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法国和整个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不仅改变了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态势， 也深刻地影响了哲学和文化的发展趋向。 各种改变历史、改变世界和改变生活的重大突发事件，使人们感受到“事件”的存在威力及其实际意义。 柏林墙的倒塌及德国的统一，原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瓦解， 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不确定的经济危机循环恶性爆发，突发性自然灾害连续出现，各种恐怖事件的爆发等，这一切， 都震撼着生活于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哲学家们的精神世界， 使他们重新思考世界本身的生命威力以及哲学之作为人生艺术的新使命。实际上，并非只是事件本身的突发性力量，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观点和方法， 而且， 它们以“在场显现 ”的鲜明方式 ， 促使哲学家及思想家们重新思考世界的真正面目及其实际性质， 尤其启发哲学家们重新思考观察世界及透视人生的哲学方法及其创新的可能性。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 1988 年发表的《存在与事件》以及随后连续发表的《哲学宣言》、《 数与一切数 》、 《 简论过渡性存在论》、《世界的逻辑 ：存在与事件第二集》、《模式概念： 数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导论》、《哲学第二宣言》、《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

以及 《爱的多重奏 》等著作，标志着巴迪欧哲学的创新活力，也向我们暗示当代法国哲学的新转折，预示法国哲学正在研究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新方法，把现象学、后现代性、生命哲学及自然科学的基本思路有机联系在一起，迎应20 世纪末以来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及文化的需要，从各种事件发生的威力中得到启发，促使人们改变对世界的传统看法， 使哲学从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及伦理学的框架内突破出来，同时采用了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多样化综合思维方式， 重新思考了人之生命的创造本质，也进一步解决了哲学与实践的相互结合关系问题。 这一切，对于极其复杂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 21世纪新社会，对于哲学的重建以及新世纪文化的创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巴迪欧的基本论题

巴迪欧认为，面对世界本身的多质、多维、多元、多变性及其自我创造性，哲学应该重新反省其自身的合法性， 使哲学像世界那样变成为一种能够产生力量的力量本身；哲学，作为改造人本身及其世界的创造性智慧， 更应该成为具有内在生成爆发力思想创新力量的理论基础。 既然事物的形成和发展， 主要是依据其本身内在潜伏生命力的原发性爆发， 采取爆发的方式作为事物存在的基础，那么，作为理解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本身，不应该只是用来对现成对象的思考， 也不应只是对不可见的抽象本质的探究，而只能是、或首先是思想创造力量的爆发式显现， 是正在活生生地进行不断再生产的思想创造活动本身的显现， 它既是不停地进行自我生成世界的生动写照， 又是哲学自身的自我生成过程的自我展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世界是由一系列事件所构成，那么，作为把握世界存在性质的哲学， 也自然应该作为事件与同作为事件的世界共生共存共进。 但哲学又是作为生存于世的个人思维方式，所以，归根结底，作为事件的哲学也只能把作为事件的个人存在于世当成它的基础。 这也就是说，哲学的事件性，自然立足于个人生存于世的事件性的基础上。

哲学在展现其自我生成的活生生显现中，呈现出哲学思维的生命力， 也同时再现了生命的自我生成奥秘。 确切地说，真正的哲学只能是生命的自我生成的理论再现； 哲学作为生命存在的至高理论表现，具有崇高的自由价值和审美意义，在它实现思想创造的过程中，典范地通过“事件性”模式， 显示了生命自身进行自我生成的事件性及其极端复杂性和极致崇高性。

哲学在其思想创造中所展现的生成典范，正是“事件作为事件”的性质及其生动形象的在场表演过程。 当存在显现于世界，实现其在哲学视野内的无蔽而敞开的时候， 正是存在作为事件而成为哲学思考的原始内容的珍贵瞬间；那是不可错过、又难以把握的真理光辉的闪烁， 也是生命导致最高境界而同存在的自我展现不谋而合的奇妙时刻：生命在此时此刻实现其不可复制的自我超越，同时，存在也在其自身中，作为事件完成自我敞开的过程， 亲历并享受其自我升华的苦乐融合为一的生命乐趣。也正因如此，事件的发生成为了存在得以在世呈现的良机，“存在”也因而转化成“作为事件的存在”。 作为事件的瞬间存在是创造的最典型的生动表演，它的瞬间性和不可预测性，使之不可能呈现单质性和千篇一律性，而只能是具有独特性质的多质性和多元化，由此显现出每个存在作为事件的独立自主的个体性及其不可取代的珍贵价值。

二 、哲学与数学思维的照面相遇

为了揭示哲学自我生成的复杂程序， 必须超越和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理论思维的惯常模式。 迄今发生深远影响的惯常思维模式中，最有危险性的，莫过于主客体二元对立和专业分工原则，其恶果集中体现在哲学与其他学科和社会实践的区分上， 尤其把哲学与以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区分开来。

巴迪欧为此把思索的眼光， 从哲学本身转向哲学以外，首先是集中指向作为“哲学近邻”的数学。 巴迪欧及其学术圈，从接受阿尔图塞的教诲开始， 便极为重视实施自然科学思维方法的结构主义。 依据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在原始民族的长期田野调查资料显示，人类最原始的思维及其使用的原始语言， 是从学会辨认“自然数”（nombres naturels）开始起步的。 列维·施特劳斯认为， 在从自然向文化过渡的过程中，原始人慢慢地在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界中，从无数各自相互区分的单个独立存在的自然事物中，分辨他们自身的无限多差异性， 然后才慢慢学会以不同的自然的“声音”，标示不同的“意义”；而这个漫长的从自然到文化的发展过程， 大致形成三条道路，其一是从“自然数”直接缓慢地导向“声音/意义”的二元结构，即导致“语言”的产生，而与此平行发展的，是从“自然数”到“语言”的两个偏离方向，这就是由纯粹声音而无意义的“音乐”结构和由纯粹意义而无声音的“神话”结构呈现的演化路线。 列维·施特劳斯说，音乐和神话，是人类创造以语言为核心的文化产品时所带来的两个 “副产品”，正是在语言、神话和音乐中体现了人类创造文化的思维模式。 由此可见， 在人类学调查研究中， 似乎证实了以自然数的辨认为基础的数学思维的源生性和原始性。 哲学思维的原始模式存在于数学中，可见一斑。

观察数学史、数理逻辑史、计算机史、符号学史、人工智能及人造智慧学史的大量发展资料，可以更明显地观察到人类思维与算数技巧之间的密切关系。 如果说，人类最早的原始思维是起步于自然数的比较和计算活动，那么，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及其提升过程， 也同样紧密地与人类计算能力的强化和复杂化过程同步进行。 认知科学专家让-皮埃尔·杜毕（Jean-Pierre Dupuy）指出，早在 1943年， 两位美国数 理逻辑学家 瓦伦·麦克古 洛赫（Warren McCulloch） 和瓦尔特·皮兹 （Walter Pits）就已经发现： 精神、 机器和大脑都本能地精通于“集合式思维”。 当代认知科学专家丹尼尔·安德勒（Daniel Andler）由此得出结论说：“计算或算术就是被诠释的各种标记和象征的规则性操作。 ”所以， 在数学思维中已经包含了象征和符号的交换运作技巧。

数学比哲学更形象地呈现出思维的自我生成结构，所以，早在近代序幕开启前夕，刻卜勒和伽利略就开创性地借用数学和物理学的方法， 试图使对于身体和事物的哲学抽象加以数学化。在他们的启发下，先是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 和 帕 斯 卡 （Blaise Pascal, 1623-1662），接着是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及其后的培根、 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和康德等哲学家，都通过不同的途径， 把数学思维当成哲学自身进行自我探索的楷模，把数学思维的自我表演及其公式化精简过程，当成寻求哲学抽象思维模式的理想启示典范。巴迪欧的贡献在于：他不满足于先前哲学家对数学思维模式的探索成果，而是进一步密切注视现代数学的思维模式革命，高度肯定现代数学思维从表面数量和质量关系的计算转向对事物内在深层张力网络的活生生揭示程序，使数学不只是完成计算过程，而且还重现作为世界存在根源的事物内在深层中自然爆发出来的创造力；不仅如此，巴迪欧还强调现代数学的集合论对于事件内在张力的“不可察觉性”和“不确定性”的深刻说明。也正因如此，巴迪欧一方面肯定把“现象的呈现”当成“事件的呈现”的现象学哲学方法；另一方面又强调现象学与拓扑学、 集合论和数理逻辑的相互关联性。

巴迪欧借用数理逻辑的公理化集合论等现代数学方法，改造传统哲学和数学的形式化和公式化模式，试图论证“存在”与“事件”的差异。巴迪欧认为，根据公理集合论的“正规公理”（l’axiome de fondation）， 既然每一个非空集合 x，总包含着一元素 y，使 x 与 y 为不交集，那么，从存在的观点来看，自身原本就是无所归属，就是空无，而事件恰恰相反，它是由于具备这种自我归属性（auto-appartenance）才成为事件。 所以，事件在本质上并不作为“是什么”而现成地存在。事件总是作为“正在发生”而活生生地到来，它是正在生成中的那个“到来”本身。 正因为这样，事件倒成为了存在的条件，事件使一切存在成为可能。

巴迪欧紧紧跟随现代数学对事物内在凝聚的张力结构及其运作逻辑的解构，结合最新物理学、生命科学和数学的深层微观力学的探究过程，通过现象学方法， 从现代数学的创新成果中获得启示， 聚焦现代数学思维呈现事物内在生成过程的程序， 试图透视数学思维展现事物的源生状态的最新公式，发现其中的哲学意义。

巴迪欧借用美国数学家保罗·柯亨的数理逻辑的 “力迫法 ”，来表明数学对存在的事件性的深刻揭示意义。 现代数学的这一成果引导着当代哲学的革命，促使哲学家集中思索存在与事件的内在关系。

“力迫法 ”本来是现代数学和数理逻辑的一种独特方法， 它充分发挥了集合论中的 “连续统假设”（continuum hypothesis ‘CH’） 和 “选择公理”（axiom of choice）的重要意义 ，强调它们自身的内在生成威力和运作独立性， 因为它们可以不理会集合论 “彻尔梅洛-弗朗克尔标准公理体系”的限制 。实际上，巴迪欧早年就专注于数学，主要把数学当成思想过程，集中探索集合论的思维方式。 原籍俄国的德国数学家乔治·康托 （Georg Cantor,1845-1918） 从两个集合数之间 “ 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中引申出无限的和有秩序的集合群，由此证明实数远多于自然数，并引申出重要结论：存在着某种“无数无限性的无限性”（infinity of infinities）。

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和《世界的逻辑》中，明确地把存在论与数学思维等同起来。 巴迪欧还特别强调数学中的“集合论”和“拓扑学”同逻辑学的类似性。 数学是一门研究“存在作为存在”的学科，而集合论，作为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更是典型地包含和展现了存在作为存在的基本规则，揭示了各种类型的群体、 集合和多样性的形成和组织规则。 巴迪欧认为，存在，作为某种“什么”，是彻头彻尾地多样化、多质化、多元化，但我们又不能因此而把存在误解成各种特殊事物的多样化，因为存在远比我们看得见的各种特殊事物更隐含不能被概括的“无数无限性的无限性”。

巴迪欧的这一思路， 直接与 20 世纪流传的哲学观点相对立：一方面，他反对意识哲学，因为按照意识哲学的看法，一切存在只有当它们呈现的时候才能被感知和把握；另一方面，巴迪欧也反对传统物理学和化学等所谓的“精确科学”或“硬科学”，因为它们都声称有可能归纳存在的规则或规律。巴迪欧指出，现代数学思维，其珍贵在于特别重视 “自我呈现” 的各种现象的特征及其内在动因。 现代数学，由于德国数学家兼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和柯亨等人的创造性思考，在康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数学有可能展现出各种事物中潜在的张力关系网络及其显现的各种活生生的条件。

柯亨的“力迫法”同哥德尔的“猜想与假设”遥相呼应，再次论证“连续统假设”不为其它公式和规则所决定，不应拘泥于通用的数学原则和公式，可以和“选择公理”那样，坚信事物深层的潜力网络所隐含的潜能， 强调它们是自然生成的自成一体的生命系统，具有紧密的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存在”（l'être）无非就是未分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用数学的语言来说 ，“未分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multiplicité indifférente）”，就是数个单一的独立存在的不同事物。 问题在于：既然存在的基础本身是无差别和未分化，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真理的多样性及其在特定世界中的呈现？ 什么是一种真理的可见形体？ 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回归到传统的本体论和存在论，而是必须创建一种“显现的逻辑”， 一种特殊的现象学。所以，巴迪欧认为，现象学应该成为“事件显现及其显现程度的学问”， 它归根结底无法脱离开包含拓扑学在内的逻辑学。

巴迪欧的《世界的逻辑》一书，强调世界上每个事物和每个人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个体存在方式。 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是有差别的未分化的个体，因此，世界的存在表现为混乱不堪的无秩序状态。 人的思想根据人和各种事物的个体性以及最原始的语言， 试图把这个世界描述成不同的秩序，而这些依据思想和语言所整理出来的秩序，就是所谓的真理。

由此可见，真理，从事件哲学的角度，就是从差异出发的不同的个体经验， 这种真理要靠不同个体的特有方式不断地再生新的真理。 所以，真理始终是有待更新，有待展现，有待敞开显现，也就是说，有待各个不同的个体，在各个不同的新环境中重新体验各种不同的世界经验。巴迪欧认为，现代哲学中的现象学，之所以如此具有魅力，并获得广泛的效应，就是因为现象学突出了“自我呈现”的生命力，并把“自我呈现”当成了哲学思维的基本动力， 从而使哲学走出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的窠臼， 重新恢复了哲学本身的活力及创造力。 在巴迪欧看来，正是由于现象学，最典型地展现了思维和事件本身原初固有的 “自我呈现”的活力，不但使哲学随时成为不断再创造的思想舞台，而且也使作为思想对象的世界，有机会通过哲学的自我呈现而再现世界的存在活力及其各种变动可能性。 正是在这一点上，巴迪欧认为现象学最生动地体现了数学思维的能动性和自我生成性质。

三 、作为事件的哲学

巴迪欧在 1998 年出版的论文集《状况》系列中深入论述了他的事件哲学的基本原则 。

在这个论文集系列中，巴迪欧通过三篇论文《元政治学概述》、《非美学袖珍手册》及《过渡性存在论简论》，说明了各种事件是 “正在生成并随时变动的张力关系”；事件并非“在那儿”，也就是说，它不是以“现存”或“已存”的方式而存在。 事件乃是变动本身，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变动，是“不存在但又随时冒现的爆发力的展示”。 因此，事件只能是在它突发的瞬间中显现。 事件只能是在发生中的“到来”本身。就事件的原词(evenement; event)而言，它源自拉丁语动词 evenire，意思是“到达”或“来到”，表示一种从某处某时发出而朝着某一个方向并正在到达的动态或事态， 所以， 它在法语中也可以用 arriver 来表示 ，因而也与拉丁语的 ripa 有关 ：ripa 表示某种事情随水流飘动而到达水岸的意思。 总之，事件的原动词关系到一种到来中的事态。 如果分析“事件”的名词，那么，它强调的是一种发生的结果， 因为它的拉丁语原名词 eventus 是表示 “结局”，法语是 issue。

用“事件”这个概念所强调的，是把世界，或更确切地说，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展现为“说不清楚、也无从弄清楚的各种正在发生的事件”所构成。巴迪欧认为，世界并非是有秩序的固定系统，它其实表现为一系列无止尽的事件，而且，这些原本乱七八糟的事件的到来，不但是无从说起，也无法预测它将变成什么；因为它们往往在某个特定时刻和特定地点发生在我们面前， 促使我们感到惊讶、发愣，给予我们冲击和刺激，促使我们有所感发，使我们为此而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情绪，萌生一系列对待生活的“情态”，不管这些情绪或情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显然， 事件所展示的， 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途径和状态在我们面前突然地发生，并使我们有所感、有所动和有所反应的事态：诸如在眼前出现的一扫而过的流星，令我们情绪波动的晴朗、雨天或闪电，使我们不知所措的地震，触及我们情感的某事某物的“出生”、“产生”或“诞生”，引起我们怜悯或悲哀的某事某人的消亡或死亡等等。

所以，事件的发生，不只是带有突发性和偶然性，促使我们发愣或惊讶，同时，它们也向我们发出挑战，迫使我们迅速地或即刻地做出反应，不容许我们置之度外， 也迫使我们甚至来不及进行思考或反思便必须做出抉择。 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萨特所说，“不抉择就是抉择”。

事件的独特性质， 使事件永远具有不可归类性、自成一体性和独特个性，同时，这也决定了各种事件的多样性、多质性和不一致性。世界，作为事件的实际当场表演的场所，可大可小，大到无边的宏观世界，小到不可见的微观世界，但它们永远处于张力关系中，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处于待调整的过渡情景中。因此，在这种事件哲学看来，存在不但并非一个，而且也并非具有连续同一性的同一个事物，而是多样的和变动的，它们包含了正在形成中、生成中和变动中的趋势及其隐含的紧张关系网。 世界既然是事件的表现场所，世界也就不存在固定的结构、格式和性质，世界也不可能通过逻辑学或科学方法加以真正把握。

事件是自我生成，任其所成而成，任其所立而立，而且，任何自我生成，都是来自内在性，都是别具一格，都是不可化约和不可归类，因为生成原本是源自生命体自身内在活力的展现。 依据当代生命科学的发现， 生命的活力来自生命基本核心单位内部的复杂因素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张力。 这种张力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 而且还随时具有不断更新的倾向。 生命的本质决定了生命体要寻求新的突破，不断扩张和增值，直至生命本身为此而耗费一切内在能量为止。当生命突破旧的状态而趋向新的状态时，也就是新事件突发的瞬间。 所以，生命是以事件突发的模态展现其生生不息的威力。

事件始终隐含悖论和自我矛盾， 这些悖论和内在矛盾恰恰是事件的动力基础。 事件的悖论性决定了事件本身的双重性质：创造性和隐患性。 事件永远有可能同时导向创造和隐患，所以，事件的爆发可以是乐观的，又是悲观的， 但它的隐患性也使事件具有可能性和创新性，使它既带来惊奇，又包含希望。所以，事件哲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存在的性质。

亚里士多德曾经把形而上学定义为 “一种研究存在作为存在的学问”。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作为存在的存在，是世界的本体和实质，是世界呈现的原始基础，所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形而上学也是探索事物第一原因(aitia)和第一原则(archai)的智慧(sophia)。 这样一来，存在就变成为抽象不可见的终极事物。 为此，巴迪欧首先扭转存在的性质，把它看作是事件本身，一种即时显现的显现本身，或者是自我生成的创造力量的张力网， 是随时潜在地实现其自我突发的可能性。

事件的本质力量，就在于它内含的紧张力量关系，即它的张力及其极端不稳定性。 张力关系的极端不稳定性是存在的动力，也是存在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动力基础。只有存在张力关系及其不稳定性， 才能为事物的存在及其更新提供动力源泉。 事件的这种特有性质，使事件永远不会是现成地展现开来，也不会是现成地“呈现在那儿”。 事件作为事件，其关键属性，就是它的突发性显现，甚至就是它突然显现的那一瞬间，也就是说，它是以其突发性显现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以其毫无理由地贸然显现而确定其独特身份，也以此显示其无可征服的威力，展现其时空方面的唯一性。

事件的唯一性决定了它们的多样性和多质性以及不可归纳性。 它们具有自身独特存在的不可取代性和至高无上的价值。 因此，事件的价值是不可兑换和不可交易的， 它们以其自身最源初的生成性展现出自身的尊严， 也自然地呈现出它们的原创性价值。

把哲学研究的重点，从古典哲学所聚焦的“存在”转向“事件”，就是为了使哲学本身改造成为一种思想创造的动力，同时也把哲学本身设想成“事件”， 使哲学变成哲学不断进行自我改造的原动力， 也使哲学成为自我创造的生成过程本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自我生成本身。 其实，存在作为存在，就其本原而言，它应该是事件，因为存在之为存在， 就在于它自身具有自我存在和自我创造的原动力。 从事件的角度来看， 存在不应该是“什么”，存在不是“就在那儿 ”的现存事物 ，而是时时正在冒现出来的“事件”。 存在的事件性质，使它内在地具有源生的自我呈现的性质。

现象学，作为“回到事物自身”的哲学探究，早在胡塞尔那里，就明确指出了“事物”的“事态性质”；也就是说，现象学所研究的“事物自身”，实际上就是作为事物自身的“自我显现的事态”。胡塞尔认为，要使事物自身回到自我显现的状态，就必须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即还原到事态自身最源初的发生状态。胡塞尔指出：“只有通过还原，或者，只有通过我们所想要说的‘现象学的还原’，我才能获得一种绝对的、不提供任何超越的被给予性。 ”

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为此指出：“正是生成的课题引起了胡塞尔全部的不安。如果我们粗略地看一下有关这一课题的几个大的步骤的话，就有点类似于伴随着两个巨大的前进与后退的运动；它首先是对心理学主义、 历史主义和社会学主义的拒绝，对自然科学或‘世间’科学的逻辑的、哲学的企图是非法的和矛盾的。一言以蔽之，‘世间’生存的存在，虽然它还没有被胡塞尔所否认，可是，在他眼里，既不能抵达逻辑含义的客观性，与之相应，也不能抵达现象学意识或先验意识的存在或尊严。这种意识才是一切生成的构造性源泉，它在自身之中原始地自我生成和自我呈现。 ”

法国现象学家让-吕克·马利墉 (Jean-Luc Marion, 1946- ) 进一步阐明现象作为事件而显现的极端重要性。 马利墉认为，现象不是对象，或者，现象根本不同于一般对象，它具有事件的性质：首先，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最源初的现象，都像事件那样，具有先于我们的存在的不可控制的自身，但每个自身，又不是已经显现的那个自身，而是“正在显现”、 也就是正在作为诞生的各种可能的自身。也就是说，任何现象，当我们面对它们的时候，它们早已存在，而它们的先在性，是我们出现以前的实际状态，也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这种不可控制性，恰恰就是事件的首要特征。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事件的原发性温床，应该深入探索各种事件自身的自我生产，即追溯到“自身产生自身”的那一瞬间，在“自身产生自身”的源初温床，在根深蒂固的根源中，无限地临近其中发生力量对比拉扯的现场。过去的尼采和其后的福柯，曾经提出不同的“系谱学”和“考古学”，其目的，正是在于追寻“自身产生自身”的现场。

最源初的现象，作为事件，只有在它作为事件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才呈现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 所以，所有的现象，都是作为存在而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才被我们所把握。 最源初的现象既然先于对象的显现之前，它们就无法被复制，也无法逆转，它们同样也无法被完全描述，完全超出我们的期望。

其实，当现象学设定其“回到事物自身”的时候，就已经设定“事物的可通达性”。 胡塞尔为此探索了通达事物本身的“不断还原”方法。 而事物的可通达性也就是事物的可还原性。

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的存在概念时， 固然揭示了存在之为“正在显现的现象”的性质，但他集中关切的存在， 只是作为不可归纳和不可化约的个体的生存力量， 只是那种从生到死过程中不断自我证明、自我超越的“此在”(Dasein)。 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地获得解决，因为万事万物的存在，不能仅仅归结为“此在”本身；此在仅仅是个体化的存在的表现，是个体化的存在的在世生存。 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 ”

哲学不是单纯抽象的概念群的集合体， 因为那样的概念集合体将是凝固和体系化的框架，既逐渐地远离实际的存在， 又失去哲学作为思想动力的原本意义。 哲学应该是概念的创造过程，是创造概念的事件。 正如德勒兹所指出的：“对我们来说， 概念应该说事件， 而不是本质”(Pour nous, leconcept doit dire l’événement, non plus l’essence)。哲学创造概念，而概念论述事件，概念本身的创造就是事件。因此，哲学的展开，就是各种事件的展现和发生。

当哲学本身也成为“事件”的时候，就意味着哲学成为哲学自身进行自我更新的基础力量，而且哲学也因此成为随时有待发展、 有待更新的思想活力。

在巴迪欧之前，为了强调事件的本体论意义，德勒兹已经提出了“块茎论”(rhizomisme)，推翻传统认识论中的“树干论”，因为前者强调事物内在深层无中心、无等级、无明确固定线条和结构的潜在力量张力网，后者则重视源自一个中心、一个树根并分上下左右等级关系而呈现出来的即成现象本身，尽管这些现象可以是分化的和有差别的。德勒兹认为，在块茎结构中，各个组成因素，不管它位于何处，都是相互影响和交错渗透的，它们构成紧张的力量关系。 为此，英国哲学家希安·波登(Sean Bowden)在其最新著作《论德勒兹对事件的优先重视》中指出，德勒兹从来都把外在世界中显现的固定事物或所谓实体当成次于事件的现象，而且，由事件概念出发，才能真正把握德勒兹关于感性、感觉及其个体化(individuation)理论。巴迪欧虽然曾经表示他与德勒兹决裂的决心， 但他毕竟从德勒兹的事件概念中吸取了启发性因素，并由此改造黑格尔的生成概念，创建了属于自己的“事件哲学”。

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历史与哲学， 根据惯常的历史观念， 作为非常异质的规定性，均已显现出它们的‘为自身’(für sich)性质。 哲学是有关真理的， 因而也是永恒的和不可磨灭的知识的本质联系及其体系的必要思想的科学；而历史恰恰相反，根据大家所知道的通用观念，是忙于处理那些发生过、因而也是那些偶然的、过渡性的和已经过去的事物。 ” 在这里，黑格尔显然认为：生成和哲学，作为两种异质性，它们之间的独一无二的交接，将使我们陷入难解的困境。 但是，黑格尔的天才就在于掌握了辩证的逻辑， 使哲学不再成为僵化的、固定化的绝对真理体系，而是使哲学成为在其历史中不断生成和变化的活生生的展现过程。 哲学由此避免了在其真理体系自身中的凝固性， 变成为可以靠其内在矛盾和自我再生产而不断完善化的生命历程。 黑格尔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已经很接近哲学的事件性概念。

巴迪欧改造了黑格尔哲学的发展观， 直接使各种事物“事件化”，并通过存在本身的事件化，重新给哲学赋予自我生成的生命力。 成为事件的哲学，和所有的事件一样，仅仅属于其自身，它也只能是自我归属(auto-appartenance)。 哲学的自我归属性是它的生命本质所决定的， 因为一切生命都只能靠其自身来维持和更新， 生命永远靠其自身内部的独具特色的生命力来维持和更新。

四、 爱、艺术、政治、科学与哲学

哲学的事件性使之不可避免地立足于爱情、艺术、政治和科学（l'amour, l'art, la politique et la science）的基础上 ，因为正是爱情 、艺术 、政治和科学，生动地表现了永恒地隐含矛盾，并时时以突发形式而展现其内在发展欲望的神秘力量， 表现了事件作为事件的典型特征。

爱情、艺术、政治和科学的事件性，根源于它们的历史环境性质。 历史环境（situation historique）是一切巨变的真正温床。

巴迪欧在其对话录中说，哲学家应该兼有“学者，艺术家，战士，爱者”四个角色的特征。 他说：“ 实际上 ， 当哲学家出场之际 ， 他已经是精心定义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他拥有斯多亚派的全部智慧，对于七情六欲有着推理严密的怀疑，但是一旦见到心中佳人，魅力四射地走入厅堂，他就意乱情迷， 使他那些智慧全都烟消云散。 哲学家（le philosophe）（这个词虽然是阳性名词 ， 但应作中性词来理解，因为女哲学家（la philosophe）也为数不少）毫无疑问应该成为一位清醒的科学家，一位诗歌爱好者，一位政治斗士，同时还意味着，他的思想永远都伴随着轰轰烈烈、九曲回肠、充满波折的爱。 学者，艺术家，战士，爱者，这就是哲学家所要求的角色。 我称之为哲学的四个条件。 ”哲学家应该像柏拉图那样，若不从爱开始，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作为“爱”智慧的哲学。 哲学是从爱(philo)开始，它爱智慧(philosophie)，才使它具有无穷的追求真理的力量， 也使一切哲学家怀抱对一切的爱情狂热， 推动他们发生足于震撼整个宇宙和激荡全部历史的激情，充满浪漫的想象力，不畏劳苦和无视死亡之威胁， 敢于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爱的事业。

巴迪欧所深爱的诗人林波(Arthur Rimbaud)在《地狱里的一个季节》 中说：“众所周知， 爱情就是不断地再创造。 ”(L'amour est à réinventer, on le sait)爱情给予每个人一次又一次难以遇到的机遇，甚至把人推到充满偶然性的漩涡中，真正体验瞬间的、不可重复的、颠倒的、不规则的、间断的、突发的、惊心动魄的种种事件。 相爱的人之间，不仅可以、 也必将发生一次又一次的感情冲突、转折、癫狂、渗透和交往的生命运动过程，而且还可以、也必将引起持续重复的宁静、沉思、遐想、寄望和憧憬，使整个爱情犹如生命历程那样，经受惊涛骇浪、脱胎换骨、反复折腾、生死难分等历险，遭受生命情感的最深刻的考验和训练， 提升爱者的智慧，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正如柏拉图所说，爱情使两个灵魂合二为一，两个一半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共同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在瞬间中体验永恒，在向往永恒中珍惜每一个瞬间。 爱情的神秘威力，使一切人，不管是谁，都将即刻成为诗人！ 柏拉图还说，唯有爱情，才能使真正的美彻底地和完满地展现出来。 爱情所追求的， 正是人所缺乏的一切。 从这个意义讲，爱情不但是寻求未知、未在和未经事物的强大动力， 而且也是克服偶然而实现合二为一的典型事件。 柏拉图高度重视爱情对于提升人生境界、提升认识能力和加深体验生活能力的意义。

爱情对于“缺乏”的无限寻求，使它具有超验的性质。巴迪欧在引用格洛岱尔的《分享正午》剧作的一段话后说：“真正的爱总是会超越一个不可能的点：‘彼此远离，彼此却仍然不断地思念对方’，严格地说，爱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毋宁是一种超越，超越那看似不可能的事物。某种貌似没有理由存在并且没有任何出现可能性的东西，竟然存在。 ”柏拉图认为， 爱情促使人从爱的萌芽开始便朝向崇高的普遍性，朝向被柏拉图称为“理念”的真理目标，朝向对于美的理念的追求。 爱情把人带到过渡的历程， 带入从一个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性”时刻，在那里尝试了一切变动性、瞬息性、转变性的因素，从而体验到普通生活所没有的情感、欲望、冲动以及各种充满神秘的新事物。所以，爱情增强了生命的驱动力，强化了生命的运动节奏， 把生命从死气沉沉的稳定状态转向不确定的历险中。 爱情把日常生活中被僵化的庸俗生活重新震动起来，使之进入断裂的、碎片化的和不断待确认的分段落状态。 爱情不知不觉地把爱人们带入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新世界， 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也加强了他们追求新生活的动力。

爱，作为两个相异的灵魂和人体的相遇，使两个不完整的“一半”，向其自身的“欠缺”追求和渴望，它使相爱的两者融入新的生命历程，重新认识了生活，使他们回到生活的起点，也返回生命的童贞源始点，重新学习生活和社会，开创新的生活，体验新的生命。

所以，巴迪欧说：在爱情中，“作为起点的某种东西，就其自身而言，只是某种相遇，几乎算不了什么，但由相遇中的相异性而非相同性出发，人们可以经验到一个世界。甚至，人们为此接受考验，为此承受痛苦。然而，在当今世界，广泛传播的信念却只是每个人只需关注自己的利益。于是爱就成为一个反向的考验。只有当爱情不被设想为彼此间利益的互换， 也不被换算成为最终可获收益的长线投资，这样的爱情才真正算得上是相信偶然。爱让我们在反复磨砺中体验到某种基本经验， 这种经验即差异，从而让我们以差异的观点来体验世界。 就此而言，爱有着普遍的意义，是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可能的个体经验，就哲学而言这是本质性的，正如柏拉图对此所曾经具有的第一直观。 ”

同时，巴迪欧还指出：“拉康向我们指出，在性爱中， 每个个体基本上只是在与自己打交道。 当然，这其中会有他人身体的介入，但最终仍然是自己的享乐。 性并不使人成双成对，而是使之分离。当你赤身裸体，与他（她）贴身相对，这其实只是一种图像，一种想象的表象。 实际，却只是快感把你带向远处，远离他人。 实际是自恋式的，其关系是想象的。 因此，拉康断言，性关系不存在。 这样一个表述， 当然是有些骇人听闻， 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人人都在说‘性关系’。 如果在性之中没有性关系，那么爱就是用来填补这种性关系的缺乏。不过，拉康并没有说，爱就是性关系的伪装，而是说性关系根本不存在， 而爱就是用来补充这种不存在。 这个观点就是说，在爱之中，主体尝试着进入‘他者的存在’。 正是在爱之中，主体将超越自身，超越自恋。 在性之中，最终，仍然只不过是以他人为媒介而与自身发生关系。 他人只是用来揭示实在的快感。 在爱之中，相反，他者的媒介是为了他者自身。 正是这一点，体现了爱的相遇：你跃入他者的处境，从而与他人共同生存。 这是一种相当深刻的观点，而庸俗的看法，往往是把爱视作一种基于实在的性之上的想象的画面。 ”

巴迪欧认为：“实际上，关于爱，拉康自己也处在某种模棱两可的哲学之中。‘爱是性关系缺乏的替补’说法，可以从两种方式来理解：第一种，较平庸的一种理解， 就是爱是在缺乏性时的一种想象中的补充。 确实，性，无论多么精彩，一旦结束就会进入某种虚无。 在这种空虚之中却仍然保留有某种东西，而对于相爱的人而言，即使在性关系不存在时仍然有某种东西使之紧密相联， 爱情似乎是这样一种观念。 当相爱的人， 彼此躺在对方的怀中，爱的温柔，在此际就如同挪亚的大衣，覆盖在这些令人不安的想法之上。 不过，拉康的想法却与此相反，也就是说，爱有着某种可称之为本体论的维度。 于是，欲望总是朝向他人，以某种盲目崇拜的方式，朝向某些特殊的对象，好比胸部，臀部等等。 爱总是朝向他人的存在，他人带着他（她）的全部存在，在我的生命中出现，我的生命于是就此暂时中断，从而重新开始。 ”

认真地说， 爱就是基于生命的缺乏的强烈诉求，它是朝向满足缺乏的方向挺进的奇妙力量，也是促进生命本身趋向完善的动力。 但生命的完善是一种无止尽的努力， 它只能作为能动的力量推动着生命体的发展， 甚至还盲目地推进生命体朝向连自己都无法预测的方向， 并在永恒的推进中享受苦与乐，感受生命历程的艰辛和乐趣，促使生命体在反复体验中“过过瘾”，却又尝试体验想象中的新境界，使爱情永无止境地经受生活的考验。

当然， 有的人， 并不追求新的境界和新的体验，他们会满足于已有的爱情状态，把爱情的激情消磨成平庸的生活节奏， 并在那里牺牲了爱情的生命，转换成庸庸碌碌的重复的“活命”生存方式。问题在于，即使是陷入庸碌平凡的日子，实际上，对一些人来说， 还是有机会重新激荡早已平淡化的爱情欲望， 甚至有机会重新点燃奄奄一息的情火，再次涌入新一波的爱情漩涡之中，这就决定于不同的人的生活态度。

艺术、政治、科学和哲学，同爱情一样，充满着偶然的爆发、合一以及再爆发的无限呈现过程，使哲学由此获得不断更新和自我创造的动力。

巴迪欧认为， 存在、 主体和真理是三位一体的，在特定事件爆发的偶然情况下，三位一体结构可以即刻转化成一个无止尽的创造过程， 并具有普遍性价值，这就是巴迪欧所说的真理。 真理的存在是与构成事件突发状况的存在相同的， 它们是多样性的多样性，或者，是某种包含无数多样性的多样性(une multiplicité de multiplicités)。真理的“多样性的多样性”只能靠数学方式来思维和把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数学等同于存在论。

首先，“无数多样性的多样性” 是用来对抗传统二元对立统一思维模式的新话语，所以，我们必须就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以便从崭新的视野和方法中， 真正把握巴迪欧所强调的新型多样性范畴的革命意义。 传统哲学也谈论多样性，但它们的二元对立统一模式必定把多样性当成与单一性相对立的存在方式，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多样性只是与之对立的单一性的转化形式， 是总归要归属于单一性的多样性。 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最终并没有跳出柏拉图最早提出的“一”与“多”的辩证法，即导致一种可以被抽象的“一”来统一的多样性。 巴迪欧反对这样来理解和处理多样性。 巴迪欧认为， 多样性之间是没有一贯性的(incoherent)，既没有统一的可能，也没有相互的连贯性。

其次，“无数多样性的多样性” 又是用来突出“存在 ”、“主体 ”和 “真理”之间的内在性本质 ，强调“存在 ”、“主体 ”和 “真理”三者 ，均具有深不可测的内在自我生存动力，以致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靠其自身生命历程中任何瞬间的内在力量紧张关系来决定其“当下即是”的状态。 这种立足于内在生命紧张力量关系的“当下即是”状态，绝不可能归属于任何其外的因素。 换句话说，“存在”、“主体”和“真理”之当下即是，是不可取代、不可归属、不可化约的唯一性，只是这种唯一性本身，一方面不可能归化成他物； 另一方面它也不从属于和不回归于其前身，它只能是归属于当下即是本身。由此看来，“存在”、“主体”和“真理”三者均在横向方面和纵向方面具有独一无二性和唯一性。

巴迪欧反对各种传统的二元论，包括真理论中的二元论 （诸如主客体二元论等）。 通过上述真理论，巴迪欧试图论证：真理就是类似于正在发生和正在创建的事件爆发地域那样交错复杂的网织结构。 真理和事件爆发地的交错复杂性、生成性及其多样性是一致的。至于真理的主体，在巴迪欧看来，绝不是传统认识论所说的那种作为认识主体的固定个体，而是真理发生和生成过程中的那个地域微分点 (le point différentiel local d’un processus de vérité)。 由此出发，真理之所以具有普遍性 ，恰是由于真理的存在的生成性及其存在状况的特殊性。

从这样的真理观出发， 当事件爆发性生成的时候， 被我们所观察的世界将是什么样的呢？ 显然， 我们不能继续从世界秩序的角度来观察在事件爆发时所生成的真理；相反，我们倒应该从事件的特例性，从其独一无二性，来探讨世界秩序的正当性问题。

真理以其生成性和事件性， 集中地展现了真理的特殊内在性； 既然真理是在一种难以归纳和难以预测的特殊世界中突然发生的，那么，真理就是一种内在的特例。 或者，真理就是发生事件的世界内部生成出来的特殊性。（注释略）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