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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三个务必”的重大论断，是对70多年前毛泽东“两个务必”思想的创新发展，一经提出，便引起学术界、理论界高度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重要意义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三个务必”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在要求，对全面推进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体现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路。二是关于历史背景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三个务必”是在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党对新的“赶考”之路的新认识。三是关于内涵要义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我们党的根本原则，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本色，要求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强调了党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要求在面对各种风险考验时敢于挺身而出、善于斗争。四是关于实践要求的研究。有学者指出，贯彻“三个务必”需要党员干部不断提高预见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和斗争本领，善于化解外部的各种风险挑战。总的来说，“三个务必”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把握“三个务必”文化理路这一问题上，尚有空间。

　　从总体性视角出发，“三个务必”积淀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萌发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创造的革命文化，生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积淀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民本思想是“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文化源头。西周统治者鉴于桀、纣暴虐亡国的教训，提出“敬德保民”的主张。孔子发展了周公“保民”思想，提出“用世”的思想。孟子不仅主张“用世”，更以“济天下”为己任。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主张成为士大夫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宋明理学家将《礼记·大学》言明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奉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追求，反映了其对我国古代经世济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大同理想在中华文化中具有原生性。在《诗经·魏风·硕鼠》中，作者就以“硕鼠”隐喻剥削者，抨击统治者自私自利、罔顾百姓生死，提出要逃至“乐土”“乐国”“乐郊”。庄子对这种理想社会进行了具象化建构，称之为“畏垒之山”“建德之国”“至德之世”，并以“不尚贤”“不使能”“民如野鹿”等语进行描述。《国语·鲁语上》有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济民、天下大同精神相契合。

　　《周易》六十四卦中，只有“谦”卦六爻皆吉。这是因为“谦”卦要求，一个人要始终保持虚空状态。其卦辞为“谦：亨，君子有终”。《诗经·小雅·节南山》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易传·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老子以江海处下而为“百谷王”，告诫人们不要“自矜”“自伐”“自是”。这说明，谦虚谨慎是古人向来重视的品质。同样，艰苦奋斗也是古代圣贤的追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人认为，人皆可为圣人，但是每个人天赋不一样，所以离不开艰苦奋斗。“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传说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表现。古人很早就懂得“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唐太宗借鉴隋亡教训，励精图治，使“流散者咸归乡里，……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唐玄宗晚期横征暴敛，为李唐王朝转衰埋下了祸根。对此，古人早有“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易传·否·象》），“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等名言警句。由此出发，“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与古人倡导的谦恭虚己、克勤克俭的情操是一致的。

　　中国古人重视“勇”。《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云：“知死不辟，勇也。”《国语·周语》云：“勇，文之帅也。”孔子将“勇”与“仁”“智”视为“三达德”，认为“勇”是“仁”“智”的支撑，“智”是“仁”“勇”的前提，“仁”是“智”“勇”的核心。“敢于斗争”继承了古代士大夫讲求的勇毅力行、扶危济困的品质。“善于斗争”与中华民族知行合一的理念相契合。衡诸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古人很注重“知”对“行”的能动作用。在古代，“知”与“智”相通，强调人的才能素质，即智慧和能力。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孟子亦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王阳明在肯定知行相互统一关系的同时，把“一念发动处”看成是“行”的开始，强调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磨。这表明，“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与勇毅力行、知行合一的品质具有内在统一性。

　　（二）萌发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革命文化

　　革命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蕴含着先辈的坚定信念、无畏精神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无产阶级运动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李大钊指出：农民的苦痛，就是国民全体的苦痛；农民的愚暗，就是国民全体的愚暗。革命文化以强大的感召力，提醒后继者不要忘记初心，激励其为实现初心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革命文化蕴含的价值理念的具体化。

　　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相互区别，又紧密相连、一脉相承。“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党领导人民创造革命文化的精神底色。历史上不乏具有初心和使命的政党，但很多政党难以贯彻始终。五四运动时，学生代表曾找过国民党要求给予支持，而它的领导人“竟以无力参加拒绝”。与之不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秉持革命时期形成的初心和使命，才能干成历史上其他政党没有干成的大事。毛泽东指出，革命的目的在于“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党内滋生的形式主义、居功自傲情绪进行剖析，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以后，针对个别党员萌生的脱离群众、贪污腐败等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进一步对党内不良风气进行了整治。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应对挑战的有效手段。1921年，党一经成立就投入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洪流中，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在全国发动罢工100余次。大革命时期，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毛泽东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予回击。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人民军队，同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要求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开展了以防止党内批评主观化和庸俗化为主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进行反击，并同党内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进行了斗争。延安时期，我们党以高超的斗争本领，开展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印发《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对党内存在的宗派斗争和生活腐化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以李自成起义失败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三）生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革命、建设、改革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史和近百年现代化的三条主线，必须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三者的辩证关系。从时间维度看，这三者是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阶段，不能割裂；从空间维度看，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这就是说，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辩证统一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传承发展了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文化与精神。《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一时期，党将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勇于创新和奉献的价值观，贯穿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工匠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等，这些都是“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化呈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人民至上和集体主义，为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内涵，而“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具有内在契合性。

　　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的性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在成长过程中积累的精神财富。党要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就要持之以恒发扬这种传统和作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一个新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民族复兴是一个必须长期接续努力奋斗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复杂形势中保持足够清醒，以艰苦奋斗和谦虚谨慎的精神破除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新征程上，我们不仅要建构并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而且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民族底色。

　　斗争是革命意志转化为实践力量的基本手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突破藩篱、攻克堡垒，赢得精神和行动上的主动权。从国际视角来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抱持意识形态偏见，试图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从国内视角来看，在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培育过程中面临各种压力；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等也面临各种压力；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我们仍存在短板，创新能力仍有待提高。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党必须以斗争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三个务必”在新时代的出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利于铸牢共产党人精神家园，而且有利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不仅有利于促进政风民风正态转向，而且有利于推动强国建设目标实现。

　　（一）铸牢共产党人理想信念

　　由于受到一些不良因素影响，一些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存在被腐蚀和动摇的风险。从外部环境而言，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和党的思想安全造成冲击。从内部环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要求党员干部既要树立自主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以及创新意识，又要对只讲个人利益、不讲政治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牢记“三个务必”，有助于引导共产党人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堤坝，增强忧民之心、爱民之情，凝聚政治共识和意识，筑牢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三个务必”是对“两个务必”的坚守和发展，是我们党在从小变大、从弱变强的过程中产生和升华而成的精神财富，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当前，官僚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封建腐朽思想滋生、蔓延的土壤还没有完全根除，个别党员干部丧失党性的行为，损害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些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进入新时代，对于党员干部“谦虚谨慎”的要求没有过时，“艰苦奋斗”这面旗帜更显珍贵。“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既是党的优良形象，又是“牢记初心、担当使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根本动力源泉，也是我们党的坚强后盾，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崭新的心态、奋斗态度指明了方向。各级党员干部只有继承和发扬好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足够的清醒，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才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

　　（三）促进政风民风正态转向

　　民风与党风、政风密切相连。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风存在一些困境和问题，比如在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抬头，使得一些人的集体主义意识淡薄，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的生活世界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面对各种挑战和诱惑时，个别党员干部容易出现理想信念动摇、道德失范等问题，不能坚守政治和道德底线。这表现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完全执行，对党的要求打折扣，甚至敷衍应付。这些现象也和党风、政风的懈怠有一定关联。不良党风、政风不仅会损害传统良风益俗，还会破坏党内的政治风气，导致党风、政风、民风相互消减。从政风方面来看，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落地生效，我们在反腐倡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要彻底杜绝腐败，仍然任重而道远。“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党风建设的效果如何，归根到底要看广大人民对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及其执行效力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基于此，在推动作风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顺应民意、贴近人心，又要与民同行、情系人民，这离不开“三个务必”。

　　（四）推动强国建设目标实现

　　1840年以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凋敝衰落，国家、人民以及文明遭受耻辱和苦难。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和资产阶级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我们党下定决心彻底改变贫穷面貌，致力于实现现代化。1954年，毛泽东提出，要将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64年，周恩来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周恩来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改革开放为推进强国建设提供了新契机。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实现现代化目标“三步走”的战略部署。1997年，在“三步走”中的前“两步”奋斗目标已提前实现的情况下，党的十五大对21世纪上半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新“三步走”的战略部署。2017年，党的十九大对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两步走”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建设离不开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与自我建设。“三个务必”表明了党的根本立场，是党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辉煌成就的宝贵经验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要求我们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德的基础上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共产党人牢记“三个务必”。

　　（一）推动理论创新，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强化新时代共产党人牢记“三个务必”的思想基础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党能够有今天的丰功伟绩，不是靠说出来、想出来的，而是靠奋斗出来的。然而，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个别党员干部容易滋生利己主义的错误观念，导致社会公益受损、社会正义不彰，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公德有可能被抛之脑后，从而迷失政治方向和丧失工作动力。“三个务必”是全党同志应对这些变化挑战的有效指导，有助于廓清思想迷雾、澄清错误认识和增强战略定力。新时代，共产党人牢记“三个务必”就要做到，让广大干部群众深入理解理论创新的必要性，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营造良好的氛围，鼓励创新思维和实践探索，通过细读精学经典篇目、扎实开展集中研讨、对标对表校偏纠差，畅通渠道，找准症结和病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入行，查摆问题，增强艰苦奋斗的意识，确保提升道德素养、增强实干能力，建设学习型政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增强党内集中教育的实效性，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二）加强党性修养，提高道德觉悟和工作能力，增强新时代共产党人牢记“三个务必”的行动自觉

　　党风决定政风民风，有什么样的党风，就有什么样的政风民风。经验表明，越是接近胜利，党内就越是容易产生急躁、盲目乐观的情绪，越容易受到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指出：“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成绩斐然，但也要看到，非主流价值观的弥散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滋生，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坚持反“四风”，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了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带动促进了政风民风变化。风清气正才能神清气爽，才能心齐事成。为此，新时代党员干部要自觉从内心深处与党的事业同心同频，严私德、明大德、守公德，处理好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做到平常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强化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回报社会的责任和情怀，以良好党风形塑良好政风民风；着力从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解决自身的各种问题，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发扬斗争精神，提高应对解决问题和复杂局面的能力水平，优化新时代共产党人牢记“三个务必”的能力体系

　　今天我们面对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三个务必”彰显了党的主动精神，一方面给走“老路”、行“邪路”的人当头棒喝，另一方面给敢于担当作为的人撑腰鼓劲。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亮剑，防止堕入贪图享乐的泥坑，丢掉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要以“赶考”的紧迫感锤炼不自满、不懈怠的意志品格，把人民交给我们的“考试”考好，在斗争中提升党的战斗力，确保永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作者简介：王成，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