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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史意识，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历史的研究与认知。无产阶级政党历来注重研究并总结自身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领袖，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历史的观点与看法，不仅构成其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而且为后世观照无产阶级政党历史确立了重要的思想原则与理论方法。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史观点的探讨，既有助于无产阶级政党党史意识产生与发展过程的认知，更能对无产阶级政党党史叙述的基本问题、话语表达与理论方法等溯流求源，深切理解党史意识的觉醒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的重要作用。

　　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正式成立。为起草同盟纲领，恩格斯、马克思先后撰写《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及《共产党宣言》，部分述及无产阶级运动史、同盟筹建史，其党史意识由此萌发。正如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讨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所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接着写什么是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即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史意识缘起于党建的需要。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福格特先生》《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等论著中频繁叙述同盟历史，其诸多经典论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光芒。　　

　　回溯党史旨在汲取经验教训，以指导当前革命实践。欧洲革命结束后，马克思、恩格斯为总结1848年至1849年同盟的革命经验，共同撰写《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他们回顾过去两年的革命历史，肯定同盟经受了双重考验：一是同盟成员在各地的革命运动中，始终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这表明同盟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充分锻炼；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主义宣传》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这坚定了同盟的革命信心。但他们也发现，同盟的坚强组织出现“涣散”，一些支部中断了与中央委员会的联络，部分成员甚至“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和领导”。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改组同盟”的必要性，强调工人政党在某些场合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但必须坚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并呼吁要“不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从党史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为革命道路指明方向。　　

　　回溯党史是为了批驳他人污蔑，捍卫自己与同盟的声誉。由于卡尔·福格特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蓄意制造谣言，诽谤马克思及其同盟是“阴谋家团体”，马克思、恩格斯对同盟的历史作出“全面的介绍”予以回击。马克思首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是因被剥夺“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才被迫走上“秘密联合的道路”，他们的目标是展开“反对status quo（现存秩序）的革命”，而进行宣传鼓动与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在恩格斯看来，同盟自1839年就放弃秘密团体的形式，已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了”。接着，他们系统介绍共产主义者同盟筹建史，称同盟支部、区部以及中央委员会等各级领导人“全是选举出来的”，此种民主形式决不是所谓“策划阴谋的秘密团体”所适用的。另外，他们还重点叙述同盟分裂的事实，撇清自己与维利希、沙佩尔等少数派的关系，从而维护了同盟的名誉。　　

　　回溯党史更是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并教育年轻社会主义者铭记同盟光辉历史。1851年普鲁士政府根据虚假文件与证词，以“叛国”与“阴谋”罪判处数名同盟成员监禁，以此迫害工人运动领袖。对此，马克思撰写《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通过回溯同盟的历史，批判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盗窃勾当”，以彻底揭露普鲁士警察国家的卑劣行径。1885年，鉴于同盟的系统历史只有维尔穆特、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拙劣作品”有所介绍，恩格斯深感“国际工人运动这一光辉青年时代的历史”的重要性，专门撰写《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并将其作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德文第三版引言，以提供年轻社会主义者“理解《揭露》所绝对必要的东西”。恩格斯系统阐述同盟成立的背景、经过与斗争经历，使该文成为后世了解同盟历史“重要的史料来源”。　　

　　为何叙述党史关涉党史的意义与功能，而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书写党史、关注或解答党的哪些重大问题，即属党史基本问题的讨论。　　

　　科学回答了“为何建党”“如何革命”两大关键命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无产阶级运动史，明确意识到无产阶级要在关键时刻强大起来以取得胜利，就必须组建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即具有自觉意识的“阶级政党”。他们批判反动的、保守的与空想的社会主义，强调只有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他们指出，共产党人决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拒绝一切政治行动”，或者“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要用“暴力革命”夺得统治权力，此系为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马克思、恩格斯澄清同盟与其他党派的关系，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揭示了党的性质与使命。

　　重点关注党的演变历程及其与他们的关系。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叙述，他们大致将党史分三部分：一是概述正义者同盟于1836年至1847年间的发展史。即描述同盟如何从一个流亡者构成的秘密组织发展成国际性团体，其秘密学说与性质如何发生“各种变化”，并强调这为同盟的未来发展埋下伏笔。二是重点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对正义者同盟的改组过程。由于正义者同盟仍“保留着半密谋性的旧章程”，其“社会学说很不确定”，且受到魏特林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同盟领导人逐渐确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并邀请他们对同盟进行改组。马克思、恩格斯具体从取消同盟的密谋形式、命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确立同盟的目标、宣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新口号、组建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及起草同盟纲领等方面进行改造，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建。三是就同盟于1848年至1850年革命历程、重组分裂及其解散等问题展开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细致梳理相关史实的来龙去脉，剖析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而加深对“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同盟历史的阶段性认知，萌生了党史分期意识。　　

　　客观评价党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同盟的革命实践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即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效力也被验证，即“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阶级斗争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如作为受压迫阶级的工人的运动已被视作“阶级斗争的形式”。同盟促进了工人的觉醒。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一旦工人产生了以阶级意识为基础的“团结感”，便足以在一切国家的工人群体中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同盟亦是“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培育了大量革命人士，诸多同盟盟员均在积极组织“极端民主运动”。同盟还极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几乎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拥有无数的信徒”。同盟作为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其重要地位在无产阶级政党史上不言而喻。　　

　　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他们关于党史的叙述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历史发展过程颇为复杂，须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看待历史事件或人物。马克思认为，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但工人阶级“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实现了“重大的实际的成功”；尽管沙佩尔曾犯下“极左”冒险主义错误并导致同盟分裂，恩格斯晚年仍肯定地说：“他在开创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阶级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独特的历史分析法，在马克思、恩格斯党史论述中有充分体现。如同盟的目标在于“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贯穿了党史叙述的始终。如经济因素构成“现代阶级对立”及“政党形成”的基础，这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短暂历史。他们关于同盟历史的观点与看法，其党史书写运用的方法与原则，不仅构成其思想理论的一部分，也开创了无产阶级政党重视党史传统的先河，为后世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史叙述奠定坚实基础。　　

　　布尔什维克一般指苏联共产党，作为列宁创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可追溯至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自布尔什维克诞生起，列宁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照党的历史，并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提出问题”。此后，他曾在诸多场合频繁论述党史，其有关党史的相关认知与看法，充分体现在《社会主义与战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文章中，进而发展了列宁主义。　　

　　梳理党史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党的现状，以坚定革命信念。1915年，为进一步说明党对世界大战的态度与策略，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强调：“不深入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就不能正确了解这一策略和我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列宁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发展历程说起，强调该党是在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前产生，但由于经济落后，党内出现了诸多“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派别”，而俄国工人阶级正是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30年的坚决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党。列宁重点阐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历史，指出孟什维克的实质“就是使工人阶级的斗争适应自由派的需要”，而布尔什维克的使命是“发动民主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斗争”，以抵制“自由派的动摇和背叛”。列宁认为，这种斗争极大地“锻炼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彻底革命的策略”，并指出“世界大战的过程使欧洲的机会主义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进而明确今后党的任务是“沿着我们原来的彻底革命的道路前进”。这些“必须向读者提醒”的党内事实，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坚定的革命态度。　　

　　梳理党史旨在论证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以强化政党认同。1921年，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弊端日渐突显，列宁从党史出发，对“为什么我们需要以实物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等关键问题展开剖析。他指出“寻找过渡办法”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当年施行余粮收集制实属迫不得已。他认为，现阶段与农民妥协已成为可能选项，但必须“实际地、巧妙地、机敏地、灵活地来做这件事”，以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列宁补充道：此时，我们不能“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必须“实行退却”，把目标限定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否则“就有灭亡的危险”。此为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就事实而言，政策调整后苏俄经济“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交纳了大量的粮食税”，这一过程“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于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经受住历史考验，稳定了国家政权，进而增强了人们的政党认同。　　

　　梳理党史在于纠正共产主义运动“左派”幼稚病，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针对某些“左派”人士笼统否定一切妥协的错误观点，列宁撰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予以批判。他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除在思想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外，还必须“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只有肃清“左”倾学理主义，才能引导群众“采取能够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列宁认为，要实现革命目标，必须善于运用与资产阶级既斗争又妥协的政策，以此提升“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制胜能力的总的水平”。如布尔什维克要打败孟什维克，必须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即通过“削弱孟什维克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但要切实考虑政策实施的不同条件与环境，若“盲目地、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必然“大错特错”。列宁关于革命斗争策略的分析，有利于壮大革命力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为其他国家革命指明方向。

　　梳理党史更是为向各国共产党推介俄国革命成功经验，以加速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到来。“十月革命”后，列宁对布尔什维克历史进行全面总结。他从俄国革命经验说起，致力于将布尔什维主义“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列宁特别强调维护中央权威与发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在他看来，工人运动必须坚持党中央领导、加强党内团结，才能实现革命目标。但各国革命都得“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不能盲目照搬俄国经验。列宁还建议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小组或派别“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善于在群众中“领导他们”，以“保证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为此，他呼吁共产党人应竭尽全力领导工人运动，以推动整个社会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透过党史传递了“世界革命”的战略构想。　

　　列宁论及党史有着诸多的现实考量，而关注哪些党史问题、如何总结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旨在把握党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扩大革命的影响。

　　阐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世界意义。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成功先例。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有着“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其革命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针对“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等质疑，列宁强调，“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 。俄国革命树立了“模范”，其他国家亦有成功的可能，因为苏维埃政权与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原理及策略具有“国际的意义”。具有国际意义既是俄国革命的影响，也是其基本特征。俄国革命推动欧洲“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从西向东移，其“革命首创精神”将使俄国成为“西欧革命动力的源泉”，以铲除“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并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出社会革命的幼苗”。列宁高度重视俄国革命的时代意义，充分肯定其伟大历史价值。　　

　　精辟总结俄国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纪律作为人类社会的行为规则，必然打上阶级的烙印。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因资产阶级拥有“国际资本的力量”及“各种国际联系”而显得十分强大，无产阶级要打败资产阶级以实现专政，必须坚持“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列宁纵观布尔什维克“整个时期的历史”，强调布尔什维克能够夺取并保持政权，就在于拥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才能获得“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但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正确的政治领导与政治战略以及人民群众的信任才能得到保障，以实现“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宏伟志愿。要之，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的革命理论”及“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是革命成功的根本条件。　　

　　细致划分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分期。分期问题是史学研究的关键，列宁已意识到党史分期的重要性，并根据布尔什维克革命历程展开分析。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与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纲领与策略上展开激烈斗争的时期，他们都锻造出“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预示着“公开的阶级斗争”到来。革命年代（1905—1907），此时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进行斗争，其纲领策略在群众实践中得以检验，而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在工人与农民阶级的运动中诞生，这被视为十月革命前“总演习”。反动年代（1907—1910），该阶段革命党人虽遭沙皇制度沉重打击，他们却意识到阶级斗争有必要采取“完全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即以合法的方式继续战斗。高潮年代（1910—1914），布尔什维克兼用合法与非法斗争形式争取了“整个工人选民团”，成功击退资产阶级代表孟什维克。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期（1914—1917），布尔什维克合法斗争的权利虽被剥夺，但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与考茨基主义的“卑鄙龌龊”，使群众日益坚信“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为1917年革命胜利奠定基础。俄国第二次革命时期（1917年2月至10月），在革命党人推翻沙皇专制后，布尔什维克又击败孟什维克而建立起苏维埃共和国，并传播了“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列宁精细梳理布尔什维克跌宕起伏的革命历程，科学把握党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建了以革命为中心的党史叙述模式。　　

　　深入剖析布尔什维克成长壮大的原因。布尔什维克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敌人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列宁指出，小资产阶级与半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及机会主义是党长期斗争的对象，党正是跟这些“动摇不定，华而不实”的敌人周旋而形成“作无情斗争的传统”。布尔什维克在同党内“左”倾思想的斗争中取得发展。列宁肯定1908年党参加资产阶级议会、1918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历史意义，指出特殊条件下妥协的必要性，即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布尔什维克在群众运动中不断壮大。列宁反复强调：“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只有唤醒农村被剥削群众的“阶级觉悟”，才能促使他们与城市工人结成联盟以扩大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在与错误的斗争中成长。列宁认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这就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策略“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纠正错误推动布尔什维克走向成熟。　　

　　列宁立足于俄国革命历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科学总结布尔什维克成功经验，并放眼世界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思潮展开批判，其有关党史的思考深化了列宁主义的内涵，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纪律建设与政治路线建设提供行动指南，用实践证明“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这一伟大结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深入发展。

　　历史地看，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系自发地对党的历史展开思考与总结，斯大林则明确意识到要重视党史叙述或编撰问题，并进行理论指导。斯大林关于联共（布）党史的观点与看法，体现于《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的信》等相关指示，并最终凝结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以期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功能。　　

　　斯大林相当重视党史在宣传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苏联步入计划经济体制后，为充分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斯大林将宣传教育提至“很紧很重大”位置。他认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和理论水平”，具有“极重要意义”。在斯大林看来，党员干部的工作成效与其“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相关，觉悟程度越低，其工作越易遭受挫折，党员干部亦愈趋向庸俗而“蜕化变质”。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关涉党员的修养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对此，斯大林强调，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心之一，旨在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它被斯大林视为党员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方式。　　

　　斯大林要求将党史纳入布尔什维克轨道，以破除“自由主义”叙述。由于某些党史编撰者盲目地照抄“各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陈腐的和完全不科学的提法”，并容许“和我们党的历史的伪造者进行讨论”，而滑向“腐朽的自由主义”。斯大林指出，必须终结“对党史叙述的随意性和混乱状态”，肃清党史教科书中“存在的大量各种不同的观点”，坚决抵制“对党的理论和党的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随意解释”。斯大林认为，像沃洛谢维奇《联共（布）历史读本》等作品充斥着“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他们企图“把暗藏的托洛茨基主义废物偷运到我们文坛上”蛊惑党的干部。斯大林高度重视党史编撰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务必将党史研究工作纳入“科学的布尔什维克的轨道”，注重反对“我们党的历史的托洛茨基主义伪造者和其他一切伪造者”，并勇于揭穿“他们的假面具”。他组织成立“编写联共（布）党史”小组，并亲自作为审定人进行把关，这成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渊薮。　　

　　斯大林通过党史叙述来表达对列宁遗志的继承。在列宁逝世前后，斯大林多次回顾了列宁艰苦奋斗的一生，竭力颂扬列宁的丰功伟绩，要求将列宁开创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他首先肯定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莫大贡献，强调列宁成功揭露孟什维克分裂党组织的危险计划，并创办全俄政治报，不仅解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还把党的干部“团结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界限、明确纲领、坚定策略和统一意志的全俄的战斗的党”。其次，斯大林突出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莫大功绩，称列宁是“革命天才”。即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阶级要求”，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并萌发“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最后，斯大林褒赞列宁“谦虚”“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只有这位“巨人”才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强调要继承发扬列宁的革命精神，锻造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完善。　　

　　此外，斯大林还对联共（布）党史编撰的立场原则、理论方法及话语表述等提出了颇具创造性、影响力的观点。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贯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针对以往党史简单叙述俄国“各种派别的斗争的事件”而未作深入解读的问题，斯大林强调，必须对此“作马克思主义的说明”。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与其他党派的斗争是“维护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斗争”，若不作明确说明，党史上各种派别的斗争即被视为不可理解的无谓纠纷，更难理解列宁主义是如何在跟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成长和巩固的。马克思主义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斯大林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即共产党的世界观，并强调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去研究“社会历史”，即“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认为，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具有“巨大的意义”。这就要求党史叙述必须从劳动群众的历史出发，坚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以社会发展规律为指南，辩证地看待党内重大事件，使历史“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被载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后世党史研究重要的方法论来源。　　

　　必须具备宏大视野，将党史与国史、世界历史相联系。要对党史有更准确的把握，首先须将党史“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避免就党史论党史。斯大林根据党史教科书存在的问题，要求在教科书的每一篇章前，对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情况进行“简要的历史的说明”。否则，“联共（布）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而只不过是对往事的一种肤浅的莫名其妙的叙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即从沙皇俄国君主专制、资本主义发展、民族压迫及工人运动等问题出发，介绍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组织建立的背景，以此阐明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其次，要从世界历史角度审视党史。斯大林强调，要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理解“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渊源；要从世界大战爆发根源与沙皇政府专制统治的情况，理解“十月革命作为使俄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解放者的意义”；只有明悉“世界大战前夜整个欧洲存在着政治危机”，才能“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民主制的体现者和使工农摆脱资本主义的机关的意义”。党史叙述要坚持大历史观，不能脱离对“整个欧洲历史”“世界历史”的观照。　　

　　必须突出党史的主旨与经纬，以党的革命与建设历程为叙述中心。党的历史内容丰富，包罗万象，须有清晰的叙述脉络实现纲举目张。斯大林就《近代史》教科书编写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这一思想，应该成为近代史教科书的主要中心。”他强调，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却给人们套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锁链”，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旨在粉碎“一切锁链”，并将人们从“一切形式的剥削下”解救出来。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间“深刻差别和对立”是“贯穿近代史的一条红线”。斯大林有关教科书应突出主题主线的思想，在党史叙述中得以贯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指出：联共（布）的历史是“三次革命”的历史，即“1905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年2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1917年10月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三次革命高潮先后使俄国推翻沙皇制度与“地主资本家政权”，并粉碎外国军事侵略，成功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为正确把握党史的主流与本质奠定了基础。　　

　　必须科学阐释与党史相关的核心概念，选择准确的提法与术语。针对以往教科书受资产阶级史学家影响而“充满了各种陈腐的老一套的提法”现象，斯大林强调，必须仔细斟酌党史“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提法”，决不能“毫无责任感地随便乱讲一通”。他指出，应废止“尼古拉一世的警察恐怖”“地主反革命的进攻”“产业革命的最初步骤”等老旧提法，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有科学根据的提法”。在相关概念方面，斯大林指出，不能将“反动”和“反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概念混淆，应作进一步说明；不能把法国革命叫作“大”革命、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简单称为“十月革命”，而应将其解释为“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或“苏维埃革命”。斯大林还对党史的某些表述或“字眼”提出要求，如“新制度”“旧制度”等不严谨的词语应删减，“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应改为“德意志和意大利重新统一为独立国家”。斯大林关于党史概念或提法的建议，表明党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底色，推动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斯大林从政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围绕党史的政治属性、编撰原则与理论方法，对联共（布）党史提出诸多建议与看法。在他的直接推动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问世，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叙述提供模板，而且深刻影响后世对苏联党史、苏联历史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评价，成为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载体，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政党党史意识的成熟。

　　党史有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无产阶级政党自诞生起即具备鲜明的党史意识，高度重视自身历史的学习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既是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历史撰述的先行者。他们立足于不同国情、党情与历史时期，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照党史，明确意识到党史对澄清事实真相、汲取经验教训、指导革命实践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价值，并就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理论方法与叙述模式等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指导性意见，不仅奠定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历史认知的理论基础，更促进无产阶级政党重视党史传统的形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至今已有170余年，中国共产党亦经历世纪沧桑。整理并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史论述，阐发他们的党史观点与理论方法，了解他们的语用逻辑与行文规律，不止于溯清无产阶级政党党史意识的发展源流，为建立正确的国际共运史观与中共党史观提供方向指南，更在于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与演变的历程，感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初心使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砥砺前行。

　　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24年第2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