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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拉沃热·齐泽克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主将，当代国际著名左派思想家，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是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闯入西方学术界的一匹“黑马”。目前，国内学界对齐泽克的研究主要驻足于其独树一帜的意识形态理论，而颇能体现齐泽克思想之革命性的政治行动理论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其实，齐泽克的政治行动理论是与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密不可分的，深入探讨政治行动理论对全面把握齐泽克思想的脉络、彰显其思想中宝贵的激进维度有着重要意义。

　　一、“政治行动”的内涵及其与象征界的关系

　　在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敏感的主体》、《除不尽的余数》等著作中充满着对“行动”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行动概念是齐泽克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正是借助于这一概念，齐泽克表达了其毫不妥协的激进斗争姿态。厘清此概念的内涵及其与象征界的关系，是研究齐泽克之欲望化政治理论的前提。

　　（一）政治行动概念的内涵

　　一般来讲，政治行动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以特定目标为指向，通过一定的手段作用于特定对象的活动和过程，它是包含目的、途径、结果、价值等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人们可以从效果、效能和效率等多个维度对政治行动的过程及结果展开评价，从而建立对政治行动的反馈调节机制，最终实现政治行动所预计达到的目标。然而齐泽克并不赞成这种主张，他认为这实际上预设了政治行动的本体性，是一种明显的形而上学式独断。他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出发，对政治行动的内涵做了颇具独创性的界定。

　　一方面，齐泽克认为真正的政治行动是空无，是纯粹彻底的否定，是唯一不能被命名的东西，他明确指出：“因此——简单地说——对于拉康来讲，在其否定性维度上的真正行动自身，作为先于命名的‘对象’之真实的行动，最终是不可命名的东西。”这就是说，政治行动是不可言说的，因为任何象征符号的赋予都是对它的一种规定（即肯定）。在这种规定中，政治行动被“非法”地言说为某种象征符号，亦即纯粹否定性的空无被“篡改”为肯定性的在场。同时，政治行动又是使所有其他之物得以命名成为可能的东西。在齐泽克看来，他物的命名过程也就是象征界对世界进行符号化的过程，但是由于政治行动的抵抗，象征界的这种符号化进程永远不会彻底完成，其中总会遗留下某些缺口。为了弥合这些裂口，象征界只能再一次展开那注定不会成功的符号化过程。因此，所谓政治行动，其实就是这一不断尝试完全象征化而又不断失败的过程，政治行动总是处于不停失败的实现过程中。正是政治行动给予了象征界以不停地编织符号网络的永恒动力，提供给他物进入象征秩序的可能性。

　　可以说，整个世界的存在都建立在这种渴望不断呈现自身（而又必然无法完全呈现）的政治行动之上。另一方面，齐泽克又认为，政治行动是“悬置-撤销-反驳的否定姿态和填充它的空洞的肯定姿态”之间的“最小距离”。所谓“悬置-撤销-反驳的否定姿态”就是上述的政治行动的纯粹否定性，它具有颠覆一切象征界的企图和力量，以不可能的空无作为自身的旨归，它构成了象征界维持自身存在的终极条件；而“填充它的空洞的肯定姿态”则是指政治行动若想在象征界中真正显现自身，实现对象征界的有效介入，就必须以上一种姿态的对立面的形式展现自己。也就是说，政治行动内含有肯定性或称为建设性的面向，此面向就是在现实社会中可以观测到的斗争维度，政治行动若离开了这一面向，便无法为自身建立规定性的具体形态。所谓二者之间的“最小距离”是指齐泽克旨在实现这两个在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层面的统一，既不偏执于悬置-撤销-反驳的否定姿态的单一破坏性，也不囿于填充它的空洞的肯定姿态的妥协权宜性，游刃于两种极端之间，解构与建构双维并重，这便是齐泽克界定政治行动概念的要点之所在。

　　如果说对政治行动第一方面的定义呈现出齐泽克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那么第二方面的界定则显现出他企图超越后现代之藩篱的努力。在齐泽克看来，政治行动就是对实在界之空无进行无止境替代与弥补的过程，由于最终的目标永远不会达到，因而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下去。政治行动的关键之点便在于这种永不停歇的抗争姿态，它的生命力便在于这种不断生成的动态性。齐泽克对政治行动的两种界定初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而实际上二者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政治行动固然属于实在界，是并不存在的空无，但只是单纯消极地指认真正的政治行动之不可能性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以否定性的形式呈现出来，表现为象征界中的一员。这样看来，我们应将第二种界定视为第一种界定的功能性表现。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第一种界定并不能独立存在，它并不具备本体的维度，这种空无正是通过第二种界定才被回溯性的意识到的。

　　（二）政治行动与象征界的辩证统一

　　政治行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象征界有着复杂的联系。一方面，政治行动与象征界虽说是同一个实体的不同侧面，但行动是以生成（becoming）的方式、而象征界则是以存在（being）的方式来体现这个实体的；另一方面，政治行动与象征界又不是互不相容的，齐泽克指出：“行动和大他者（象征秩序），远非对立，而是以一种构成性方式纠缠在一起。”具体来讲，政治行动打破了现存的象征性的惯例，它没有停留在可以接受的可能性的范围里，而是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和发展这些可能性。政治行动总是处于象征界之外，是在现有视域中无法被看到的东西。因此只有在政治行动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人们才可以按其自身的条件来言说它。政治行动本身使已经发生的事件具有了成功的可能，这些事件在外观上呈现为已经存在的可能性的实现。例如，只有在意大利通过离婚法案之后，我们才可以说人们已经乐意去接受这种改变。正如齐泽克所言：“一个行动并非在一个似乎可能的给定地平上发生——它重新定义了可能存在的东西的轮廓（一个行动实现了那些在给定的象征世界中似乎不可能的东西，然而它改变了它的条件，从而回溯性地创造它自己的可能性的条件）。”而这并不是政治行动的终结，因为在每次重新定义的象征界中我们总能看到那些被其所排除的替代性选择，看到隐匿其后的作为空无的真正的政治行动。这样看来，政治行动其实就是象征界自我的不断加倍的过程。象征界的扩张将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力图覆盖所有的领域。政治行动不是已经实现的某种潜能或是已经解决的不可决定性，而是已经产生而且同时再也不会产生。换言之，它总是不断地产生，用拉康的话说，行动是不停被书写的。这正是齐泽克著作中最为关键也是最为晦涩的地方，这不仅是由于它颠覆了有关政治行动的常识性见解，还由于它暗示着政治行动——即决定本身实际地揭示或产生了某种不可决定性。对于这种镶嵌着不可决定性的行动与象征界的关系，齐泽克借拉康之口指出：“对于拉康来说，否定性（即政治行动，笔者注）、一种退守的否定姿态，先于任何热情地认同理由的肯定姿态：否定性是热情认同（即象征界，笔者注）的（不）可能性的条件——即，它设置了战场，为其打开了空间，但同时被它迷惑并破坏它。”因此，作为否定性的政治行动是整个象征界的内在界限和先验条件，象征界便建基于这种不断生成的政治行动之上。所以齐泽克说，“思考行动，与其说是思考主人能指（即象征界，笔者注）之前的东西（因为，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主人能指之前和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还不如说是思考那些与主人能指同时的东西。一切事物只有通过主人能指才能被看到，与此同时，这一切只因行动才有可能。”

　　据此，我们认为在齐泽克那里，以否定姿态出现的政治行动较之肯定性的象征界而言拥有更为优先的地位。没有政治行动的支撑，一切象征秩序就都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换言之，象征界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它对政治行动的永不停歇地“缝合”行为，失去了缝合对象，象征界本身也就寿终正寝了。

　　二、真理事件与政治行动的关系

　　齐泽克很少直接纯粹地阐述自己的主张，他总是将自己的观点深深植根于他人思想的沃土之中，在对他人理论的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一点一点“增殖”进自己的细胞，这样，他人的体系变成为自身羽化成蝶提供宝贵养料的蚕蛹。齐泽克对政治行动的阐释也不例外。齐泽克就是通过分析阿兰·巴迪欧对真理问题的探讨阐述了真理事件与政治行动的关系。

　　（一）阿兰·巴迪欧的真理事件理论

　　阿兰·巴迪欧在其代表作《存在与事件》中对真理问题的探讨清晰地表明了他渴望摆脱后现代主义之反柏拉图的冲动的态度。后现代主义者坚信，政治行动仍然可以以某些永恒的形而上学或者先验真理为基础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了，20世纪的经历证明对形而上学的盲目崇拜只会带来灾难性的极权主义社会后果。因此，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坦承我们如今所生存的世界已失去了形而上学的确定性。我们生活在一个偶然与推测恣意流淌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政治蜕变成了单纯的实践智慧或策略谋划层面的东西，人们越来越缺乏对于世界的深层次认知。巴迪欧指出，后现代主义者从这样的理论诉求出发，必然认为“不存在事件，没有事情真正发生过：真理事件是一种失去的虚幻短路，一种迟早会被差异的重新断言所驱走的错误认同，或者至多是对即将到来的救赎的短暂承诺，它通向我们为避免灾难性的极权主义后果而不得不保持的正确距离。”巴迪欧主张我们与真理之间并未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言存在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真理其实就是揭示现存情境所替代的空无，是那种替代使象征界成为可能的被剔除之物的东西，它从属于“每种情境的空洞，从属于它的内在矛盾和（或）它的剩余。事件是使‘正式的’情境必然压制的东西清晰可见的那种情境的真理”。

　　（二）齐泽克对真理事件的政治行动解读

　　齐泽克非常赞同巴迪欧的上述观点，即只有在象征界的话语体系内，人们才能体认到在一番努力之后，还有某种作为未完成的空无性存在。不经过象征界的中介，这种空无就不会被体验到，如果这样，那人们也就无法来讨论它了。换言之，我们绝不可能实际地拥有空无本身；它只能在回溯中存在，表现为缺失的结果，我们不可能在“现在”遭遇到它，因为我们始终是借助象征界回过头来将它缝合，“因此封闭/决定情境（再一次地）的姿态绝对与（追溯地）展开它的那种姿态完全一致。”然而齐泽克走得更远，他所强调的是即使空无只能在真理事件所揭示的情境中被指向，它仍然被看作在逻辑上先于象征界，它是一种例外、一种位于象征界之外的东西。正因为如此，齐泽克才提出了迥异于巴迪欧的主体概念。巴迪欧认为“定义主体的东西是他对事件的忠诚：主体跟在事件之后并且坚持在自己的情境中辨清它的踪迹。”齐泽克则认为，与其说主体是忠诚于某种先在的原因，不如说本身就是那个原因，即主体本身就是一个空无。“使主体认同结构之构造性空洞——这样一种认同已经使主体‘本体化’，尽管是以一种纯粹否定方式进行的——即是说，它把主体变成一种与结构完全同质的实体，这种实体从属于必然之物和先验之物（‘不存在脱离主体的结构’）的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虽说整个象征秩序都是为了替代这个主体而存在，但决不能认为主体在此替代产生前就已出现。应当说主体与象征界总是同时发生的，因为这不是在象征界内部产生空无或事件的问题，而是本身就是象征界的空无或事件、为了弥补象征界之非完满性而无限扩张的空无或事件。象征界与主体相互依赖，每一方都因对方而存在。简言之，齐泽克所坚持的是主体的象征化之必然性和不可能性（即最终的失败）的同时性。至此，巴迪欧真理事件理论的“代孕”工作几近完成，齐泽克通过对真理事件逻辑上对于象征秩序的优先性的指认实现了与自己政治行动理论的对接。

　　他明确指出，作为逻辑先在性的真理事件其实就是死亡驱力（death-drive）。这是一种永恒的自我否定，它总是不断抹除象征界的任何命名，将自己标记为缺席。死亡驱力将每个貌似成功的事件都视为失败，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理解为重复。这样看来，死亡驱力不仅仅是象征界所替代的空洞，还是作为缺席的事物本身，是在无原因存在时存在着的原因，一种无确定目标的纯粹的指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行动内在“包含一种死亡驱力的维度，该维度为一个决定（完成一种霸权认同、卷入对一个真理的认同）提供了基础，但是不可能被还原为它。因此，拉康的死亡驱力（巴迪欧固执地反对的一个范畴）又是一种存在与事件之间的‘消失的中介’存在着一种‘否定性’的姿态，它由主体构成，它因此着迷于‘存在’和对事件的忠诚。”据此，齐泽克认为，20世纪的真正灾难——如大屠杀、斯大林主义等——并非源于人们对完美世界引诱的屈服，而是在于拒绝直面这种诱惑，进而穿透幻象的迷雾。当然，这种政治行动的死亡驱力维度也在诸多人物身上强烈的彰显出来，列宁就是其中的典范。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远优于自由主义的左派。后者虽然倡导团结、自由等宏大的计划，但是当他们意识到这必须以经常且残酷的政治手段为前提时，又转而逃避它，没有人敢于为这样的行为负责，所有重要的决断都由人们投票产生，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人们陷入到了风险社会之中。而列宁主义者截然相反，他们能充分认识到掌握和实施政权的意义，他们有勇气完全承担其政治的后果。尽管最终的目标根本就不存在，他们还是能永久保持着一种“安提戈涅式”的抗争姿态，屡败屡战，毫不松懈。正如齐泽克所言：“与歇斯底里刺激的游戏相反，对真正的革命立场的检验英勇地准备着容忍现存制度颠覆性的侵蚀，因为它正在转变为一个能赋形于否定性的新的实在秩序之原则，——或用巴迪欧的术语说，从真理到存在的转变。”

　　综上所述，齐泽克既不认同德里达之推迟的和不可实现的政治行动，也不认同巴迪欧之只存在于象征外的政治行动。换言之，他既不赞成政治行动是先于和外在于象征界的空无，也不承认它是象征界的回溯性效果，毋宁说，齐泽克所追求的是政治行动与象征界的同时性。这种“同时性”是与某种类似于“旋转运动”的范畴相对立的。所谓旋转运动，是指政治行动与象征界之间的一种交替互生的关系：在每次的符号化过程之后总会有某种东西被遗漏，这种遗漏也就是政治行动；而政治行动对象征秩序的每一次对抗，也客观上促成了象征界的结构更新，亦即二者间始终保持着相互产生、相互促进的关系。而“同时性”则截然相反，它所强调的是政治行动与象征界之间的共时性关系，这里不存在任何彼此互生的空间，双方是以一种“短路对接”的方式发生关联的。这种同时性关系更加注重政治行动所固有的纯粹否定性。

　　三、政治行动与欲望的关系

　　齐泽克的政治行动理论绝不是空中楼阁，它深深扎根于精神分析的土壤之中，无论是政治行动的最终目标还是现实意义都是以其独特的欲望理论为逻辑基础的。只有通过欲望理论，才能理解政治行动的终极目的和现实意义为何，以及政治行动何以会具有如此的目的和意义。不联系欲望，便无法把握齐泽克政治行动理论的根源，无法彰显欲望对于整个象征秩序的构成性作用。

　　（一）政治行动的真正目标是不存在的欲望对象

　　齐泽克继承了拉康的观点，认为人的欲望对象也就是欲望的原因——对象a，它本身是不存在的，但它也正因其不在场而对大他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象a总是要以否定性的形式将自己呈现于大他者中，这种无休止地生成过程成为驱使欲望不断展现的动力和源头。

　　正如齐泽克所说：“欲望的实用功能不会达到目标，不会得到彻底的满足，而是复制自身，再以欲望的面目出现小对体（即对象a，笔者注）并不是我们欲求和追寻之物，而是规定了我们的欲望如何运动的因素，是一种形式框架，赋予我们的欲望连贯性。当然，欲望具有换喻的特征，它不断从一件事物跳到另一件事物上，然而在所有这些跳跃中，欲望保持了最低限度的形式连贯性。所有的欲望都具有一套幻想特征，当我们再某个物体上看到这些特征，我们的欲望就会被激发出来。作为欲望的起因，小对体也无非是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形式框架。”而人之欲望毕竟是无意识层面的，它总要通过现实的行动表现出来，这种不满足于现状并不断打破现存象征秩序的活动就是政治行动。真正的政治行动是一个空洞，是纯粹彻底的否定，是无法被编入象征秩序之网的东西，因为政治行动的目标就是那能够完全满足人之欲望、却又并不存在的对象a本身。

　　（二）政治行动的意义在于其绝不向欲望妥协的“安提戈涅式”的抗争姿态

　　齐泽克曾在其代表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欲望，即幻象欲望和超幻影欲望。所谓幻象欲望是指通过幻象建构起来的他者的欲望，这样的幻象及其形成是对他者欲望之谜的回答，这个谜确认了主体之原初性、构成性的位置。欲望的原初提问并不表现为“我想要什么？”，而是呈现出主体间性的特征，表现为“他人究竟想要我怎样？他人从我身上想要看到什么？我该怎么应对他人？”等等。人们正是通过幻象才知道欲求什么以及如何去欲求。而超幻影欲望其实就是以其纯粹形式表现出来的死亡驱力，前者欲望是对后者欲望的全力防御。齐泽克坚持拉康之不在欲望问题上让步的观点，主张绝不能向欲望妥协，这意味着我们要全面抛弃那些建立在幻象之上的多姿多彩的欲望，转而找寻超幻影欲望本身。

　　在后来的《幻想的瘟疫》中，齐泽克又一次关注了这个问题。他说：“幻想是将冲动和欲望分隔开的屏障：它说出的故事允许主体将处于冲动（即超幻影欲望，笔者注）核心的空白（误）认为某种原初缺失，从而构造出欲望。换句话说，幻想为欲望固有的僵局提供了似乎合理的解释，它幻化出一幕幕场景，让人们看到，他们被剥夺的快感集中在他者处，正是他者偷走了人们的快感。”在反犹太主义意识形态的幻想中，社会整体性的缺失被归因于犹太人形象的植入。也就是说，当今社会中冲突之所以不断出现，是因为犹太人对社会的侵害和腐蚀。他们无耻地窃取我们的财富，肆无忌惮地勾引我们的女人，他们是偷走我们快感的秘密力量。要想穿越这种幻想，我们就必须要从恶性循环中，从并无对象存在的核心空无中找到快感，彻底放弃从任何其他地方获得快感的奢望。既然我们要求珍视作为超幻影欲望的死亡驱力，珍视这把刺透幻想帷幕的尖刀，那它表现在政治行动中就必然是一种“安提戈涅式”的永恒的抗争姿态。这种抗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勇，是在最终目标根本不存在的情境下对于欲望对象踪迹的无限追寻。这正是政治行动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齐泽克的政治行动理论与其社会对抗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从研究对象上讲，无论是社会对抗还是政治行动，它们所关注的领域都是“非完整”的象征界，即象征界及其内在的裂缝。它们都主张象征秩序与该裂缝的内在统一关系，主张象征界与中心空洞的互为前提性，迥异的地方在于两者的理论视角与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社会对抗理论以现存的象征秩序为视角，强调了社会征兆乃是象征界之不能弥合的伤口；政治行动理论则以打破象征界的政治行动为视角，突显了其可贵的死亡驱力的维度。其次，从理论体系上讲，两部分思想均是以欲望理论为逻辑基点的。社会征兆的不可缝合性源于幻象对于真正欲望对象的无穷的失败性替代，政治行动的死亡驱力维度则体现了人们对于欲望对象的无限渴求。因此，我们可以说齐泽克的政治行动理论与社会对抗思想是一体之两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注释略）

　　（作者苏平富，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赵伟，首都师范大学在读博士）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