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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强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教育。”贯彻和落实这些要求，需要以沿波讨源的学术研究为基础。

　　《庄子·刻意》有言：精神“四达并流”，有“化育万物”之功。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炼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是由党的先驱铸造、由中国共产党人共同依托和传承的精神精华，是共产党人心之所寄与行之所循。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总结党在革命斗争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及“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所取得的历史经验，又基于伟大建党精神与伟大社会革命的关系，要求“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奋斗。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伟大建党精神纳入大会主题，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要求，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两个伟大革命”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使用具有建党精神之意蕴的“改革精神”“首创精神”“企业家精神”“钉钉子精神”等表述，要求“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其中“高度自觉”的精神支撑和精神之源，就来自伟大建党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支撑“两个伟大革命”，既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逻辑，又展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有鉴于此，印度学者郑嘉宾（Jabin T. Jacob）和苏斌（Bhim B. Subba）发表题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的文章，提供了认识伟大建党精神和“两个伟大革命”之间关系的新视角。

　　精神深度决定实践高度。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是因为有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的革命精神的支撑。在“两个伟大革命”中，伟大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主观世界的统称，旨在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统称，旨在回答“中国共产党干什么”。基于伟大建党精神和“两个伟大革命”的多维关系，阐释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两个伟大革命”的话语理据、历史理据、实践理据、价值理据和路径选择，揭示以伟大建党精神支撑“两个伟大革命”的作用机理，是巩固中国共产党奋斗成就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续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需要。

　　恩格斯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话语是思维的载体，话语的边界决定思维的边界，话语是正名立言的基础和前提。首次提炼“建党精神”、系统阐释“自我革命”概念、复原和再构“社会革命”话语，将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纳入社会革命话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伟大建党精神和“两个伟大革命”的定位和功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梳理这三个表述的话语生成过程和演变逻辑，是把握以伟大建党精神支撑“两个伟大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操作性的前提基础，也是深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题中之义。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不仅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而且开启了伟大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实践，但“建党精神”“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话语体系的形成，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开拓式创造和“由旧至新”的优化式发展的过程。

　　就“建党精神”而言，其形成的时间和概念使用的时间之间，存在一百年的时间差。在“两个伟大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构建起包括不同子系统的精神谱系。如果以改造主观世界的伟大自我革命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社会革命为分析线索，那么精神谱系呈现出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是具有显在性的“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精神”就是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勇于刮骨疗毒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归因于“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而且发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的告诫。在党的精神谱系中，“遵义会议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都是具有自我革命精神之蕴结的精神子系统。二是具有隐性化的“社会革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上，社会革命精神是实然存在的，但在现有学术研究成果中，却未见“社会革命精神”之术语。事实上，“社会革命精神”都隐含在包括“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勤于探索”“勇于实践”在内的“改革创新精神”之中。严格而论，“改革创新精神”既与伟大自我革命相始终，又贯穿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全过程。但由于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已经有“自我革命精神”的显性表达，因此可将“改革创新精神”中的“改革”，定位为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社会革命；将“改革创新精神”中的“创新”，定位为伟大社会革命的根本特质。在党的精神谱系中，“井冈山精神”和“北大荒精神”等，都是具有社会革命精神之蕴结的精神子系统。提炼和阐释伟大建党精神，既找到党的精神谱系之源，又纠正了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概念使用和实践探索之间的错位问题。

　　就“自我革命”而言，虽然从党建立之日起就启动伟大自我革命之进程，但“自我革命”概念的使用却长期滞后于伟大自我革命实践。直到20世纪中叶，才出现“自我革命”之术语。李达于1958年强调：科学家须将政治和业务相结合，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实行自我革命”。1966年，昆明军区政治部编印《怎样对待？七五六九部队九连干部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自我革命的经验选编》的军内读物，使用了“自我革命”之术语。之后，学术界围绕学习英雄人物、改进作风、政府机构改革等论域，形成了以“自我革命”为题目的相关成果，但数量寥寥。2015年，在中央原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阐释“党的自我革命”。此后，“自我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显性的革命话语，并陆续出现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在“自我革命”术语被显性使用之前，论及伟大自我革命的相关成果，通常以“党的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伟大工程”“新的伟大工程”等形式呈现。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历史思维和创新思维，不仅将“自我革命”还原和拓展为涵盖党进行刀刃向内革新的所有活动，使自我革命的话语体系由零碎化和分散性趋于系统化和整体性，而且将“党的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伟大工程”和“新的伟大工程”等都纳入伟大自我革命框架之内，使自我革命的话语体系由隐性化和间接性趋于显性化和连续性，体现了党一以贯之的不断自我革命观。

　　就“社会革命”而言，其概念的使用早于“建党精神”和“自我革命”概念的使用。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孙中山就将社会革命的内涵概括为“不愿少数富人专利”。辛亥革命之所以功败垂成，其重要原因是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社会革命具有不彻底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辛亥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和“最忠实的继承者”。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将孙中山发出的“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的革命嘱托，化作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实际行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赫然写道：“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万岁”成为当时最响亮的政治口号。毛泽东、李达、王尽美、李汉俊、刘仁静等中共一大代表，都有关于社会革命的重要论述。毛泽东不仅明确共产党人“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而且还强调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进而“进行社会革命”，为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但综观现有学术研究成果，从中共一大召开的1921年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简称“１·５重要讲话”），除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高频次使用了“社会革命”术语之外，“社会革命”并没有成为持续的学术和政治热点。在“1·5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和“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的科学判断，不仅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位为“社会革命”，而且从历史、现实和将来三个角度将党奋斗的所有实践形式都统称为“社会革命”。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用“大革命观”再构和重塑了“社会革命”话语，不仅将微观化和具体化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暴力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都纳入宏观化和大跨度的社会革命话语体系之中，而且将隐性化的“现代化”“五四运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都纳入显性化的社会革命话语体系之中，使“社会革命”话语体系呈现“V”形之态。“V”形的左右顶端，分别对应“社会革命”概念使用频率高的两个重要历史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V”形的底端，分别对应“社会革命”术语较少被使用的两个重要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可见，“社会革命”概念的使用，呈现话语上的阶段性失踪和非连续性样态。习近平总书记的“社会革命”话语体系，接续了处于断裂状态的“社会革命”的话语链条，使其呈现“复连”状态，体现了“整体社会革命观”“贯通社会革命观”“阶段社会革命观”和“彻底社会革命观”，不仅为党指明了未来奋斗的路径和方向，而且也增强了以伟大建党精神支撑“两个伟大革命”的政治共识和行动自觉。

　　伟大建党精神贯通于伟大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之始终，三者之间呈现出场的共时性、角色的叠合性、进程的同步性、功能的相辅性、特点的相近性等多维关系形态，折射了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两个伟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所谓“出场的共时性”，指伟大建党精神和“两个伟大革命”同时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于党的建立，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最早出现在1921年7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该纲领关于“社会革命”的表述是显性的，明确使用了“社会革命”之术语。但关于“自我革命”的表述则是隐性的，纲领中以“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为入党条件，有志入党的人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具有“监督”的职能等规约，虽无“自我革命”之名，但却有“自我革命”之实。

　　所谓“角色的叠合性”，指在党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兼具多重身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铸造者、承载者、传承者和弘扬者，是伟大自我革命的革命者和革命对象，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设计者、发动者、领导者和实践者。这样的角色定位，不仅使建党精神成为“党的意识”和“党员意识”之渊薮，而且也使“两个伟大革命”成为“党的意识”和“党员意识”的展示场和检验场。增强“党的意识”的过程，就是明确中国共产党“是谁”和“干什么”的过程；增强“党员意识”的过程，就是明确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谁”和“干什么”的过程。只有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强化“党员意识”，“党的意识”才能最大化和最优化地体现。

　　所谓“进程的同步性”，指伟大建党精神和“两个伟大革命”同符合契、同向同行。伟大建党精神和“两个伟大革命”百年相从、同轨同风，不仅有共同的“出发”的理由，而且都历经百余年叠合交错的“走过的路”和“走过的过去”。回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伟大建党精神不仅从未远离或缺席“两个伟大革命”的实践过程，而且还与“两个伟大革命”一起分别构成党虽历经风霜却稳屹潮头的革命精神主线与革命实践主线，一部中共党史既是一部伟大建党精神的建构史和弘扬史，又是一部伟大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拓展史和深化史。

　　所谓“功能的相辅性”，指伟大建党精神和“两个伟大革命”同力同行、相得益彰。伟大精神成就伟大事业，伟大建党精神是引领“两个伟大革命”的磅礴动力，“两个伟大革命”是践行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方式。没有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和支撑的“两个伟大革命”是盲目的，没有“两个伟大革命”抚育和赓续的伟大建党精神是空洞的。正由于有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和支撑，党才能不断攻坚克难，书写罕有其匹、彪炳史册的恢宏史诗。

　　所谓“特点的相近性”，指伟大建党精神和“两个伟大革命”一样，都呈星火燎原之势，都是贯通性和具体性的统一。在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长河中，伟大建党精神不仅薪火相传、始终贯通于“两个伟大革命”的进程中，而且历久弥新、衍生出各种具体性的精神形态，形成“源”与“流”有机统一的精神谱系，使改造主观世界的伟大自我革命经历了由“伟大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由“新时期的新的伟大工程”到“新时代的新的伟大工程”、由“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等话语的转换，使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社会革命经历了由“暴力革命”到“和平变革”、由“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由“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由“前中国式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由“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到“国家的高质量发展”等话语的嬗变，不仅开创了“新革命史范式”，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革命观和现代化观提供了认知指南。

　　伟大建党精神既内含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属性，又体现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指向。

　　首先，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维度，既从伟大自我革命层面彰显共产党人舍身求法、始终不渝的思想品质和独特优势，又从伟大社会革命层面明确党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哪走”的问题。

　　“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占据人类思想制高点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基本原理；“坚守理想”就是在政治信仰和思想体系层面坚守共产主义远大志向，就是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状态层面坚守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苦难而浴火重生，体现出“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态势，就是因为党能够基于世情、党情和国情的变化，适时地将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理想融入“两个伟大革命”进程中，在伟大自我革命层面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统一，在伟大社会革命层面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机统一、将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有机统一，既体现终极性理想和阶段性理想的内在统一性，又展示终极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实践整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有机构成，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价值归依。恩格斯说：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是外界“判断这个党”的依据”。最高纲领有“社会革命政纲”之称，具有贯通性和一致性，旨在铲除私有制，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构想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最低纲领是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革命纲领，具有阶段性和具体性，旨在打倒军阀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基本纲领不断增容和深化，由“三位一体”发展至“五位一体”，由最初的立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诉求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现代性，嬗变和拓展至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诉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现代性。在有机推进实现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和基本纲领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努力为确立新的和更高的生产关系累积充分而成熟的物质条件。为此，毛泽东将能否肩负起“现实责任”和“将来远大理想”的两种责任作为衡量“踏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将能否深刻认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的现实长期性和历史必然性作为衡量“忠诚的共产党员”的重要标尺。这些认识，不仅蕴含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之意蕴，而且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将“阶段革命观”与“彻底革命观”辩证统一的特点。

　　其次，伟大建党精神中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维度，既从伟大自我革命层面彰显共产党人立身行事、行己无私的政治本色和鲜明特色，又从伟大社会革命层面明确党奋斗的起点和定位，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到哪”的问题。

　　在中国，“民”的特定双解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既为民而生、为民而战，又因民而立、因民而兴。“践行初心”就是始终坚守“民惟邦本”的理念，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推进“两个伟大革命”的奋斗目标。“担当使命”就是始终抱定中华民族必定复兴的信念，以“匡复有吾在”的气概，义无反顾地肩负起进行“两个伟大革命”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历经辉煌和苦难，对复兴的意义有深刻的理解，对复兴的希望怀有热切的期盼。“复兴”的对应概念是“衰落”，中国的“衰落”有两个参照系：一是立足纵向的“古-今”之间，相对“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所形成的近代凋敝难支状态；二是立足横向“中-西”之间，近代初期出现东西方大错位，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呈逆向强化趋势，曾经辉煌的中华民族成为文明的落伍者。语义学上，“复兴”意为“辉煌之重现”或“衰落后再崛起”。但在实践上，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使命的“两个伟大革命”，不是简单的复古或机械的重现，而是体现“时代”之“时势”的持续的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纪念党百年华诞的“七一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分别概括总结了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所取得的“四个伟大成就”和所实现的“四个伟大飞跃”。这些成就和飞跃，既是创造的内容，又是创造的结晶,是党继续领导人民进行创造的必由之路，也是民族复兴的不二法门。

　　再次，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维度，既从伟大自我革命层面彰显共产党人舍生取义、不懈奋斗的革命意志和行为品质，又从伟大社会革命层面明确党奋斗的方式和特质，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走”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既是马克思把“为人类解放而奋斗”作为毕生之使命、报不惜牺牲“为人类而工作”的高远志向的真实写照，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在党的奋斗史上，“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既淬炼于伟大自我革命实践中，又彰显于伟大社会革命进程中。孕育和形成于“两个伟大革命”不同阶段的“长征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红岩精神”“赶考精神”“铁人精神”等，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为“两个伟大革命”提供了不竭动力，也折射党领导不同阶段的“两个伟大革命”的鲜明时代特征。

　　最后，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维度，既从伟大自我革命层面彰显共产党人我将无我、精忠报国的崇高情怀和人生境界，又从伟大社会革命层面明确党奋斗的取向和价值，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为谁走”的问题。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品格，“不负人民”是共产党人的独特价值取向，蔡和森的“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周文雍的“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以及焦裕禄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精髓和鲜亮底色。在国际上，总有一股反华势力恶意抹黑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所批评的“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的企图，在本质上就是肢解有机统一的党与人民的血肉相连。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中国共产党区别其他政党的独特优势和显著标志，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立场是“两个伟大革命”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利益是“两个伟大革命”的根本着眼点和落脚点。始终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坚守“人民就是江山”的信念和宗旨，是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的成就，也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伟大社会革命胜利的原因。

　　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有助于增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理论自觉，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的要求提供了信念支撑。

　　伟大建党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两个伟大革命”不断推进的过程，是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的过程，也是“主义”的选择和验证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战胜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新村主义等“主义”的过程中展示出物竞天择的理论气度，并最终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并为“两个伟大革命”提供强大精神动能。中国共产党是有共同“主义”的政治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承载者与践行者。共同的“主义”，是共同“行动”的认知基础。毛泽东曾提出“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判断，并把“主义”比作共产党人“有所指望”和“知所趋赴”的“旗子”。“主义”不仅可使共产党人避免“盲人骑瞎马”，而且还会助力共产党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正因为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命脉、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共产党人的实践航标，才有了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图国忘死之贞烈。正因为坚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方志敏才发出了“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豪言。正因为坚信“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才泰然地正告刽子手“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

　　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有助于增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政治自觉，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的要求提供了目标引领。

　　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创造性地转化和拓展为“三个务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原创性贡献。“三个务必”的第一条，就是“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政党史角度看，“初心”特指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使命”特指政党成员为践行初心而恪尽职守。从中国共产党角度看，“初心”侧重于体现党的理想与信念，“使命”侧重于体现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不断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既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决心意志，又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使命的前提条件。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等在内的伟大社会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具体表现，又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使命的实践形式。中国共产党是用伟大建党精神滋养和浇筑的党，是带着初心和使命踏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是把初心和使命变成推进“两个伟大革命”的自觉行动的党，是用“两个伟大革命”的历史性成就诠释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党。在“两个伟大革命”进程中，初心如炬、使命如磐，围绕初心和使命奋楫笃行，是党能够完成其它政治力量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历史进程之秘籍。

　　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有助于增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行动自觉，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的要求提供了坚强意志。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缘起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淬炼于近代以来的革命文化，彰显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怕牺牲”内含取义求法的精神本质，“英勇斗争”是取义求法精神本质之外化，不怕牺牲是英勇斗争的信念基础及价值魂魄。中国共产党人所取之“义”和所求之“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体现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体现为诉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既是支撑“两个伟大革命”的精神力量，又是“两个伟大革命”的精神结晶。1945年，毛泽东在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断言：“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既“知道自己的目的”，又具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锤炼了共产党人进行“两个伟大革命”的意志，赋予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悲壮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才使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成立新中国。

　　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有助于增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价值自觉，为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的要求提供了原则立场。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党性和人民性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就是“立场问题”，“立场”就是“党和人民立场”。遵守党纲和党章、践行“四个服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握“两个确立”和做到“两个维护”，都是检验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意识的政治标尺。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党在“两个伟大革命”进程中不断回答“人民之问”的答卷。其中，坚持人民至上体现“两个伟大革命”的价值旨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政治立场。以伟大自我革命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以伟大社会革命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诉求和内在逻辑。政之所要，在得民心。党与人民荣辱与共的关系，决定了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两个伟大革命”不断推进的过程，就是共产党人不断回答“我是谁”“为了谁”和“依靠谁”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的关系，是党在激荡的世界大潮中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也是党能多次绝处逢生、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

　　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构建起引领和支撑“两个伟大革命”的精神家园。推进“两个伟大革命”，要以辛勤培植和精心呵护党的精神家园为前提。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要将“继往”和“开来”辩证统一。通过纵向的“继往”，薪火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从“源”的角度彰显伟大建党精神的贯通性和历史性，使支撑“两个伟大革命”的精神家园长盛不衰；通过横向的“开来”，发扬光大伟大建党精神，从“流”的角度彰显伟大建党精神的开放性和时代性，使支撑“两个伟大革命”的精神家园枝繁叶茂。

　　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和支撑“两个伟大革命”，需要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以理论清醒促政治坚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握“两个确立”和做到“两个维护”，将“坚持真理”和“坚守理想”的伟大建党精神内化为党的强大理论优势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的理论自觉，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和支撑“两个伟大革命”，需要深刻领会党将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作为根本宗旨的生成机制，立足于人民立场和民族抱负推进“两个伟大革命”，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大建党精神具化为党的强大政治优势和推进“两大伟大革命”的政治自觉，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境界。

　　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和支撑“两个伟大革命”，需要深切感受革命者义薄云天、壮怀激烈的浩然之气和革命情怀，在品格锤炼中革故鼎新，在攻坚克难中砥砺前行，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外化为党的强大行为优势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的行动自觉，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成就。

　　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和支撑“两个伟大革命”，需要深悟党章中“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和“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要求的真理性，立足于党的立场和人民的立场，在躬体力行中只争朝夕，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党的强大价值优势和推进“两个伟大革命”的价值自觉，不断绘制中国式现代化新画卷。

　　回望走过的路，以“两个伟大革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两个伟大革命”之航向，是以伟大建党精神支撑“两个伟大革命”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眺望前行的路，以伟大建党精神推进“两个伟大革命”，既是巩固“两个伟大革命”成果的客观要求，又是续写“两个伟大革命”之辉煌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共产党人“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只有不断传承和赓续伟大建党精神之血脉，“两个伟大革命”才有方向、目标和动力。只有不断以伟大建党精神陶冶和洗礼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才能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锐气和斗志保持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才能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并由此肩负起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徐奉臻，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