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从“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到“我们这么大一个党”再到“百年大党”，从“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再到“大党独有难题”，中国共产党日益深化和拓展对超大型组织建设基本规律的原创性认识。从政党学来看，围绕“大党”相关命题的研究主要以规模体量为基本前置条件来考究政党形态及其活动方式，不同于以往其他参照标准。变动的社会中，政党演进必然伴随适应性和开放性的增强，并在有效预防应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中推动组织系统内部的新陈代谢。在这样一个不可逆的进程中，有效能量与无效能量的对冲乃至博弈，使得组织规模的扩容或递减成为显性的存在状态。故而较之过往，它是现代政党政治研究的全新镜像。可以说，规模越大的政党要使整个网络体系运作起来且运转顺畅，在责任伦理、价值支撑、利益协调、资源配给、组织嵌入、行动模式以及治理逻辑等方面，迥异且难于其他小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说，超大规模虽然提供政党整体能力倍增的基础，却并不必然葆有其生机活力，反而可能平添组织变革的压力和难度。如此看来，量级优势无疑关系难题破解的复杂性，却并非简单等于独特性和唯一性。大党独有难题，基础在“大”，重点在“独”，关键在“难”，要害在“治”。从一定意义上说，“独有”并非单纯指主体“仅有”，更蕴含相对突出之意。当今世界不同性质的政党，只要处于掌控政权的地位，就必然要面对来自政治信念、执政能力、反贪肃腐、组织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则继续执政；解决得不好，下野甚至退出政党谱系。现代政党政治规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目前世界上党员数量千万以上的政党不过十个，能够长期执政的更是屈指可数。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大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面对难题的独有之处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方面，长期执政的政党与生俱来的难题无法回避，需要自己发现和破解，否则将可能丧失长期执政资格；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遭遇的问题无论从深度、广度还是解决难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先锋队性质和代表人民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功能属性表明，中国共产党提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时代命题，绝非仅是一种动员口号，更是“回归政党”的行动逻辑和战略取向。 

　　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　　　 

　　政党建设与社会发展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强党引领社会变革，大党成就大国治理。使命型政党的定位，使中国共产党自然成为推动国家建设和社会变革的运转轴心。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意味着长期执政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正视各种内外部因素可能带来的执政惰性和自律衰减等问题。　　 

　　（一）永葆初心使命的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明确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使命任务所面对的“六个如何”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其中，“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首要难题。他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永葆初心使命难，即长期、连续执政的党能始终如一地坚守创建之初的政治宣言并非易事。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难题尤为不一般。世界上大党、老党走向衰败的事实一再表明，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使命易晓、致远惟艰。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给唐太宗的谏言也指出，“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使命难就在于：拥有权威配给执政资源的调控能力，但所承接外部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当自我加压动力不足，一旦与社会民众建立的连接渠道中断时，保持政治清醒的难度陡增。由于执政党强动员能力是根植于群众基础的，对外界变化的感知递减意味着可能难以满足甚至忽视社会的价值期待，极易形成对执政有效性资源的侵蚀和耗损，又谈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学者指出：“任何政党在执政或者政治活动中，都存在合法性受损或者群众基础流失的危险。耗损型政党的行政绩效会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递减。许多政党由于失去了社会支持而导致失去权力并难以实现政党目标。”显然，“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路”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的生动诠释，更是一种提醒和价值引导。 

　　（二）统一思想行动的难题　　　 

　　大党独有难题，难在“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为国家建设提供充沛的政治资源，同时也推动自身组织体系的完善。中国共产党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通的庞大组织网络，涵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使如此规模的超大组织高速高能运转，一个重要途径是组织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维系。在一个系统中，尽管可以通过结构调整、优化以及一系列制度规则调节组织成员的行动，限定或制约他们的非理性政治参与，但要想完全过滤杂音或噪音并不容易，在超大规模组织中尤为如此。“也就是说，组织成员在组织中的行动自由实际上是有可能不被完全限制的。”当组织成员分化、内聚力缺失时，执政党的主张很难获得认同，也就难以实现对成员的有效整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难题注定是少有的，需要增强应对的预见性和可操作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社会多样化发展使人们思想多元化、复杂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必然增加党内统一思想的难度，我们党是一个大党，统一思想历来不易。”社会转型时期多元价值的影响和渗透，必然映射在广大党员的观念层面。隐于不同诉求背后的是不同甚至对立的价值主张，如果没有一套具有统摄功能的核心价值体系，党员教育管理又不能跟上现实的需要，那么建构行动一致性的组织基础必然是脆弱的。价值分歧越大，党内思想行动统一难度就越大。　　　 

　　（三）锻造能力水平的难题 　　 

　　大党独有难题，难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社会主义制度是决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前提，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但制度基础或法理基础并不决定能力强弱与水平高低。而在影响政党长期执政的多种因素中，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决定性的。然而，对一个超大规模的政党而言，能力锻造、水平提升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而且政党能力水平始终体现为一种本领集成，即在遵循执政规律和领导有力的双重逻辑下把握政党与政权、市场、社会等一系列关系的综合本领。虽然政党整体能力水平不等于组织成员能力水平的机械求和，但并非无限抽象化，它还与个体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指出：“位高并不意味着能力就自然提高，权重并不意味着本领就自然增强。”这就表明党的能力锻造、水平提升绝不是一件简单事情。应该看到，执政党要获得有效的政治支撑，保持强大的能力水平，就必须关注不确定性和内生性风险增大的社会情境。风险社会中的危机和挑战是对执政党能力的考验，能力重塑或修复的关键在于提高执政党的适应性。“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反之，适应性越差，越刻板，其制度化程度就越低。”适应性增强主要通过不断的自我感知和调整来实现，而长时间维系在强刺激的状态注定是不一般的本领要求。 

　　（四）克服精神懈怠的难题　　 

　　大党独有难题，难在“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即克服精神懈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如果那样，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极大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阶段新征程将会遇到许多风险挑战，这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要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奋斗精神。然而，与过往激情燃烧岁月中利益属性单一的时代不同，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利益分化整合中。党员干部既隶属于组织体系，又置身于社会变迁的潮起潮落中。利益的追求不再如短缺时代被视为不光彩行为而成为现代社会个人价值的具体体现，但仅仅依赖利益调适机制来发挥社会驱动功能是远远不够的。“价值是与利益并处的动员的动力基础，也是隐于行动之后的维系社会基础秩序的基本规范。”更何况当物质条件获得改善之后，诸如安逸享受、精神懈怠、意志消沉等现象才是执政党需要时刻警惕和防范的。显然，对于一个长期执政大党而言，如何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克服精神懈怠始终是无法绕开并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 

　　（五）勇于自我纠错的难题　　 

　　大党独有难题，难在“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演变为大塌方。”马克思主义政党究竟有没有与生俱来的难题？答案是肯定的。执政时间越长，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效益递减，执政难度就越大。而且，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主动发现并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勇于自我纠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从组织禀性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强大不应简单理解为组织规模或资源掌控，更应体现为嵌入其中的价值主轴。自我纠错的基因特质决定政党的先进性，并推动组织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主导国家建设和转型中，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换句话说，执政党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不允许有过多的试错或出错机会。但是在长期的执政条件下，执政党不太可能始终不出错，关键在于学会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自我纠错难，难在既要有一贯的、及时的识别错误的眼光，又要有承认错误的气度和胸怀，更要有勇于改正错误的能力，但其基本底线是整合组织而非瓦解组织。除了自觉接受外在力量的监督外，自我纠错的动力主要来自执政党本体为公不为私的底气。也就是说，其支撑基点在于执政党的使命意识、责任伦理和革命精神，而超大规模的组织能够均衡、稳定、恒久地达成并强化这种自我认知尤为不易。　 

　　（六）涵养政治生态的难题　　 

　　大党独有难题，难在“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在超大型组织治理的所有难题中，涵养政治生态或许是最难的一个。党内政治生态是政治组织内在的信息交换和反馈系统，而“一个系统并不是一个毫无二致的人类集合体。它具有结构，即使最小的系统，也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组织规模越大，异质信息越多，统合难度越高，形成一致向心力也将越困难。假设系统在自我调节转换中趋向于动态性平衡，其内部能量流通便是顺畅的、可持续的。反之，各子系统的交互功能受到压制，资源配置错位，开放性、协同性不足，离散化倾向就越明显；如果沾染尘埃、腐蚀肌体，则组织将失去活力。显然，对于长期执政的大党而言，涵养政治生态难至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令行禁止的问题，二是政党纯洁的问题。说到底，把规模作为自变量来解释执政党解决难题的殊同，很大程度上顾及组织变迁中隐于一维价值体系背后多维价值的事实。规模差异导致行动差异。涵养政治生态，从根本上要解决维系组织秩序同一性的动力基础，即价值与利益问题。因此，政党不仅要有足够的能力避免不当得利对于成员的诱导和腐化，而且在物质化倾向明显的社会环境中要善于坚持共同信守的价值主张，才可能防止自身蜕化以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超大规模组织无疑是个难题。 

　　二、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逻辑　　 

　　现代政治生活是围绕政党展开的，“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百年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已从边缘走向政治生活的中心，成为推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而新的历史条件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管理、能力建设、精神锻造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客观上要求解决大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难题才能实现组织存续与发展。　　　 

　　（一）领导与执政的复合：兴党强党的要求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首要逻辑是组织自身坚强。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形态优先于执政力量存在，“党因有领导权，而成为国家建构的轴心与主体；同样，领导权因为党，而成为国家建构的动力与机制”。中国共产党又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运动的不断推进，政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国家制度建设的不断成熟，现代国家在中国的成长使得执政党逐渐融化到国家制度当中，执政党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不能不考虑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复合定位因素。兴党强党的双重逻辑需要把领导规律和执政规律纳入观察视野，才可能在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推动组织变革。从内在机理分析，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遵循各自不同的运作逻辑。前者要求全面、系统、整体地推进，是建立在社会认同或社会资源有效增进基础上的政党活动，是组织和引领民众实现一定政治目标的示范性行为，包含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等。而后者涉及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例如依托组织嵌入和人事嵌入进入国家政权体系，执政党主张经法定程序上升至国家意志，并以公共政策等方式表达出来等等。在领导的语境下，强调的是政治影响力的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问题；而在执政的语境下，解决的是如何领导和如何被领导的问题。虽然二者在角色定位、功能取向甚至法律效力方面均存在清晰边界，但是党的领导又是通过党的执政活动得以实现的。所以，在领导和执政复合情境下，政党与政权、市场及社会逻辑关系的把握，政党对权力资源的合理化控制和最优化配给等方面，都需要极为高超的艺术和能力。在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上，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又顺应其他主体的运转规律，保持必要的张力，避免零距离建设而导致相互关系扭曲，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从而完成兴党强党使命的具体要求。 

　　（二）代表与认同的交融：社会支持的增进　　 

　　政党产生方式有多种，但根基在社会；政党整合社会方式也有多种，但最终引领力取决于认同程度。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超大规模政党领导超大规模社会运行，最大程度地代表民众和赢得认同是关键所在。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的执政环境下，在客观存在各阶层利益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最主要功能之一是代表并实现“最大公约数”，降低社会资源流失的风险，筑牢党群之间“同心圆”。有学者指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之中，政治体系必须能够在‘横向’上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把社会和经济利益加以同化。政党正是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有必要考虑社会分化背景下执政党的政治支持问题，即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或者说，只有解决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才能解决代表权的有效性问题，从而获得社会认同。客观地说，公共政策均衡覆盖个体是一个较为艰难的过程，执政党不太可能满足不同群体的所有诉求。但是，人民群众的情感寄托和党的代表功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以彰显社会公义呢？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建构公意的协商治理机制必不可少。此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解决社会治理问题、增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社会支持。 

　　（三）使命与风险的共存：协调济护的策动　　　 

　　应使命而生是现代政党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没有越出这个逻辑，不仅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要创造出更高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有承担使命的道义责任，更要有履行使命的战略力量。使命型政党定位赋予中国共产党独特性，“整个政党内部通过‘使命’联结为一个整体，更多体现为一种信仰共同体而非利益共同体”。践行使命客观上体现为追求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过程，一个创造社会共建与共享相统一的过程。可以说，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政党所背负的使命是多元的。中国共产党引领民族复兴使命的过程，一定伴随着各种未知风险不确定性，必须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当危机和风险来临之时，执政党及政府的责任伦理空前凸显出来。如何减少和化解风险引发的社会震荡和阵痛，有效济护广大民众，更好地增强防风险、攻难关、迎挑战、抗打压能力，是解决独有难题的基本表现。执政党要具备预见和解决风险的能力，策动并整合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机制，使社会整体应力形态维系在一个可控水平，这既是普通民众的价值期待，也是风险社会中执政党权威重塑的有利契机。 

　　（四）革命与执政的转换：历史方位的变化　　 

　　现代政党政治史上许多大党、老党丧失执政权的事实表明，长期、连续执政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党的十六大明确“两个转变”，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分别提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主线和“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如果说从革命到执政是一次转型，那么从执政到长期执政则又是一次转型。在中国共产党身上，革命党与执政党并非二元对立，尽管从学理上看二者有明显的特性和差异，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应在考虑之列。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同理，从执政党到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说是一种转型，毋宁说本质上是一种迁延式进阶。当然，执政与长期执政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并不完全相同。今天，当我们重新梳理长期执政这个概念时，它强调的应当是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交织背景下，以及在一个全球开放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汲取政治资源并始终保有掌控政权的状态。假如执政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那么长期执政则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执政党的活动方式、功能发挥等基本特征。其中一个核心议题是执政有效性来自哪里，或者说如何保有持续配置资源的资格。不同于战争年代依靠革命化整合收获政权合法性基础，执政尤其是长期执政背景下政党领导国家建设，在获取的政治认同要素中，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运转合理性需要被充分尊重和考量。例如，经济增长一旦缺失政策公平，其本身并不必然增强执政有效性；单纯基于执政而构建的制度设计，离开一套共建共享的价值信仰体系，也难以形成社会动员效能；等等。如此看来，历史方位的转型要经历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积极摆脱对于传统惯性思维的依赖，以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心态接纳创新变革并主导政治方向，同样是大党解决独有难题的必要前提。 

　　三、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策略取向　　　 

　　中国共产党充分预见到长期执政条件下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困难，反映了对于推进管党治党这一永恒课题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为什么执政、靠谁执政、以什么样方式执政以及如何长期执政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政权后必须思考的独有难题。在这个问题上，要坚持“两个结合”，守好“魂”与“根”，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般性，又坚持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特殊性；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普遍原理，又坚持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内在机理，在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命题，逐步形成在解决大党自身难题上的基本判断和行动逻辑。 

　　（一）危机意识：一种价值观念 

　　　　究竟应该从何处探讨破解难题成为思考策略调适的基点，那种完全依赖外界而忽视主观能动价值的思维在复杂性社会中缺乏实践基础。现代政党在常态社会运转中，不能缺少对可能引发不良连锁反应、冲击社会秩序以及危及组织生命力等失范行为的先在思考和预判。这种对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的感知，实际上就是一种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现代政党政治实践表明，执政党需要时刻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既有政治领域，也有社会领域和自然生态领域。危机是一种常见现象，但并非所有危机都是以破坏政治秩序或瓦解组织为指向的，组织既有的制度积淀和韧性往往可在较大程度上避免或改善因风险和危机而导致的组织异化、失衡失序等情形。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增强危机意识，化解内外压力，确保组织的有序运转，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应对危机和风险挑战的有效策略。这就需要在价值统合、制度规约等方面及早做好预防风险和应对危机的基础性工作，而这也应该成为一种价值共识。 

　　（二）自我革命：一种组织形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强调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性和斗争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据此可以得出一个重大的理论判断，即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先自我革命。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继承和发展这个理论判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自我革命既是一种精神品格，更是一种组织再造。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没有其他力量可以依靠，唯有自我革命；解决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难题，必须勇于推进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需要把握好包括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在内的九个问题。其中的逻辑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管党治党，持续推进自我革命，是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关键所在。从大党到强党的转型与塑造关键不在组织规模，而在于是否拥有刀刃向内的勇气革除积弊。“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再难都必须将保持政党革命性置于最重要地位。因为，它不仅是锻造强大政党的不二选择，更是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的根本途径。 

　　（三）制度增量：一种治理成长　　 

　　制度运行是一个社会确定性的基础。制度化限制组织内的投机行为，提高对未来的有效预期。“就环境的挑战而言，高度制度化的组织通常比那些弱制度化的组织拥有更强的防御。”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策略之一便是让制度彻底运转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发挥制度规约、惩戒和警醒功能，防止政党失序或蜕化已成为全党共识。如果说危机意识深化执政党对于影响组织存续因素危害性的认识，那么突出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则体现为一种治理成长。由于体量大、波及面广、牵扯力强，超大规模政党解决自身难题不能寄望于点状的、碎片化的治理方式，而必须充分倚重制度的修复力量和校正功能。鉴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制度不能成为‘橡皮筋’‘稻草人’”以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等理念已广为人知，中国共产党正在根据现代政治组织活动的基本规则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轨迹和发展方向，逐步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良法善治局面。相对而言，制度化取向最要紧的并非把浮于表面的问题化解掉，而是要锚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本目标。如此，就必须在契合政党价值目标基础上将制度建构推向更高水平。而执政党此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制度成长的空间来自哪里、制度能否长时间保持运转效能，以及如何弥补制度缺陷、强化制度执行等。苏东教训启示中国共产党，任何在制度成长根本性问题上的含糊和犹豫，都将可能给政权建设以致命的打击。所以，每一次对制度的重构与定型都应当围绕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协调展开，自觉服务于政党发展和有效治理之目的。 

　　（四）民众参与：一种社会监督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不能停留在政党内部单向循环，建构体系化的权力监督模式、保持政党治理的行动逻辑还必须重视社会力量的监督和参与，以形成双向互动局面。当然，对于一个超大规模组织而言，解决问题最终还得依靠自己。但是，任何一个执政体系的优化都不可能在孤立、封闭的环境中进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与其保持开放性和坚持人民民主是分不开的。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中，政党稳定与发展不仅关系政党本身，更影响社会运行和调适。而反过来，社会自主性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政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并在增强政治参与广度和深度中强化党的领导和执政复合有效性的基础，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水平。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内在机理和根本原因。当然，为了避免潜在的无序对政治体制的冲击，民众参与应当在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上进行。换句话说，社会理性精神和发育水平决定了政治参与度的强弱，也决定了社会大众能否真正成为大党抑制不良因素的动力支撑。在多元变迁的现代社会中，将民众政治参与作为组织治理的关键，也可视为是对社会不断增加的政治需求的有效回应。这种政治动员比治理本身或许社会意义要大得多。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执政党解决难题，吸纳民众参与，遵循利益相关性或价值同一性规律，其最终落脚点一定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24年9月20日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