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执政话语是呈现政党执政理念、基础、体制、方式、资源等要素的言说形式，其生成有赖于丰富的话语资源和相应的建构路径。作为一个具有百余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执政实践、建构新时代执政话语的过程中，格外注重“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其中尤以传承延安红色基因为显著。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习近平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赴延安瞻仰革命圣地并发表重要讲话，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进军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指出，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因建构党的执政话语，为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夯实了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延安红色基因是延安十三年党的局部执政实践的精神结晶，是党的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样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尤为注重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因并以此建构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凸显出强烈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这主要缘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关键时期

　　延安时期以前，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加上党内错误思想的影响，党的发展相对有限。相较而言，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党员队伍或党的整体实力上，均实现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彻底转变。其一，从党员队伍来看，这一时期党员数量激增。由于受到反“围剿”失败和长征的影响，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全国党员人数到1936年仅两万多名，而党的七大召开时则上升至121万名。其二，从党的整体实力来看，这一时期是党逐步成长为中国革命“中流砥柱”的重要阶段。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逐步成长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尤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针对抗战以来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多数来自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整体素质不高这一现状，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批判了党的历史上多次“左”、右倾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路线，克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消极影响，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成为坚强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而具有了更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此，同时考察过国共双方的国外人士看得更加清楚。例如，当时正在延安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观察员卡尔逊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指出，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共的，国家力量的源泉来自于共产党，共产党使中国有了成为世界伟大强国的希望。总之，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关键阶段，在党的不懈奋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延安时期党的局部执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精神财富和话语资源

　　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实践是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的，而延安十三年则是党局部执政“历史最长、地域最广”的阶段，相比中央苏区时期，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提供了重要启迪。譬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确保党的执政地位，一是要坚持民主执政原则。党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民主选举，建立“三三制”政权，积极开展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尊重人民权利，推行勤政廉政，厉行法治，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二是要同时筑牢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党不仅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推行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保障根据地人民的物质生活，还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召开党的七大等，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夯实了党执政的思想基础。这二者共同支撑着延安时期党的执政实践。如毛泽东所说，延安整风运动与大生产运动一起构成了“整个的革命链条”上思想和物质的“两个环子”。

　　历史实践铸就精神丰碑。综观延安十三年党的局部执政实践不难发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高瞻远瞩，培育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不仅为中国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成为日后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精神财富”。

　　话语是实践的产物，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话语体系在党的局部执政实践中不断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应当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面对党内“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者，自1942年2月起，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党通过整顿“三风”，形成了以“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为代表的执政话语。经过整风运动，1945年党的七大最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权。可以说，延安时期是党的不懈奋斗史上独立自主地建构执政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为此后党的全面执政积累了丰富的话语资源。

　　（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厚重的历史感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厚重历史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其显著的执政特点。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基于大历史观追问新中国和人民政权“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一根本问题，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不辱历史使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原则推进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实践，凸显了鲜明的历史感。

　　党中央多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学习历史、认知历史，反复告诫“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建党百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四史”宣传教育。这些都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烈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表现为：一是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对历史负责。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敬畏历史、敬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尤其不能对党的历史妄自菲薄，要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二是科学评价历史得失。党中央反复强调要科学认识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看待党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譬如，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二者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三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并将其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在2021年的“七一讲话”中，习近平以九个“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如何继续成功的深刻道理。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以“历史决议”的形式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并要求全党谨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不断“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

　　此外，习近平青年时期曾在延安梁家河插队七年，形成了独特的延安情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启承点……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观念，也是在延安形成的”。这也应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珍视延安红色基因并将其融入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的一个影响因素。

　　“基因”原为生物学用语，当被转用至文化领域时，侧重于揭示“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基因”内涵丰富而明确，具有可遗传性、稳定性等特征。延安红色基因是延安时期党的精神标识，不仅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更重要的是，自其生成之日起，这些性状相对稳定的精神内涵便伴随着党的奋斗实践而代代相传，流淌于党的文化血脉之中，并产生强大的作用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在传承和弘扬延安红色基因丰富内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执政话语，科学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和执政方略，使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彰显出文化活力和时代价值。

　　（一）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到“增强‘四个意识’”：延安红色基因政治性内涵的传承和弘扬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红色基因最突出的政治性内涵。政治方向是关乎政党生存发展的首要问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政治方向好像是一个人的头，有了头其他各部分才能动作。”可见，无论对于党员还是党组织而言，政治方向都至关重要。具体到延安时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蕴含着双重意涵：一是现时的，即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面抗战政治路线，进而建立新中国。1938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曾针对党内关于国共抗战问题的不同看法指出，学员“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即“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并提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思想主张。无疑，在彼时外无独立、内无民主的旧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首要政治任务。二是长久的，即强调党员、干部、进步青年应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为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谋幸福。如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指出，共产党员应“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革命“永久奋斗”或“奋斗到死”，这才是“真正的政治道德”。当然，对于一个大规模的党组织来说，要使人人都坚守这样的政治道德是不容易的，鉴于此，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提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这里的“向……看齐”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者构成了“延安精神的精髓”。

　　将治党与治国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鲜明特色。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知，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唯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为党执政兴国强化核心政治力量。面对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和边缘化等问题，党中央提出“增强‘四个意识’”的执政话语，回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如何加强政治建设、把牢执政方向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对延安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弘扬。2015年2月，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谈及延安时期广大青年“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景象时曾感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极端重要”，这“必须有坚定理想信念作支撑”。同年底，他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援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关于“看齐”的论述，首次提出“看齐意识”，要求党员、干部“向党中央看齐”。在2016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各党组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党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四个意识’”话语在传承延安红色基因的基础上，以言简意赅的方式阐释了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要义。从理论依据看，“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共产党不讲政治便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共产党人才能永葆政治本色。从现实指向看，民族复兴梦想日益趋近、全面深化改革任务愈发繁重，党的执政面临着长期而严峻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这些现实状况倒逼党员、干部须时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决不能在“政治问题”这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

　　（二）从“有的放矢”到“坚持问题导向”：延安红色基因务实性内涵的传承和弘扬

　　思想作风是党的作风的灵魂，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话来说，即思想方法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大批留苏学生成为党的实际领导者，但因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一味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经验，导致教条主义在党内滋长蔓延。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态度，主张树立“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并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次年2月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说的“有的放矢”就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联系”之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在毛泽东看来，唯有“行动”即调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才能真正转变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他化用“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等成语典故，再三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应树立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思想方法，这是延安红色基因中具有深刻意蕴的务实性内涵。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珍视延安时期党所确立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思想方法，并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坚持问题导向”的执政话语。2013年12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重温毛泽东关于“有的放矢”的论述，指出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的’”，“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2014年1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他再次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在阐释“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时，又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作为“六个必须坚持”中的重要内容，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并列出当前应当着力解决的五类重大问题。“坚持问题导向”话语从提出到被提升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贯穿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的问题意识、直视问题的坚毅勇气和解决问题的坚定信心，是对延安红色基因务实性内涵的传承与弘扬。具体来说，首先，“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为核心概念，凸显了深刻的时代关切。问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习近平曾在《浙江日报》一篇政治短评中，引用马克思的上述名言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新时代新征程，“坚持问题导向”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回应，意指党应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时代挑战，在新的时代变革中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其次，“坚持……导向”的表述，显现出明确的实践指向。“导向”即所引导的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指党的治国理政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广大党员、干部应切实提高调查研究能力，正视、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2021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以自己基于调查研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为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注重实际、实事求是”，牢记“得民心者，靠实事求是”。

　　（三）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延安红色基因人民性内涵的传承和弘扬

　　红色基因承载着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底色，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生命之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主心骨”，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沉淀为具有丰富人民性内涵的延安红色基因。具体来说体现于三个方面：其一，坚持依靠人民。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进入延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依靠人民执政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其二，坚持服务人民。1944年9月，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炭窑崩塌事故中牺牲，毛泽东在其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提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在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正式确立为党的宗旨并写入党章。其三，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全民族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如在陕甘宁边区大力推行民主，实行政务公开，有效地激发了边区民众的民主意识，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中国最为民主进步的地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内涵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话语，进一步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这一执政基本问题。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习近平在首次公开讲话中即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经典论断，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写入党的文件。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习近平在延安瞻仰革命圣地时，援引延安时期党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等表述，号召全党同志“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就话语表达而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作为核心概念，着重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性底色。正如习近平一再强调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发展”作为主题词汇，更加聚焦于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凸显了党执政为民的务实作风，这不仅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坚持与发展，也体现了对西方发展理论局限性的超越。

　　（四）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自信自立”“团结奋斗”：延安红色基因斗争性内涵的传承和弘扬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是1908年列宁在回顾马克思主义创立史时作出的经典论断，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延安时期，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艰苦抗战和开展根据地建设的革命实践中，锻造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凝结形成了富有斗争性内涵的红色基因。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话语正是这一内涵的生动体现。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较早使用了“自力更生”的提法。1936年12月，他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使用了“艰苦奋斗”一词。随着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在国民党经济封锁与日军疯狂扫荡之下，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日益窘迫，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为解决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3年2 月，八路军总政电影团拍摄以开垦南泥湾为题材的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时，毛泽东应摄影队队长吴印咸请求为电影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同时，影片解说词中也将南泥湾精神概括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表征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与昂扬斗志的经典话语。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肩负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任务，胸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因斗争性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信自立”“团结奋斗”的新话语，体现了新时代党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昂扬斗志。首先，“自信自立”是对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话语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历来主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即“自力更生”，没有自力更生，就无所谓独立自主。新时代“自信自立”话语中的“自立”即强调要独立自主、立足自身。2021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引用1936年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一段论述指出：“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瞻仰延安革命圣地时，习近平又指出，“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在以上论述中，“立足自身”“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均强调要“自立”“自强”，是新时代对“自力更生”话语的运用和发展。同时，“自信自立”话语还强调对未来方向的笃定，即“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次，“团结奋斗”也是对延安时期“艰苦奋斗”话语的新时代发展。中国人历来主张“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心齐、泰山移”的团结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通过艰苦奋斗创造了辉煌伟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艰巨，只有通过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奋斗方能最终完成。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共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五）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到“勇于自我革命”：延安红色基因鉴戒性内涵的传承和弘扬

　　延安时期是党迅速发展壮大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居安思危，特别强调要以史为鉴、力戒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不良作风。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当民主人士黄炎培询问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回答：中国共产党已找到一条“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的“第一个答案”。而在党内，开展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当时党培育优良作风、实现自我塑造的主要手段。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党内矛盾性质后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两条宗旨。在党的七大上，他又以打扫房子、洗脸作比喻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防止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党的肌体与党员思想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居安思危、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构成了延安红色基因的鉴戒性内涵。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因鉴戒性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探索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指出，“当年‘窑洞对’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吗？恐怕还没有”，因此当前仍然要加强党员和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民主监督。同时，党中央强调，跳出“历史周期率”不仅要靠民主监督这个外力，更需要一个具备强大自身免疫力的积极作为的执政党。为此，2019年，习近平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勇于开展自我革命，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又指出，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号召：“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就话语表述而言，“勇于自我革命”话语一方面以“勇于”一词传递中国共产党无私无畏的政治胸怀和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另一方面，其将全面从严治党称作一场“自我革命”，对应于“社会革命”，显现出党将改造世界与改造自身有机统一的系统思维和科学方法，使延安红色基因的鉴戒性内涵在新时代党的执政实践中得到有效传承与弘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因，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回答新时代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实现了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的守正创新。

　　（一）聚焦“中国之问”，在不断推进“两个结合”中彰显执政话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气派

　　“中国之问”是中国话语的逻辑起点。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阶段。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关头，彼时中国的最大实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但这样一个落后社会却又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化遗产。面对这样的中国实际，不同思想流派的主张截然不同：有的因看到中国现状与西方现状之间的巨大差距，就主张“全盘西化”；有的则因看到中国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便固守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有的虽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却采取教条主义做法，无视中国实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全盘西化”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轻视，认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拒绝接受外国优秀文化的狭隘心态，同时也对党内“言必称希腊”、无视中国实际的错误思想倾向提出严厉批评，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充分结合起来。正是在这样的正确思想主张指导下，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有的放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三大法宝”等颇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局部执政话语，启发、指引着广大党员和群众为实现革命胜利而奋斗。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治理大党大国等一系列新的“中国之问”，传承和弘扬延安红色基因，在坚持立足中国本土、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创造性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之中，明确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自信自立”、“团结奋斗”、“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等富有鲜明中国智慧和中国气派的执政话语，使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新时代条件下因扎根于中国大地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为进一步诠释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论证党的执政方式的科学性和展现党执政的光明前景，夯实了话语基础。

　　（二）锚定“时代之问”，在把准和回答时代课题中增强执政话语的时代意蕴和时代特征

　　话语的有效性在于其“是否表达了时代的呼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之所以是有效的，恰恰在于其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科学地回答了“时代之问”。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锚定“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正确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深刻回答了“中国应进行何种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时代课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鉴于此，他从指导理论、领导阶级、道路抉择、目标前途等方面对中国革命展开具体分析，致力于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新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已成为新时代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能否对此作出正确回答事关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建构新时代的执政话语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注重传承和弘扬延安红色基因，在把准和回答时代课题中增强执政话语的时代意蕴和时代特征。例如，在回答第三个重大时代课题时，习近平在毛泽东给出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勇于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一富有时代意蕴和时代特征的执政话语，探寻出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密码，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为锻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找到了科学途径。

　　（三）心系“人民之问”，在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中厚植执政话语的人民情怀和大众风格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以“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服务人民群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历史阶段。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应当“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为了深入浅出地阐释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多次通过成语典故、通俗易懂的比喻来加以说明。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当讲到愚公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上帝派两个大力神背走太行王屋二山时，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除此之外，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曾将党群关系比喻为学生和先生、牛和孺子、公仆和主人、肉和血、鱼和水等各种关系，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党群关系话语体系，并实现了与工农大众之间的话语共鸣。1943年前后，陕北农民李有源在创作民歌《东方红》时以“为人民谋幸福”“人民的大救星”来歌颂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即是典型例证。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当下的需求呈现多样化、高层次的特征，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的“人民之问”。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郑重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话语，这可以说是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是“上帝”等话语在新时代的发展创新。2016年，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这里的“天”“地”之喻与延安时期的“上帝”之喻可谓一脉相承。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因心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贴近群众、富有温情，在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中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情怀和大众风格。

　　综上可见，传承和弘扬延安红色基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构执政话语的重要方法路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厚重的历史感，对延安红色基因的丰富内涵进行守正创新，在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中建构了具有深厚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新时代执政话语。中国共产党在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因的基础上回答新时代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使党的执政话语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风格，推进了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建构。

　　文章来源：《现代哲学杂志》2024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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