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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百多年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不断探索并总结提炼出一系列作为工作遵循和方法论结晶的成熟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一路走来、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党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好，就能妥善解决问题；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不好，就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出乱子。

　　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初期，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在西南工作近3年时间里，邓小平留下300多篇文稿和600多封电报（包括联名）。从1949年9月至1952年8月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有关西南工作的文章、报告、讲话、电报、批示、书信、题词等文稿可以清晰看出，邓小平为建立和巩固新中国人民政权、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在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恢复、社会改造、民主改革、文化建设、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和平解放西藏、党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建树，同时在主持极端复杂地区党的工作中提出和运用了一系列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我们党能不能做好工作，关键看依靠谁去做，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依靠谁、团结谁”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认为，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并广泛团结农民阶级和其他各阶层人士，这是涉及到我们党全国执政的“一个根本的思想问题”。

　　首先，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不依靠工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其中管理城市和接管工厂是一大考验，而且在西南地区特别突出。面对大批干部进城接管工厂所面临的难题，邓小平明确提出：“没有工人群众，我们工作是做不好的。如果我们不去依靠工人阶级，那就是一个根本的思想问题。”那么，如何依靠工人阶级呢？邓小平提出四条办法或四个步骤：一是“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各个部门中去”；二是“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依靠工人阶级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三是“必须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去”，“忽视工会工作，就谈不上依靠工人阶级”；四是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福利上关心工人阶级，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在依靠工人阶级方面，邓小平还特别重视工会在城市工作中的作用。他说：“在工厂中党委要领导工人，主要是依靠工会。”“我们的口号是依靠工人阶级，具体内容就是依靠工人团结职员。工会就是实现依靠工人团结职员的组织。工人是经过工会来管理工厂，在私营工厂中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协商，所以必须加强工会工作。我们在工厂的党和行政领导必须了解这一点，依靠工人阶级不是空洞的，而是实际的。”

　　其次，必须进一步夯实农民基础，“农民是人民政府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西南解放后，农村工作先是发动群众征粮剿匪、减租减息，接着搞土地改革。这些任务一个接着一个，开展起来很困难又很繁重，而且一开展起来，我们党就面对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与这些势力作斗争没有农民的支持是不行的。邓小平认为，在农村的反封建斗争中，团结依靠大多数贫苦农民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他鲜明指出：“毫无疑问，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人民政府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人民政府离开了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革命胜利就好似建立在沙滩上，是会垮台的。”依靠农民就必须帮助农民解决他们自身的困难，因此他提出：“坚决地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我们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和犹豫。因为这是我们的依靠问题，基础问题，能不能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还强调，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任何时候都要依靠群众组织力量，依靠贫雇农，坚固地团结中农，并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去完成任务”。

　　邓小平认为，在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上紧紧抓住工人和农民这两大阶级，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有了最根本的力量和最广大、最可靠的基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始终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这是由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

　　西南地区是我国最后获得解放的地区，也是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以及民族关系异常复杂的地区。邓小平在给中央的报告和多次会议讲话中强调，“西南问题至为复杂”，而我们党的干部“人少事多”，“大家忙得气都喘不过来”。譬如，仅解决吃饭问题一项，西南局就要考虑七千多万人口、九十万在解放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与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以及现有的六十万人部队的生存问题。在这种异常繁重的工作状态下如何做好工作？这是摆在邓小平和西南局领导层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邓小平破题的主要办法就是强调走群众路线。

　　恰恰在这个时候，西南局的一些干部未能及时适应建设时期的环境转变，在工作中出现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影响我们党的执政根基。为此，邓小平强调：“一些同志在胜利面前骄傲起来，自以为经验很多，遇事不考察实际，不同群众商量，坐在上面发号施令，因而犯错误，碰钉子。”他明确提出：须知，做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走群众路线”。

　　1951年7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特别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告诫西南局的党员干部：“如果党员站在群众之外，或站在群众之上，企图以命令来指挥群众，那么，党绝不可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如果团结了群众，又领导了群众，那么我们就能永远和群众一起前进。”

　　在西南工作期间，邓小平强调：“在新区最怕脱离群众，以统治者自居。”“我们党是依靠劳动人民，替劳动人民谋幸福的。”“联系群众是我党的生命。”“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人民事业的保证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生命的源泉。”“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他认为，一切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都是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时发生的。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我们党就会丧失力量和生命的源泉，各项工作就不可能有效地前进，“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走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也要讲究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在这方面，邓小平特别要求西南局的干部要在工作中善于联系群众、善于团结大多数。要团结大多数，就必须团结好“中间群众”。邓小平清醒地看到，群众的思想觉悟总会有先进、中间、落后的认识层次之分，为此他提出，走群众路线、联系群众最关键的一环是要善于团结中间群众。以解决西南地区学校教育问题为例，邓小平反复向有关部门阐述要团结中间群众的道理。他说：“学校教育的困难在于教育改革，不在于经费。最大的问题是方针，而方针在于能不能团结教育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我们工作要避免单纯地抓住少数积极分子，却丢掉了多数人，脱离了广大中间群众。”“解放以后很需要有本事能为国家建设做事的人，仅有民主教授就不够了。今后为国家建设服务要靠学本事，因此要解决学校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团结大量有学问有能力的教授，这是检查工作的标准。”“学校教育要改革，要闻要问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团结中间群众。”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以“中间群众”作为关键和突破口的办法，西南的学校教育改革问题很快就理出了头绪。

　　邓小平还特别重视联系群众的“工作艺术”，认为“干部学习工作艺术很重要”。他专门解释说：“什么是工作艺术？工作艺术就是要善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善于同敌人作斗争，特别要善于对付那些狡猾的敌人；善于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去反对主要的敌人。”邓小平提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策略：“分化孤立敌人是我们的策略。团结大多数人以及团结大多数人的步骤方法，也都是我们的策略。”

　　在西南工作期间，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充分运用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来联系群众和解决问题。开好人民代表会议，可以使各种情况更容易了解，各种意见更容易集中；开好协商会议，通过协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是少出乱子的一个重要方法”。

　　做好工作，就要集中意见。邓小平认为，如果没有集中，也就谈不上民主。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来集中呢？邓小平指出，首先要通过党的领导，才能集中各方面各部门的意见。比如，在怎样管理好城市的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城市问题复杂，多有时间性，而且往往一个问题牵涉许多部门，所以要求城市工作具有很大的集中性，要统一到市委的领导下去进行。”“凡是涉及几个部门的事情，必须召集在一块，商定方针步骤，一致执行；重大一点的问题必须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或委员会，指定主要负责的人员，以专责守。经验证明，这种方法是好的。”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需要广泛征求各种意见，更大范围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这就需要运用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协商委员会。

　　邓小平特别注重通过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集中全体人民意见。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新中国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邓小平认为，我们党的工作方法就应该根据这一特点展开。为此，他提出：“我们到西南后的主要工作方法，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开好了这些会议，就能避免工作中出乱子。他认为：“应该充分地运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协商委员会，使各种情况更容易了解，各种意见更容易集中，这是少出乱子的一个重要方法。”他还多次强调：“统一战线方法很多，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基本形式，也是我们团结大多数人的基本形式，不能看作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可以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联系群众，进行统战工作。凡使用这一方法的地方，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任何时候都要充分运用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方法。”

　　邓小平还特别注意统一战线工作，认为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是团结最大多数的群众。他指出：“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它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他还通过总结西南一些地方的工作经验指出：“凡能开展统一战线团结了一些开明士绅的，都易于克服困难减少障碍。凡不重视统一战线而孤军作战的，都是一筹莫展困难重重”。“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

　　对于如何开好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会议，邓小平强调，以谦逊诚恳的态度与各界群众相处极为重要。他明确指出：“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的工作能否做好，关键之一是共产党员要善于以谦逊诚恳的态度与党外人士共事，这是值得共产党员注意的。”“只要我们善于与各界人士共事，善于运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善于团结人民，所有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邓小平认为，谦逊诚恳的态度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前提，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心中有人民，要以谦逊朴实的态度来为人民服务。

　　在我们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初，一些党员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认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别人就一定要服从我们。这种情况在西南的党员干部中也存在。邓小平多次批评这种错误思想，指出：共产党员在工作中体现党的领导首先要坚决执行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法令，其次要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实现共同纲领和执行法令。“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熟悉共同纲领和政府法令，不懂得运用这些武器去团结和教育人民同敌人作斗争，那么不仅说不上什么领导，而且还会做出违反共同纲领和政策的事情，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使自己完全居于无理和被动的地位。”针对“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背得烂熟，在讨论工作和政策时，能够引经据典，充分说理。而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却瞠目不知所对，有的甚至最后拿出蛮不讲理的本事来”的情况，邓小平狠狠批评，毫不客气地说：“试问，这还说得上领导吗？”他要求领导干部“需要具有纯正的作风，就是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针对相关问题，邓小平严肃批评道：“有些同志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一切要服从我们。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群众不一定会服从你。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

　　怎样才能避免犯错误，避免脱离群众呢？对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谦虚谨慎，不要‘吹’。”“我们每一句话都要踏踏实实，懂得十分只能说五六分，不要怕人家说你不懂，因为人家会看得出来的。”“毛主席说，老实这是主动。切不要不知以为知。你不懂，但只要你善于团结、争取，还可以虚心学习；反之，你吹，结果牛皮吹破了，群众就要脱离你。要领导就要老老实实，这样人家才佩服你。”“共产党员就要老实，这是毛主席教育我们的。不这样就要处于被动。”“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西南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地区。面对复杂的局面，有些干部仍采取一些简单化的做法，甚至只凭热情和勇敢办事。对此，邓小平冷静提醒道：在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还要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

　　在复杂的工作局面和多头绪的工作任务面前，邓小平始终要求干部们要分清轻重缓急，遵循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慎重稳进”工作方针。无论是城市工作还是农村工作，邓小平都强调：“我们必须懂得这一条，在策略的运用上切忌树敌过多。”“必须区别什么是主动什么是被动，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暂时的利益和什么是长远的利益。”比如，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初期，考虑到不具备同时进行剿匪、反霸的条件会使封建势力勾结起来与我们为敌，邓小平提出：“我们在策略上，第一步打击的对象，只能是那些明目张胆拿起武器反对我们和坚决抵抗政府法令、破坏经济建设的首要分子。”“农村斗争的策略，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把打击面缩得很小，树敌要少。”

　　对于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各项工作，邓小平还要求要学会抓住主要矛盾，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他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一切问题都放在一个运动来解决，以免模糊了运动的主要方向和打击的主要对象。”为使运动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避免出现混乱，邓小平提出：“各地党委应根据本区情况，规定运动的范围，约束运动的内容，颁布运动的实施细则。在运动过程中，如果发现哪一个地区发生了严重偏向，则应坚决加以停止，重新检讨和训练干部，然后再继续进行下去。不可听之任之，以致走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他通过总结党的整风经验，提醒道：“凡能集中解决主要问题的成绩都好；凡属没有中心，什么问题都企图解决的成绩都差。”

　　应对复杂局面，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用行动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强调要学会“用道理说服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军队干部转到地方做领导工作，从“拿枪杆”到“拿笔杆”，这是做领导工作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如果只会用枪杆子的办法解决问题，是不能够服人的，政权也不能够长久。如何拿好笔杆尤其是如何利用好舆论宣传工具，以统一干部思想和教育群众，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完成各项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在当时西南地区的工作中也凸现出来。对此，邓小平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知道“笔杆子”的作用和分量，各级党委都要重视宣传工作。为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宣传工作就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他还说：“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他还指出：“拿笔杆”有多种，包括党和政府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报，还有写文章、出报刊、办广播、印小册子等等。怎么“拿”？针对有人提出“‘笔杆子’太重，不会写”的现实难题，邓小平明确回答：“要同各地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子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他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自己克服这个缺陷，“首先还是要领导同志亲自写”。为此，邓小平亲自带头“拿笔杆”：包括西南局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报告，大都出自他本人之手；他本人作的报告自己起草，不用别人代劳；他身体力行，亲自为党报撰写文章和改写新闻稿。另外，他还多次提倡各级领导要为党报写文章。

　　对于如何利用写文章和作报告搞好宣传工作，邓小平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写文章不一定面面俱到，那样会将很多东西平列，弄得很长；好的宣传鼓动材料，必然是短小精悍，这样才能切中要害；宣传工作要反映的情况很多很复杂，“选择什么重点出击，如何才能打中要害，这就是宣传部要掌握和研究的”；“领导不一定都要作大报告，只要每次能解决一个问题也好，这样才不会脱离群众”；等等。他甚至提出：“要能够用道理说服人，这才算是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干部中间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中逐渐产生了一系列脱离群众的思想倾向和工作作风，邓小平坚决反对并不断纠正这些“令人讨厌”的倾向和作风。

　　一是过不好“胜利关”，懈怠享福、居功自傲的思想倾向。有人认为，“江山”打下来以后，就可以坐等享受了。这种思想倾向对革命工作和新中国建设极为有害。为此，邓小平告诫西南局的干部，进城后一定要万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邓小平时刻提醒干部们要过好“胜利关”。他说：“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又有些人看不见敌人了，以为我们的事办完了，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营垒看不见了，国民党的残余看不见了，地主阶级也看不见了，他们认为战争打了这么多年，应该休息了。甚至有些革命多年的干部，也产生了腐朽蜕化的思想，做出了一些不利于革命的事情。他们居功自大，骄傲横蛮，脱离群众，只图享乐，尽兴地发展个人主义，漠视革命队伍的严肃性和纪律性，闹男女关系，少做工作，甚至不做工作。他们用这些思想和行为来腐蚀我们的革命队伍。这是我们要过的胜利关。”在如何过好“胜利关”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一个胜利了的党对于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些。”他认为，我们虽然胜利了，但我们的生活标准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有蜕化腐朽的思想。邓小平强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应当计较享受。要弄清楚，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生活水准。”在谈到节省西南财政开支问题的重要性时，邓小平甚至把只图享福提到是否能保住革命胜利成果的高度，指出：“现在我们不是享福的时候。目前我们有两条路，一条是苦，另一条是垮。如果要享福就得垮，二者只能取其一。”

　　二是摆老资格、架子大、说话生硬的倾向。西南局当时还存在一种危险的苗头：一些党员干部老是拿共产党员的牌子和革命多少年的资格去压别人，硬要党外人士服从自己；说话态度生硬，架子摆得很大，以为这就是当“领导”的派头。邓小平指出，其实这种人只能“令人讨厌”，“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地步。为此，他表扬了“另外一种人”，即“虽然本事不大，但是能够同党外人士虚心合作，遇事共同商议，共同决定，工作勤勤恳恳，结果事情办得很好，也得到人家的尊重”。他指出：“正确的主张必须与良好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既坚持共同纲领，又态度坦白诚恳和具有说服力，这样就是批评别人，别人也愿意接受，这才算是好的领导。”

　　三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邓小平发现，各部门各地方在中央下发有关文件和条例后，不从实际出发，纷纷照搬照抄下发相应文件。1950年11月，邓小平针对西南局将要下发一个条例一事，明确指出：“除个别具体问题处，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他提醒西南局的干部：“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意。”1951年11月，他又针对一些会议报告和专刊太多太长一事，提醒西南局的领导层：“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各种会议都出专刊，往往过于形式主义，实际上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而且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专刊很多，下面同志必感头疼”。邓小平还交代：我的报告也“不必登载”。他特别反对那些搞“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的做法，强调指出：“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品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区别这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邓小平始终认为，我们党要做好工作，一要靠政策好，二要方法正确。他说：“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这里面包括政策与作风两个问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方法好人少也可以解决问题，方法不好干部多，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四是急躁冒进、工作粗糙的倾向。自从人民当家做主后，党内外各界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空前高涨。但同时也存在另一方面的苗头，即容易急躁，工作粗糙。面对复杂的环境，邓小平特别提醒大家，工作不能急躁也不能粗糙。他说：我们的工作“必须做得更加仔细一些，宁肯做得少一些，不可使之粗糙”。以当时西南地区民族问题为例，邓小平更加强调“绝不能急”的道理，“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他还说：“民族工作一定要慎重，不然好的意思会变成坏的结果。”“在决定方针步骤时，一定要慎重，防止急躁。”他提出，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为搞好工作，他提醒广大干部：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特别是上层人士赞成。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邓小平还特别交待：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急于搞土地改革，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人的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总之，民族工作必须从各个民族的实际出发，着眼于各民族的特殊性，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

　　邓小平的这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对我们党领导西南地区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并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具体体现，是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应对复杂工作局面的现实需要。历史已过去70多年，但这些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当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对广大干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阎建琪，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委委员、秘书长、研究员；杨明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局长、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