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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后中国仁人志士面对割地赔款等深重灾难，纷纷探寻自强之道，从引进技术转向效法西式制度，后又转向欧美文化，甚至有人倡导“全盘西化”。在留洋大潮当中，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关注到日本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辛亥革命初年，上海和沈阳的报刊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提法。此后多党林立，冠名为“共产党”的各类政党相继涌现又昙花一现，其中自称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亦有好几个。历史和人民从各种政党中选择共产党，继而从各种中国“共产党”中选择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概念起源和传播历程，对拓展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和深化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政党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对抗封建主义的产物，发端于西方，诞生于17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弊端逐渐暴露，无产阶级政党应运而生。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前身是正义者同盟）委托，撰写了政党纲领《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出版发行。该宣言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向世人宣示了共产党的使命和纲领、性质和宗旨、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动力和影响力，这对共产党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产生了源发性影响。

　　1904年11月，日本创办的《周刊·平民报》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党纲翻译为《共产党宣言》，这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注意。中国留学生不仅关注《共产党宣言》，而且有意翻译传播给国人。最早把《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翻译为中文的中国人是“蜀魂”（蜀魂为译者的署名），1907年在东京出版。1908年元月，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创办了《天义报》，刊发了署名为译者“民鸣”的《共产党宣言》序言，随后几个月连续刊完该宣言的第一章，1908年下半年刊行了中文译本，开宗明义提出了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的使命。中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朱执信编辑《民报》，在内地率先翻译引述了《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向国人传播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状况，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拓荒者”。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内地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章节大大增加。比如“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每周评论》1919年4月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翻译者为成舍我。陈独秀在《无产者与共产党人》中加注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国民》杂志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内容，翻译者是李泽彰。1919年12月，《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的节缩本问世，翻译者是罗章龙。在此基础上，1920年陈望道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至此首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发行，共产党的称谓与思想在中国大地得到进一步传播。

　　民国初年政党异军突起，除了涌现了一些号称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党和各类工党、劳动党，还出现了几个明确打出“共产党”旗号的政党。1912年春天，有人登报组建“中国共产党”，公开招募党员，“中国共产党征集同志：本党方在组织，海内外同志有愿赐教及签名者，请通函南京文德桥阅报社为叩，此布。”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报刊文献中出现“中国共产党”名称的最早记载。不到一个月，即1912年4月28日，沈阳的报纸告示了另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组党纲领：“南京现有名无吾者为求均平贫富起见，特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江宁公学，不日即开成立大会。兹将该党所拟进行各政照录于下：（甲）替戴共和政府；（乙）破除财产相继制度；（丙）土地收归国有；（丁）建设社会工场；（戊）提倡平民教育；（己）平均劳动时间。”民国元年“中国共产党”称谓及其政治主张的出现，表明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开了中国进步的大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和共产党的思想，进一步开启民智、培育新民，彰显了时代气息。

　　1914年，刘师复在“晦鸣学舍”和“心社”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无政府共产党”。1915年7月，中国同盟会成员黄介民、陈其尤、王希天等人组织了“新亚同盟党”，后来改名为大同党。王若飞在延安回忆共产党的发展史时曾提到黄介民：“当时上海有黄介民一派，找到了陈独秀，在广州找到了区声白、黄凌霜（黄是无政府主义，去过苏联）。”据施存统1921年12月被捕时回忆：“上海之共产党有两种。一种乃陈独秀创建，信奉纯粹之马克思主义；另一种为黄界（介）民派所组织，信奉杂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马克思主义。而余有关者乃前者。”大同党另一位主要创建者是姚作宾。俄共谈到姚作宾时说：“这一年5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联合大中小学校学生的组织）代表姚作宾同志从上海来到海参崴。同姚同志一起讨论了苏俄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援助问题、通过创办报纸加强我们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以及为向往苏俄的中国学生提供帮助问题。”俄国共产华员局有一名出色的领导成员刘江（俄文名为费奥多罗夫），他在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设立了中国支部，1920年暑期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致信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讨论革命问题。同年秋天他在上海拜访了孙中山，回到俄国后，1920年10月他又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向俄共穆尔州委员会报告了同孙中山的会谈情况。

　　20世纪20年代初，曾担任过共和会干事长的胡鄂公，在苏共支持下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同志会”，并发行《共产主义》杂志。由于该组织创办了《今日》杂志，故又称“今日派共产党”。后来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讨论了胡鄂公党籍问题。“今日派共产党”（共产主义同志会）解散后，大部分成员也加入了陈独秀、李大钊主创的中国共产党。

　　辛亥革命之初和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报刊和社会上出现中国“共产党”等名称及其组织表明，一批奋起抗争的仁人志士由以前主张内部改良、效仿西方政治制度开始转向寻求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组织以救国救民。所不同的是，这不是“全盘西化”，也没有照搬《共产党宣言》，而是依据中国社会特点和当时的国人思想认识水平，在共产党前面冠以“中国”称谓以示区分。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和辛亥革命前后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在中国大地刊行，契合了中国现代化的探索需求。这首先缘于马克思主义同小康大同等传统文化相契合，然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被国人接受，这才有了后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难点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相融合。这也说明，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前提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基，没有共产党概念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没有中国命运的改变。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经历了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者一样，“共产党”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通用名称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期间使用过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党等称谓。

　　从1869年起，欧洲工人运动发展到了建立民族国家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阶段，但这些新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起初没有命名为共产党，而是用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作为共产党的名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1869年8月德国的革命者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12月该政党历经49年才正式命名为德国共产党。俄国共产党（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根据列宁的提议才正式改名的，其前身为1903年的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与孟什维克少数派相对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之前为1895年列宁组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该协会由1893年普列汉诺夫发起的劳动解放社改建而来，历经25年劳动解放社最后定名为俄国共产党。美国社会党也是如此，1901年创立后吸纳了各种社会主义势力，20世纪初达到鼎盛时期。1912年列宁曾预言：“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无独有偶，江亢虎就在1912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党，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党”来命名的政党组织。1913年至1918年，俄国人维经斯基（中文名为吴廷康）在移民北美时加入了美国社会党，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由俄共（布）远东局派到中国帮助建立共产党。1919年，美国社会党分裂为三派：社会党、共产党、共产主义劳动党。英国社会党1919年也分解为共产党和劳动党等。法国共产党的前身是法国社会党，1920年中法大学的发起者之一、中国同盟会的元老李石曾受此影响，在中国组建了社会改良会和无政府主义党。日本共产党则由日本社会党改名而来，共产国际还帮助指导朝鲜社会党的革命活动。

　　不仅国际上的各国左翼政党以社会党命名为主，而且社会党的理念与思想传入中国后也同样受到欢迎，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乱花渐欲迷人眼”，成为近代中国的一股思潮。这一时期社会党称谓比“共产党”概念更有影响力，社会党阐述的思想——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成为中国早期革命者由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的重要媒介。宋教仁作为近代革命的先驱之一，较早把《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翻译介绍给国人。早期传播社会主义的江亢虎游历欧美后看到了西方社会党的盛况，发起组建的中国社会党鼎盛时期多达50多万名党员。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称赞俄国布尔什维克是“革命的社会党”。从1919年11月开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杨匏安便把马克思与社会党联系在一起，他发表文章说：“当来查尔组织劳动同盟之际，采用马克斯之说，为社会民主党领袖，尝欲建设生产的协会，以为改造社会组织之目的。……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且去来查尔归于马氏，在近世社会党中，其为最有势力者无疑矣。”1919年3月，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中国派出的代表即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名义参加。可见，社会党理念与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具有很大影响力。

　　作为近代盛行的政治思潮，社会主义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很大。在社会主义政党的早期成员中，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斑驳聚集，思想倾向差异较大。为了最大限度凝心聚力，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一开始没有命名为共产党，而称之为“社会主义者联盟”。1920年1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发表了陈独秀撰写的《短言》，指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实验场。”陈独秀使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概念，旨在同民国初年的工党、劳动党区别开来。同年10月，淞沪护军使兼第6混成旅旅长何丰林发电报给北洋政府，称“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北洋政府的官吏把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称作“社会党”并当作“过激党”看待，可见社会党的概念和理念在当时颇为盛行。

　　受社会党思潮的影响，中共建党先驱一开始就参照社会党的组织方式开展建党活动。社会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早期工人阶级政党命名为社会党或者社会共产党，而没有直接被冠名为共产党。1920年《新青年》杂志第8卷第1号的封面改为美国社会党（社会主义政党）党徽的图案。对此，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茅盾形象地阐释说，这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相握。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把社会党分为“不真实的社会党”和“爱国的社会党”，认为“各国不真实的社会党及工党，尽向军国主义投降（即向资本家投降），尽变为叛逆，爱国的社会党和工党，有两个叛逆的总机关：一为第二国际党，一为万国工会。”蔡和森反对社会党的右派，“张君迈以中产阶级的反动眼光及贤人眼光观察俄国革命，对于德叛逆社会党（即多数党）一唱而三叹（见《解放与改造》）”。李汉俊在酝酿建党时也说：“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竟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在德语记录的开头，中国代表是共产主义团和左派社会主义党。1920年元月，李汉俊评论美国问题时指出：“我想你们总不愿意学一八七八（年）毕士麦的‘社会党镇压令’，因为这是历史上重大的失败事件，应该是你们知识丰富的民主国民所深知的。”1920年，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印发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小册子，文章指出：“社会党革命不过才三年工夫，而革命的新潮流直压倒暴君沙余下的贵族。”“第三次世界劳工大联盟底红旗，和无产者社会党的革命的强盛的火焰，都到各国的面前来，革命之声，不转瞬将来普及于全球了。”文章结尾还说：“世界社会党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万岁！”这表明，当时社会党的社会基础广、思想影响大，很多中共建党先驱先接受社会党的概念和理念，后来才形成更为系统的共产党理论。

　　从中国政党发展史看，早期的中国社会主义者具有浓郁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或民主社会主义色彩。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很多成员，之前或者加入过其他政党，或者发起创建过其他政党。比如，沈定一（沈玄庐）在中华民国成立2个月后（即1912年3月）就同革命志士一道创立公民急进党，其党章专设《党员义务、权利、规约》一章，先阐述党员义务，后阐明权利，这在民初政党中较为罕见。陈独秀也一样，他早年是个封建士大夫，后来成为改良主义者，之后又转为激进民主主义者，最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即使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仍然留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印迹。同样，李大钊在法政学堂求学时就成为中国社会党的早期成员，后来撰写了《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直到1921年3月，李大钊依旧认为:“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可见，社会党的理念对近代革命先驱和中共建党先驱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特点决定了思想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建党任务。

　　1920年8月，陈独秀写信给张申府就党的名称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征求意见，经张申府、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等人共同商定，最后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张申府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但是到了1920年9月，陈独秀在同意李大钊和张申府把党的名称定为共产党后，依然留有社会党的情结。与此同时，远在法国的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布尔塞维克与门色维克（先同属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开首是争党员加入的条件，布派主张极严格。门派主张宽大。”蔡和森还说：法社会党拟改名共产党。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最初定名为社会党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国际上广泛的社会党理念盛行的背景和国内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论争背景。

　　建党先驱蔡和森清楚地知道俄国共产党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改名而来，他致信给毛泽东说“现在布党改名为共产党，加入条件仍极严格”。这表明，当时称呼共产党为社会党是不约而同、英雄所见大同的普遍现象，社会党的概念是被很多人所接受的。陈独秀等人把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叫做“社会党”或“社会共产党”，与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人员构成有很大关系。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数不少，有些组织的成员甚至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中共一大筹备前期，无政府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的同盟力量，或者说曾是前期的同路人。张太雷曾谈到：“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以前，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许多地方我们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共事。”蔡和森也作过这样的解释：“我党开始形成时，去那里找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呢？真正能够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上的人呢？且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在广东及各地都有组织且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当时曾有一部分激进分子相信了无政府主义。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故在上海仲甫同志发起组织党时，连沈仲九也拉进来，并且在当初有相当的作用和益处。”陈公博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时，在会上作了《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指出：“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为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Минор)和别斯林同志是共产主义者。”正因为如此，用“社会党”的称谓可以把《新青年》杂志、《星期评论》周刊和《时事新报》等刊物形成的外围力量联合起来。当时有人甚至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党为时过早，因为国内工人太少太弱，似乎还没有真正的工人阶级。所以，当时没有直接使用“共产党”的称呼，而用了“社会党”或者“社会共产党”的名称。这不仅基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分歧，还因为有些人认为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基础比较薄弱，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尚未成熟。

　　中国共产党早期被冠名为社会党和社会共产党，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外，还有民族主义者的意见发挥了作用。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意识形态角度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从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层面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有些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参加进来，他们直接的诉求是振兴中华，寻求民族独立与自强，而不是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陈独秀1920年9月发表了《对于时局的我见》，仍然把吾党称之为社会党，明确指出：“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陈独秀倾向“社会党”的概念使用，旨在尽可能把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特别是把民族主义者同时兼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人士联合起来，以期更好地改造国家和革新社会。

　　建党先驱把共产党早期组织称之为社会党，还与国外工人阶级政党的建党轨迹有关。这是因为民国初年中国就建立了社会党，早期影响非常大。李大钊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前曾加入过中国社会党。而陈独秀直到1922年5月1日还发表文章说：“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这表明，有时他们也把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称谓在同等含义上使用。除了陈独秀，建党先驱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给毛泽东写信讲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时指出：“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1924年4月陈独秀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提出社会党的使命是为阶级的革命而奋斗，国民党的使命是各阶级合作为国民的革命而奋斗。国民党固然也可以采用若干社会主义的政策，而他的使命究竟与社会党不同，所以决不能拿相信社会主义与否为国民党左右派的标准。

　　由上可见，“共产党”的命名经历了一个思想史层面的变化过程，其创建规律主要体现为由“社”入“会”、由“会”组党。总体上看，先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后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先成立会社、再组建为政党；先冠名为社会党，后定名为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建党规律。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先驱中，较早明确把新建的党称为革命党的是李汉俊，他主张建立一个不同于旧式会党，也不同于同盟会等政党的中国革命党。他在1917年9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金刚、汉俊节译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后，写了译后语：“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这一思想比蔡和森1920年提出革命党的时间还要早三年。

　　辛亥革命后除了角逐国会选举的各种政党外，有些人士还纷纷效仿欧美和日俄，组建大大小小的“共产党”组织。1920年到1922年，中国出现了若干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政治团体。比如留日的中国学生等人1916年成立了新亚同盟党，1920年3月18日改名为大同党，李大钊1917年曾加入新亚同盟党，后来被称为“大同同志”。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刘清扬也曾是大同党的党员。1920年3月，姚作宾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后来改名为东方共产党。1920年7月，俞秀松在日记中提到他们组织的政党是“社会共产党”。据陈望道、邵力子、李达回忆，1920年7月至8月，产生了党纲比较完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拟命名为“共产党”或“社会党”。1920年7月，留法学生在蒙达尼公学讨论建党事宜，蔡和森明确提出社会革命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他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夏天，湖北利群书社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在法国的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改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谈到建党初期的情况时说：“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过孙中山。”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在莫斯科同时与会并自称代表中国正统的“共产党”组织就有五个：陈独秀、李大钊发起并派张太雷和俞秀松参会的中国共产党、姚作宾代表的“东方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留学生成立的少年共产党、黑龙江省黑河的中国社会党支部“龚君、于君”改组的“中国共产党”、只身赴俄、来自杭州的张民权代表的“支那共产党”。虽然经张太雷等人提出抗议，共产国际后来收回了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没有大会发言权，而改为张太雷代表中国的共产党发言，但仍然保留了江亢虎、姚作宾的参会权，而没有把他们驱逐出会场。1924年1月，吴玉章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后来吴玉章到北京见到赵世炎后，才知道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已经成立。于是，他专门致信四川的同志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其中一些成员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见，当时中国各政党自称为“共产党”的不只一家。中国出现各种各样的“共产党”，折射了民国初年“相约建党”的历史境况，又体现了“不约而同建党”的多样景观，反映了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的渐进性、曲折性和必然性。

　　为了建立真正革命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们参照了早期国外共产党的经验。维经斯基向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介绍了美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1920年11月李达主编的内部刊物《共产党》，首期月刊专门介绍了葡萄牙共产党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刊物封面同英国共产党的党内刊物的封面基本相同，都印有共产主义的英文名字。这本《共产党》创刊号明确提出我们中国的共产党还在萌芽时代。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对照俄国共产党的做法，起草了内部使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举起了共产主义大旗和奋斗目标。该宣言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标题就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鲜明阐述了共产党的本源初心——共产党是追求共产主义的政党。宣言的第三部分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途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宣言抓住了建党的关键词——共产主义、阶级斗争、革命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建党初心。1921年7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指出：“旧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1921年的年底，把《中国共产党宣言》翻译成英文的作者加写了一个说明：“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看到这个宣言后写了一段话：“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在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上闭幕，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条明确指出“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三条指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建党纲领之所以开宗明义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概念和革命目标，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有关。“共产”的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直接相通，“共”与“公”犹如孪生姐妹，公平公开、共和共享，反映了“天下为公”与“胸怀天下”的理想追求。中国共产党从嘉兴南湖起航开始就把“社会革命”作为奋斗目标，建立共产党的价值就在于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即使遇到暴风骤雨甚至惊涛骇浪，共产党人都风雨兼程、风雨同舟，牢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始终不忘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最高目标。

　　辛亥革命前中国开始零散传播共产党的理论，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出现明确冠名为“中国共产党”的组党启事，表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具有内在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契合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生根发芽、结出累累硕果的重要文化土壤。

　　中国共产党最初命名为社会党和社会共产党，反映了早期建党先驱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认识不是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其重要缘由在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大部分来自殷实家庭乃至富裕家庭，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居于社会中层或者中上层，对资本主义十分熟悉，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缺点、弱点和贫富差距等弊端，主张用改良手段或者温和改造的方式变革社会，决心改革私有制但又不消灭私有制。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多数来自殷实家庭，中共一大代表全部是知识分子而无一人是工人或者农民，他们之前曾是民主主义者，后来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发展和党的革命的深入，要求变革社会的群体涌现出了更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主要来自社会底层或者下层，属于较早的“无产者”，痛恨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因此主张用暴力手段、阶级斗争等社会革命方法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平等公正的社会。换言之，中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更多来自中上层群体，而在中国一开始就主张共产主义的激进分子更多来自中下层和社会底层。这是“共产党”思潮的重要来源。

　　中共一大召开前，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大部分来自衣食无忧家庭，相当一部分建党先驱还是富家子弟，他们与工农大众相比，接受了良好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既有欧风美雨的熏陶又有传统文化的根底，有爱国情怀又有变革社会的决心和行动。他们早期的思想属于典型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较为认同，因此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一开始倾向于命名为“社会党”或者“社会共产党”。面对建党过程的思想论争，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酝酿建党时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一盘散沙的弊端，思想逐渐发生微妙变化，尽力求同存异。但随着社会主义论战的深入、新村主义和平均主义等各类社会主义实验的遇挫与失败，建党先驱中的多数人逐渐倾向共产主义思想，他们开始不满足于改良的社会主义，而是赞同共产主义思想和纲领，后来旗帜鲜明主张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当然，这一时期的共产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纲领的认识并不深刻，甚至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情怀，对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社会的变革，具有立场执着与过程艰辛的双重特点。早期建党过程中一部分建党先驱既有社会主义思潮的色彩，也有共产主义的启蒙和初步觉悟，此后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历程中逐步转变为彻底的共产主义者。

　　辛亥革命前社会主义概念就在中国传播，辛亥革命后即出现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体现了建立新社会、改造旧社会，救亡革新的社会思潮。这正是陈独秀、李大钊早年关注并倾向社会党的重要内生力量。面对巴黎和会上列强欺凌中国、割占领土的新强权局面，反对帝国主义成为建立新式政党的重要缘由，中共建党先驱也由倾向使用社会党的名字转向明确使用“共产党”的称谓，态度更为坚决，立场更为鲜明，思想更为彻底。“中国共产党”的概念蕴含了多重含义。一是反对封建主义，强调社会革命。二是反对帝国主义，强调共同富裕。三是反对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追求共产主义，敢于自我革命。由命名“社会党”和“社会共产党”进而最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演变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由低到高分层级的。无论处在哪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高纲领始终没有动摇过，更没有改变过。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

　　在国际共运史上，相比较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命名经历了数十年时间，中国共产党最后定名的时间相对较短，只经过了一年多时间。正因为建党时间相对较短，共产国际有关人士一度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个“早产儿”或者畸形儿，有着先天不足。这后来成为有关人士反对甚至敌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借口。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对社会革命有着强烈的执着追求，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参加政府做官一度持轻视乃至否定态度，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概念起源说明，相对世界其它国家共产党的建党历史而言，中国共产党由于建党时间短、早期成员成分繁杂、理论准备相对仓促，因此一开始就存在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中国的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多数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延安时期又大量发展了知识分子党员和其它阶层的党员，因此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长期任务，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也因此成为党的宝贵传统。

　　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一步到位就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是逐步选择了陈独秀、李大钊主创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奋斗、持续奋斗的奉献牺牲精神。民国前后，共产国际曾经关注甚至重视过陈炯明、吴佩孚、冯玉祥等军阀，后来重视孙中山的国民党力量，还一度关注其它的中国“共产党”。从文化符号学角度看，1921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建党先驱在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中国社会出现号称共产党的各类政党，有的工人党、共产党甚至一度被列宁和共产国际所看重；有些政党也吸引过众多民众，乃至名气和声望在一段时期比中国共产党还大；有些自称“共产党”的政党有名无实或者名“实”其“副”，缺乏组织力和执行力；有些冠名为“共产党”的政党言胜于行，没有善始善终。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驱创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拥有科学的指导思想、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强大的群众力量，而且注重实际和团结行动，敢于自我纠错和自我革命，逐步在几百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成为引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领导核心，说明政党的命运不取决于历史的起点而取决于转折点。就是说，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一个政党能否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决定了中国政党的生命力和群众的向心力。陈独秀指出：“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他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起点，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正如习近平指出：“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就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在讲，目的就是提醒全党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要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概念传播历程还表明，统一思想非常重要但又非常不容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是系统性的，也不是一步到位、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断探索奋进的。中共建党的过程，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由零散传播转向集中传播、由局部传播转向大规模传播、由自发传播转向自觉传播的过程。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经过中共建党才走向文化自觉的。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概念传播史可以发现，早期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其它作品介绍、转述评价、编辑翻译等中介载体传播到国内的，这种特殊的思想启蒙文本看似“无心插柳柳成荫”和偶然出现，其实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在历史大变动的转折关头，仁人志士主动自救、奋发自强和抗争求索的历史反映。从观念史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态，只不过其方式较为零散、文化不够自觉、精神不够主动而已。中国人的精神由被动转为主动是在1921年中共一大之后。因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反映了中国的政党政治规律，也体现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1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