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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于一切之外——纪念阿多诺
近代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尔诺，一个令人生畏却又极具魅力的人物。他终其一生都在与各种危险周旋奋战，把知识分子再现为永恒的流亡者，著名学者萨义德将他誉为“20 世纪中叶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
前不久，由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和武汉大学哲学院联合主办了“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马克思主义——纪念阿多尔诺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道德哲学
自由是法律和失范、自然和精神、抽象与普遍之间的一种内在张力。道德行动的特点正是通过事实来承认和维持这种张力，从而使自由得以实现。
以更深远的方式理解道德
[德]法兰克福大学 托马斯·库拉纳 范敏/译
如果我们要问西奥多·阿多尔诺在哲学领域里继他永久的贡献之后所做的贡献，与此相关联的通常有三部分会被提及:他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的分析；他的美学原理；他建构的以否定辩证法为题的哲学批判。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这个贡献实际上是在于他所提供的一种特有的道德哲学。可以肯定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作为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暗指的道德正是其题中所说的。但是在同一本书的开篇他就宣称:“正确生活”的学说如今已不能定义真正的哲学范围。自从说什么“哲学家们曾熟悉的生活已经变成私人的生存空间以及现在的纯粹消费”，取代美好生活学说的所有哲学可能只是一种对以毁坏为特征的生活的严厉反思。无论什么时候阿多尔诺都重申要转向道德哲学领域，他尤其重视揭示它的悖论和矛盾。
自由的形式规定了道德行为的表现
与这些貌似合理的对阿多尔诺的道德哲学的批判性解读相反，我在这里想要为他的观点辩护，阿多尔诺对道德哲学的贡献实际上是允许选择而且是一种更深远的解释方式。道德悖论对阿多尔诺来说，不能简单地指向它们背后的冲突和矛盾，同时也要看到某种内部的张力，它是道德自身所必须具备的。道德行动，根据阿多尔诺，本质上是一种面对相互冲突的要求的行动方法。“道德哲学悖论”这点对阿多尔诺来说、我们可能会把它描述为“道德悖论”——他们指出内部张力构成了道德维度自身。因此，道德哲学的矛盾不只是简单地表明社会常常使得道德行为成为不可能的方面，而且是复杂情况下的一种独特的和不稳定的行动方式。
对于阿多尔诺来说，行动被视为道德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即它也是自由的。那就是说，道德行为既不是外部决定的也不是简单地由本性规定的。自由的形式规定了道德行为的表现。但是，它本质上是有问题的:自由是法律和失范、自然和精神、抽象与普遍之间的一种内在张力。道德行动的特点正是通过事实来承认和维持这种张力，从而使自由得以实现。如果这里的道德哲学是通过描述道德行动的内在矛盾来标识的，那就无需证明它对象的不可能性或者它本身就不适合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相反，暴露内部的矛盾可以产生自由的知识、道德维度的辩证性知识以及所包含的张力。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多尔诺赞扬康德，尽管他也严肃地批判康德，并将康德的道德哲学作为不可信的逻辑起点。在它的各种矛盾中，这种哲学促使阿多尔诺去探索道德行动的当代形式和具体的可能性。
在冲动和反思的张力之间
阿多尔诺在他的关于道德哲学的演讲中呼吁某些特定的具体的道德形势，根据纯粹抽象的普遍规范不能得到解决，至少是在困境中的特定形势不能没有暴力。阿多尔诺提出的取舍是一个承认在反思过程存在鸿沟的道德主体。当下，只有通过借助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抽象的规律或主义，反思才能结束。
冲动反过来意识到反思。尽管联系是消极的，冲动很可能自发地出现并因此将代表反思:假如我们曾经行动，反思必然会陷于沉寂。阿多尔诺确实把一个道德上的有益的冲动描述为表明我们如何不在一个无尽的“意识过程”中迷失的某物。但是无所谓左与右，仅仅认识形势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不够的。因此，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当一个难民企图寻求帮助或保护，我们必须对不同的考虑要求“停止”，这些不同考虑可能产生并意识到:“这里有一个难民[…]它必须被隐藏并被保护”。道德能力的理念实际包含了我们在危险时刻能够立刻看到的集中的道德主题。冲动被认为是居于“从属”地位的某物。从阿多尔诺的观点来看，这些从属的、悬浮的或不再呈现为它们可能怎样的其它的理性依然在起作用。因此，它们适用于荒谬因素的道德决定的行动是对的。这种元素紧贴着所有行动。道德行动是荒谬的，因为它仅在我们分离需要道德本身的反思才能发生。道德观点产生于冲动。在冲动那里主体把握唯一相互的特点并把其他考虑搁置一边，冲动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打破或打断，如同是内在的分裂的努力的一种锻炼。这种努力保持在冲动与反思的张力之间。它并不认为是一个单独的整体能力的实现，使得我们辨认出任何既定形势的决定性方面。
在共享的规范中，对于道德行动的这种“强化的”能力在定位规范的自主感中并不是纯粹自由的。相反地，它通过深思熟虑使这些规范复杂化，并通过冲动意识到它们来表达它的自由。在这种反思的折射和规范的冲动意识中，我们发现了在道德主体和普遍形式之间的一个生动联系。在这个联系中，谁也不会陷入对方，谁也不会抽象地反对或支持对方。他们在一个生动相互的联系中交互着。在这种联系中，没有谁能够独自地保持全部诺言的一个终结点。在这种意义上，自由是不被理解为一个本质完美的能够成功的活动。因为对于道德行动的能力来说，只有面对相互矛盾的要求，阿多尔诺才能用心体验了它自身的自由。在自由里，需求试图在曾经没能直接做到那样的情况下做到公平。从这些紧张的需求中，它从自己的“易错”的反映中推断出必要性和总是不稳定的可能性。因此，它体验了一个要求高的和开放的自由。在自由中，它并不是主宰。
文化批判
神话把理性的统一变成了意识形态，由于神话的这一作用，欺骗的因素被注入了启蒙精神。
咨本主义的理性原则不过是一种谎言
武汉大学 何萍
阿多尔诺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又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遭受过排斥犹太人的痛苦，在流亡中看到了美国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这一切都促使他从哲学的高度去思考和批判 20 世纪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那么，哲学应该如何切入当代的文化现象?文化批判如何可能呢?解答这些问题，就是阿多尔诺的否定性哲学的主题。
从总体上看，阿多尔诺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现象的分析集中在两类现象上:一类是文化工业的出现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一类是德国法西斯在波兰奥斯维辛(Auschwitz)镇的战俘集中营中实施的各种非人道主义的残暴的、野蛮的行径。在分析这两类文化现象时，阿多尔诺分别运用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中的货币交换原则和划分史前史与文明史的方法论。
在分析文化工业时，阿多尔诺运用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中的货币交换原则，阐明文化是如何在文化工业的体系中被异化的，而文化的异化又是如何造成新的、更普遍的社会异化的。阿多尔诺指出，文化成为工业，成为一种生产体系，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文化成为工业，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运行机制，在这里，文化失去了它固有的批判本性，不再服务于社会，而成为了经济的一个部门，它所遵循的不再是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是“资本的普遍规律”，竭力迎合市场，满足市场的需要，以经济的方式来运作，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于是，经济效益，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货币，就成了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直接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批判本性。这就是文化的异化。因此，批判文化异化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批判哲学的主题。
在分析奥斯维辛现象时，阿多尔诺运用了马克思划分史前史和文明史的方法。其实，运用马克思的这一方法考察帝国主义行径早在罗莎·卢森堡那里就已经开始了。阿多尔诺与罗莎·卢森堡稍有不同，他提出了这一问题:在奥斯维辛之后，人还能生活吗?在他看来，文化的本质是人的尊严、人的个体的价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被害者不是人，而是残害者用以进行实验的牺牲品，这无疑是对人的个性、人的价值的践踏，是野蛮，是人类文明的倒退。但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的这种现象绝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地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如美国使用原子弹，同样是把人当作实验的牺牲品。阿多尔诺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现象不仅是一个社会学、历史学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哲学需要思考的问题，哲学的思考应该到启蒙精神中去寻找。
从这一观点出发，阿多尔诺对启蒙精神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精神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启蒙是为了破除神话，确立自主精神，另一方面启蒙确立自主精神的基础是理性的统一，为了获得统一的理性，启蒙又借助了神话，这就使启蒙与神话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于是，启蒙与神话就构成了启蒙精神的内在矛盾。在这个矛盾中，神话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神话把理性的统一变成了意识形态，变成了“危害生命的‘虚无主义的’权力”，“这种意识形态是对盲目生活的盲目颂扬，而压制一切活生生的东西的同样的实践”。由于神话的这一作用，欺骗的因素被注入了启蒙精神，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异化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现象都是从启蒙精神的这一实质中产生出来的。
从批判文化工业和奥斯维辛现象到反思启蒙精神，不难看出，阿多尔诺虽然运用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却转变了批判的主题。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被用于论证启蒙中的神话因素、启蒙的欺骗性，它批判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的理性原则不过是一种谎言。
音乐哲学
我们可以称新音乐哲学为反思或批判的音乐社会学，其实质是从音乐中认识社会并在社会中改造社会，而与救赎大相异趣。
从音乐中认识并改造社会
南京大学 方德生
在阿多尔诺一生全部理论建构中，最有特色的还是他的新音乐哲学。他通过对欧洲社会近 350年尤其是现代音乐文明进行历史考察，并对它们进行社会历史解码，通过探索艺术自治与他治的关系，从而使理论与社会之间保持批判的张力。
艺术与哲学互补
1903 年 9 月，阿多尔诺出生于法兰克福美茵河畔一个极具艺术气氛的、富裕的犹太人家庭，母亲与姨妈都是著名音乐家。沉浸在这种家庭氛围中，成为音乐家一直是他的人生夙愿。1919 年，他跟随塞克勒斯教授接受正规而系统的作曲训练。这个时期，他已经阅读卢卡奇的《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与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卢卡奇的写作形式与小说社会类型学对阿多尔诺后来的新音乐哲学的形式发挥了积极影响，而布洛赫把“哲学概念与争论带出僵化的学院派空中阁楼，并使得它们流动起来”，与阿多尔诺对音乐的体验如出一辙。1921 年，阿多尔诺进入法兰克福大学，主修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音乐，并结识霍克海默与本雅明。1924 年以一篇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物和意向之先验性》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极具艺术气质的哲学家柯内留斯。阿多尔诺终其一生都认为艺术与哲学互补，就来源于少年时代对音乐与哲学的体验。
大学期间，阿多尔诺跻身于以勋伯格学派思想为核心的新音乐圈子，开始关注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以及欧洲现代音乐家作品，并有大量音乐评论发表。1925 年夏天，出于对职业音乐家的向往，阿多尔诺到达维也纳，跟随贝尔格学习勋伯格学派作曲技法。在维也纳时期的经历奠定了阿多尔诺一生思想发展的基础，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勋伯格的音乐美学整合了叔本华音乐意志论与汉斯立克客观音乐论，而且强调音乐中不存在“第一原则”、“一贯性”、“因果逻辑”、“总体性逻辑”，美的经验是“个体”的、特殊而非普遍，调性不是“自然法则”，艺术原则由“例外”组成，“体系”只是一种“指导”而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其二，勋伯格的作曲技法把多样性(差异、非同一性)解放了出来，非常接近后来阿多尔诺从本雅明那里接受过来的“星丛”概念。这些为后来阿多尔诺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原型。
音乐社会学观念趋于成熟
1927 年阿多尔诺返回法兰克福，开始接触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并尝试将音乐评论与批判理论相结合。20 年代初，阿多尔诺发表有关音乐录音唱片方面论文，如《论电台音乐的使用》、《唱针》等，率先针对音乐再生产问题进行社会学分析。
1932 年，阿多尔诺作为社会研究所非正式人员，发表《论音乐的社会情境》，该文本标志着他的音乐社会学观念趋于成熟。一方面，阿多尔诺把对音乐的思考和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以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分析了音乐的生产、再生产与消费问题，并梳理出音乐生产的类型学理论，另一方面，他讨论了欧洲音乐历史的合理化过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由此孕育出文化工业批判的理论源头。
1933 年纳粹上台后，阿多尔诺被解聘教职，1934 年流亡英国，其间写有《贝多芬的晚期风格》、《论爵士乐》等。1938 年，阿多尔诺移居美国，正式加入社会研究所。因电影问题与本雅明发生争论，他写作了代表社会研究所立场的《论音乐拜物特征与听的退化》。该文基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与心理分析理论，分析了音乐商品化以及音乐娱乐的实质性，进一步展开了文化批判的理论逻辑。在美国，阿多尔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合作，应用经验社会学和心理学方法对文化工业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音乐趋势:广播理论要素》、《广播交响乐》、《一种广播音乐的社会批判》。流亡美国期间，阿多尔诺还与汉·艾斯勒调查好莱坞电影制作业，合著《为电影作曲》，探索电影工业音乐文化。1947 年，他与霍克海姆合作，撰写《启蒙辩证法》，对以科学为基础的近现代文明进程展开批判。1948 年，《新音乐哲学》出版，作为《启蒙辩证法》的附录。文本把 20 世纪两个音乐巨匠表现主义的勋伯格与作为客观主义的斯特拉文斯基并置起来，以两极对立的极端方式，置分析背景于巴赫以来的西方社会文化语境。阿多尔诺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都处于欧洲音乐的两个极点，勋伯格解放不和谐音，表现了晚期资产阶级社会中主体受难，客观化的表现主义呈现出对资产阶级社会同一性的反抗；而斯特拉文斯基恰恰对这种受难袖手旁观，主张音乐的纯客观性，无视这种异化，他的音乐通过静观世界而表现为一种极权，这被阿多尔诺指认为现实的同谋。文本中的激进观点使阿多尔诺名声狼藉。其后，阿多尔诺把注意力转向苏联阵营的音乐，发表具有高度批判性的论文《管教的音乐》。
关于新音乐哲学的主旨，阿多尔诺在 1953 年《论哲学与音乐的当代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所有这一切并不是鼓吹一种更高层面的审美乐观主义或佯称音乐，或任何艺术，可以治愈被现状所造成的创伤，今天艺术的首要任务是正确而且以自己的方式来认识。”他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而“伟大的资产阶级音乐的历史，至少从海顿以降，就是可互换的历史: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别事物是‘自身’存在的，一切都与整体发生关系才存在。”由此可以看出，新音乐哲学与通常的音乐审美理论有着质的区别，我们可以称之为反思或批判的音乐社会学，其实质是从音乐中认识社会并在社会中改造社会，而与救赎大相异趣。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新音乐哲学是第一、二次大战以及冷战时期这种极端状况下的产物，显示出阿多尔诺对现代人类文明充满忧虑:奥斯维辛集中营果真惨绝人寰，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高压也令人毛骨悚然，而美国式的民主社会又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温柔的死亡，“这个世界真的会好吗?”
生平与著述
西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 Wis-tuqrund Adorno，1903 年 9 月 11 日—1969 年 8 月 6 日)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生于法兰克福一犹太酒商家庭，卒于瑞士菲斯普。
1919 年，阿多尔诺就读于法兰克福天主教学校，随伯恩哈特·涩克雷斯学习作曲，随爱德华·容学习钢琴演奏。
1921 年，于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社会学、心理学、音乐，开始从事音乐批评研究，结识马克思·霍克海默。1923 年，结识马格雷特·卡普鲁斯与瓦尔特·本雅明。1924 年得到汉斯·孔内力乌斯认可，以论文《胡塞尔现象学对物体与意识的超越》取得博士学位，结识阿尔班·贝克。
1925 年于维也纳随阿尔班·贝克学习作曲，随爱德华·施托尔曼学习钢琴演奏。
1931 年得到保尔·蒂厉希的认可，在法兰克福大学以论文《克尔凯郭尔的审美建构》取得授课资格。1933 年发表《克尔凯郭尔:审美建构》。1934 年流亡英国，在牛津大学梅东学院作进修生与讲师。1938 年流亡美国，作纽约社会研究所成员，“普林斯顿电台研究计划”的“音乐研究”项目负责人。
1941 年迁居洛杉矶，与霍克海默密切合作，撰写《启蒙的辩证法》。
1949 年返回法兰克福，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编外教授。
1954 年获阿诺德—勋伯格奖。
1958 年与霍克海默共同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
1963 年任德国社会学学会主席。获法兰克福城市歌德奖章。
著述有:《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认识论云批判:胡塞尔与现象学悖论研究》、《无调音乐:受控制的世界的音乐》、《新音乐理论》、《最低限度的道德》，等等。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