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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是一个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社会。一方面，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日益扩大、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另一方面，不同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和身份地位之间也难免会出现碰撞、交锋甚至冲突。为了平衡社会力量，减少社会冲突，社会整合必不可少。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的社会整合功能，将经济建设和社会整合一体推进，因而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所谓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简单来讲，就是通过一系列手段使社会成为一个团结统一的有机整体的过程。社会整合一般涉及两方面内容：其一，如何处理社会各单元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各部分、各群体之间保持和谐有序，避免出现结构化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隔离；其二，如何使社会成员、群体、组织等有机融入社会，从而防止出现社会歧视、社会排斥等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来说，妥善回应和解决社会整合问题都是其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式，亦是其长期执政的基础性条件。

　　社会整合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有利局面。一方面，社会整合能够有效缓解市场竞争的负面效应，为那些个人能力相对较差、缺乏资源而又身处困境中的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基础性保障，使其既有机会参与市场经济，又不至于在市场竞争中丧失基本的生存条件，防止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破坏现代社会的公正理念。另一方面，社会整合为势均力敌的社会群体划定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冲突的底线，使不同群体之间不至于因为利益矛盾、价值冲突而出现大规模社会对抗，以此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

　　社会整合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社会整合程度同社会信任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如果社会整合程度不高，社会成员之间就会互相猜疑、戒备乃至充满敌意，这无疑会直接增大市场交易的成本，“如果没有基本的信任作为基础，交易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进行，比如在交易的每个环节上都订立书面的协议，或者都要共同承认的证人在场。但这样一来，交易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社会整合正是通过增强社会信任程度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效率。

　　社会整合还是应对内外部重大危机和挑战的必要条件。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瘟疫、饥荒、洪水、地震、战争等危机和挑战始终同发展和进步并存，而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交通工具的改进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人类面对的危机和挑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日益严峻。这些风险的传导速度变得更快，同时传导范围也变得更为广阔，“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面对现代化社会的危机和挑战，个人的力量变得十分渺小，只有将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整合起来，才能够予以有效应对。

　　社会整合能够有效推动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对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这类重大工程项目来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牵涉部门多，一旦失败就会使投资方付出巨大代价。因此，如果缺少社会整合，相关主体仅仅以市场经济的思维去思考，那么，它们往往更倾向于放弃上述重大项目，选择去经营一些投入小、见效快、有把握而又不太复杂的项目。而这些重大项目又切实关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竞争力。这就要求执政党通过社会整合，推动相关部门和相关群体聚焦这些重大项目，展开分工合作。

　　正是由于社会整合对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所以，各国执政党都高度重视本国的社会整合。历史上，美国的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曾为将美国人团结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政体中而做出过巨大努力和贡献；英国的工党也曾为推动英国的社会整合而大力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整合方面具有如下独特优势：第一，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使其能够跳出某一特殊群体的利益之外，整合不同利益诉求，找到并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第二，中国共产党牢固掌握着社会整合的主导权。党的领导不仅仅是在政治和行政领域的领导，而是对国家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军队、企业、学校、社会组织等各个部门建立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它们与政党的关系而连接在一起”，将社会不同单元的意志统一在国家意志之下。第三，广大党员能够在社会整合过程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员由社会各个领域的先进分子组成，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达9804.1万名，同时党员职业几乎涵盖各个领域，可以说，广大党员已经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能够带领全体中国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近代中国长期面临社会整合困境，当时的社会精英亦将社会整合当作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但无论是维新人士还是各民主党派，其社会整合方案最终都没能在中国获得成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通过建立一个全新的、统一的政权，中国才真正进入了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

　　（一）重建社会秩序：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整合

　　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整合奠定了政权基础，但要使新中国成为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还需要应对如下困难：小农经济广为分散、国家经济资源极度匮乏、国内外形势严峻。在此背景下，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以“三大改造”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成功构建起了一个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石的组织严密的社会。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如下几种方式发挥自身社会整合功能：

　　第一，构建统一的国家科层体系。在城市，中国共产党成功建立起“单位制”管理体制。社会成员的全部工作和绝大多数生活都围绕单位展开，每一个单位都有特定的行政级别，并且嵌入于国家的条块化体系之中，这就使各级单位能够“在国家的计划指导下进行生产、工作，单位之间相互协作，实行全国一盘棋”。在农村，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人民公社制”这一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它既是国家基层政权，同时也行使经营管理职能，广大农民被纳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体制之中，在党的集中领导下开展农业生产和生活，这无疑极大提高了农村社会的整合程度。

　　第二，增强社会同质性。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极为复杂，社会内部不仅存在多元阶级，而且每一个阶级内部也呈现出很强的异质性。为改变上述状况，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增强社会同质性的措施。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将中国从一个多阶级的社会改造为一个只存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缩小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别，据统计，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农村的基尼系数约为0.21，城市的基尼系数约为0.16，均处于比较平均甚至绝对平均的水平。“革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民族或政治共同体，意味着从一种政治文化到另一种政治文化的根本转变，在前者中，臣民把政府看作是‘他们’，在后者中，公民把政府看作是‘我们’。”同质性增强了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此基础上，中国的社会整合程度得以提高。

　　第三，强化集体意识教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曾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社会成员忙于自保，其集体意识十分淡薄。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已认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始终在革命斗争中致力于改变上述状况、凝聚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开始依托政权的力量系统地“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综合运用报纸、广播、杂志、各级官员的演讲乃至群众运动等多元手段对社会成员进行教育引导，使社会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在短时期内迅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二）兼顾秩序与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整合

　　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整合突出强调政党控制，这种整合方式能够有效减少中国现代化建设对国际资源的依赖，并开辟各种途径来有效地利用资源，减少“牢骚满腹和社会分裂的源泉”。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以政党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整合方式符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社会整合方式对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开始逐渐弱化，其消极作用日益显现。其一，在经济层面，通过政党控制来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的发展模式逐渐走到尽头，经济效率的问题突出显现出来；其二，在社会层面，对绝对平等和同质性的追求使人们普遍缺乏竞争意识和向上流动渠道，社会活力受到抑制；其三，在政治层面，在计划经济时代后期，对政党控制的不当理解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动了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转折。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积极调整社会整合策略，既有效维护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又充分激活了人的主动性和社会的活力。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通过发展经济促进社会整合。从某种程度上讲，发展经济是更具根本性的社会整合手段，因为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通过发展经济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同时，国家开始将更多的财富用于民生建设，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一过程使社会成员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充满信任和支持，对改革前景充满信心，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无论面对多大的政治风浪都始终能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正像邓小平当年指出的，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在一系列风险挑战面前始终保持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畅通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改革开放使广大社会成员可以通过教育、业绩、市场竞争等多种方式实现阶层流动，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还为社会成员创造出大量阶层位置。流动渠道和阶层位置的大幅增加客观上为社会成员的阶层流动创造了条件，仅以私营企业主为例，2000年该阶层的规模为395.3万人，到2011年，其规模就达到了1985.7万人，11年间规模扩大了近5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始终保持着“精英循环”的开放状态，精英循环破除了阶层壁垒，为其他阶层成员进入该阶层提供了机会，有效减少了底层社会成员同精英阶层的对立倾向，促进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人员交流与社会整合。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还十分注重对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吸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新社会阶层的研究、引导和政治吸纳。早在2001年，江泽民就指出：“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就在理论上回答了新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吸纳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适应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结构的变化，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扩大了党同新社会阶层的联系，对发挥党的社会整合功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现代化建设拥有继续前进的雄厚基础，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时代挑战。“我们面对的形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具体到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而言，这些挑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脱嵌问题日益严重。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从农民工群体的变化中略见一斑。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虽然工作在城市，但这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其社会关系和情感归属依然嵌入于乡村社会之中。随着时代发展，老一代农民工终将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并不掌握农业技术，也不打算回到乡村，而面对城市的高消费、高房价，他们又难以顺利融入其中，同时，城市社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歧视也进一步加剧了上述融入困境。“回不去的乡村、融不进的城市”正在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问题。再以城市新白领为例，那些从农村或其他地区移民到城市的白领，虽然在收入和消费方式上已经适应城市社会，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交网络和公共生活，在陌生的城市社会，不得不面对一种原子化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显然不利于社会整合。

　　其次，新时代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呈下降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社会成员相继走上历史舞台，这一代人的学习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于集体主义时期，这使他们对个性的追求更为强烈，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则相应降低。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点燃了社会成员追求美好生活的激情，每个人都将大量时间投入到个体化的事务上，参与公共事务的时间也就相应减少。一项对社会参与状况的调查显示，只有7.9%的受访者参加过对其所在社区/单位重大决策的讨论，同时，仅14.3%的受访者参加过自发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社会参与程度的持续走低使我们很难在常规化生活中看到人们团结一心、为公共利益而行动和奋斗，只有当国家遇到重大灾难或重大事项之时，社会成员的团结和整合才会显现出来。

　　最后，新时代社会成员的社会公正意识大幅增长。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当经济增长极大改善了其生活条件时，绝大多数人都能从中感到满足，这就相应冲淡了他们对社会公正的知觉和意识。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水平、见识水平等大幅提高，其视角也更为多元，除了关注物质生活之外，他们还同他人进行比较，进而评估自己的付出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自己是否得到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公正意识大幅提高的表现。社会公正意识的提高对社会整合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正所谓“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正是因为社会公正意识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所以，它成为了新时代社会整合必然面对的挑战。

　　为了回应新时代社会整合面临的挑战、助力中国现代化建设向更高阶段迈进，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正在做出相应调适。具体而言，这些调适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脱嵌问题，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社会成员的再组织化。在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社区已经成为组织群众的主要平台，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社区建设，特别是近年来，党和国家日益认识到“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建立起社区综合服务机构和设施56.7万个，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100%，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79.5%。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大力推动单位党组织、党员到社区报到，这进一步提高了社区的组织化程度。除社区建设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十分重视通过社会组织建设推动社会成员的再组织化。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截至2021年底，中国社会组织规模达到90.2万，社会组织对社会整合的积极作用正在日益发挥出来。

　　第二，针对社会参与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正在加紧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同时他们对公共事务的运行效果也都负有相应责任，这就完全改变了政府大包大揽公共事务的既有模式，使社会成员从传统治理逻辑下的被动响应者转变为新治理逻辑下的积极行动主体，政府和公众从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转变为社会合作关系。除此之外，社会治理共同体还解决了公众参与积极性较低的问题。一方面，社会治理共同体明确提出，公共事务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只有集体地追逐目标，人才能受益”，这使社会成员意识到，社会参与不仅是为了帮助别人，同时也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另一方面，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框架下，每一件公共事务的完成都是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成果，相较于别人给予的东西，社会成员总是对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更加珍惜，因此，更加倾向于对公共物品负起积极的保护责任。

　　第三，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社会公正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精准扶贫，2021年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世界庄严宣告，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进一步迈进。中国共产党还高度重视民生福祉建设，截至2022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50349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54952万人，有683万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3349万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435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增加工作和就业机会，不断改革和完善高考制度，不断提高司法和执法的公正性，这些举措都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公正程度。

　　对于许多踏入现代化进程但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而言，普遍存在着一种“过渡型国家”困境：现代化过程“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造成社会推搡和不满”，成为造成社会动乱的危险因素，许多国家的经历表明“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而对于如何解决上述困境，学术界给出的一个经典答案就是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通过发挥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帮助国家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平稳过渡。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行稳致远，归根结底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社会整合功能。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抑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都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亦即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是展现政党力量和政党权威的过程。但是，如果从具体的社会整合方式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呈现方式却有所区别，从开展初级现代化建设的计划经济时代到进行高阶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随着时代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呈现出从政党控制向政党适应转变的规律和趋势。

　　首先，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选择用政党控制社会的方式发挥自身社会整合功能。之所以选择这种社会整合方式，主要是因为它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对于任何国家而言，要想实现现代化，都无法逃脱早期生产力积累的“魔咒”，为破解这一魔咒，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剥削劳动人民、对外掠夺殖民地，而这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积累模式，找到一条更符合人民利益同时也更契合当时内外部环境的生产力积累模式。政党控制社会的模式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最终选择：“统一和集中的领导，提高了控制和协调的水平”，“国有制、官僚机构的增长和中央计划，为使各种资源用于经济上有效益的目的提供了强大的机制”，“它使得以前无从开发的或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投入了使用”。一言蔽之，以政党控制为特征的社会整合模式使中国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完成了生产力的初始积累，为进一步的现代化建设打开了通道。

　　其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以兼顾秩序与活力为取向的社会整合模式。政党控制的社会整合模式虽然为现代化早期的生产力积累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随着各种资源几乎都已被充分利用，就有必要改变方式以找到提高生产效益和奖励主动精神的途径”。这时，如何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的问题便突出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为此，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自身对全局的控盘能力，大力推进改革，同时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共产党利用自身的社会控制力主动调整社会整合模式、化解政党控制的弊端，这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不仅没有在转型中弱化，反而变得更加有韧性。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感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最非凡的特征或许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转型的30年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发展得更加强大”。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完成了社会整合模式的转换，其所产生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一个新的、与现代化建设更加匹配的社会整合框架被建构了起来。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发展取向是应对高阶现代化的挑战。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深入推进，一些过去隐而不彰的问题和挑战突出显现在党和国家面前，新阶段“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其中有很多需求过去并不是紧迫的问题，现在人民群众要求高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工作水平也要相应提高”。要想解决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所面临问题，就需要执政党调整社会整合策略。一般而言，社会整合模式的调整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理想社会的方案对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这是比较剧烈的社会变革；另外一种是在保持现有社会整合框架的前提下调整具体的整合方式，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这种方式一般比较温和。从发达国家政党的经历来看，在既有社会整合框架符合国家发展利益的条件下，面对新问题、新挑战，以政党适应的策略调整具体的社会整合方式，是其更好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最佳策略，比如，面对网络技术的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曾提出建立“网络党”的口号，他们把互联网同党的6000个基层组织网络相结合，形成“网上社会民主党”，以更好发挥自身社会整合功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所构建的社会整合框架整体上符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所以，这种新时代社会整合模式的调整也不会是颠覆性的变革，而必定是持续地、温和地、适应性地调整。以政党适应的方式回应高阶现代化的挑战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发展逻辑。

　　综上所述，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其社会整合功能遵循了从政党控制社会到兼顾秩序与活力再到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演进规律。政党适应的社会整合模式是一种动态结构，在该模式下，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将在保持整体架构稳定的前提下根据现代化的进展持续作出相应调适，其具体的社会整合方式总处在从适应到不适应再到适应的发展过程。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将沿着政党适应的逻辑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和韧性：一方面，执政党“每次对环境变化的成功回应会留下宝贵的经验遗产，从而有助于适应的高效与延续”；另一方面，这些成功的回应也会进一步巩固政党权威，增强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