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近代西方所开辟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历史进程与基本规律，这是我们考察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历史命运的基本理论遵循。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具体地表现为西方殖民体系在全球范围的建立，以及世界市场的开辟，由此，东方开始从属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关系外化成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边缘”关系。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伊始“就确立了鲜明的旗帜，规定了努力的方向，表现得十分明朗”，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觉。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觉是自身所具有的自觉意识的集合性指称，并具体地呈现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理论自觉、行动自觉等。理论自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觉在理论领域的体现，具有自觉地坚持科学理论、运用科学理论、发展科学理论等基本规定。

　　鉴于近代以后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的边缘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分析问题、探求规律时，十分注重从世界的宏大视角和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观察和把握中国国情，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自觉方面的一个鲜明特点。由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主题，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也因世界历史的主题演变而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内容主旨，其中，明确以科学社会主义摆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束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理论自觉方面的首要而直观的呈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属性与国际属性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而凝结出的为全党所接受的共识性认知，赋予中国经验的理论提炼与概括以世界历史意义则属于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求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过程中所彰显的理论自觉的核心内容。这三方面鲜明地呈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内容演进。深刻理解这三方面内容所凸显的理论自觉，对于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对中国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形成理论自觉的重要标志。通过党的一大和党的二大，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起理论上的自觉意识。在党的一大上，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明确确立了“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的目标，实际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从而为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对中国的危害奠定了根本前提。党的一大之后，随着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认同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较为明确的理论自觉，其标志就是它已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对中国的控制和束缚是阻碍中国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根源。在党的二大召开前一个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明确指出：“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开篇便以五个部分的宏大篇幅详细阐述了“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这一重要论题，进而得出结论：“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理论自觉是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的，因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自觉地认识并清楚地回答“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这一为近代以来多数中国人所不解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西方列强从来就不是出于帮助中国的目的而来到中国的，其通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意欲实现的是对中国的统治和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面对这样的“先生”，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在理论上循着由表层到深层、由现象到本质的路径对其恶劣行径进行了揭示，从而步步深入地得出了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摆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对中国束缚的结论。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揭示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对中国的危害。事实上，揭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对中国的危害并非始于中国共产党人。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注意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1903年，留日湖北学生张继煦在其创办的进步刊物《湖北学生界》创刊号上刊发了一篇题为《叙论》的文章，该文指出：“自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亚洲以外之天地一草一石无不有主人翁矣，鹰麟虎视者数强国，四顾皇皇无所用其武，于是风飙电激席卷而东，集矢于太平洋，亚洲识微之士莫不深膑蹙额”。基于此，作者慨叹：“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清末进步人士邓实亦在其创办的刊物《政艺通报》上撰文指出：“吁嗟，我老大之中国为其舞台之中心点，俄人侵占满洲矣，英人势力范围扬子江流域矣，德人经营山东矣，法人窥视两广矣，皆挟其帝国主义之政策以集注于一隅”。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探讨以及对帝国主义之于中国的危害着墨虽然不少，但是相关阐述大都局限在现象层面，鲜有聚焦于为什么帝国主义意欲控制中国、帝国主义怎样控制中国，以及帝国主义控制中国对中国的危害是什么等的深入阐发。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相关论断，从三个方面回答了上述问题。一是关于帝国主义为何意欲控制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党的二大宣言明确指出：“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世界上可供掠夺的市场，只有印度、中国、土耳其、摩洛哥、埃及、波斯、高丽、墨西哥、安南、南洋群岛、南部和中部的阿非利加洲等地方”，“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止”。由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出于掠夺原料、倾销过剩商品、抢占世界市场等目的控制中国的野心。二是关于各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的手段。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了直接控制和在中国扶持代理人两种手段实现对中国的实际统治。就直接控制中国来说，陈独秀指出：“在经济方面：国家重要的权利大部分抵押给外国了，外国货充满了全国，全中国人都是外国生产国家的消费者，全国金融大权都直接或间接操诸外人之手。”就扶持代理人实现对中国的控制来说，蔡和森揭示：“原来工业后进国的资产阶级不过是国际资本的附属品。他们必须仰仗国际资本，才能开工厂、开公司、开银行。他们的工业资本、银元资本既须仰仗于外资，所以他们的资格无异就是英、美、法、日资本家的驻华代表”。三是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对于中国的危害。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危害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层面，在政治方面同样有十分严重的影响。就经济社会层面来说，中国共产党已然看到，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控制中国的铁路、港口、航运、邮电，以及索取战争赔款、截留关税、控制矿山、倾销商品、贩卖鸦片、实施文化侵略等，让“国家和民众的经济生活都陷在极恐慌的状态之中”；具体到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恐慌于中国出现统一的政府，因此美日等国“利用张作霖、曹锟和其他顽固的军阀官僚（如安福系、交通系等）”，英国“赞助暴露了反动行为的陈炯明，铲除孙文派在广东的民主势力”。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军阀相互混战，国家战争不断、内乱不已。对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际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

　　其次，中国共产党深刻剖析了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影响下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联系地而非孤立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运用科学理论分析问题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相关论断，一方面认识到“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际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另一方面也坚信“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据此，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控制和影响下，中国革命存在诸多的特殊性。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具有特殊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主要是对内性质的革命，其敌人主要是封建阶级。而近代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革命具有双重性质，即对内的反封建革命和对外的反帝国主义革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对象和策略，只有正确分析和把握革命的性质，才能对革命的对象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而制定出正确的策略。对此，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如不认清中国的革命运动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如不认清中国的革命须同时打倒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则其方略与趋向必致大错而特错，不但不能达到成功目的，而且将使革命运动中道夭殇。”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具有特殊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因此，认识中国革命的对象，不能单纯地从国内角度去分析，而应该把中国革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研判。就这方面来说，党的二大明确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列为党的奋斗目标，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在理论层面认识到国际因素之于中国革命的影响。蔡和森则针对国民党对于外国势力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批评说，“他们认不清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他们以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无须倡言反抗，只要内政肃清，强邻自然改颜相向”。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批判了国民党的错误观念、锚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而且揭示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世界革命属性，从而鲜明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对象的理论自觉。三是中国革命的斗争方式具有特殊性。因中国革命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对象，所以中国革命的斗争方式也必然具有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明确认识到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新阶段之后必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革命应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相配合，通过采取“国际的对抗方法”，把民族解放运动上升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高度，“以行世界的扑灭帝国主义的总斗争”；另一方面，“东方殖民地之无产阶级都应该不迟疑地参加各本国之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不过，“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由此，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科学理论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形成并发展着党的理论自觉，二者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

　　最后，中国共产党科学论证了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打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对中国的束缚。消灭阶级、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一大和党的二大纲领中所明确宣示的，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远大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理论自觉。基于这一根本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明确阐述了只有走马克思所阐明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打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对中国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一方面，“在资本制度之下，我们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惟独那少数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真正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先进中国人找寻救国救民道路的两个基本前提。以这两个基本前提为标准，“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因其无法真正把中国国家和人民从水火中解救出来而为国人所摒弃。社会主义虽然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得到广泛阐扬，但它其实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集合，既包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包括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对于这些社会主义流派，中国共产党人细致分析了它们的异同优劣，进而明确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超越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就基尔特社会主义来说，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该主义试图通过调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权利来消泯革命的意图，这不仅割裂了政治与经济间密不可分的关联，而且拱手把国家政权交予资产阶级，其结果只能是无产阶级继续遭受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权的欺压；就工团主义来说，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该主义虽然主张阶级战争，但是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该主义否认国家和政权的意义，这就意味着该主义事实上主张拱手把国家和政权让渡给资产阶级，从而任由资产阶级镇压劳动人民；就国家社会主义来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将该主义在现实中的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科学社会主义在现实中的代表——苏俄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对比，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可概括为“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而国家社会主义虽然也标榜其理论源自马克思，但是其基本主张却体现为“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仅不反对资产阶级，而且主张利用资产阶级的政府、国会来采取所谓改善劳动者地位的社会政策，从而执行了一条听命于资产阶级政党的路线。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得出结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具体到中国现实来说，中国共产党人也自觉地认识到，由于国外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着残酷的压榨，中国国内的封建官僚、军阀腐败不堪且穷凶极恶，中国的改造必须借助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在社会主义各流派中，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的革命道路是真正科学的、能够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理论和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可谓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维成果，它既有着“纵目八极，横被六合”的宏大视野，又有着“极深研几，穷究精微”的深邃思考，无疑是对普遍性的历史规律与逻辑的精辟揭示和科学阐发。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这句话道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理性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意义。不过，这一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和“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并需要结合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加以运用的行动指南，而且越是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越是做好了结合的文章，那么其真理性就越容易得到验证，对于它的信奉者来说也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过程。具体到中国，几千年古老文化与文明的传承发展让东方这片热土具有了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方面迥异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而近代以后“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的特殊社会现实，更增加了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难度。正是由于国情之复杂和灾难之深重，无数志士仁人虽然苦心孤诣地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但都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不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不把中国摆进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当中去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认知、作出正确的决断，从而推动中国问题的彻底解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接受，进而被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科学性。中国共产党人深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手中的锐利武器，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并不存在民族国家的界限；但与此同时，不同的民族国家又不可以照抄照搬、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论断，而必须与自身的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前者可被称为国际属性，后者可被称为国别属性。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属性与国别属性的辩证统一。具体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别属性也即中国属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属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逐渐形成的，是面向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属性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质性体现，同时也生动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内在特色。

　　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国际属性与中国属性的统一是一个渐进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四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路标，它们以接续质变的方式共同但有区别地推动了两种属性的统一。

　　第一个历史路标是以党的二大形成的理论成果为标志，它表征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照中国问题的缘起。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面向具体问题、解决具体问题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对于近代中国这样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来说，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然要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相合流，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就必须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中加以落实和体现。因此，能否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照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是否真正具备理论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党的二大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正确地认识到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立足本国的前提下解决已经世界化了的中国问题。党的二大提出的“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与“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以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相结合的目标，相较于党的一大“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的表述，无疑更明显地展现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照中国问题的态度。以党的二大形成的思想认识为基础，党的三大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其意义实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斗”，从而站在中国立场上赋予中国革命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党的四大则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通过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从而深化了对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的认识。由上可见，党的一大和二大在理论作用于实际方面的表述差异明显，而党的三大、四大的相关表述则是在党的二大确立的理论框架内，结合新的形势、新的问题而作出的更加深入、更为具体的阐发。因此可以说，党的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属性与中国属性相统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路标，这一历史路标的意义在于揭开了形成具有中国属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帷幕。当然，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故而党的二大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从无到有的开拓，以及为之后不断形成具有中国属性的马克思主义奠定必不可少的基础。

　　第二个历史路标是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献的问世为标志，它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开始形成被实践证明正确的经验。这一阶段相较于党的二大的显著不同是，中国共产党独立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旗帜，真正开始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进程。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明确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等于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由此开始了认真研究中国社会特点、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两个方面入手，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第一个方面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相关论断，以此作为研判中国问题的指针。对于已经世界化了的中国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21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及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作为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存在着与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特点。在揭示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时，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间接统治造成了国内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和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而其成因则在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从而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基本观点的熟稔与深刻把握。第二个方面是在纠正本本主义的过程中，以鲜活的中国经验为具有中国属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虽然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基于世界维度审视中国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解决中国问题而言，终究需要立足于中国本身。由此，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固然要学习，但更重要的是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事实上，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事业的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契合中国问题、体现中国特点、具有中国属性。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斗争中深刻认识到，中国所需要的不是以“‘先哲’一类的形式”而存在和包含“神秘的念头在里面”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论自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大胆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并以毛泽东所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献为标志，探索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从而为具有中国属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坚实的案例支撑。

　　第三个历史路标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为标志，它意味着具有中国属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将是势之必然。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命题的首次提出。由此，毛泽东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天然具有国际属性的同时，也应该兼而具备民族属性，在中国也便是中国属性。其后，毛泽东又提出了更为简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而为最终形成具有中国属性的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正是因为有毛泽东的积极阐扬和引导，在中国共产党内便很快达成了共识。比如张闻天就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刘少奇则更为明确地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命题的提出到共识的形成，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成功地破除了教条主义对全党思想的禁锢的同时，已然培育出在运用理论的过程中发展理论的自觉意识，从而为具有鲜明中国属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准备了前提、铺平了道路。

　　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还对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有民族形式、民族内容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肯定性的回答。虽然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总趋势，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意味着理论在指导各个国家的革命事业时不能千篇一律。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由此也可证知，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国际属性之间是不矛盾的，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该国情况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进一步确证和阐扬，是对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国际属性的丰富和升华，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第四个历史路标是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献的问世为标志，它表明具有中国属性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实质性地形成了。在这三篇文献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在世界历史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后，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其革命道路的独特性在于依然要与资产阶级复杂地关联着，而且这一特点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以此为认识基础，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理论，并且深刻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领导权、动力、前途等内容，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形成，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完全是中国的崭新思想。这一崭新思想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继续发展的态势，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特征，是具有中国属性的马克思主义实质性形成的具体表征。

　　应当认识到，具有中国属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形成既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跃升至新水平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的理论凝结。因此在这一时期，具有中国属性的马克思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即具有国际属性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架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属性主要在基本原则、主要方法、重要观点、最终目标等方面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思想启迪和理论武装，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属性则以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科学分析与正确回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实现着与时俱进和丰富发展，从而确保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树常青。

　　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够缺少世界视阈，由此形成了鲜明的世界意识。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得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尊重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开始注意考察和总结中国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赋予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世界历史意义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在毛泽东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以敏锐的眼光把契合时代要求并且为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总结，探索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基点和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在极大地改变中国面貌的同时，也让中国通过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逐渐追赶上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在总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既为世界上的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发展路径选择，也鲜明地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同时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首先，就赋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世界历史意义来说，由于资本主义是以帝国主义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因而在中国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体现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的愿望和诉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民族形式的客观根据。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追求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以此而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也就鲜明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有效整合、利用国内国外两类积极因素的结果。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两件事既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过程中找到的“灵丹妙药”。事实上，统筹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类要素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其本身就是对民族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的一种主动适应和谋划。不论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结成统一战线，还是他所强调的“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都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帝国主义有着十分深刻的洞察，同时对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有着十分精到的分析，从而呈现出用符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实践、变革实践的特点。其二，为广大贫困落后国家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更好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成功经验。在当时，由于亚非拉许多国家普遍面临着同中国一样的谋求独立与解放、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生产的任务，因而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无疑就为这些国家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比如，印度的纳萨尔派受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主张的影响，“拒绝将社会主义斗争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城市”；菲律宾的莱万戈服膺于毛泽东的持久战和人民战争思想，坚决地把军事斗争摆在首位，并且严格遵循革命的三阶段理论；越南、秘鲁等国家的革命运动领导人及其政党也都不同程度地学习、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此来指导本国的革命实践。除此之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接见来华访问的亚非拉国家代表团时，曾多次对其今后的革命斗争给出过建议。比如，在同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座谈时，毛泽东指出：“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告诫说：“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要和两个阶级结成同盟。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另一个是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是我们的基础……第二个联盟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有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剥削阶级，但有反帝要求”。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也就从属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扩展为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既是关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也是关于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世界意义和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科学理论。

　　其次，就改革开放的经验提炼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来说，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问题，也等于五分之一的世界问题”。面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情况，邓小平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来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他指出，“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由此可见，邓小平深知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意义，他是基于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来理解和推进我们的改革开放。正因如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总结了经验，就是要对外开放，打破闭关自守，对内搞活，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表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自觉地认识到，在世界历史的宏大背景之下，中国同世界已然形成了不可截然分开的密切关联，从而坚定地树立起通过改革开放参与世界的决心。

　　在重新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正确把握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历史进程是中国的必修课。邓小平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总体而言，全球虽然“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霸权主义国家尽管还想称霸世界，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多种因素共同决定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就不仅是对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积极顺应，同时也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有力维护。因此，改革开放虽然旨在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自作出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决策开始，这个“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就具备了鲜明的世界历史意义。改革开放的世界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赋予改革开放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坚定支持和维护世界和平等基本属性，体现了改革开放所具有的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参与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特点。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如果中国不搞改革开放，生产力发展不起来，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且长期得不到改善，对于世界来说就是一个灾难；如果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这表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对于世界经济安全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一股积极的推动力量，而且“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由此，改革开放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高度契合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成为遵循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维护世界和平进程的典范。其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因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力而彰显出卓越的思想伟力，从而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注入新的理论资源。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发轫之初，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中国是以一个跟跑者的身份加入这一潮流中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基于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回答了一段时间以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可以说，以南方谈话的发表为标志，表明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理论探索更加深入，改革开放也从事实层面上升到经验层面，进而又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邓小平围绕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不仅指引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而且改革开放作为对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自主重塑，也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面为世界历史的进程贡献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

　　最后，从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来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与日俱增。中国的发展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既往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虽然希望为世界、为人类多作贡献，但受限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何况中国还经常性地面临着西方国家通过不合理、不公正的世界体系而实施的排斥和打压。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既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新时代，也是中国大踏步迈向世界舞台中央、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独立自主接续探索所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从以下两个方面推动并引领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其一，突破西方中心主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理论与实践资源。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实现的现代化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侵略、殖民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得西方国家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对于大多数有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经历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盲目地照抄照搬曾经凌驾于自己之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方案，势必会出现水土不服、南橘北枳的情况。由此，形成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能够充分照顾本国实际情况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方案，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急切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出现恰逢其时。中国式现代化虽然冠以“中国”，但是它所内含的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本质特征，不仅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适性，可以成为这些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努力追求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属于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可以参照和借鉴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方案。其二，超越“历史终结论”、让科学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强大生机与活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暂时处于低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实质上是苏联模式的失败而绝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却认为，苏联的解体意味着“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在当时的背景下，“历史终结论”颇受瞩目、喧嚣一时。不过，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其并不认同，一直都在不断发出批评甚至尖锐批评的声音，他们或是基于历史的复杂性，或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给出有理有据的辩驳。就新时代的中国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本身显然意味着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更为重要的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的现代化，是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不仅摒弃了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历史迷思，而且高扬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实现了以人民逻辑超越资本逻辑、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超越贫富两极分化、以天下大同超越霸权思维。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焕发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并以逻辑与事实的统一雄辩地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从世界体系中的边缘性存在到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之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中国角色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也基于不同时代、不同条件而在主题和主线层面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当前，世界历史依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不过，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一般规律，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研判世界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的有力思想武器，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则是把这一有力武器转化为现实“物质力量”的重要枢纽。通过总结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而在理论自觉方面形成的明确以科学社会主义摆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的束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属性与国际属性的统一、赋予中国经验的理论提炼以世界历史意义这三个方面的成果，可以看到，面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坚持科学理论、发展科学理论，并且在坚持和发展科学理论的同时积极推动为中国实践证明了其正确性的科学理论走向世界，用以解决世界的问题。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这样的禀赋和优势，所以面对“两个大局”，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从而不断地为中国、为世界、为全人类作出愈益巨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裴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