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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与方法。调查研究作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和逻辑起点，学界一般将之视作了解社会现实的基本途径，即多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将关注现实作为调查研究的首要特征固然正确，但也有将其简单化为技术路线的可能，忽略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前后变化及阶段性特征。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趋于成熟，特别是与其史学素养紧密结合，呈现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思维，亦初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质。考察延安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历史思维的内涵、成因及意义，对全面梳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脉络，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思维本质上是一种过程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思维，是从历史细节、历史表象中追寻问题本源、把握历史规律的思维方法，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发展的连续过程，解读历史变迁的多重诱因，还原历史现象的复杂因素，立足历史条件的客观评价，重视历史经验“以古鉴今”的重要意义等。历史思维对延安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拓展了调查研究的范围，带来了调查研究方法的启迪，也深化了对调查研究核心命题的理解。

　　1.历史思维扩充了延安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的范围

　　从技术层面看，调查研究首先面向实际问题，但毛泽东有时也会追溯问题的缘起，“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毛泽东起初主要围绕调查研究中具体问题的前因后果进行追问，历史思维只是初露端倪。

　　延安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关注点明显向历史维度延伸，自觉、主动的历史思维日渐凸显。1941年，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并突出强调要“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直接将历史纳入调查研究对象的范畴。在文中毛泽东还罗列了七种需重点搜集的材料，其中有两种颇具史学色彩，即“第五，写名人列传”及“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

　　列传是纪传体史书的主干，此体例肇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其特点是以人物为核心，以人系事，纪、传、表、志等相互支撑，形成完整的历史体系，“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列传以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为收录对象，即司马迁所言“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列传选取的人物数量较多，覆盖面较广，对生平的记载也较为翔实。就史料价值而言，列传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反映重大社会主题及历史动向等。毛泽东注重名人列传，是建立在对中国史书体裁的熟识之上，很有可能是受到早年阅读《史记》等纪传体史书的影响。

　　早在1940年9月，毛泽东就曾致电周恩来等人，要求对各省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代表人物进行专项调查，明确提出要为之立传，“要有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毛泽东对立传人物的选取也经过了深入思考，“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毛泽东的用意很明确，即化用列传这一史学体例，通过为代表性人物立传，了解各个阶级、阶层、群体的人员构成、思想倾向及政治立场，为辨识敌友、制定策略提供佐证，这与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调查研究是完全一致的。

　　而毛泽东看重的家谱与县志、府志、省志等方志材料，均属于特殊的地方文献。家谱看似门户之事，实乃一家史迹，“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家谱图籍，与状述传志，相为经纬，盖亦史部支流，用备一家之书而已”。与列传只记载生平大要不同，家谱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尽可能罗陈谱主一生的所有事迹，从体例上杂糅了纪传与编年二体。方志则记载某一地区历史沿革、社会风俗、物产资源、经济文化等，其间虽偶及山川地理，但多数学者认为方志属于史学范畴，即“方志乃一方全史”。毛泽东重视家谱及方志材料，反映了他对不同类型历史文献及其价值的熟稔程度。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割据散布各处，且仍在不断发展壮大，许多干部对当地环境的了解还不够充分，这也是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的基本考虑。而家谱、方志等文献中汇聚了丰富的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及风土人情等信息，这恰恰是调查研究要重点关注的。

　　2.历史思维为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提供了方法启迪

　　调查研究是搜集资料与分析问题的统一，调查是实践前提，研究是调查基础上的理性认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最本质特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即“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他尤其注重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特别是分析，这与他对中国革命特殊矛盾的关注是高度一致的。

　　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可以借鉴历史上的一种治史之法，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指出:“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苏轼认为治史不可面面俱到，应就某一问题集中用力，得到关于这一问题的透彻认识，“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将史籍中的所有问题全部厘清，最终形成对历史的系统认识。此法看似耗时费力，但较之泛泛而读优胜实多，“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苏轼以自己读《汉书》的经历为例，谈及了“八面受敌法”的功效，“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这种治史之法毛泽东早年已有过类似体验，他在1915年致萧子升的信中写道：“《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全体矣。他史亦然”。当时毛泽东读史的切入点虽然还是篇章，不是调查研究聚焦的问题导向，但这种着重分析、先分后总的思维方法已有雏形。

　　随着思想的成熟，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这种治史之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八面受敌法”的精髓在于治史须分“八面”，研究特殊、突出重点，最终达到聚沙成塔的效果。与此相类，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也必须注重细致分析，“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观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在深入分析后，综合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据此毛泽东提出了调查研究的“四面受敌法”，“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他特别强调“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随后成立的中央调查研究局也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工作，“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八面受敌”原为治史之法，毛泽东抓住其中分析与综合的辩证关系，将之演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并引申出应用于调查研究的“四面受敌法”，将最初以阶级分析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调查，扩充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这也是调查研究作为技术路线成熟的重要标志。

　　3.历史思维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审视调查研究的核心命题提供了纵深视角

　　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阶级”和“策略”是两个核心命题，调查研究就是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策略，“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历史思维的开拓，使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阶级、策略的理解达到新的高度。

　　阶级分析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首要任务，至土地革命后期，毛泽东已经形成对中国阶级结构的基本认识。毛泽东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是社会经济地位，如土地占有情况、收入来源、是否剥削他人等，对阶级形势的把握是现时的、平面的，对各阶级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历史特性较少涉及。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阶级问题的认知向前迈进一大步，强调应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理解，“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他勾勒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历史演变，揭示了各时期特别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他特别强调，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震荡带来了阶级结构剧烈的分化与组合，并着重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软弱性并存的特性，及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历史必然性。

　　因此，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将阶级分析放置于宏阔的历史趋势中，在近代历史的变动中把握各个阶级的内部结构和阶级特性。在他看来，完成了对各阶级的历史梳理，关于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的答案就非常清楚了，“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

　　毛泽东对策略问题的考虑亦是如此。社会性质及阶级结构的变化决定了策略的灵活性，策略调整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要求，这也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在策略问题上，毛泽东非常强调历史条件的制约性和变动性，如他在《论政策》中指出，“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的引用”。在《农村调查》的跋中，毛泽东提出要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但同时强调“这是指的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毛泽东看来，策略调整是阶级形势发生历史变化的必然要求，必须实现与时代条件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以聚焦现实为中心的调查研究虽能为策略制定提供现实参考，但要形成对策略问题的系统把握，认清不同时期策略之间的起承转合及递变关系，历史思维是不可或缺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之所以呈现鲜明的历史思维，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他本人知识结构和思想轨迹的逻辑结果，也是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阶段性总结的必然要求。

　　1.史学素养与早年游历是延安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历史思维的内生因素

　　在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史学始终居于重要地位。他早年就阅读了《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史籍，以及《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已非常擅长撰写史论文章，1912年6月，他写就《商鞅徙木立信论》，该文纵贯古今，文思俱佳，受到教员高度赞赏，“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等。他在一师学友会附设夜学、修业小学教学时，均选择了历史学科，“确实是发人深思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历史研究仍有很高的热情，如1939年1月致信历史学者何干之，“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将来拟研究近代史”。1944年1月，致信郭沫若，对自己无暇治史表示遗憾，“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

　　毛泽东对历史的兴趣，一开始就和调查研究密切相关，他在一师时代的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就垓，遍游四宇尚已。”从中国史学的传统看，许多史家考证史实、著述信史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游历。毛泽东继承这一传统，将访古迹、追往事作为游历的重要目的，“胜景、古迹、险隘、民风，以及通商之步岸，游程之所必记也”。据罗章龙回忆，毛泽东在一师时期寻访过许多历史遗迹，如长沙附近的禹王碑，“润之对他颇有兴趣。认为禹王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1917年夏，毛泽东与萧子升徒步游历湖南五县，期间“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事迹”。1918年毛泽东因留法事宜去北京，因秋汛中途于河南郾城逗留并去许昌游览，“许昌乃古魏国都城，我们观看了当地古迹，登文峰塔”。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仍然对青年时代的游历记忆深刻，“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我沿着洞庭湖环行，绕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三国演义》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最后，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

　　毛泽东早期的游历虽多是自发行为，问题意识也不甚明确，对历史的关注也更多体现为寻访古迹旧事，但调查研究的许多理念已初露端倪，也频频闪现了对历史的关注与思考，这为他延安时期历史思维与调查研究的会通奠定了基础。

　　2.唯物史观是延安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历史思维的理论支撑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唯物史观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早在1921年1月，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就已明确表示服膺于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唯物史观在解读历史方面提供了最令他信服的答案，他早年对历史的自发爱好和朴素认识也迅速转化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科学思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和阅读条件的缺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革命运动中，对唯物史观的系统学习仍比较薄弱。延安时期环境相对稳定，毛泽东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据逄先知回忆，他所见到的毛泽东藏书中保留有延安时期阅读痕迹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至少包括《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等。而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情况看，延安时期毛泽东阅读了大量涉及唯物史观的哲学著作，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因此，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历史思维的日益凸显，与延安时期对唯物史观的系统学习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承认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机会主义……不能了解‘昨天’和‘明天’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要求明确地认识到这个联系，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这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与历史思维相契合的内在依据。调查研究是一种在搜集感性材料基础上把握本质、寻找规律的工作方法，毛泽东与教条主义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在于是否愿意用“向下的眼睛”审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确实是重视经验的，但绝非“狭隘经验论”，他的调查研究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实际情况的分析与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这与经验主义者有着本质区别。

　　而历史思维形式上虽是回顾既往，但历史经验则是贯通古今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延安时期毛泽东非常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和历史思维都是获取知识和积累经验的途径，只不过调查研究面向当下，更多是直接经验；历史思维回溯过去，更多是间接经验。基于唯物史观的共同前提，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和历史思维在认知社会发展规律上殊途同归，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毛泽东在调查研究时运用历史思维也就十分自然了。

　　3.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延安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历史思维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延安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发展，与他对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分不开的。他重视调查研究，最早是看到“上级指示”与实际情况的巨大偏差，产生了对“本本”“上级领导机关”的怀疑，“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促使毛泽东进行以阶级分析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调查，其理论成果凝结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本本主义》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篇章中。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达到高峰，对调查研究的运用也已非常娴熟。

　　但调查研究在技术路线上的成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扭转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盛行的局面，这意味着仅停留在对具体问题的把握是远远不够的，要从根本上指导中国革命实践，驳斥党内错误思想，系统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创造就提上了日程。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进一步深化，一方面赋予调查研究新的定位，更加突出其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他在1937年和1941年两次为《农村调查》撰写的序言和跋中指出，“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另一方面，毛泽东的重心从“调查”转向“研究”，更加重视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整体性思考，历史思维日益显现其价值，“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

　　调查研究与历史思维的会通，成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重要特点，这在许多地方都有体现。如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实践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调查研究的同义语，对实践观点的论证也紧密联系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别是以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翼空谈主义为例，指出二者“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离，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特别强调的矛盾特殊性，实际就是调查研究聚焦的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哲学表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另外，延安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催生了“实事求是”命题，其思想实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实事求是的要求之一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历史思维带来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也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路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既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延安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与历史思维的会通，也为我们理解“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和递进关系提供了历史视角。

　　1.历史思维为延安时期毛泽东立足调查研究、驳斥教条主义提供了有力支撑

　　延安时期许多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有留苏经历，或与共产国际联系甚密，往往存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局限，“只能诵记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延安整风时，王稼祥坦承：“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对教条主义者的这种局限，毛泽东曾予以重点批驳，“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

　　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逐渐深入的，他最初更多依赖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以检验“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正确与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系统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错误，并特别指出教条主义者对中国现实和历史的无知，“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换言之，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的本质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而“实际”的完整内涵包括现实与历史两个层面，即“今天的中国”与“昨天的中国”。当毛泽东将调查研究的视线扩展到历史领域后，他就获得了对中国现实、历史的全面认识，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阐释更加充分，对教条主义者的反驳也更加全面、有力。

　　2.历史思维助推调查研究升华为理论、现实和历史三位一体的系统方法

　　从一般意义上讲，调查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实，面向的是问题的空间维度，总体上属于一种横向思维。而要对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把握其整体过程与来龙去脉，还需考虑问题的纵向维度，这就需要一种历史思维。换言之，历史思维是调查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纵向展开，调查研究是历史思维在空间维度上的横向延续，两者本就是密不可分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经验与社会现实。毛泽东多次要求将三者统一起来，“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在这种理论创造的迫切需要下，调查研究逐渐突破了技术路线的具体形式，升华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统合现实与历史的科学方法论。这一升华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是非常剧烈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大命题，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调查研究都是作为实践起点和方法先导存在的，这与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中历史思维的开辟有着紧密的联系。

　　3.历史思维与调查研究的会通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同时把握两个重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和中国的具体实际与文化传统。

　　而“中国实际”不简单等同于当下的社会现实，而是现实与历史的有机统一。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历史是现实的原生依据，“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离开历史思维，对现实的理解就会陷入静止、停滞的状态，毛泽东对这一点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这种深植于心的历史思维，给很多接触过他的外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埃德加·斯诺曾谈及对毛泽东的印象：“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很深入的研究。”即便是对毛泽东充满偏见的李德，也在回忆录中对这一点印象深刻，“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与调查研究主要从现实中捕捉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同，历史思维是根植于历史深处的中国立场，或者说是活跃于中国立场中的历史思维，毛泽东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最主要贡献者，与他对中国现实与历史的双重观照是分不开的。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其调查研究思想呈现鲜明的历史思维并非偶然，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结果。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而“化”的对象不仅限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包括悠久的历史，因为中国社会的现实特性是历史积淀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也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最终明确的。中国作为历史悠久、文化连续的国家，历史思维不仅是一种时间推移引发的自然思考，背后隐含了中国具体国情和独特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有力牵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体现为“两个结合”的逻辑过程。

　　文章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4年第1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