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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一与多便成为哲学或本体论的核心问题；当然，世界或宇宙本体上的统一性及其在此世中所表现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各种哲学派别争论的核心问题。对于一与多关系的讨论，直至今天，仍然吸引着诸多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们，其中就包含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当代法国学院派左翼的旗帜阿兰·巴迪欧，尽管他们二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话关系，在阿多诺与世长辞前（１９６９年），巴迪欧还只是巴黎高师的一名激进学生，甚至在巴迪欧的著作中也从未提及阿多诺的名字和理论，但是他们却在一与多的问题上相遇了：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对同一性逻辑的批判以及崩溃（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的逻辑，用多和偶然性解构了一和必然性；而巴迪欧的代表作《存在与事件》却从另一角度重构了一与多关系，从而遏制崩溃的逻辑在哲学本体论中如同致死病毒一般的泛滥，最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来拯救本体论。或许可以这样说，《存在与事件》是迟到的对《否定辩证法》的回应；不过，《否定辩证法》的始作俑者却永远无法从坟墓里爬出来对这个后生进行辩驳了。

一、黑格尔的两种普遍性

实质上，尽管阿多诺与巴迪欧没有直接的对话关系，但是他们都谈到了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丰碑：黑格尔。换句话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成为了二人共同的出发点，也正是黑格尔的探讨，激发了二人的灵感。那么，黑格尔是如何开创这个问题的呢？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黑格尔对普遍性的定义。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曾经提出了两个普遍性的定义，第一种是纯概念上的普遍性，被黑格尔称之为“抽象的普遍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一说到概念人们心目中总以为只是一抽象的普遍性，于是概念便常被界说为一个普遍的观念。”这种普遍性是对具体之物的抽象与概括或概念化。不过，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概念化的活动与真实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个被作为普遍性的概念，是在具体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概念，是一种附属品。也就是说，抽象的普遍性并不是伴随着具体事物的到来而到来的，相反，它是基于对具体事物的思辨而形成的结果。这样，在黑格尔看来：“普遍性描述同一化着特殊事物，但它又不能表达出特殊事物具体是什么样的——这样，抽象的普遍性根本不同于特殊事物，甚至与特殊事物相对立。”例如，当我们谈到“狗”或“奥地利人”的时候，它概括出属于这两个范围内所有个体的共同特性，并将它（他）们的特性抽离出来。在抽离过程中，所有个别事物、所有具有差别的具体事物之间的差异被这个抽象的普遍性给屏蔽了，所有事物活生生的多样性被还原成干瘪的同一性。在将事物中活性的有机成分过滤掉之后，抽象的普遍性被某些人提升到凌驾于具体事物之上地位，并统治和主宰着具体事物。用后来阿多诺的话来说，这就是概念的普罗克鲁斯忒斯之床，强制性地要求所有事物与整个概念上的抽象的普遍性保持一致，向它的尊严表示臣服。

黑格尔列举的典型例子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公意（Ｖｏｌｏｎｔéｄ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概念。在表面上看，公意是所有人意志的总体代表，但是，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国家的法律必须由公意或普遍的意志产生，但公意却无须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这种公意就变成了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的普遍性。在形式或概念上，这种公意的确可以看成是所有人意志的代表，但问题是，在这个大写的公意之下，所有具体人的个别意志都被淹没于其中，与之相差异的特殊意志都遭到了公意的抹杀，最终留下的是被高度抽象化和同一化之后的“公意”。最为关键的是，卢梭将公意概念凌驾于所有个别意志之上，让公意成为一种绝对的普遍性概念的统治，当雅各宾派的断头台一遍又一遍地以“公意”之名砍下那些代表差异性意见的具体个人的头颅的时候，那个通过以“公意”之名签署处决令的律师（罗伯斯庇尔）也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由此可见，当抽象的普遍性成为统治的时候，必然走向具体事物的对立面，它不再是具体事物和个别的代表，相反它摧毁了具体事物之间的差异，并让每一个特殊事物向抽象普遍性的荣光表示臣服，任何不能与抽象普遍性的同一性保持一致的东西都要进行裁剪，甚至消灭。

在后来的阿多诺看来，不仅法国大革命，整个现代性和启蒙都是这种强制性的同一性的代表，而这种启蒙的极端表现就是奥斯维辛。阿多诺并不认为纳粹和奥斯维辛的罪恶在于非理性和对极权癫狂的迷恋，相反，它是启蒙理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当一切都转化为现代科学中可以计算的数量关系、一切都转化为市场上可以用于交换的价值时，抽象的普遍性便从中复活了，量和价值的统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必然，同时将一切不能转化为量和价值的东西都加以切割和消灭，最终，在奥斯维辛那里，这种切割和消灭变成了集体性的屠戮，成为了启蒙理性最理想的狂欢。正如阿多诺批判说：“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们被毁灭——或用德国军队的说法，‘被干掉’——直到他们被当作与他们完全无用的概念的偏差而真正灭绝掉，运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哲学原理就是死亡。”

可见，对抽象的普遍性的批判是黑格尔和阿多诺的共同出发点，尽管他们在后面的行进途中分道扬镳了。这种普罗克鲁斯忒斯之床式的普遍性是一种带有暴力和强制的普遍性，它将一种并非诞生于具体事物和现实的抽象的规定性，直接作为标准来衡量和压制具体事物。在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的引导下，后来的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研究进一步从社会学和文字学角度对这种强制性的同一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显然，抽象的普遍性的暴力，在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已经成为思想和哲学共同挞伐的对象。阿多诺更为经常的贡献在于，通过他和霍克海默的合作，对启蒙理性进行分析，同时将整个启蒙理性转化为对同一性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并毫不客气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抽象的普遍性成为统治的社会，它通过特殊的人类还原为由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只有量的差别的同质性的个体，尤为甚者，那些不能被还原的个体面临更为悲惨的命运，即他们要面对的是被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淘汰，“无主体的生命被历史的错误剥夺了纠正错误的权力，他们适应了技术和失业，处于消极服从于贫困可怜的境地”。

因此，对黑格尔来说，走出抽象的普遍性的道路不仅是打破抽象性的藩篱，更重要的是，成为抽象的规定性所不是的东西。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说道：“抽象的普遍的东西，本身在概念中，即按照其真理来考察，也不仅是单纯的东西，而是作为抽象的东西，它已经被建立为粘附着一个否定。”实际上，黑格尔在这里是对斯宾诺莎“肯定即否定”观念的发展，也就是说，当一个抽象的普遍性成为对事物规定性的肯定时，同时也否定着它所不是的东西。这种抽象的普遍性所指向的是事物的自在存在，但这种自在存在是一个抽象的、片面的环节，它仅仅只是指出了事物在当下存在的实在性，而无法指向事物的流溢、事物未来的自为的趋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引出了自己的第二个普遍性的概念，他说道：“普遍的东西规定自身并且自为的是普遍的东西，即是说，同样又是个别的东西和主体。它只有在其完成之中才是绝对的东西。”这样，普遍性不再是对事物冷冰冰的抽离运动，即将活生生的事物还原为某种死气沉沉的属性或概念，而是向事物注入某种生命，即在一种更高层次的运动变化层面上，来展开这种普遍性。这是一种真正绝对的普遍，是一种不断升华运动的过程。事物首先成为它自己所不是，借此，事物摆脱了那种僵硬的抽象的普遍性，从而也摆脱了将事物定格为静态实在的状态。如果将抽象的普遍性看成是对活生生事物本身的否定，那么，这种普遍性就是对那种否定的否定，这样，普遍与特殊、一与多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运动，最终成为一种超越了纯概念和纯经验事物之上的一个更大的综合，这就是“具体的普遍性”，而支撑着具体的普遍性的根基就在于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这就是黑格尔的普遍与特殊、一与多的辩证法。在这里，多是一种自在存在的样态，而一是多通向自为存在的最终目的所在，这整个运动本身就是绝对理念的运动，正如黑格尔所说：“世界的本质就是自在自为的概念，所以这世界本身即是理念。”黑格尔的确给出了一条走出抽象普遍性漩涡的道路，即在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升华，超越一与多的矛盾与对立，走向绝对精神，达到一个全新的综合性的总体，这个总体正是黑格尔所界定的“具体的普遍性”。

二、崩溃的逻辑与非同一性

那么，黑格尔给出的解答是否令阿多诺满意呢？答案是否定的。

实际上，阿多诺仍然将这种具体的普遍性视为一种单纯的自我同一的整体，与黑格尔所说的抽象的普遍性并无实质性区别。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仍然是一个封闭的绝对总体，它与外在于它自身的任何东西无关。此处所展现出来的逻辑图像是，之前黑格尔精心在否定之否定阶段提出的差异的概念在这里被消化掉了，这说明，黑格尔的差异并非本质上的差异，在总体运动中，这些差异不过是绝对理念或具体的普遍性运动的一个阶段或手段而已。在阿多诺看来，在最终的具体的普遍性之中，如果各种各样的特殊差异被否定掉了，那么所有东西都变得毫无实质性的差异，它们完全可以与那个最大的特殊统一体保持等同。

阿多诺对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的描述，似乎与之前黑格尔的描述相冲突，即具体的普遍性是一种业已包含了特殊事物各自差异的普遍性，不过，阿多诺指出，那种差异仅仅被黑格尔留在了事物的自在存在阶段，也就是说，那种差异不过是概念上的差异，也不过是人们在反思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它并不是事物本身的差异，对于人们反思之前的事物的总体来说，它们浑然一体、如若天成，根本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差异，只有在人们对事物进行概念化，通过概念的切割和抽象，事物与事物的差异才以多的面貌呈现出来。然而，在否定之否定之后，一种新的超越于那些抽象的普遍性的概念诞生了，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综合性总体。而这个概念在新的层次上，将所有具体事物的差异都包含在它的内部，从而，相对于这个新概念，差异业已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重要的是，之前相互差异甚至相互对立的诸多事物，被很好地安置在一个新的家园之中，这个家园完成了对不同的差异和矛盾之间的调和，成为一种终极的和谐的总体。

不过，这正是阿多诺所质疑的地方。阿多诺质问道，究竟是什么保障了那些相互差异、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诸多事物最终达到和谐一致？事物是否必然以最终走向和谐一致、走向新的同一性而为所有个体的终极目的呢？在《黑格尔三论》中，阿多诺提出，黑格尔体系中相互矛盾的事物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总体最终到达和谐，即它摒弃了自始至终的贯穿于总体的矛盾；要么旧的矛盾和差异将继续存在下去，并直至灾难发生。”事实上，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带有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理想情怀，这种浪漫主义的唯心论直接导致他为未来设定了一种玫瑰色的情境，如同浪漫小说一样，最终都以大团圆的结局来收尾。在大团圆的和谐的结局中，一切矛盾的东西都被超越了；或者说，要么彻底消灭了作为与最终和谐结局不一致的那个绝对的对立（如作为绝对的恶的坏人的死去），要么之前相互矛盾和对立的诸因素达到了内部的和解，从而让那个此前展现为差异和矛盾的因素变成一种伪矛盾，并被最后的总体所消化掉。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黑格尔的唯心论都悄然用一种隐晦的同一性，重新压制了非同一性，那个被黑格尔自己所抛弃的抽象的同一性又从后门回来了，它重新压制了有差异的因素，重新将同一性的逻辑贯穿到总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之中。

实际上，在阿多诺之后，另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杜娜叶夫斯卡娅也注意到黑格尔这种经过变装之后的同一性逻辑：“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不是一个永不终结的进步过程，如果我们曾试图让纯粹的信仰来逃离压迫的话，倒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杜娜叶夫斯卡娅看来，黑格尔最终是用信仰的范式来彻底解决诸多事物各种差异和对立之间的矛盾，最终也正是用这种信仰，化解了一种与之不同一的因素，保障了最终的总体。这样，之前那个坚持对抽象普遍性进行批判的黑格尔，最终陷入了一个漩涡，在他用差异否定了抽象的普遍性之后，又用一个新的总体摒弃了差异，这是一种综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的逻辑；也就是说，所有相互差异、相互矛盾的事物，最终必然在一种绝对观念的许诺下，被包含到一个抽象的总体之中。这种总体，通过绝对精神，成为所有事物最终的必然趋势，在这个必然趋势之中，所有事物，不管它们彼此间差异有多大，它们最终被以最为神秘的方式包裹到一个绝对中，并作为一种绝对向人们展现出来。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当下事物之间的差异有多大、矛盾有多么突出，重要的是，黑格尔已在其《逻辑学》中郑重承诺，差异与矛盾最终会消弭在绝对总体之中。在政治上，黑格尔将这种绝对总体与普鲁士国家等同起来，这样，那个在自在阶段仍然具有批判性的具体的普遍性，一下子变得保守起来，成为了对现状的肯定。因此，尼格尔·吉布森说：“黑格尔总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囫囵吞枣地滑过去，并在绝对的层面上忽略了这些重要矛盾，在最后的分析中，它已经是一个保守分子。”

相对于黑格尔最终将综合作为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言，阿多诺向来对这种复活的同一性逻辑保持着警惕，与相信相互矛盾的事物最终会走向调和不同，阿多诺始终认为，差异和矛盾不可能在一种终极的总体中被化解，“因为未被调和的事物——恰恰缺乏被思想所代替的同一性——是矛盾的，从而抵制任何一致性解释的企图”。简言之，阿多诺试图将矛盾和差异的原则贯彻始终，不容许有一种总体最终将它们消弭于无形。这样，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不适合再用来去分析具体现实中的事物，也正是在这里，阿多诺欣然与黑格尔告别。阿多诺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辩证法，即超越黑格尔那种走向最终和谐一致的辩证法，将差异的非同一性逻辑坚持到底。用阿多诺的话说就是：“这种辩证法是不能再与黑格尔和好的。它的运动不是倾向于每一客体和其概念之间的差异的同一性，而是怀疑一切同一性；它的逻辑是一种崩溃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的逻辑。”

“崩溃”一词在构词上十分巧妙，它是综合的反过程，在黑格尔强调综合的时候，阿多诺却走向了黑格尔的反面，黑格尔旨在用综合的辩证法，在绝对精神的必然趋势下，将一切矛盾和差异综合到一个复杂性的总体即具体的普遍性之中。然而，阿多诺天然地与这种综合的逻辑保持着距离，当综合试图用新的同一性逻辑来将不同的相互差异的事物拼接在一起的时候，阿多诺的崩溃的逻辑却在拆解一切可以拆解的关系，将个别的特殊事物从任何同一性逻辑下解放出来，让个别事物彻底呈现为非同一性的存在。在最终的趋势上，阿多诺否定了矛盾最终的化解，也拒斥了作为必然趋势的同一性，这样，人们所看到的不再是一幅被许诺了的必然性画面，而是以随机、偶然、零散的事物，任意地拼贴成为了这种崩溃的逻辑的核心；换句话说，所谓崩溃的逻辑就是让非同一性贯彻到底，消除一切同一性逻辑对非同一性的压迫。或许是犹太人的缘故，抑或是奥斯维辛的暴行，彻底地改变了阿多诺的思考。阿多诺似乎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反对任何可能的同一性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同一性逻辑正在其中隐蔽地发挥作用。阿多诺说：“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样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就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为了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因此，同一性原则，将不同的原子、不同的个体，综合为一个总体，无论这个总体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那么，与之相反，崩溃的逻辑即是打破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让被绑缚在同一性镣铐上的具体事物反抗这一逻辑，从而变成总体崩溃的逻辑。由此可见，阿多诺所许诺的是一种永恒的差异性的诸多事物的自身存在，不让它们还原为任何一个外在于它们的因素，它们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它们之间的非同一性，即它们永远不能在外在于它们本身的任何概念、任何抽象、任何名称下，被强制性地纳入到一个总体之中。

在解构了同一性逻辑的同时，必然性逻辑也被崩溃的逻辑所消解。因此，在阿多诺所许诺的非同一性的存在中，更多的是飘忽不定的偶然性存在，一种人们无法预测、也无法把握的事物，它们倏然即逝，或者默然无声，它们仅仅在那里存在着，人们的任何概念、任何同一性的反思都是对它们自身的压制和抽离，唯一可以保持它们自己存在的质性的概念只有非同一性。

三、集合论与计数为一

然而，阿多诺的崩溃的逻辑和非同一性并没有真正解决哲学史上一与多的关系。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最终差异性的多仍然臣服于绝对精神的一的话，阿多诺则是转向了多的至上性，以多的绝对性来反对任何外在的一。毋庸置疑，阿多诺开启了一种过程，不过，这个过程本身的发展却远远超越了他的想象，即不断地崩溃的逻辑、不断地消除任何既定存在之间的关联和同一性，最终导致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解构过程，尽管这种绝对的消除和解构并非阿多诺的初衷。事实上，这种在潜意识中暗藏着的解构，最终将每一个事物都还原为它本身存在的个体，还原为不可比较、不可通约的绝对的个体。在这里，我们想起了莱布尼茨，想起删除了先定和谐的莱布尼茨，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永恒的纷争、矛盾、对立和隔离的画面，这是一种激进的无源质主义（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

当然，说阿多诺完全不承认一的存在也是不公允的。实际上，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借用了本雅明所使用的一个词———星丛（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用阿多诺自己的话来说：“统一的要素之所以存在，不是靠从概念到更一般的总括性概念一步步地推进，而是因为概念进入了一个星丛，这个星丛阐明了客体的特定性。”也就是说，这种统一性仅仅只是在诸多事物实事存在意义上的统一性，人们无法简单地用一个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概念来彻底地表达这个统一性，相反，这种统一性不能简单地用语言来表达，阿多诺说：“语言没有为认识这种星丛提供任何纯粹的符号体系。”那么，与其说“星丛”一词是对诸多事物存在的具体样态的规定性，不如说是一个记号、一个对真实的存在在语言中的标记，除此之外，这个符号并没有更多的意义。

这样看来，阿多诺将一的存在还原到最低限度，这个一本身是不能概括的，甚至没有任何规定性，它仅仅只是为诸多事物的存在提供一个场所，而随着诸多事物的流变，星丛本身也发生着流变。正如毛罗·波策蒂所说：“阿多诺的整体的同一性只能在承认非同一性程度上才能获得。”在这里，一的弱化，最终为一的彻底消除奠定了基础。这样的一，已经不再是一，已然是一堆无法令人们站立的流沙。在解构了人们最后站立的地基之后，人们彻底面对的是阿多诺所开创的无根基——深渊（Ａｂ－ｇｒｕｎｄ）的时代，在无根基的深渊中，人们所面对的是绝对的差异的统治，尽管在阿多诺看来，这种绝对的差异就是绝对的自由。

不过，正如后来一些思想家所指出的，这种深渊中的绝对自由，不是一种解放，更不是人类未来的天国，而是一种恐怖。在面对毫无同一性的绝对的多之中，人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该如何前进，该如何生存，该如何认识，该如何创造！人们的一切努力都被绝对差异的非同一性的深渊所消化。对！这不是幸福，而是恐怖！人们砍下了一的脑袋，看到的不是希望的曙光，也不是雨过天晴，黑夜依然是黑夜，雷雨依然是雷雨。雅各宾派倒台并没有带来所有人的解放，而是经过督政府和执政府，最后将权杖交给了皇帝拿破仑；同样，埃及街头上“穆巴拉克下台！”的呼声，只能成为今天穆巴拉克再次出场的序曲。在阿多诺自认为消灭了同一性的地方，同一性依然顽强地存在着，正如阿多诺与许多人一起宣告了哲学和形而上学死亡的时候，今天死去的不是哲学和形而上学，而是阿多诺自己。

也正是在这里，巴迪欧开始与阿多诺对话了。当阿多诺悲剧式地陷入到非同一性深渊的时候，巴迪欧开始站出来，重新来为一安置一个家园。当然，在重新寻找一的过程中，巴迪欧并不是倒退，去回到任何被阿多诺批判过的同一性逻辑之中。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阿多诺之所以反对一、反对任何同一性逻辑，正是因为，同一性逻辑是外在于事物而额外出现的东西，相对于原先的诸多事物，同一性的概念和逻辑是与事物本身相异的，在一定程度上，同一性逻辑远离了诸多事物的地基，它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空中楼阁，并转过来对事物颐指气使。因此，摆在巴迪欧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化解这个额外衍生出来并凌驾于原先事物之上的一。

对于巴迪欧来说，最首要的任务是消除那个阿多诺十分警惕的外在性概念的一，并从中找到一种内在性的一。在《存在与事件》开篇，巴迪欧就用一个命题直接迎合了阿多诺的思考，即“一不存在”（ｌ’ｕｎ　ｎ’ｅｓｔ　ｐａｓ）。这样，诸多事物，或者说事物以多样性的面貌出现，就是一种本来的样态。对于这种诸多事物存在的样态，巴迪欧使用了一个专门的词：呈现（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这个“呈现”与阿多诺的“星丛”非常对应，它们都是包容诸多存在的一个无法用同一性概念来概括的所展现出来的总体。不过，巴迪欧与阿多诺的相似仅仅到此为止；也就是说，巴迪欧在这个地方让不存在的一出现了。对于巴迪欧来说，一是一个结果，是人们经过操作之后所产生的效果。这意味着，某个主体，会将某种呈现为或者某种多，在主观上经过运算操作，在结果上将之计数为一。用巴迪欧的话说：“当情势所有东西都被计数为一，所有这些意味着，它以与情势结构的效力相对应的样态，而从属于情势。”这种主观操作对所在情势的呈现或多进行了结构化，从而让里面的多可以多的形式出现，并被计数。

实际上，巴迪欧已经隐含地指出了内在于阿多诺非同一性逻辑中的一个问题，即如果没有同一性逻辑，如何认为诸多事物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巴迪欧的意思是说，阿多诺如何将一个事物看成是一个事物并将其与另一事物相区别？如果没有一种计数和操作的结果，人们根本无法得出哪个是这个事物，哪个是另一事物，更不用说两者之间的差异了。正是某种计数的操作让人们把某种东西看成了一个事物；也惟有如此，人们才能与另外的事物进行比较操作，才能得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显然，当阿多诺认为星丛中的诸多事物中存在差异、存在矛盾的时候，已经在无意识中运用了某种同一性操作，当他提出非同一性的崩溃的逻辑时，这种逻辑本身就是在同一性逻辑下运行的。实际上，阿多诺在这里表现出他的辩证法功底的匮乏，在他绝对地拒绝同一性逻辑的时候，实际上他根本意识不到，他所有的否定辩证法以及崩溃的逻辑所站立的地基正好是同一性逻辑。

在排除了这个障碍之后，问题变得简单化了，也就是说，阿多诺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根本不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对立的问题，而是回到了黑格尔的界面，即两种不同的同一性的问题。一种同一性外在于事物本身，成为抽象的暴力；另一种同一性，我们亦可以用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来表达，它内在于事物本身，只能在事物自己的层面上操作获得。关键并不在于去排斥一的存在，而在于如何避免在事物之外找到一个额外衍生出来的一。用巴迪欧的话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本体论的操作结构无须从中创造一个一来认识多，因而它并不需要对多的界定。计数为一必须标明，它所合法化的一切，必须就是多元之多元，它禁止在它结构化的呈现中出现纯多之外的东西——无论是这样或那样的多，或者一之多，或者一本身的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引入了集合论，这样，他将一与多的关系分别放在不同的层面，从而使一与多的关系变成了二维的关系。与之相反，阿多诺如同没头苍蝇一样，只能在一根线上来思索一与多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在对多的非同一性进行绝对的肯定的同时，他只有对同一性表示绝对的拒绝态度。在这一点上，阿多诺不仅没有真正触及到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的核心，更谈不上超越黑格尔的辩证法。故而，阿多诺的崩溃的逻辑实际上是反辩证法的。巴迪欧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用集合论，将阿多诺玩不转的一与多的关系变成了多层次的图像，即对集合的元素（ｅｌｅｍｅｎｔｓ）和范畴的诸项（ｔｅｒｍｓ）而言，非同一性或差异成为它们存在的表现；而在另一方面，即作为集合或呈现存在的时候，这是绝对的一，尽管人们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这个集合是什么。不过，无论如何，任何一个集合都存在着计数规则，即便是阿多诺的星丛也是如此。计数规则，即将多视为可以比较的多，是整个运算的关键所在，也只有在计数规则存在的前提下，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才能存在。巴迪欧所使用的专业术语是“计数为一”（ｃｏｍｐｔｅｒ　ｐｏｕｒ　ｕｎ），意味着在计数操作中，人们才能在集合或呈现中获得一种结构，也只有在这个结构中，差异、矛盾、偶然、必然才能作为一个项、一个元素显现出来。

这个计数为一的规则，不再是外在于多之外的规则，在主体的主观作用下，它诞生于情势之中，并成为该集合或呈现的计数规则，成为了可以贯穿于集合内部的一。在这一点上，巴迪欧选择了与弗雷格和罗素不同的路径。罗素的用于规定属性的指称词，尽管可以包含了集合元素的特性，但它是外在于情势本身的。在巴迪欧看来，罗素悖论的出现也正是分析哲学对康托尔集合论的一种误用所导致的。集合之中的计数规则是一种内在性规则，它不能简单地从外部来进行界定和定义，一旦定义，集合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便丧失了，变成了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的普遍性。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巴迪欧所选择的是策梅洛－弗兰克尔的公理体系，也就是说，一种内在于集合，并对所有元素计数的内在规则。与阿多诺不同的是，阿多诺在否定了外在的同一性之后，并不认为存在差异的诸多事物内在存在着计数规则，但是巴迪欧指明，集合内部，诸多事物的变化发展依然是有规则的，尽管这个规则不是外在可以描述的规则。集合元素的扩展或删减，都依赖于这种规则。当然，这种规则并非是直接给予的，甚至人们不能描述它，它只能作为一种不可命名的公理而存在。也正是通过策梅洛－弗兰克尔的公理体系，巴迪欧彻底地超越了阿多诺对一与多关系的探讨。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宣布，不是不需要一或同一性，因为完全没有一的纯多带来的只是人们无法面对的恐怖的深渊，相反，我们只能在内在的公理体系上，将诸多事物视为一，并在其内在的规则上进行计数，避免任何外在的强制性的一对其内在性的干预。

不过，我们同样不能将巴迪欧看成是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具体的普遍性的恢复。因为，和阿多诺一样，巴迪欧也认为，集合或呈现之内的诸多事物，并没有被许诺一个和解的未来，即便存在一个内在的计数为一的规则，这个规则并不是解决内在矛盾的黄金律，这个规则仅仅只是让这些事物成为一个集合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什么最终和解的方案。同样，这个公理体系既没有对原先既定的元素进行消灭，来保障自己的同一性；同时，面对内在具有差异的两个元素，人们也无法确保它们可以彼此和解。巴迪欧的计数为一仍然是一种弱意义上的同一性，但是，这种弱意义的一仅仅是确定了诸多元素在集合中的共存可能性，因而，人们无需抛弃一，去拥抱无源质的多，人们需要的是，依循着集合内部诸多元素的足迹，探寻出集合自身的计数为一的规则来。（注释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