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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奈格里试图通过去本体化的创构性本体论，塑造彻底拒绝黑格尔的马克思形象。其方法论路径以后结构主义的反辩证法线索为背景，通过创构性力量的自我充足和内在性视域的反实现机制，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视为基于超验性—同一性—总体性的政治模式和资产阶级的权力秩序，并以内生性的对抗—分离—危机拒绝外生性的对立—综合—平衡，以基于主体性转型和动态性筹划的趋势取代封闭的回返逻辑，以内在性—差异性的自由实践破除超验性—同一性的调解机制。从根本上看，它既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唯意志论和乌托邦色彩，又无法阅读黑格尔以思辨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困境的合理揭示，从而深层误读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改造。

［关键词］ 创构性本体论; 黑格尔辩证法; 对抗性分离; 主体性转型; 开放性筹划

奈格里把重建本体论的根基置于开放的历史创构机制，拒绝以根源性的基础和超验的目的论来定位本体论问题。对他而言，本体论应为一种“新的后解构主义的本体论”，即“被提升为能够支撑向目的之多元性开放的自由社会的哲学立场”。这是关于我们沉浸存在之中和存在得以持续创构的理论，它需要把握海德格尔在澄明的生成性操作中，对存在的创构过程及其开放性的揭示，避免任何既定的秩序图式。这类似于福柯通过追问我们如何获取主体性的历史所创建的“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在此，主体的观点在根本上是创构性的，并能够以本体论的形式得到诠释。这是一种特别的本体论形式：“创构性本体论”。本体论的连续性只能由非连续性揭示，“它是阶级构成沉积中的非连续性，是呈现出新形式的需求和欲望累积中的非连续性，也是本体论程序自身中的非连续性”。它借助阶级斗争方向的交错以及意图和欲望的涌现，把自身根植在多样性的未来视域，只能由绝对内在性和共产主义传统来揭示。它“批判总体性的辩证法概念、历史发展的线性目的论逻辑、关于共同善的超验命题以及个人和自主主体对中心权威主体的屈服”，始终向替代性发展和目的敞开。真正的本体论必然是基于永恒革命的绝对性和本源性的创构力量的革命形而上学。它以即将到来之时间之矢的唯物主义目的论为基础，将未来视域的无限可能性，转变为创构的行动和革命的话语。由此，存在之完善不是既定的总体性和超验性，而是将差异和未来性置入世界的同一性根基，拒绝任何预定秩序的自由空间。物质和思想的内在性逻辑应破除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超验形式，释放主体意识的自主力量和解放潜能，“不是运动的物质性产生了意识，而是集体意识通过自身的发展，创建了这个生产性运动的物质方面”。

总之，创构性本体论以去目的论、决定论、超验论和辩证法为前提，旨在超越静态抽象的辩证机制，将视角专注于开放的历史创构过程，以从中筹划替代性的自由解放空间，重新理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完全割裂传统形而上学与马克思方法论的关联，又力图以后现代性非辩证的差异性—断裂性—不确定性的自由生成原则，取代现代性辩证的总体性—普遍性—连续性的历史观念和政治模式。其中，奈格里重塑彻底拒绝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形象，既是其以创构性本体论解读马克思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又是他寻求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逻辑起点。

一、所属的理论传统: 后结构主义的反辩证法线索

对以新尼采主义为中心的后结构主义而言，黑格尔的辩证法实为基于总体性—普遍性—同一性排除多样性—差异性—非连续性的超验规划，在本质上完全对应于资产主义的统治图式。因此，对它的完全否定既确立了内在性—差异性和超验性—同一性的对抗语境，又指向一个基于欲望—力量之本源反抗权力的替代性政治实践。“在我们的武器中，是否存在在分离中创构的方法? 是否存在集体主体性和社会关系之创构的非辩证理论? ……在现代性的核心之处，我们发现一个激进的批判传统——从斯宾诺莎和尼采到福柯和德勒兹——它创建了辩证法的替代方案，向我们提供了替代性政治方法论的开放领域。通过反辩证法的否定运动，它提供了创构的肯定过程。”显然，尼采—福柯—德勒兹拒绝黑格尔辩证法的路径，构成奈格里创构性本体论的逻辑前提。

在后结构主义的视野中，尼采的系谱学将黑格尔的辩证总体视为未能正视力与力之间彼此对象化、交互作用和对抗争斗所引发的不可化约的分化，而力图实现更高阶段统一和综合的幻象。它认为否定只是“能动力存在并肯定其差异的结果”，而非“力的活动源泉”。力在量和质上的差别，使世界充满差异、偶然和流变，力与力关系网络的不断变易，也使世界处于差异不断增值的平面开放空间。因此，一切现象都表现为由不同力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关系网络，整个世界的事物和价值只能是多元的力场和偶然事件的汇聚。尼采以肯定反对辩证的否定，以差异反对辩证的矛盾，以愉悦和享乐的欲望反对调解的权力。在奈格里看来，他与尼采的一致之处在于“新的非线性、非连续性和非目的论的历史模式”与“建基于向即将到来之时间激进开放的政治模式”，拒绝任何对历史的辩证理解。显然，基于非连续性—非目的论—不确定性的后差异哲学，拒斥黑格尔辩证法的封闭总体和与之相应的权力秩序，构成奈格里重回尼采哲学的根本目的。

福柯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哲学视为典型的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进步观。它将历史当做绝对精神自我完成的动态过程总体，必然带有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目的论残余。它“把存在的冒险而开放的本性化”化约为僵化的依照矛盾运行的二元形式，并将现代权力关系的多元动力囚禁在预设的辩证准则之中，显示了它控制权力运行的无能。与此不同，考古学和系谱学则基于反目的论和反二元论的立场，共同关注历史的不确定性、差异性、偶然性、断裂和变易。历史只能由各种断裂的和空缺的异质事件之重叠交错而成，是扩散的、偶然的和差异的多样化空间。历史的研究对象不是历史的抽象总体和连续的因果链条，而是历史事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网络。总之，二者取消了历史主义的根基，系统揭示了“真理的历史化、需要集中考察时间的非目的论和非连续性的历史定义、……从考古学路径向谱系学的问题化与对我们自身现状和非连续性之审问的转型”。这些方面正是奈格里创构性本体论与其相一致的根本所在。

在德勒兹看来，以黑格尔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肯定辩证法”，“将语言意义、自我意识、道德上的责任主体之起源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当做最终导向同一结构的过程，从而使差异成为同一性的功能。以萨特、阿多诺和拉康为代表的“否定辩证法”，则将“匮乏、冲突和反和解”转变为走向虚无的相对主义立场，将差异视为同一性的否定形象。黑格尔以主奴的辩证等级模式为基础，无限夸大同一性的理性基础。它通过否定的优先来发现肯定，将差异归结为同一的综合和辩证的矛盾，将肯定归结为辩证的否定，只能作为“意志薄弱的奴性心态的避难所”和被动的“怨恨哲学”。事实上，肯定不是否定的特定环节，差异才是首要的肯定性原则。真正的差异应是纯粹的差异，始终处理差异如何差异化。它不能还原为源初的同一性，而是同一性的基础。因此，哲学的综合绝不追求等级森严的总体体系和辩证法的二元结构，而应保持内部的无限开放、彼此间的关联网络与不断逾越和转化的多样性空间。显然，德勒兹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装扮为旨在消除差异的同一性暴政，并将其与资本主义操控欲望的主权逻辑相同构。对它的拒绝，既意味着以内在性平面和差异的自由生成，消除超验的等级机制，又指向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革命实践。这恰恰构成奈格里创构性本体论最根本的双重向度。

总之，后结构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拒斥，力图通过把它揭示为基于总体性—超验性—同一性—连续性—普遍性—封闭性的现代性机制和立足资本—权力逻辑的政治模式，来展现以内在性—平面性—差异性—非连续性—偶然性—开放性为基础的后现代话语和绝对革命传统。由此，辩证法成了“纯粹的习惯用语”，“那种通过既否定又保存异己性以实现克服目的的机制”和试图“从差异中创建普遍性的机制”彻底崩溃了。这从根本上描述了奈格里创构性本体论的逻辑取向和他重释马克思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二、内生性的对抗—分离—危机拒绝外生性的对立—综合—平衡

对奈格里而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源于它对资本的限制来自自身内部的深刻指认，资本剥削劳动之处恰恰不断生产着自由解放的无限可能。活劳动作为主体性的创构力量和生产性的解放潜能，既是价值、财富、理性和社会关系的唯一来源，又谋划超越资本秩序的社会形式: “内在且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性自主性的集体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构成创构性本体论的逻辑原型和物质载体，又将其推进为阶级斗争的革命政治学。

劳动—资本的对抗性分离不是资本逻辑的辩证法，而是“劳动内在且反对资本”的阶级斗争话语。它们绝非二元平行、相互独立的力量实体，而是完全相反的主体性模式。劳动构成资本结构解体的根本动力，时刻谋求与资本彻底的政治决裂。资本必须借助于劳动，才能实现自身的结构化。于是，工人阶级差异性的革命实践和资本主义同质性的化约机制、工人阶级内生性的抵抗和资本主义外生性的平衡，一开始便作为非对称性的对抗模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无法克服的固有限制。它既通过工人阶级的自主性，揭示出“活劳动的创造性、矛盾中心点的不可预测性、不可调控的本体性大众的积累以及统一敌手的解构和主体性建构的双螺旋”，又将资本历史确认为“导向形式主义和虚幻主义的去潜能化的本体论过程”。这表明资本的统治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资本的有机构成没有关闭工人阶级的政治构成，但把它暗示为外部对抗者。分离的辩证法再次被设定在方法逻辑和真实发展的正中心”。显然，外生性和内生性模式构成资产阶级统治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根本特征，前者通过平衡、综合和调解的机制，把自身的内部限制和固有危机揭示为外在的对立，试图消除矛盾和对抗，并使其成为自身发展的组成部分。后者则通过对抗、分离和解构的反抗运动，在资本内部筹划自我利益和欲望的不断增值。

由此，奈格里以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为核心，引入一种新的阶级政治学和关于阶级对抗的转型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中对抗关系的不可消除，但依然把危机纳入资本主义的周期发展轨道之中，旨在通过经济政治的技术调解，使其背后的阶级关系神秘化，从而将危机当作激活经济周期发展的基本手段，以保证自身统治的合法化。劳动—资本的二元模式单纯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和革命趋势的客观存在，却承认资本主义发展对工人阶级斗争的适应，直接排除了内部的灾难性危机和真正的革命潜能。马克思对危机的勾勒是生成性的，它应建基于“阶级斗争发展的最高强度和剥削规律正确性的最广泛拓展”。

危机是周期固有的现象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本质。周期的运行必须充分纳入阶级对抗，打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力量平衡图式，并把危机当作检验权力关系的一般环节和决定性地重构阶级关系的基本手段。

分离辩证法以分裂和差异来寻求总体，在它之中，我们可以找到拥有主体性之多样性的开放动力。创构性分离之可能处于普遍性和抽象性的根基，统一已被分割为差别，被认知为对抗。总体指向差别的关系和分化中的统一，从来不是深度的，而是广度的，只能被构想为“主体、差异和对抗的总体”。相反，辩证法总是试图通过扬弃或综合把对抗消解在等级的系统性、和解的总体性或辩证的外在对立之中，试图使同一性面向自主化。总之，“辩证法返回资本。唯物主义成为被对抗逻辑和主体性全部激活的惟一视域”。辩证法无非是资本逻辑，对抗性分离则完全是革命主体性话语，代表着差异性的革命空间和多样性的一元论，“不再拥有二元节奏，……甚至拒绝作为单纯视域的辩证法”。

三、基于主体性转型和动态性筹划的趋势取代封闭的回返逻辑

奈格里创构性本体论的本质维度正指向基于主体性转型和动态性筹划的历史创构机制。在奈格里看来，马克思对对抗性趋势的描述恰好构成其基本特征。

首先，趋势被马克思用来确认“内在于在资本发展和尚未成熟或尚未实现但在不久的将来会如此的工人阶级中的倾向和潜能”。趋势的实现只能出现在与资本发展造就的革命主体的直接连接中，它往往伴随新主体在具体情境中的形成，自身就是阶级关系的具体形式和革命主体的现实运动。“趋势把分析构造既定历史情境的因素当作理论起点，为大众的政治行动确立了方法、定位和方向。……趋势是理论/实践的过程，由此，工人阶级观点在其应用于确定历史时代的过程中变得十分明确。”唯有基于对抗的趋势运动才能决定工人阶级解放—服从的政治构成与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进而将自身转化为革命过程和反叛的主动性。

马克思对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分析正是对这个转型过程的揭示。资本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必要劳动的量，但与利润总量的减少相伴而行，日益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工人阶级却不断巩固资本固有界限的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必须拥有被无产阶级力量控制的方向。……资本已默认工人斗争是发展的动力，甚至承认无产阶级自我价值稳定为发展规定了基本原则”。

其次，趋势被马克思视为基于对抗性分离和主体性转型的动态创构机制。相对于在具体中谋求实在的抽象( 一定的抽象) ，趋势指具体在抽象中寻求其规定，主要处理认识论中“简单和复杂”、“所给予的和所建构的”、“基础和规划”的关系问题。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可能先于比较具体的范畴存在，但它们分别只能在复杂和简单的社会形式中得到充分发展。由此，简单和复杂的关系表现为“由历史的主体性和作为其标志的动态集体性激活的活力论”，从一定的抽象到趋势意味着“由生产和阶级斗争决定的历史运动”：从直接的历史具体和所予的物质前提，走向革命主体性。同时，经济范畴自然次序与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不同，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更使趋势成为基于集体性行动的开放筹划，即“在未来视域中对当前的阅读，以使规划点亮未来”。作为简单范畴的劳动不断走向更高的抽象形式，具体劳动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已存在，但劳动一般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得到充分发展，才能表现为科学的历史抽象，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作为“转型力量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它使“抽象找到了焦点，并获得与历史现实的紧密关系”。在此，“‘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实际关系的动力和这个运动的历史主体性之原则，成为决定性的和有差别的因素”。马克思以趋势的主体性、开放性和创构性维度，破除了在辩证法调解图式中平息对抗的危险。

一定的抽象、趋势和实际上的真实充分揭示出马克思思想的活力论实质。对他而言，范畴间的替换是对主体力量关系的确认和对主体转型的表征。现实不是线性的发展过程，不是在历史连续性的幻象中建构抽象总体的封闭结构，而是在差异—对抗—分离的可能性中朝向不断转型和变易的创构过程。它由主体的实践决定，既是关于断裂、替代、变易、转型和多样性的规则，又是完全主体化力量化的积极创构性: 基于实践标准、转型和过渡的历史创构机制。它“首要地把冲突因素的重构和斗争的发展相伴随的理论框架之替代，看做肯定前提; 在新固定化的理论框架中，把这个过程动态形式的变更、主体及其角色的错位，视为否定前提;把新结构、新对抗形式与新情境的建构当作综合”。综合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总体，而是创构性的分裂、根本转型的替代和差异的自由生成，“它向方法论引入了质性飞跃的维度和能够归结为集体力量关系的因而不是怀疑论而是动态创造性的历史概念”。趋势—计划、实践的标准—历史的连续性之间绝无通约的可能，危机—飞跃、转型—过渡、动态—创造、主体—对抗才是其一体两面的结构。

以它为前提分析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马克思是黑格尔主义者对我来说从不如此”，对它的讨论显得毫无意义。黑格尔以抽象的辩证总体把对抗和危机封闭在循环的回返逻辑中，彻底根除了时刻朝向未来视域的历史创构机制。马克思则以主体性转型和动态性筹划为基础，将历史完全主体化动态化为非线性、开放的创构过程。其革命政治揭示的不是被目的论的普遍规律囚禁的封闭体系，而是“作为自我创建过程中开放式的统一的总体性”。

四、内在性—差异性的自由实践破除超验性—同一性的调解机制

奈格里的创构性本体论也是关于社会转型和自由解放的革命话语，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马克思本体论的激进性构成其核心线索。它与尼采—福柯—德勒兹在本质上完全一致，二者都以主体性的力量谱系和集体性的创构行动的历史连续性，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获取新政治方法论的开放领域。“水平的社会是开放的场所，它培育现实的创造和构成与崩溃和解构。这个创构模式是力量的普遍汇聚，是整个社会内在性空间之绝对的和平等的容纳。”它指向创构性的、自由的和生产性的线索，排除任何超验的基础、目的和规范。相反，辩证法却“建构只具排他性和有限性的权力组织结构”，并将现代性理解成“超验地升华的危机状态”。因此，马克思和黑格尔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逻辑：内在性的创构力量和超验性的调解权力。

马基雅维利的德行意指不断变革历史情势之可能性的人类行动，它力图不断超越必然的命定，从历史条件中创建其多元的可能性，避免将历史封闭在过去或超验的既定秩序之中。斯宾诺莎从更高的形而上学层面上将德行推进为创构性本体论。首先，他以努力—冲动—欲望的创构性力量谱系为形式，在样态物理学走向情感物理学的过程中，使“现象学的连续性和存在的非连续性”，从未陷入“辨证环节的超验操作”。其次，他又将形而上学的静态沉思推进为政治学的实践行动，从伦理学主体走向基于创构性实践之现实性的政治学。于是，自由被定位在多样的现实世界，现实的政治生产也被置于力量关系相互作用的创构性运动之中，使世界真正拥有“历史的、实践的和伦理—政治之本性的绝对创构机制”。这摧毁了存在调解与权力调解的同源性，彻底否定了任何辩证法的解决途径。

马克思活劳动的形而上学则是拓展斯宾诺莎实践哲学的直接结果。首先，活劳动总是表现为开放的危机概念和自由的创构过程。通过生产合作，社会的活劳动表达了生产性共同体的本源性，不断开启自由的新的可能性。其次，活劳动为创制力量的实现提供了普遍的社会条件，充分保证了政治的充分社会化，并使其成为“在人类社会关系整体和合作强度中的相互作用范畴”。总之，活劳动基于力量创构现实世界的连续性，总是指向趋势化的本体论结构。它只能在合作的生产性逻辑之“内在性和直接性中找到发展自身的力量”，没有给辩证法、目的论和现代性的工具理性留下任何空间。显然，创构性的时间面向必然潜隐在活劳动之中。即将到来的时间总是特异性的，同时是已然存在和尚未在此。它描述行动和结果的多样性，存在不再是给定之物，而是不断被创造的产物，调解已成为事件本身。其反实现的开放机制将多向的生产性、多样性和革命性充分释放出来。

对以德行—欲望—活劳动为核心的创构主体来说，革命规划和世界的理性重建都以内在性—差异性的自由实践为根基，辩证法不是思想的最终形式，而是对本体论基础的表达和对存在—力量的确认，不是普遍意义的核心，而是斗争的直接组织和知识的基本结构。与此相反，黑格尔总是通过引入超验性—同一性的调解机制，“在绝对中高扬异化了的条件，在剥削的总体性中重构自由的幻想”。他将创构机制的无限开放性，转换为具备具体规定的衡量尺度，避免使存在变成虚无，重新以辩证法完成对现代性的超验定义: “在权力的工具理性中，对力量超验统治的标志和功能地组织力量的持续性企图”。

五、结 语

总之，奈格里的创构性本体论将黑格尔辩证法的超验—等级—表象、调解—平衡—综合的机制，激进化为资本主义的政治配置，再强调基于对抗—分离—危机、差异—创构—未来的工人阶级革命政治学对它的总体拒绝。从本质上看，其方法论路径以后结构主义的反辩证法线索为背景，试图通过创构性力量的自我充足和内在性视域的反实现机制，使自身现实化为立足唯革命主体性话语的激进政治。它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可通约，既旨在将历史归结为基于偶然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的未来趋势以及以创构性筹划和永久性革命为基础的开放机制，又力图赋予历史完全主体化的基础，使世界完全处于基于内驱力而不断生成的状态，将历史结构当做实现主体性转型的中介环节。这既因偏执于主体性维度，否认历史过程的基本矛盾和本质规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唯意志论和乌托邦色彩，又因后现代主义的激进根基，无法阅读黑格尔以思辨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困境的合理揭示。因此，创构性本体论视域中的马克思和黑格尔，不过是内在地引入对抗、差异和未来，实现工人阶级一元论的历史创构机制和自由解放的革命话语。拒绝黑格尔的马克思也只是试图调和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奈格里自己而已。

事实上，马克思在黑格尔否定性的辩证法中，读出了被完全神秘化的历史性。“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黑格尔辩证法透过绝对精神自我完成的历程，以抽象方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论证。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则以市民社会批判为起点，立足现实生活的内在矛盾和社会历史实践，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机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命运。它彻底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中超历史的思辨结构，将其提升至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从根本上拯救了它的方法论灵魂。正如史密斯所言: “和《大纲》一样，《资本论》力图在思想中重建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 系统地从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逐渐走向更复杂、更具体的规定。无论马克思多么拒绝黑格尔主义社会理论的实体性断言，但绝不会绕开如下的事实: 他在黑格尔的体系辩证法中为这种理论找到了这个范式。” （注释略）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