流行直接谈论马克思的年代。然而，正如前文对当代思想家的批判中所指出的，他们虽然引用马克思，但却忽视了其理论的核心——政治与实践，任何号称 “回归马克思”的论断都需要警惕成为一种空洞的回归，迄今为止，尽管可以欣慰地发现一些作者和活动家的工作从实践上反对这样的说法，但对批判理论而言还不能称为是一种广泛的趋势。

第三个批判性反思是: 到目前为止本文对一些批判理论家所进行的批判是反知识分子的吗? 让我们来回顾福柯的论述: 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领导人们或者告诉人们如何去做，将这句话进一步引申开来，发展政治规划或者对未来作出承诺不是知识分子的任务。福柯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应该关注 “改变我们思考的方式”。如果同意福柯的观点，就可能会认为本文对齐泽克、瓦提莫以及其他人的批评即使不是反知识分子的也是无根据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以下三点需要强调: 首先，可以回顾福柯的朋友阿尔都塞的观点，他认为: “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小资本家，当他张开嘴，就会以一种小资本家的意识形态开始讲话，这种意识形态的资源和策略是无限的。”其次，本文所批判的那些学者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其理论之所以存在的核心要素，他们即使不是不合时宜的机会主义者，也是虚假的激进主义者。第三，回到福柯的观点，笔者认为他仅仅是以作为激进分子的角色来解析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实际上，无论是出于支持还是反对的原因，福柯在政治参与上都是十分活跃的，他曾经在必要的时候在大街上投掷砖块。

第四个批判性反思是: 一方面承认许多学者对当前危机的研究，而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们的做法虚伪，那么上述第二种趋势与第三种趋势之间存在冲突吗? 实际上，这种冲突确实存在，但并不存在于本文所探讨的趋势之间，而是存在于理论家们本身之间。

第五个批判性反思是: 本文是否忽略了对相反趋势的探讨，也就是那些支持自由主义、西方政治模式以及与日俱增的市场化等等的批评家将何去何从? 弗朗西斯·福山已经否定了美国的制度，并堂吉诃德似地寻求一种新的西方案例来支持他陈旧的 “历史终结论”，同样可以料想到那些与其类似的人在污染与腐败泛滥成灾中气喘吁吁。

第六个批判性反思是: 上述四种趋势在何种程度上相互关联? 毫无疑问，本文已经表明了这些趋势之间重要的文本联系及彼此重叠的部分，进一步而言，当前所面临的全球挑战与机遇是普遍的，从许多方面来看，可以将这种内在关联简要地描述为: 正如前文指出的，黑格尔思想长期以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充斥于批判理论之中，而危机往往更使黑格尔脱颖而出。同时，当前面临的危机是真正的全球性的，几乎每一个地区的每个人都要面对。批判理论既是一种全球性的话语，也作为一种对立的话语来反对资本家或者被掩盖的资产阶级变种。由此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批判理论家们或者经历了发展不足或者经历了发展加速，与那些已经确立地位的、尤其是西方的同行相比，虽然他们在特权上的处境可能更差，但却在思想上更具有批判性。

探讨这些趋势同样会引发这样的问题:它们可能会产生什么?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本雅明明智地引用犹太教的禁忌来反对“探究未来”。但是，这一明智的建议并不能为逃避规划提供合理的借口，因为当前的任务包括许多特定的唯物主义分支，比利用古老的宗教迷信反对预测更有价值。因此，如果根本的物质条件还没有通过有效的方式得以解决，比如，当前的政治、经济以及环境危机没有得到缓和，那么，一种可能是，对批判理论的现有讨论还会持续下去，但会以越来越激进的方式进行; 另一种可能是，对本雅明和阿多诺思想给予的新的关注已经基本明确，尤其是本雅明目前在批判理论界的存在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从阿甘本到齐泽克的核心思想的支柱，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也能够感受到其强烈的影响力。本雅明的人气来源于他的作品在面对灾难时所呈现出的巨大的创造力以及积极的潜力，而阿多诺的作品则往往显示出一种深深的悲观主义。詹姆逊在近期对中国的访问中流露出一种忧郁的悲观情绪，而被问及此时，他只是回答说，自己比哈维更为乐观。实际上，如果不理解阿多诺，就会很难理解本雅明，反之亦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批判理论总是在其核心深处进行光明与黑暗的辩证。（注释略）（张也 译）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