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正确领导的“成功之道”和治国理政的“传家法宝”,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极大重视。鉴于群众路线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和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来自多个学科领域的众多学者持续对群众路线进行多维度、多方面的全方位深入研究。虽然目前关于群众路线的研究在数量上已相当可观,但关于群众路线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究竟为何的研究却极为薄弱而且观点不一。如果不能准确把握群众路线的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将无法深刻洞察和准确理解群众路线的精髓,在践行群众路线中将不能充分发挥其突出优势与巨大威力。为准确把握和更好践行群众路线,本文将从群众路线的核心特质和本质属性究竟为何入手,系统阐释群众路线的主要特征和突出优势。
一、从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和实施过程来把握其核心特质和本质属性
(一)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是认识和把握群众路线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的重要基础
准确把握群众路线的核心特质和本质属性是深入理解和有效践行群众路线的关键。目前在群众路线众多研究成果中,从领导方法、党的领导、领导效果等视角进行研究的只是其中的少数部分。这些少数成果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提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领导方法;也有观点认为群众路线不是一种权利、法律和制度保障的民主形式,本质上是一种领导方法;另有观点认为群众路线本质上是通过处理干群关系以实现政党领导模式的领导方法。虽然已有不少研究涉及群众路线本质属性的讨论,但由于这些研究并不是专门对群众路线的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从领导方法界定群众路线本质的观点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譬如有学者认为群众路线的本质是民生;有学者认为群众路线的实质就在于为民、务实、清廉和民主;有学者虽然指出了群众路线本质上是一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却没有进一步从领导方法角度对群众路线进行系统研究;有学者虽然认为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在我党领导工作中的系统运用,但并不认为群众路线的本质是领导方法,而是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路线的灵魂。针对群众路线本质属性问题尚没有得到系统研究和形成基本共识的状况,笔者曾专门撰文指出群众路线的本质属性是领导方法,认为既要把握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本质属性,也要了解其多层次的丰富内涵。该文刊发后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关于群众路线本质问题的认知依然存在不少分歧,因此有必要对群众路线的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进一步深入研究。
深入分析群众路线的形成及发展历程是准确认识和深刻理解群众路线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的重要途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理论创造,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党在不断总结革命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后逐步成熟的过程。
群众路线在形成初期主要作为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相对立的群众化工作方法出现。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通过总结党在革命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已经敏锐地指出要想革命顺利发展必须考虑面临的主客观条件,并需要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反对“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指出这种执行上级指示方法“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毛泽东指出群众化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是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领导方式相对立的正确而有效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通过对苏区模范乡长冈乡、才溪乡的深入调查,总结出获得群众支持以及采用正确工作方法对完成工作任务的极端重要性。不采用正确的方法很难得到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而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只有切实关心群众利益、得到群众支持,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在工作方法、群众支持和群众利益之间建立了清晰的逻辑链条,指出正确的方法就是关心群众利益并能赢得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方法,而不能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方法。为了强调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毛泽东形象地借用过河的桥或船的比喻来说明工作方法为何如此重要,完成工作任务就好像是过河,而工作方法则是完成过河这一工作任务的桥或船。“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这个生动形象的比喻,既强调了工作方法的极端重要性,又明确指出了我党在领导工作中采取群众化工作方法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至关重要性。
如果仅仅停留在群众化工作方法层面,群众路线不可能上升为此后全党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重要地位。在经过长征转战陕北之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和理论概括,又经过延安整风对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致命打击之后,群众路线才在早期群众化工作方法的基础上,成为通过采取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以及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来实现正确领导的方法。
中国革命初期之所以接连遭遇挫折和失败,就在于党内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不能把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统一起来。尤其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者更加具有迷惑性,不但在1931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遭受极大的损失,还在丧失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又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底毛泽东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要避免行动失败就要找出行动规律并应用规律于自己的行动,避免主观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需要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奠定了经验基础。
群众路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并从哲学高度对领导过程中的认识发展根本规律进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分析。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炼概括群众路线时,明确指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循环过程,“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产生的群众路线,显然需要我党在认识论和辩证法方面的理论总结和理论指导。毛泽东撰写于1937年7月和8月的《实践论》《矛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从哲学高度上剖析了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错误思想根源,给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规律来自实践并指导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对比毛泽东关于认识规律和群众路线的论述,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毛泽东是把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内在地统一了起来,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经历“群众—领导—群众”的过程,也就是“实践—认识—实践”多次反复获得正确领导意见的认识过程。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奠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领导方法,《实践论》和《矛盾论》为群众路线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哲学指引。
即使有了革命经验的系统总结和《实践论》《矛盾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教条主义的致命打击、在党内没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完备科学形态和深邃丰富内涵的群众路线也很难被提炼概括出来,并被确立为全党一切工作都要采取的领导方法。延安整风是为了解决党的思想路线是非问题而开展的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核心目标是推动全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教育全党领导干部要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延安整风运动把反对主观主义提高到了党性的高度,对党内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教条主义实施致命打击。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曾说:“1942年全党整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根本指导原则,也可以说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从毛泽东在1943年概括总结我党成功经验后提出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基本一致。
毛泽东曾专门强调,自己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写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以及替中央起草的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很显然,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对党的领导规律的系统总结和对党的领导经验的高度概括,同样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被提炼概括出来。
经过抗日战争洗礼并在总结延安整风运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1943年由毛泽东代表中央起草并以中央决定形式发布全党执行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作为领导方法的群众路线进行了系统全面和透彻精辟的概括阐述,成为群众路线成熟的标志。自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作为中央决定发布之后,群众路线被明确为全党开展一切工作都必须采用的基本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在党的七大前后又经过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和系统阐释,形成内涵更加丰富的群众路线思想。随着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群众路线也成为全党一切工作都要采取的根本工作路线。从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个内在逻辑来看,群众路线的提出应该可以作为毛泽东思想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志,具有丰富内涵并成为全党基本领导方法的群众路线也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较为成熟完善的时期才能被提炼概括出来。
从群众路线形成过程来看,具有丰富内涵并成为全党根本工作路线的群众路线,实际上经过了上述三个重要阶段才得以逐步形成。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总结概括的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相对立的群众化工作方法时期,第二个阶段是经过革命经验深刻总结并为群众路线奠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哲学基础时期,第三个阶段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对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实施致命打击之后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期。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反映和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本质就是党实现正确领导的领导方法,回答了党只有采取群众化的工作方法,用正确态度和正确方法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才能从群众实践中获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并且充分发挥群众的磅礴力量进而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群众路线的精辟论述,指出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这样的论述实际上已经鲜明地指出了领导方法是群众路线的核心特质和本质属性。
从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来看,无论群众路线在此后发展中承载了多么丰富的内涵,无论对群众路线进行怎么样的解读,都应首先认识到群众路线是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并用正确态度实现正确领导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的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毫无疑问是领导方法,只有从领导方法入手,才能准确理解和正确践行群众路线,才能真正抓住群众路线的关键和根本。
(二)群众路线的实施过程是认识和把握群众路线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的基本方式
要深入理解和准确认识群众路线,不仅要从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来认识和把握其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还需要从群众路线的实施过程来认识和把握其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
群众路线作为我党在一切工作中都要采取的基本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施过程实际上包含着“从群众中来”以及“到群众中去”两个过程,或者说“从群众中来”与“到群众中去”是前后相续既有明确区别又有紧密联系的两个过程。“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是寻求掌握客观规律正确认识世界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运用客观规律改造世界的过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需要采用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个结合过程。践行群众路线之所以能实现正确的领导,秘密就蕴藏在运用两个结合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完整过程之中。
践行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是党员领导干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现理性认识从而能够进行科学决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任务是准确认识客观世界并作出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的科学决策。实施“从群众中来”的认识过程内在地包含着两个具体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第二个阶段是依据理性认识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飞跃。只有经过这前后相续两个阶段的飞跃,才能实现得到正确领导意见的目标。第一个阶段是深入群众之中调查研究获得大量感性认识材料的过程。通过广泛了解群众的需求和利益,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有效汇聚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然后把这些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转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第二个阶段是在通过理性认识把握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方式,制定既符合客观规律又能体现群众需求和利益的正确政策。只有经过这两个阶段,才是一个完整的“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实施“从群众中来”前后相续的两个阶段,主要目的是解决如何正确认识世界的问题,通过实现正确的领导意见为党的正确领导奠定认识基础。
践行群众路线“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依据理性认识指导实践从而达到改造世界目的之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任务是贯彻落实领导意见和科学决策并进一步检验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实施“到群众中去”的改造世界过程同样包含着两个具体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到群众中去”的决策和领导意见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解释,并在实施中和具体实践有效结合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在实践中检验决策和领导意见是否正确,并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完善决策与领导意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进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发挥人民群众作为改造世界主体的力量,并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认识的过程。实施“到群众中去”前后相续的两个阶段,主要目的是解决如何有效改造世界的问题,通过发动人民群众力量改造世界从而实现党的正确领导。
从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完整实施过程来看,“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是领导结合群众实践获得正确认识的过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解具体实际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包含着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领导发动群众力量一起改造世界的过程,是运用领导意见和科学决策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同时包含着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正是因为这两个结合贯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始终,毛泽东才会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正是因为群众路线包含着如何实现正确认识世界得到正确领导意见,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实施正确领导意见进而有效改造世界,群众路线才会成为我党在一切实际工作中都要采取的领导方法,毛泽东才会使用毋庸置疑的语句斩钉截铁地强调,“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实施过程来看,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总结党在领导经验和领导方法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的系统提炼。“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实施过程充分说明正确的领导方法只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群众路线是集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经验与正确领导方法之大成的领导方法。
二、群众路线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而形成的领导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精髓就在于找到了一条能够得出正确领导意见并且可以有效发挥群众力量实施正确领导意见的具体实施路径,科学回答了党作为领导者如何实现正确领导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党作为领导者必须始终采取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关系。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之所以能汇聚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得到人民群众衷心的拥护和支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力量,背后的秘密就在于党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创造者和实践的主体,把人民群众及其利益作为观察、思考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群众当作领导过程的关键与核心,认为人民群众是领导者要全心全意服务的对象,而领导者则是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公仆。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之所以具有与众不同的领导观,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秉持和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理论指导,就不可能有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产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根本上规定了党以及党员领导干部作为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以及如何建立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决定了党的领导不是为了领导者自身的利益而领导,更不是为了统治人民群众而领导,而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领导。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决定了党的领导观,群众路线就是党的领导观在领导方法上的实践运用和具体体现。
因为秉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体现的领导观与所有维护领导者利益的领导观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作为群众路线内涵与前提的群众观点,使群众路线的领导观与其他领导观有了明确的界限。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个根本观点,群众观点是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党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作为理论指导,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始终真心实意地为被领导的群众谋利益。“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共产党人只能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不能为个人谋利益,“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人作为领导者,一切言论行动都应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与被领导的群众呼吸相通,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要向群众学习,要与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即便是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相对立的群众化工作方法都很难产生,更不用说群众路线这个需要以群众观点作为前提条件和思想基础的领导方法了。群众路线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为指导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领导方法,是群众观点在领导工作中的实际运用,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在领导理论和领导方法上的本土化理论创造和经验结晶。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是群众观点,有了群众观点才可能重视群众、尊重群众,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和紧紧依靠群众,才有可能采取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没有群众观点,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态度,没有发自内心对人民群众的尊重,没有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观,是不可能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并真正实施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群众观点就是党的领导观,就是指导群众路线产生并在践行群众路线过程始终坚持的领导观。只要真正实施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就必然会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并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基于群众立场和群众观点的领导方法,是在实际工作中充分体现和代表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领导方法。
群众观点是党的领导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本来就内在地包含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领导观和领导方法的有机统一。没有群众观点作为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不可能产生的。“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充分说明群众观点是实施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前提条件。之所以在此后群众路线表述中增加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并且放在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方法的前面,主要是为了更加突出强调群众观点的重要性以及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之间的关系。这种强化群众观点的表述方法使一些学者提出群众路线的狭义和广义观点,认为狭义的群众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而广义的群众路线包括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这种广义和狭义的群众路线认识二分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群众观点的内在关系,但由此也会导致一个更大的弊端,就是可能会误解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完全独立于群众观点,不能深刻认识到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本身就是群众观点领导观与领导方法之间的有机统一。
群众观点是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群众观点在领导实践工作中的具体运用,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群众观点。如果没有群众观点,就不可能产生群众路线这个领导方法;如果实施群众路线不秉持群众观点,也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实施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之间的这种关系,深刻地证明了群众路线是领导观和领导方法的内在融合与有机统一。
(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形成的领导方法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引入认识论,深刻地指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以及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毛泽东不仅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而且强调实践是群众的实践,是“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认识来源于实践实际上就是认识来源于群众,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建立在人民群众实践这块基石之上。
正是因为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基于人民群众实践为认识基础而形成的方法论,毛泽东才会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对群众路线进行精辟概括和理论总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把群众路线上升到了认识论的哲学高度,认为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依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发展过程理论指出认识依赖于实践,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指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和认识的来源,领导者要想获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依赖人民群众的实践。获得正确领导意见的过程就是先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过程。领导意见指导实践的过程,以及检验领导意见是否正确都需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来实施和检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既是以人民群众实践为基础来认识世界的领导方法,也是依靠人民群众实践为基础改造世界的领导方法。党只有“从群众中来”才能获得认识世界的正确意见,也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运用正确意见引导和动员群众力量成功地改造世界,从而实现正确的领导。运用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无限循环过程就是基于群众实践获得正确认识从而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过程。
所谓“从群众中来”是指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领导者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才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获得正确认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获得正确认识和寻求客观规律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所谓“到群众中去”是指获得的正确领导意见还要到群众中进行宣传解释,通过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把实施正确的领导意见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个“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丰富和完善领导意见的过程。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实施中领导深入群众的“群众—领导—群众”的联系群众过程,与获得正确领导意见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过程,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循环领导过程中,在人民群众实践发展认识规律基础上形成了内在的有机统一。这个有机统一的过程,说明群众路线既是实践论的辩证法,又是辩证法的认识论。
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内在统一,不但在我党领导工作中深化和具体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还赋予群众路线认识论的独特价值,揭示了群众路线遵循认识论从而得以实现正确领导的内在原因。作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上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同领导路线、工作路线的一致性”,堪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关于领导方法问题的典范。
三、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具有三大主要优势
(一)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最能有效处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关系并最能代表被领导者利益的方法
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差异,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与以往任何领导方法都不同,可以说颠覆了传统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关于如何处理作为领导者的党与被领导者的群众关系的方法,是强调领导者如何与被领导者建立正确关系并带领被领导者一起完成任务的方法,是一种把实现被领导者利益作为领导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领导方法。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要求领导者必须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要求领导者必须向被领导的群众学习,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强调只有先向被领导者学习才能进行正确的领导。“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领导者要向被领导的群众学习,要成为学习的模范,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做学生,领导者在被领导的群众面前要先做学生后做教师,要同时担负着教师和学生双重角色。“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领导者要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再做群众的教师;先学习总结群众的智慧,然后才有资格教育群众。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要求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人成为人民群众的朋友和勤务员,要亲近群众,联系群众,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赢得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不但重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强调领导者要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同时把一切为了群众作为自己的根本工作准则,特别强调领导者要代表被领导者的利益。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领导者的一切言论行动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领导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目的是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者要处理好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与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也是为了最大化地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由此可见,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既是最有效处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的方法,也是最能代表被领导者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法。
(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能最大限度调动发挥被领导者积极性的领导方法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要求领导者的一切言论行动都要代表被领导者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全心全意为被领导的人民群众服务;要求领导者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被领导的人民群众,要用正确的方法领导人民群众,要与人民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毫无疑问,这些要求都是为了能与被领导者建立紧密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领导方法,强调要采用被领导者喜欢和乐意接受的方法,这样的方法自然有助于得到被领导者的认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强烈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认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领导方法不是正确的和有效的工作方法。“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命令主义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的领导方法,是官僚主义领导方法的一种表现。一些领导干部不愿意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靠下命令推进工作。命令主义往往来源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与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相对立的领导方法,同时是两种完全相对立的工作作风。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要求领导者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反对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规律的基础上,强调只有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方法,才能有效完成提出的工作任务。“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领导方法,认为党没有对被领导者群众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要求党作为领导者要采取与被领导的群众一起商量并动员群众参与的方法,而反对强迫命令的方法。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认为领导者不但要一切为了群众,还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就是要动员群众并最大限度发挥群众积极性。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认为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只靠领导者个人或者冷冷清清少数人的努力,任何工作都是做不好的。领导者通过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工作中采取与群众“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反对领导者独断专行和对群众置之不理的态度。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切为了群众,又通过采用紧紧依靠群众的方法,把领导者和被领导的群众联结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这样的领导方法自然可以得到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支持,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和发挥被领导的群众的积极性。“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只有一切依靠群众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形成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正是通过强调领导者一切依靠群众与被领导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赢得群众拥护、支持和认同的基础上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融科学决策与高效执行为一体的领导方法
领导工作中涉及两个方面的关键问题:一是领导能否得到正确的领导意见,也就是如何做到科学决策;二是得出的正确领导意见能否得到切实有效地实施,也就是如何高效地执行决策。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就是得到正确领导意见的过程,也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把正确领导意见变成群众自觉行动的过程,也是政策高效执行的过程。从科学决策和高效执行两个环节来看,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既能通过汇聚群众经验和智慧进行科学决策,也能通过充分动员群众力量做到高效执行。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强调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是从群众中来,反对领导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单凭个人主观主义制定政策。认为领导者必须通过调查研究等方法才能获取群众的经验和意见,“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但是,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领导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既可以切实了解群众的生活疾苦和需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同时能汇聚群众的经验和智慧。领导者经过对从群众中得来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进行研究分析、整理提炼,经过民主集中制决策后转化为系统的有条理的意见。这个过程就是领导者得到正确领导意见的过程,也是科学决策的过程。
从群众中得来的完全正确的领导意见,要得到有效的实施,也不能采取命令主义的方式强迫群众执行。而是要紧密联系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如果违反了群众的意愿,无论是多么正确和科学的决策也不会得到好的效果。
领导者实施正确领导意见的过程,既要遵循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又要得到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只有真正符合群众需要并且符合群众利益和具体实际情况的政策,而不是领导者仅凭个人良好愿望出发制定的政策,才是真正好的政策。真正好的政策如果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在实施中会面临各种困难并且不可能得到好的政策效果。“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好的政策既要符合群众需要,又要得到群众自觉自愿的支持,这些都只有紧密联系群众和紧紧依靠群众才能实现。为此,毛泽东总结了领导者在政策执行时必须遵守的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符合群众需要和自愿的政策,得到群众认同和支持后就能把政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得到高效的执行。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既有助于得到正确的领导意见,同时有助于采取正确的方法贯彻落实正确的领导意见。正因如此,群众路线才会成为我党一切工作中都要采取的基本领导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四、结语
群众路线是党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对群众路线的准确理解和正确运用必须抓住其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由于群众路线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对群众路线的解读和阐释往往忽略了群众路线是党在一切工作中都要采取的基本领导方法,忽略了群众路线本质上是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统一在一起的领导方法,忽略了群众路线是党在革命过程中经过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错误领导方法长期斗争才得以逐步形成的,是集党内成功领导经验与正确领导方法之大成的领导方法,是我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于领导理论和领导方法的理论结晶和伟大创造。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规律而提炼总结出来的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上体现了内在的有机统一。与其他任何领导方法不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融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一体的领导方法,是上升到认识论哲学高度符合领导内在规律的领导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充分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领导方法。正是因为群众路线体现党的性质宗旨并能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群众路线才得以成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基本领导方法的群众路线上升到党的生命线和根本路线之后,群众路线作为领导方法的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常常被忽略和误读,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准确把握和有效践行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一种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关系的角度揭示领导活动本质及其规律的领导方法,是上升为领导哲学并在实践运用中取得巨大成效的领导方法。无论是研究还是践行群众路线,都应该紧紧抓住群众路线作为领导方法的核心特质与本质属性,深刻理解群众路线领导方法是我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独创的伟大领导理论,与任何其他领导方法相较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突出优势。
(作者简介:蔡礼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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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