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我之所以要发言，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虚假的，一个是真实的。虚假的原因是：总得有人开始。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因为我已经开始了；真实的原因是，我有义务向你们作一些说明。

坦白地说，我有义务向你们作一些说明，以对我们每个人都在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作出答复。这就是关于这次会议的问题。为什么要举办这次会议？在1966年6月，我们这些法国哲学家到这里来干什么？这次会议能够有且将会有什么结果？

为了向你们作出我有义务作出的说明，我将不得不以坦率甚至粗暴的方式说话，不兜任何圈子。这既是为了节省时间，也是为了根除一切可能的混乱、含糊和私下保留的想法。我们都喜欢直言不讳。

那么，为什么要举办这次会议呢？事情是这样的：我以个人的名义邀请了在座各位中的一些人，我邀请了一些自己认识的哲学家，因为我知道他们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我还邀请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因为我知道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工作感兴趣。最后，我在学校（巴黎高师）贴出了一张海报，公布了这次会议，并表明会议对公众开放。在邀请函和海报中，我说明了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聚一聚，总结一下各自的工作，同时也盘点一下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如何都必须着手解决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在作出决定召集这次会议、签发邀请函和制定议程的过程中，我并非代表我自己而行动，我作出这样的决定也不是出于任何权威的建议。是理论形势的效应本身为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它已经成为必然。我就是从那里得出了这些结论。

我还希望我们从那里得到一些结果，就这次会议的对象得到一些结果：要定义这个对象，只消分析一下理论形势的构成就够了。

我下面的分析将是非常纲要性的。在这里，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非常粗略地标示出，在我们今天感兴趣的那些领域（法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理论形势构成的一些基本要素。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非常粗略地标示出一些要素，并且同时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我的分析将主要涉及两个领域：（a）法国哲学和（b）马克思主义理论。我要采用的是“法国哲学”这个词的宽泛的含义，它既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也包括因历史原因而依然与哲学有关联的其它学科，比如所谓的人文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我将从双重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术语，它包括两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或历史唯物主义。如此一来，我要纲要性地分析的两个领域是有区别也有重叠的。那些区别和重叠可以成为与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的索引。

一  法国哲学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以标示出下列要素的方式，来描绘出1966年法国哲学的理论构成。我们会看到，为了弄清楚这些要素，必须重新回到过去，甚至要往回走很长的路。因此我们要弄清楚这些不同的要素，以及它们既作为不同的要素又作为不同的历史沉积层之间的关系。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今天这些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

1．在当今法国哲学的理论形势的最深处，我们仍然发现一个持续存在的沉积层，其源头可上溯至中世纪的哲学。各种形式的中世纪哲学，以明确的、有时甚至完全不变的形式，继续存活于当代的托马斯主义和奥古斯丁学派之中。然而，总体而言，残存于我们时代的，并不是中世纪的哲学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支援那个可以称之为宗教的和唯灵论的传统。我们过一会儿还要讨论这个传统，因为这个传统被另一个历史时期的法国哲学所复活了。

2．除了宗教的-唯灵论的要素（它源自于部分可上溯至中世纪的传统），在法国哲学的理论形势中，还有一个源自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唯心主义要素。众所周知，笛卡尔哲学得到两种不同阐释的支持，一种是机械唯物主义阐释，另一种是批判唯心主义阐释。和前面的情况一样，我们在这里要处理的不是笛卡尔本身，而是那些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的哲学，那些哲学从某个特定的方向解释他的思想，因而也使他的思想发生一定的变形。

今天，笛卡尔主义的机械论依然盛行于人文科学的所有部门，首先是实验心理学和经验主义社会学。狭义的笛卡尔（即二元论的）思想，作为批判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曾体现在阿兰的哲学中，如今，它正在自然地死去。然而，作为批判唯心主义另一种形式的广义的笛卡尔思想，却通过康德和胡塞尔得到继承和发展。它尤其存活在今天，并且无疑在法国哲学的理论形势中成为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要素。

3．除了宗教的-唯灵论和理性主义-唯心主义这两个要素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要素或另一个理论沉积层，其源头可上溯至十八世纪：即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它具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形式。唯物主义形式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在某些科学实践（如“心理生理学”等）的意识形态中依然存活。唯心主义形式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情况也一样，不过它的后果更为有趣。正是这一传统，借助于笛卡尔思想的唯物主义方面，孕育了达朗贝尔、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人物的伟大著作。在十九世纪，只有奥古斯特·孔德这位伟大的法国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借用体育界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在十九世纪唯灵论的极端反动时期，正是这一传统保全了法国哲学的荣誉。从十七世纪到我们当前的时代，它是我们能够追寻的唯一的、几乎没有中断的哲学传统：在这个科学哲学传统中，我们要感谢伟大的孔德、古诺、库都拉、迪昂，以及离我们时代更近的卡瓦耶斯、巴什拉、科瓦雷、康吉莱姆。

4．现在，在标示出了这些要素之后，通过这种历史的后撤，我们可以开始探讨我们自己的时代。先来谈谈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早期的情况。从哲学方面来看，在这个时期有力地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是一股哲学上的极端反动势力，即一种在根子上反动的哲学。令人沮丧的是，从曼·德·比朗到柏格森，我们可以罗列出一长串的名单：维克多·库辛、拉韦松、布特鲁、拉舍利埃，以及他们所有的追随者。这一传统的立场，就是恶毒而凶狠地对所有形式的理性主义，无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进行理论上的讨伐。也正是这一传统，继承着由教会及其神学家和意识形态家所保存下来的宗教的-唯灵论；但另一方面，它所采取的形式，却表示出对中世纪思想正统理论的蔑视。十九世纪哲学中的这种唯灵论的目光如此之短浅，以致它把唯心主义的笛卡尔传统向赤裸裸的唯灵论道路上扭转，而完全忽略了康德这样的哲学家。在康德的著作中，它唯一熟悉的，而且还是后来才熟悉的，只有《实践理性批判》。我们只要举柏格森的例子就够了，柏格森从来不愿真正认真地去读康德，就算读了，他对自己所读的东西也根本没有理解。虽然在一些护教著作中，比如在布特鲁和拉舍利埃的著作中，这种唯灵论向科学哲学的传统进行了妥协，但它与十九世纪唯一伟大的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之间所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此外，从贝玑和柏格森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对另一位伟大思想家爱弥尔·涂尔干的无情攻击，而涂尔干正是孔德的信徒。不必说，这些伪哲学家们如何蔑视十八世纪哲学，他们甚至连笛卡尔都没有去认真阅读过，更不要说懂得康德和黑格尔了（这让我们想起了库辛的名言！）；然而他们却心满意足于谢林和叔本华的思想皮毛，用以代替自己的思考；不必说，一旦马克思的著作成为客观的存在，这些伪哲学家们，这些宗教意识形态和反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真正的看家狗们，又将他们的无知、蔑视和仇恨对准了马克思的著作。如今，我们依然活在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非难和这种无知所造成的后果当中。那些非难和无知，虽然可用阶级原因来说明，但其愚蠢也还是让人无法忍受。就这样被判处哲学上的死刑，被凌辱和攻击所淹没或被遗忘的尘土完全掩埋的人，为数众多：比如整个乌托邦哲学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傅立叶和圣西门；比如古诺、奥古斯特·孔德、尼采、弗洛伊德和涂尔干；当然，还有马克思。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在哲学上对异教徒公开处以死刑的行为，受到了宗教和道德的高声赞美，或者，当宗教变得有点太尴尬时，受到了现代世俗宗教即艺术宗教的高声赞美。

我们应该知道到所有这一切，这是因为，这种反动的唯灵论哲学依然是我们今天的沉重负担；还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与之作斗争，并为其受害者恢复名誉。正是这种形势规定了我们在哲学上的任务，并使这些任务成为必然。因此，我把对唯灵论的所有形式（特别是宗教意识形态和艺术意识形态以及后者在我国所孕育的所有美学著作）的斗争都算在这些任务当中，这是一项在哲学上为圣西门、傅立叶、奥古斯特·孔德、古诺、涂尔干等人恢复名誉的工作。

5．哲学上的唯灵论在我们新近的传统中占据着有力的统治地位这一事实，说明了目前的哲学形势。但自曼·德·比朗、维克多·库辛、乃至拉舍利埃、柏格森以来，毕竟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历史中发生了一定数量的“小”事件：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的俄国革命、纳粹的兴起、人民阵线、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抵抗运动、希特勒的垮台、中国革命、第三世界的解放，等等等等。

这些事件稍稍搅动了一下那个宗教的、道德的、美学的、沙文主义的，简言之，十九世纪遗留给我们的那个愚蠢无知的唯灵主义世界。

从三十年以前开始，在阿兰羞答答的笛卡尔式激进社会主义的反动之后，在布伦士维格正准备屈使科学史的传统为所谓的理性主义的宗教意识形态服务之时，法国哲学界就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力量对比已经开始悄悄发生改变了。

现在，力量对比的变动还在继续，在我们面前，历史正在公开地酝酿自己的成果。我希望尽量描绘出目前形势的轮廓及其不同阶段。

我将区分出两个基本阶段。

我们可以说，在第一个阶段，唯灵主义不得不在法国哲学复兴的压力下退却，其后果有目共睹。所谓法国哲学的复兴，简言之，就是在批判的理性主义唯心主义激发下产生的一场运动：回到笛卡尔、回到康德、发现黑格尔和胡塞尔，认真阅读这些哲学家的著作和有关他们的评论与研究。我们可以为这一哲学阵线（我将称这一阵线为第一号阵线）勾画出一幅相当完整的地图，并例举出那些唯灵论者的名字：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将老笛卡尔或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改头换面，继续着这场战斗（不幸的是，这个方向正是梅洛-庞蒂日益趋向的方向，而坦率地说，利科对之则已经像吸毒一样上瘾了）。同时，我们也可以例举出在这条阵线上击退敌人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唯心主义者的名字，在这场战斗中，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普利泽、默然等人并肩作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他们有：萨特，我们自己的卢梭，一个属于十八世纪的人，与其说他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道德家和政治思想家，但这不妨碍他仍是一个理性主义唯心主义者；让·伊波利特，是他让法国哲学界认识了黑格尔和胡塞尔；还有盖鲁尔，传授如何真正阅读文本的基本知识的大师。除上述例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中一些伟大的名字单列出来：卡瓦耶斯、巴什拉、科瓦雷、康吉莱姆，等等。这些科学认识论专家和科学史家有一点小小的然而重要的不同，即虽然他们常常有意识地把自己与批判唯心主义传统联系起来，但他们所做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事实上是朝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就是形势发生转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转变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在第一号阵线上，唯灵主义在理性主义唯心主义或批判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压力和联合打击下退却了。

我们现在无疑正生活在第二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阶段还仅仅是处于一种潜伏状态中：我将要继续讨论的要素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将自己完全展露出来，显然绝不能说这个要素绝对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依然占据统治地位，是唯心主义（包括理性主义的和批判的唯心主义）的要素。然而，至少有一些我们必须考虑到的新东西正在形成中。我们对那些东西非常关注，因为我们也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正在形成中的是这样一种发现，那就是批判的理性主义唯心主义的难题性不再适合理论形势的全面需要，也就是说：批判的理性主义唯心主义的危机已经开始了。它已经开始，但却还没有得到解决。由此产生了大量寻求新道路的偿试；由此一切领域都有哲学到场，而且，在左翼和右翼都出现的复兴努力中，在文学批评、小说、电影、绘画、人种学、知识史、文化发展史等领域中，都重新确认了哲学的领导地位。这通常是在列维-斯特劳斯同时也在巴什拉的庇护下进行的。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哲学，现在像雨后的蘑菇一般，一夜之间在官方文化的私家花园中迅速生长，这甚至使得皮卡尔之类的学院派大人物也无法安心地继续摆弄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也就是说摆弄他们的那些“青菜萝卜”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那些蘑菇，毕竟它们并不是都可以吃，我们感兴趣的是那片土壤。

为了讨论严格的哲学层面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只要把典型的巴黎文化和“巴黎国际”的文化的各种表现搁置一边，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客观危机的局势。盖鲁尔虽然教导我们如何去阅读，但他总是“粗心地”把理性的混乱当作是“理性的秩序”。梅洛-庞蒂早就掉到唯灵论中去了。

萨特虽然还活蹦乱跳，既斗志旺盛又宽宏大量，但他在任何方面都教不了我们任何东西，在他所讨论的那些作者和主题——马克思、弗洛伊德、社会学、政治学等等——方面，更是如此。萨特绝不会有任何继承人：在哲学上，他已经是死人一个，除非他还可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突然又活过来。现在充满活力的工作正在其它地方展开：围绕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围绕罗素、弗雷格和海德格尔，围绕语言学、认识论和科学史而展开。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仅全面挑战了唯灵论的理论难题性（第一号阵线），而且在第二号阵线上，挑战了批判的理性主义唯心主义的理论难题性。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在对所谓的人文科学的意识形态难题性进行挑战。

通过估算其对批判的唯心主义难题性的挑战力度，通过确认挑战所采取的方向，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测度出这个正在形成的复兴运动在理论上的革命重要性。这个评判标准可以在简单的文化成就之外，为我们的诊断提供根据。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就可以说，列维-斯特劳斯尽管在科学上有巨大贡献，但从哲学上来说，他所起到的作用却与人们赋予他的非常可疑的成就不相称。而其他一些作者，不管是非常有名的、稍稍有名的还是没有名气的，都已经掌握，甚至有些早就掌握了打开我们未来大门的钥匙，或者至少某些钥匙（我想到的是康吉莱姆、真正的巴什拉和真正的拉康等人）。但是，关于那些个人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关于那个理论形势在个人身上所产生的各种结构性效应，说这些就够了。

总之，正是在第二个阶段的背景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事业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事实上也已经开始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如我们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反唯灵论的第一号阵线上当然要与批判的理性主义唯心主义哲学并肩作战；但它同时也在反批判的唯心主义的第二号阵线上，为了新的唯物主义难题性，而与批判的理性主义唯心主义的难题性作斗争。毫无疑问，这场战斗提出了一些战略和战术问题，尤其是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结盟问题。对此我们毫不掩饰。在第一号阵线上，即在反唯灵论或反非理性主义的阵线上，问题相对简单，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也知道；而在第二号阵线或说反批判的唯心主义阵线上，问题要困难得多，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不隐瞒这一点。因为这条阵线现在还很混乱，有时界限还不明确。因此，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到哲学局势的整个发展状况，包括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副产品，还必须考虑到所有参与者的犹豫和摸索，仔细把他们实际所做的与那些还没有做只是想做的事区分开来。希望我们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们至少知道，这些评判标准和慎重态度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我们正在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努力重视它们。

不过，通过上述的一切，我已经为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明确了一些新目标：即不仅与梅洛-庞蒂和利科（第一号阵线），而且与萨特和盖鲁尔（第二号阵线）一决雌雄；同时尽可能清楚地去了解另外一些人的工作，他们像我们一样，试图挑战我们正在第二号阵线上与之战斗的批判的唯心主义的难题性，尽管有时方式完全不同。因此，对于有干劲的人来说，前面有一系列必须做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

通过上述的一切，我同时也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一些紧迫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对在绝大多数人文科学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彻底的批判，区分出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真实对象和想象的对象，并识别出我们客观的盟友，那些真正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专家们：无论是因为他们的实践有一个真实的对象，就像在社会学和语言学中一样；还是因为他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得出了一些有助于促进当前正在发生的哲学转变的概念；再或者是因为他们在这场哲学斗争的第二号阵线上已经站好了自己的位置。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

不过，通过上述的一切，我实际上已经将如下问题提出讨论，即在目前形势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有哪些要素。

因为我已经用了不少文字来阐述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我接下来的讨论将更简洁，同时也将更直接和明确。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任务即其战略任务的对象，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更明确地说，我的意思是，为了搞清楚它必须并且能够完成何种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确切地知道自己是怎样一种理论，以及自己在发展途中所已经到达的位置。

这项任务绝不是毫无风险，绝不象下定义那么简单容易。或者，更确切地说，要想在今天，在1966年，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下一个力所能及的严格的定义，只能是在斗争中并通过斗争来完成。没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意识形态解读的斗争，就不会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定义。这个斗争既针对盛行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外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阐释、歪曲、偏见和无知，也针对盛行于其（一国的或国际性的）阵营内部的错误阐释和意识形态歪曲。我们也有自己的唯灵论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关于人创造人的意识形态家，他们用对未来的意识来定义人，并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人道主义；我们也有自己的批判的或理性主义唯心主义者，有我们自己的关于先验实践的意识形态家，类似康德式或胡塞尔式的意识形态家；甚至有时候，由于形势所迫，这些唯灵论者和唯心主义者还会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相互借用对方的概念。我们也有自己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者，尤其是在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等人的队伍中。无独有偶，他们通常也是人道主义者。我们也有自己的机械唯物主义者、一元论者和经济主义者，不只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而是在所有领域都有。如果不针对所有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歪曲展开一场严格的——就“严格的”这个词的双重意义而言——批判斗争，我们就不可能给马克思主义理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必须在反意识形态（反唯灵主义和反批判的唯心主义、反机械论、反经济主义、反自发主义等等）阵线上展开斗争，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给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定义的同时，研究这些意识形态的歪曲。因此，我们的文章总是要分两栏来写；虽然接下来我只是在第一栏（用于下定义和进行正面的探讨）发言，而在第二栏（用于反意识形态的批判）保持沉默，但我要求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第二栏的存在。第二栏的工作同样也需要它自己的专家。

因此，头号任务就是要给马克思主义理论下定义。这意味着，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或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区分开来：前者是一门科学，后者是一种哲学。这也就是说，要确定这两门学科各自特定的对象以及它们各自的地位；首先是要确定，是什么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哲学，而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尽管它是一种具有科学性质的哲学。

我马上要指出，在我们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实际上回避了这最后一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区别还来自它们不同的理论地位。在那些著作中，我只是用它们的对象的不同来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区分，我本来还应该说明它们不同的理论地位，但我却没那么做。为此，我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地位上的具体差别的问题，纳入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之列。

当然，这个问题会导致一系列的扩展和一些附带的问题，但我无法在这里深入讨论它们。

一旦我们定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我们明确了它们的对象的区别和理论地位的不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入两个重要的主题：即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要完成的理论工作，另一方面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领域要完成的理论工作。我将用约定俗成的术语来称呼这两个领域：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和历史唯物主义领域。

我马上要说，要提供一个穷尽所有可能问题的清单，那是绝不可能的：那样的问题无计其数。我只想提出在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实际上占有理论战略位置的一些重大问题。

1.辩证唯物主义领域

一些战略问题：我将提供这些问题的一个清单，并借此对其中的某些做出说明。

战略问题1：马克思主义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理论地位。

战略问题2：结构因果性理论。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即使不是在主要层面，也是在次要层面）支配着其它的一切问题。它支配着实践一般的理论，从而支配着理论实践本身的理论。它支配着实践的一般理论，并且同时支配着辩证法的理论（包括传统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有越来越多的要素争相显示自己的决定性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对它们发现得越多，追踪这个问题越近，困难就显得越大。在《阅读〈资本论〉》中，我们对这个问题讲得还非常初浅，但我们至少确认了这个问题，并且给了它一个（我希望是）正确的称呼。

战略问题3：理论实践的理论，也即知识生产实践的理论。在这里，我同样要提请大家注意在已出版的著作中被回避（我应该为此负责）的一点。在那些著作中，理论实践的问题只是被提出来了，而没有得到解答。它被提出来，像在所有的情形中一样（思考和研究的进步别无它途），既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以往没有被清晰地辩认出来的一些特征，也是为了与对它的意识形态解读做斗争。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重要的是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阐释做斗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强调（正如人们所说）理论实践的特殊性。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我认为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导致了一种省略的后果：我未能处理好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暂称之为“经验知识的问题”。比如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没有提出关于这个提法的一套理论，甚至没有给出这种理论一个大致的轮廓。我并不是说我所写的东西使我不可能提出它，但是经验知识理论的不在场，像所有的不在场一样，甚至会对已经在场的，即已经说出来的东西，造成一种变形和移置的效果。换一种说法，人们可以说，直截了当地强调理论和理论实践的特殊性，在已经写出来的著作中造成了一些（尴尬的）沉默甚至模棱两可。我要马上指出，这个省略并不是没有后果的。主要的后果，就是它使我们与历史学家，特别还有社会学家们的关系变得更糟糕了，而他们耗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至少是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生产经验性知识。结果是，在我们与我们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中的朋友们之间，展开了激烈而滑稽的讨论，既有直接的讨论，也有在我们的对话者缺席的状况下所进行的讨论，也就是说，通过第三方和有关的谣传所进行的讨论。虽然一直到目前为此，这些朋友都很厚道仁慈，没有在公开场合对此说过什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异议要提出。就这个省略来说，他们是对的。目前，我正在一篇文章中设法对此不足进行补救，我希望，这篇文章将来有一天会公之于众。对理论实践的理论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在进行当中。

战略问题4：虽然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们分开来谈。我说的是一种知识的效应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关于话语的一般理论为前提，并假定话语的特定类型之间也存在着差别，由此可以揭示出科学话语的特性。对这个难题的研究也已经在进行当中，有些研究者已持续为此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战略问题5：意识形态理论。关于这一点，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曾说过的东西也很重要，但是，它们打上了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斗争的烙印，因此才出现了一些沉默和一些可能变形的观点。首先，必须去着手提出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并由此指出，只有通过某种非意识形态知识的回溯，我们才有可能去指认出什么是意识形态。我们还必须指出，科学—意识形态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变量领域，领域的两端是两个极限位置（一端是科学，另一端是意识形态），这个矢量场以我刚才提到的回溯为方向。最后，必须指出，这个领域本身是某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的一个阶段，而正是这个过程规定着该领域的存在和性质。

人们可以连带性地从事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其他研究，关于它的位置或它根植于社会结构的各种位置，还可以研究意识形态的不同领域。这方面的工作也在进行当中。

战略问题6：某种特殊的结构性效应的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主体性效应或主体理论。这个难题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但要解决它也极其困难。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战略问题7：关于个性的理论。它对于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展出一种关于个性的历史形式的理论必不可少（其中不仅包括通常称之为个体的所有难题，同时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其它难题，首先是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

还有许多别的问题，我上面提出来的仅仅是那些我认为最重要的。

2.历史唯物主义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我也要提出一系列我认为从理论观点看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战略问题1：对目前可用且经受了检验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的概念的系统定义。

战略问题2：关于社会阶级和政党的理论。

战略问题3：关于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的理论（法的理论、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和关于国家机器的理论）。

战略问题4：关于政治实践的理论。

战略问题5：关于过渡形式的理论。

战略问题6：关于个性的历史形式的理论（包括社会形态理论）。

同样，这里也有无数的问题需要着手去解决，但我们必须给自己以一定的限制。大家可能只会注意到，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提出的问题，比那些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中提出的问题，得到了清楚得多的说明和规定；但事实上，要提出那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知识和理论与实践的经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相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领先地位所造成的一种后果。

三

最后，我想提及一些隶属于历史学家的历史问题，这里所说的历史学家，包括无论是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还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学家。要提出并解决某些理论难题，就必须历史性地对待这些问题；而与此同时，要历史性地对待这些问题，就要制定出一些理论概念。我认为，有必要利用这个循环，不是把它看作一条死路，而是把它看成是在经验的历史和在理论方面取得共同进步的条件。

这些问题是：

1．第二国际的理论史和政治史的主要轮廓。

2．第三国际历史的主要轮廓。

3．个人崇拜问题（比如：由于没有政治理论和过渡形式的理论而造成的经验主义死胡同的典型）。

4．帝国主义问题等等。

最后，我要回到我的出发点。

那时，我有向你们作出一些说明的义务。当时我想说我已经向你们作出了说明。事实上，已经向我们作出说明的，是对理论形势的构成所作的分析。

现在我把上述分析和所得出的结论提交给你们讨论。（注释略）（翻译：吴子枫）
（《哲学的形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Conjoncture philosophique et recherché théorique marxiste）是阿尔都塞1966年6月在巴黎高师所作的一次报告的演讲稿，这次报告会是由阿尔都塞本人召集的。本文译自《哲学与政治文集》（Ecrits philosophiques et politiques）第二卷，STOCK/IMEC出版社1995版。——译者注）

（译者简介：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法国当代哲学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