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广义上涵盖西方马克思主义，两者所涉及的时间和范围有所不同，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上个世纪末以来，这一范围又扩大至原苏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我国学术界很少谈论南半球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风格上来看，北半球和南半球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在时代境遇下从更加广泛的理论视野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后者则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社会的改造功能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功能。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语境，两者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由于各种原因，南半球地区的学者参加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的人数较少，我们对其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的了解也较少，因此，我们在这里主要就前一种情况及其新端倪作一些概括性的讨论。

一、国际学术会议与研究刊物成为研究活动的载体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解体后的苏、东情况与西方世界还是略有不同）以个体的、散在的方式存在于各大专院校、学术机构之中，甚至少数学者处于无业状态。这些学者以国际性学术会议、专业性学术刊物为纽带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交往，有相当一部分定期召开的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术会议就是由相关的学术刊物来承办的。这些刊物与会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对话、交流的共同平台，为位于世界各地、研究专业不同、学术派别背景不同的学者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共同的进步话题提供了机遇。

目前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队伍正在发生新老更替，随着上个世纪 6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或研究者的退休和离世，以及苏东在历史剧变后发生的变化，在国外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中，以专业性的教授身份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或者研究者急剧减少，甚至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完全缺位的情况。不过年轻的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或研究者正在逐步登上各大学的讲台，他们虽然还没有获得正式教授的职位且数量有限，但这已经预示着一种征兆，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同行。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传承人的思想作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在西方世界的课堂上作为基本知识被传授和研究。

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左翼学术会议主要有：法国巴黎的“国际马克思大会”，这个大会由《当代马克思》杂志主办，自 1995 年开始每三年举行一次，参会人数多达数百甚至上千，但是已经连续举办六届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似乎后续动能不足，今年并没有按时召开会议。英国伦敦的“历史唯物主义大会”由《历史唯物主义》刊物主办，每年举行一次，参会人数也多达数百甚至近千，这个会议组织发展势头迅猛，目前正在向北美不同国家和地区拓展。英国曼彻斯特的“政治学年会”由《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主办，每年举行一次。美国纽约的“左翼论坛”每年举行一次，参会人数上千，参与这个大会的有不同的左翼刊物，例如美国非常著名的杂志《科学与社会》等。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再思考马克思大会”由《再思考马克思》杂志主办，每三年一届。国际性的“重读马克思”小组，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的《资本论》及其前期手稿为研究对象，也每年举行一次学术会议，该会议专业性强，规模较小，而且会无定所，每年由参会者轮流做东。位于捷克布拉格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大会，也是国际性左翼学者集聚和交流的场所，这个大会每年举行一次。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刊物及其相关的会议产生于苏东解体之后，这个现象很值得人们深思。

国外的左翼活动或者马克思主义大会绝大多数都是跨国界（跨州界）的，具有广泛的国际交往特征，同时也是跨专业的，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生态学、女性主义等领域，具有跨学科特征。不过由于学术派别形成的地域性、历史性，真正相互交融的过程仍然是非常漫长的。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是，虽然国际左翼大会或者马克思主义大会通常不带有任何学术派别的标志，但是这些大会中的分会场或者小组会议通常是由不同学术团体、学术派别、学术语境的成员自行构成、具有一定的同类话语特征。从一方面来看，这样的讨论仍然是在一定的学术戒律中进行的，具有一定的学术规范性，讨论的问题具体而深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讨论横向交流不足，不同学术语境之间的对话不足，从而使得讨论问题的深度和范围受限。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不同国别的不同学术派别之间、同样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学术派别之间。思想、学术研究的效率与发展、进步一方面要求交流的广泛性，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求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待于学术思想交流的有效性。

二、全球化背景下呈现的新特征

本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速和国际学术界交往的日益增强，全球化发展趋势已经打破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的壁垒，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正在日益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语境的彼此趋近和问题意识的相互沟通与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于是也呈现了一种新的局面。

一方面我们看到，苏东剧变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西方世界对苏联的称谓）的信念，这种冲击的效应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也能体现出来。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转向道德哲学领域，对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道德规范的虚伪性进行揭示、批判，并且在向道德哲学的转向中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第四代的问题域与话语体系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重合。从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面向现实的解构、建构或者重构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又切进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的陆续出版，依据最新资料重读并且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已经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纵深推进，其研究阵容有着不断扩大、发展的势头。从最基本的内容来看，围绕着历史考证版的编辑、研究工作形成了两大学术团体：其一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 为核心的、国际性的编辑、研究队伍；其二是以德、英、美、法、日、意等国以 MEGA2 为文本基础的研究队伍。这两个学术团体的成员由经济学领域与哲学领域的学者共同组成，对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从文献资料到思想理论展开了与编辑出版同步的研究工作。

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版的研究热点主要围绕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这两个文本而展开。人们对历史考证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料的关注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质疑直接有关，而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资本论》的关注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有着密切关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 在国内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至今也已有 20 多年的时间了。在这 20 多年的时间里，一方面国外 MEGA2 的研究成果不断被介绍引进，另一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产生，在这两个路径的作用下，MEGA2 及其研究成果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会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领域进展。

简而言之，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沟壑，东西方之间在思想、学术上的交往不断增强。在这一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当然要数中国，虽然俄罗斯、东欧、越南等国也都在努力地进行着与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相互交流，中国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信息的引进和双向学术交流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显然远远大于其他曾经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交流同时也在改变着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阵营、或者左翼阵营的研究状况。

近几年来，国外左翼学术界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关注日益增强，国内的学术成果在逐渐走向国外，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国外学术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评论性文章，但是除了语言方面的原因，由于存在着长期的学术语境方面的差异，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仍然缺乏有效的思想上的交流和沟通，尽管我们之间由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现实，已经有了更多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共同语境。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彼此之间来说，同样存在着这样两种相反的情况：一方面是不同地域、不同学术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彼此之间仍然缺乏沟通与交流，而且学术专业性的增强与新术语的不断呈现实际上又在制造着彼此之间交往的壁垒，封闭性或者半封闭性的圈内话语或者学术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学术交往的广泛性；另一方面是问题意识与话语的趋近。例如我们在上个世纪末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那里看到的情况，伦理规范与社会公正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话题。一方面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向美国的转移并且与美国本土的哲学氛围相结合，是促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苏东剧变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并且陷入低潮，这使得一些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由对其生产关系的直接批判，转向对其政治、道德领域的间接批判。这两种不同学派学术话语上的对接同时又与自由主义左、右翼理论、在美国又与社群主义理论相碰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特征。

我们很难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动态中归纳出一个一般的发展进程或者发展趋势，各个学派的发展，依学派、学术团体、学者立场而有所区别。但是总体来说，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思想为依据，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超越”与回归两种趋势。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都可以归入“超越”的发展趋势，这些学派不再简单地固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话语，有些甚而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进行了转换，例如撇开生产关系讨论正义和平等的道德规范，有些强调政治权利与经济关系在形成社会分化中的同等重要性，例如部分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但是总体上说来，他们都坚守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进步、自由、平等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

重读马克思的文本学派、政治经济学学派、英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归入回归马克思的发展趋势，该学派尝试着借助于马克思的文本或者历史考证版提供的原始资料，对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更加客观、准确的重新解读，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当下的金融危机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进行认识和批判，不过这与苏联权威主义、教条主义的研究态度仍然是完全不同的。

这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势蕴含着对现实世界的两种不同解读。第一种解读又蕴含着两种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方式：其一是当今的现实世界已经不同于马克思那个时代，例如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对抗性阶级关系已经为不同种族、性别、宗教、文化等的差异所取代，雇佣劳动收入与资本对剩余价值占有的对立模式虽然在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更为广泛的产生于经济、文化、政治等各种领域的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的差异在表现方式上遮盖了这一本质上的矛盾关系；其二是与此相应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认识世界本质的本体论哲学为阐释世界现象的语言哲学所取代，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转化为伦理规范问题。这种解读方式无疑与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与此相应的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有着一定的联系。第二种解读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在本质上仍然是受制于资本利润驱动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过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阶级对立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现实意义。这种解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这种本质从根本上体现为以追逐利润为宗旨的资本运行模式笼罩着整个社会生活，尽管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很多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特征。

三、新趋势、新端倪的出现及其分析

苏东剧变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得公平、正义的话题成为全球性的话题，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法国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美式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与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融合）都将关注焦点转向了这一话题。

对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公平、正义问题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与当时各类激进的批判家不同，马克思不是从人们的思想、道德或者观念的层面去讨论这一话题，相反，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层面去解读伦理、道德的问题，并且将伦理、道德问题的解决仰仗于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100 多年以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在向全球挺进的同时，自身的政治、社会、经济关系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当今的左翼批判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发生了变化，从最突出的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经典批判思路，在两个方面为今天的左翼批判理论家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

其一是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方面，政治权利在当今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比马克思那个时代更重要？相当一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将批判的视野从经济关系转向政治关系，在他们看来，政治权利的滥用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瓦解作用丝毫不亚于资本的力量，所以政治民主、平等、大众参与、程序正义成为今天（neo-）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话题。然而，这一思潮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在强调政治民主的意义时，往往又忽略基本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制约作用。一部分人幻想着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能够生长出一个有助于社会正义、公平的民主政治模式，而另一部分人则寄希望于想象中的政治民主能够使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基本批判思路仍然需要人们去认真思考。

其二是经济关系中的分配正义话题，上个世纪末，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开始从道德规范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发生了批判视角向道德领域的转向，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一转向主要发生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论争之中。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规范语境所发生的某种重合，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抑或是源自于共同现实背景而发生的共同变化？对此我们暂且不论。

我们有必要指出，仅仅就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来看，在其三个创始人（柯亨、罗默、埃尔斯特）之中，观点也是大相径庭的。柯亨对自由主义左翼理论家的批判仍然是马克思立场的批判，他一方面揭示自由主义理论的虚伪性，对于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他非常犀利地指出，所谓的“穷人”或者弱势者群体，本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因而，罗尔斯的所谓为了“穷人”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一个伪命题，另一方面将道德规范立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构建之中。与柯亨不同，罗默则超越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去分析道德、伦理的规范问题，探讨公平、正义理念的实现途径，与自由主义左翼理论家有着更多共同的话语；本世纪以来，埃尔斯特的研究视角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走上了与柯亨完全不同的研究、批判路径。

正是罗默研究问题的思路，而非柯亨的思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发生着某种程度的话语重叠，两者都在与自由主义左翼理论的对话、批判交往中，探讨着当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基础。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与罗尔斯有着相似之处：他们两人都假设，人们的行为、实践需要规范的基础，而对规范的选择和参考文献认可，则有赖于人们的理性选择。

但是，在如何构建社会规范程序的问题上，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之间存在着区别，他们两人所描述的理想条件是不同的。在哈贝马斯那里，人们彼此之间能够获得真正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充分的协商能够达成共识。而罗尔斯则提出了无知之幕的遮蔽作用，对于他来说，人们可以通过屏蔽自身具体的处境而获得一种普遍可行的行为原则。因此，在他那里，正义原则的设立，需要这样的假设，即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处境，并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利益所在，却受着自己的利益驱动而或多或少地这样考虑问题：由于我可能会落在社会中最恶劣的处境之中，我应该倾向于构建这样的社会公正原则：这些原则的实施将为境遇最坏的人提供最好的可能境况。

哈贝马斯对罗尔斯的独白式构建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假设正义原则的产生程序是在与他人隔绝的情况下，由各自出于为自身利益考虑的单个个体来形成的，因此，这个程序并不能为交往行为提供特殊的动力和资源。于是哈贝马斯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对话程序，其假设是，我们每个人在提出其自己的意见时，完全了解社会现实，因而不存在遮蔽，也不需要对自身的处境进行遮蔽。在这种理想情境中，参与者真正平等，并且平等地进行互动。所以哈贝马斯宣称，这样交往的结果将会产生合理的规范基础。

无论是罗默还是哈贝马斯，他们在与自由主义左翼的论争中步入了自由主义的语境，即撇开社会的经济关系讨论伦理规范的构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在疏远马克思。但是哈贝马斯与罗尔斯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区别的，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和矫正正义的设计，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原则上的辩护并且提出改善的路径，与此相反，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本身具有批判性：交往要求对话双方之间的平等关系，而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关系是非平等、非对称的，因而从交往规范的意义上来说，这种也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综上所述，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左翼阵营以一定的学术刊物和国际范围的学术会议为载体，在全球化发展趋势和背景下，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批判与马克思的时代比起来，已经具有了不同的特征。“东西方”交流的展开和研讨范围日趋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在缓慢地促进着不同学术派别、不同学术语境的相互交融，学术交往范围的扩大与研究思路的深化和扩展，促使着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着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更加深刻的批判。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