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大举措。2023年1月9日，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再次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以来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和执着，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和伟大成就，全面从严治党在实践中不断向纵深推进，其自身特有的体系化创新逐渐形成并日益得到健全和完善。这一体系化创新不仅是对传统党建模式的系统化升级，而且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创新的深层实质在于使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要素、机制有机互动、整体发力，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结构性的管党治党联动体系，防止因局部的短板弱项或各领域注重机械化单向用力、忽视内在关联及其相互作用机制造成管党治党效果弱化，从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由传统的模块式静态治理向现代系统化动态治理转变，由被动监督问责向主动规避预防转变，切实实现管党治党的科学化、整体化、联动化、常态化和长效化。

一、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内在逻辑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形成与健全，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史，生成于以政党治理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实践，具有十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实践活力。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马克思本人也“曾被普利高津等称为‘现代系统论的鼻祖’”。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作为一个体系化的整体，体系内各个要素之间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协同性，各个要素之间的有机互动，使整个体系告别各个要素的简单相加，以在不断融合优化中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能和效果。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形成与健全，来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及其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既体现着其体系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复杂多样而又相互协同融合产生合力的整体意蕴，又贯穿着其在统筹兼顾中突出重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等唯物辩证的方法论自觉，同时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肩负的“以政党本质为依据，以政党组织为载体，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价值指向，以实现人类彻底解放为根本目的”的历史使命。“强大政党建设工程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党建格局就应当提升到相应的认识境界和实践方略。”就此而言，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形成与健全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这一理论体系所昭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必然规律及其现实出路的深刻揭示和具体体现，同时还是对这一理论体系系统运作形式和内容的进一步深化。

　　（二）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逻辑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在党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与健全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是一部党从严管党治党的历史。1939年10月，毛泽东就把党的建设称为一个“伟大的工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推进这一伟大工程中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时代命题。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概念，之后在党的十六大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将从严管党治党融入了整个治国理政的大体系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纳入“四个全面”的整体布局之中，并且明确了其时代方位，提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四个伟大”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00多年来，从“伟大的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再到“四个全面”和“四个伟大”，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过程和目标都在不断深化中持续递进，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内涵，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时代发展和党自身建设情况的深刻把握。在这一历史发展的不懈探索过程中，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逐渐形成并日益完善，其中的各个要素、各个机制、各项措施，也在相互联系和紧密耦合的具体系统化运作中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优势和功能，并不断以自身的最佳管党治党效能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深化发展。

　　（三）现代化政党治理探索的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政党治理的现代化，一定程度而言，政党治理的现代化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形成与健全，不仅是政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以政党治理现代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之中。中国特有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国情，造就了先有党的成立、后有新中国的成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并直接掌握国家政权的特有革命道路。这一革命道路所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党通过自身强大的体制和组织力量，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这一格局，又必然要求党的建设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的大国创造出自主的新范式，以便将古老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建设与大型国家的现代化体系转型有机统一起来。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现代化发展，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这一自主创造的新范式作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又势必是以现代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重构为基础的。换言之，产生这种体系化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来自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自身建设出现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又必然带来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整体性变革，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形成与健全就是这种变化的深切体现。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不仅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来推动政党治理走向现代化，而且还以现代化的政党治理来推动“建设现代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系统，并在民主、市场和法治的原则下，将这些系统聚合为稳定的有机整体”，从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变革，这种整体变革又反过来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更加健全和完善，以推动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实践。

二、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时代意义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形成与健全，是党的建设更加成熟和定型的重要标志，无论从理论创新还是从实践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体系的形成与健全都对纵深推进党的建设，始终确保全面从严治党不降调、不变调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提高全面从严治党科学性与实效性的基本前提

　　习近平指出，必须“把管党治党的螺丝拧得更紧，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个整体工程，并不是简单的组合拼盘，而是首先应该从整体着眼，注重其整体结构、形态、运行模式的创新。这就要求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研究不能简单停留在传统意义上将党的建设划分为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方面，并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而是要在“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中系统推进，使党的建设各项治理举措的关联度和机制的耦合性不断增强，党的各项建设之间密切配合、良性互动、协同共进。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是这种系统推进、提高全面从严治党科学性和实效性的重要前提，因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仅意味着要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从顶层设计出发，以防止全面从严治党出现治理失灵、治理乱象甚至治理危机，而且还包含着要在治理理念、战略思路、机制举措、要素功能以及效果集成等方面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有效整合，以实现顶层设计与治理要素的协调运作，治理过程与治理效果的统筹兼顾。只有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才能克服传统党建模式的弱点，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注入更多科学元素，使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更加具有针对性、创造性和实效性。

　　（二）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内在诉求

　　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的超大型政党和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条件下，面临着无比繁重的管党治党任务，以及“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的严峻形势。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身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在不断吸纳新鲜血液中壮大自身力量，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党员总数达到98041万名，党的基层组织达到5065万个，广泛密布于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对于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组织严密的政党，既要有大的样子，同时也拥有大的难处。“从‘大也有大的难处’到‘大党独有难题’，标志着我们党对党情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破解这些独有难题，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必须要在政党治理上系统谋划、制度完备、手段配套，否则就难以准确把握其内在规律从而使其得到全面有效的解决。只有找到这些独有难题的破解之道，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整体优化和健康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和巩固党的各方面优势。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超大型政党治理的独有难题，以及党自身所肩负的现代化任务，也内在地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形成和健全一个结构合理、要素齐全、高效统一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实现政党治理的现代化。

　　（三）推进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现实要求

　　“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100多年来，正是在不断地自我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才经受各种风雨而长盛不衰，并不断带领中华民族从胜利走向胜利。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形成与健全，不仅是这一伟大实践的生动体现，而且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新境界。这一新境界使得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覆盖党的建设各方面各领域，而且还成为一种全方位全过程的自觉革命，既包括党的自我革命，也包括对所推进事业的革命，是加强自身建设和推进党的事业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并推动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在推进社会革命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涵盖领域的广泛性、涉及矛盾的尖锐性、制度改革的艰巨性、利益格局的复杂性等都前所未有。要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根基，坚持“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更加全面地认识问题、更加深入地分析症结、更加系统地完善制度，在推进伟大斗争中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只有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整体地而不是局部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持久地而不是短暂地、高标准地而不是一般化地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全面从严治党更加体系化，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在勇于自我革命中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才能更好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确保百年大党在一切风险和挑战面前道不改、志不变，真正成为党和人民事业的领导核心。

三、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原则遵循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与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相连，其本身各方面、各要素、各环节又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树立战略眼光，“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

　　（一）坚持普遍、特殊、个体相统一

　　党的建设既体现着政党建设的普遍性，也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特殊性，同时还彰显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个体性，是三者的有机统一。“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同样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坚持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有机统一。就其普遍性而言，它必须更加具有政党政治的民主性质；就其特殊性而言，它必须更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就其个体性而言，它必须更好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历史产物，“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包含坚持党的领导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由此而言，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基石，从整体系统的意义上更好地将政党建设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特殊性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个体性融合在一起，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始终体现党的领导的本质特征，始终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优势，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整体合力始终朝向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标的，始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

　　（二）做到理论、历史、实践相贯通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既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又要有历史经验的总结，更要有实践创新的勇气。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进行不懈探索，确定了党的性质、宗旨、思想路线、组织原则以及领导制度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历史时期都非常注重把管党治党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凝练，将其上升为理论。党的建设也连点成线、织线成面，不断体系化推进，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明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命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全面从严治党也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更加注重整体推进和协同发力，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同样必须遵循理论、历史、实践相贯通的原则，只有始终做到理论、历史、实践相互贯通，才能使全面从严治党的体系化推进真正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内蕴，才能使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创新既具有理论的高度，又具有历史的厚度和实践的深度，才能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真正走向现代化、走向成熟。

　　（三）推动宏观、中观、微观相衔接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既要有宏观的设计，又要有中观的布局，同时还要有微观的措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首先，要从党领导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宏大框架中统筹谋划，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置于国家现代化体系建设和民族复兴千秋伟业的整体布局之中，坚持党内党外一盘棋，在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各系统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过程中，既切实突显党的领导地位和关键作用，又能使各系统在共同运作中对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健全起到促进作用。其次，要构建完善的任务布局，使其自身的内容和重点既有保持基本要素相对稳定的一面，同时也有伴随党的队伍变化和事业发展不断调整完善的一面。100多年来，我们党管党治党的创造性实践不断完善，基本上形成了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的任务格局，这一任务格局的调整完善，决定着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整体架构。最后，要落到具体实处，见微知著，既要着眼全局，又要抓住重点，既要从全局出发实现党的建设各领域的系统谋划，强化各领域的协同治理，避免产生相互抵牾和内耗的现象，又要切实从各领域着手，补短板、强弱项，实现各领域从部署、实施，到监督、考核、问责等各环节、各时段的贯穿衔接，以彻底消除盲区死角，避免出现缺项漏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宏观、中观、微观之间的有机衔接，使其在保持自身良好运行的同时，也与国家现代化体系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系统相互协调融合。

四、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强调：“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全面从严治党绝不是单纯地为了治党而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也绝不是刻意追求其体系的完整外观而唯体系是从，而是要在有机互动的治理过程中不断丰富其内涵，使其成为一种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不断提升管党治党实践效果的有力手段。

　　（一）突出问题导向，把握管党治党深层动力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同时也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最直接的内在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因为解决了一些长期积累的诸如“四风”、贪腐、特权思想和现象，以及弱化、虚化、淡化党的领导等突出矛盾和问题才使得党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如此，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仍旧长期存在，党的建设中也仍然存在一些症结，诸如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仅仅停留于表面，缺乏全方位、深层次、系统化多维立体的剖析，尤其对隐藏在各种问题背后相互作用的关联性因素认识不足，从而也就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层面去把握其间的运作规律，最终造成协同性失衡和各种问题的反复甚至反弹，影响其整体功能的发挥。习近平强调，“需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在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中把自身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因此，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做到始终突出问题导向，始终以解决根本问题为指引，既勇于解决迫在眉睫、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又敢于触及深层问题、长远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党的自我革命的彻底性，才能集中全部力量有的放矢，抓住“牛鼻子”，把握住管党治党的深层动力，找到打开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的突破口，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找到现实的生长点。

　　（二）勇于开拓创新，保持体制机制运作活力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意味着将体系本身作为一个从实践出发而具有生成性质的过程，它强调体系但不盲目迷信体系，它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面向实践并在实践中完善自身，要求其在实践中获得力量并不断实现自身的突破和创新，“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归根结底是一种行动，一种突破陈规、开拓创新的实践行动。100多年来，我们党正是因为拥有在这一实践中锻造自身的勇气，具备敢于在这一实践中披荆斩棘的魄力，充分发挥在这一实践中不断创新的历史主动精神，才使得管党治党在纵深发展中得以整体推进，才使自身的理论体系更充满创造力，使自身的组织体系更具动员力，使自身的作风形象更有亲和力，使自身的制度体系更加成熟定型，使自身的反腐倡廉更加标本兼治，进而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越来越科学合理。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要“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仍然要真正扎根实践，始终在推进实践中勇于开拓创新，这要求首先做到创新体系内部结构，使之紧紧围绕“权力-责任-担当-监督-执纪-问责”成为一个具有层次性、利于发挥互动制约功能和集中优势功能的结构，而非单纯的线性扁平结构；其次做到创新体系制度机制，既实现动力、管理、监督、问责、奖惩等横向体制机制的配套运行和深度交融，又实现上级和下级、集体和个人主体责任等纵向体制机制的相互制约和协调推动，避免出现责任的制度化空转和集体负责制的“责任失灵”现象；最后做到创新体系运作方式，极力构建“事前从严预警提醒、事中从严执纪管理、事后从严监督问责”的全过程责任闭环链条体系，既积极促进管党治党责任的履行，又不断倒逼主体责任的落地落实，并依据责任清单，及时抓早抓小，着重推动监督问责向预警提醒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健全真正切中时代的脉搏、拥有时代的活力、体现时代的发展要求，才能在实践创新中真正摆脱管党治党停留于表面和形式的泥淖，彻底脱离口号宣传式的管党治党乏力行为，才能使全面从严治党真正远离嘴上“唱高调”、行动“不着调”等心口不一、知行不一的伪装粉饰行为。

　　（三）优化联动协同，增强系统内部整体合力

　　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打铁必须自身硬，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关键要做到体系本身内部联动协同，增强管党治党整体合力。时代的发展必将带来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变革又必然推进体系的创新，体系的创新是为了使制度更加衔接，以解除时代发展的桎梏。100多年来，我们党在管党治党过程中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和相互衔接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这些制度体系反过来又为我们党啃硬骨头、涉深水区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管党治党能力。“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实现党的建设各领域的制度化、程序化，是……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越的重要原因。”优化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联动协同，要始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内在精神，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牢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形成权威高效、全面覆盖的权力制约、监督、问责机制；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密党的组织体系；要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做到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要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同向、综合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化标本兼治，使教育引导、规范权力、严厉惩治有机联动，使各领域各布局相互补短、齐头并进、协调衔接，不断增强体系化管党治党的整体合力。

　　（四）注重效果集成，提升党的自我革命能力

　　习近平强调，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需要“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是“扶正”与“祛邪”的相互作用，是“他治”与“自治”的相互促动，建立体系的意义在于主动预防而非被动应对，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更加强调外部整体性和内部一致性，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管党治党的成效和优势最大限度地集中于提升党的自我革命能力，使党始终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集中优势向来是我们党成就伟大事业的重要法宝，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过程中不断提升效果集成，才能使管党治党优势有效集中起来，使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在不断提升党的自我革命能力中增强党自身的引领力、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只要全党团结统一，就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在伟大斗争中攻坚克难，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注重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效果集成，首先要更加注重质量互动和效能融合。量的累积催动质的飞跃，质的飞跃促使各个要素从简单叠加走向协调互动，各要素的质量累聚和优势互补，才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整体效能的有机融合。其次要更加注重多元综合和体系聚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对各方面力量进行多元综合，化单一优势为整体优势，将各种形态的优势进行体系化的聚集和运用，才能使管党治党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融为一体，切实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效能。最后要更加注重效能转化和动态集成。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效果的集成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需要各环节、各要素优势效能准确及时地转化和促进能量的汇聚叠加，以在动态集优中最大化地发挥管党治党的整体效能，从根本上不断提高全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自觉，提升党的自我革命能力，实现全党优势的最大集中和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最大合力，为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作者：孙道壮，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赵付科，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两个确立’的内在逻辑与时代意义研究”（22CDJJ06）、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重大攻关创新科研支撑项目“新时代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研究”（2023CX017）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