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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实际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品性与特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主义，尤其能说明这一点。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友人称：“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此番看法，颇能代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主义。毛泽东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如何自处与他处的认知、关于人类整体命运与世界未来走向的思考，表现出对世界主义的深切向往。这些认知影响着他们革命理论的建构与革命策略的选择，也揭示了他们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改造的深层逻辑。本文试图考察在时势变迁及时代思潮影响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进而呈现思想与现实的互动，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理解。

一、“必趋于大同”：世界主义的向往

　　梁启超曾言：“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是即所谓天下也。”“非以一国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而实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追求“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孔子倡导的“天下为公”大同理想。毛泽东对此深以为然，称“大同者，吾人之鹄也”。恽代英也以为，“孔子《礼运》《大同》及《论语?道之以政》章，何曾不好”。

　　不以“一国之安宁幸福”而以“人类全体之安宁幸福”为“究竟目的”，蕴含了一种以个人为基础的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自古常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身即个人，是最基本的单位，天下是团体的终极单位，家国是中间过程，最后由个体尽善到天下完美。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古典思想中的自我观念在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催化”下“发酵”而演化为近代的个人观念。当毛泽东读到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对其中的“个人主义”赞不绝口：“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恽代英以世界与个人为两端，以为自己的责任在于“效力世界及未来”与“当求个人现实之生活”，惟有个人“生活乃得神圣而宽裕，使吾等有充裕之心力，以为世界及未来造福”。李大钊号召逐渐废除“家国、阶级、族界”等介于“我与世界”之间的“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成就一个解放自我、人人相爱的世界。“各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便是“大同的景运”。挣脱家庭、宗法、国家的藩篱，将个人解放出来，以个人为原子成就美好人类社会，是新文化运动那一批知识分子的共识。用傅斯年的话来说，我们“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一切的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

　　如何由自由平等的“真我”达到互助友爱的“大同”？毛泽东主张普及哲学，届时人人“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恽代英早期日记充满对锤炼人格的要求及每日言行的反省。五四运动后思想逐渐激进化、革命化的陈独秀，心底深处仍为思想启蒙、教育教化留有一席之地，仍然希望“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的同胞与“各国思想高远的人”组织大同世界。理念化为实践，便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修身养性、砥砺品行社会团体的兴起。他们试图通过新村主义、工读互助等“道德优先”且带有大同色彩的局部社会改造来完善自我，完美人格。这种由内向外、以人格成就未来的社会改造最终成效甚微，甚至归于失败。

　　进一步考察，毛泽东、恽代英等人表达大同意愿大致集中于一战前后。这与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有关，蕴含着他们对一战的反思。一战爆发后不久，恽代英便指出，“文明由竞争中来”，是为“罪恶之渊薮”，期望实现“无竞争防御之忧患，而后利人类之文明日益发达，可以作福全世”的“大同之世”。周恩来也希望有朝一日，人类社会“虚诈绝，诳伪逃，无人我之分，鲜名利之见，相跻于大同之境；种界破，国界灭，相趋于和平之途”。毛泽东展望，只有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与天地终古，才能实现平等自由博爱的大同之世。从语言学角度看，“大战争”与“不平等”“不自由”词性不同，并列处理表示毛泽东对“大战争”的强调。陈独秀写作《偶像破坏论》全面检讨一战，主张破除国家这一偶像，让“大同和平的光明”照耀中国与世界。

　　将一战发生归咎于国家竞争，借世界主义反抗强权，是一战前后知识分子的共同做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曲折历程，打破原来的世界格局，促使人们对整个世界秩序、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在此语境中，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战争对和平的破坏，主张灭种界、破国界，消弭国家间的争斗，实现世界和平。他们所向往的世界大同体现了对现实世界秩序、种族国家压迫的不满与反抗，表达了作为弱势国家在弱肉强食世界体系中艰难求生的意图。

　　借大同理想表达的世界主义，植根于传统，缘起于现实，指向则是未来，是以进化论考察社会变迁、展望人类未来的结论。《天演论》甫一出版，“物竞天择之理”便“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年轻时的李大钊奉物竞天择为真理，以为“天演之迹，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以进化观之，新兴者必胜陈腐者，青春者必胜白首者，后来者必胜先行者。越新越好，越近越好，于是周恩来定下行为准则：“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这些行为准则，颇能反映近代国人以新为尊、崇新趋近的急迫心理。

　　社会进化论是一种历时性叙事观，以为时间车轮向前，社会必然愈演愈好，愈进化愈优，完美无缺的大同便是社会进化链条的终端。李大钊曾说，“现在人群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对友人提出的“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陈独秀“极以为然”。这里预设了一个殊途同归的未来。无论先行者，还是后来者，终将迈向大同世界。这让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若能抓住时机，迎头而上，则可摆脱困境，走向美好大同。社会进化必趋大同的线性叙事，让在西方坚船利炮前屡屡受挫的国人找到了慰藉，世界大同的通衢让他们对未来的期待找到了安身之所。

　　既然大同是人类社会演进的终极形态，那么我们便要“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人们总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经验来建构未来社会。就当时已经出现的社会形态来看，“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无疑是民主主义。周恩来提出，人类社会从部落跻于国家并最终达于世界，“酋长也、君主也、民主也、大同也，为政体必经之阶级，人民应渡之时期”。李大钊所见略同，称Democracy“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以民主进军大同，学习典范是明确的。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值得注意的是，当陈独秀等人成长为意见领袖时，他们所主张的“拿英、美做榜样”“实行民治主义”主要体现在思想文化层面。在他们看来，因国人思想道德落后，中国“名为共和而实不至”。陈独秀发表在《青年杂志》创刊初期的文章，反复提及思想道德与民主共和的脱钩，批判与共和国体绝无“融合会通之余地”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思想。

　　综言之，在一战前后世界主义浓郁的思想氛围中，陈独秀、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视个人为道德关怀的终极单位，憧憬消弭国家之争的大同世界，表达出他们对人类整体命运及世界整体利益的关心。在路径选择上，他们以进化论观历史，以为人类走向大同须经民主主义。这些世界主义言说表现出来的个人关怀与民主主义选择，与此时其他知识分子的相关表达并无二致，是时代思潮的折射与反映。这说明先进知识分子实现思想转变、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必将经历复杂艰辛的心路历程。

二、“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世界主义中的民族关怀

　　毛泽东指出，“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威逼之下进入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身处其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向往世界大同，实则是借世界主义表达国家关怀，解决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如何自处与他处的时代问题。

　　“近代中国一个宏阔的时代转变，就是‘天下’的崩散及其多重演变——向外转化成了‘世界’与‘中国’，向内转化成了‘国家’和‘社会’。”反映在知识分子身上，便是他们在对中国与世界关系认知的基础上，产生初步的国家意识。陈独秀谈及自己何时萌生国家观念时，特别提到甲午年、庚子年这两个时间节点。甲午海战、庚子事变中中国的挫败让他明白，世界并非传统天下观中的完全一体，“此疆彼界，各不相下”，中国只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此时中国，列强肆虐，瓜分豆剖，命悬一线。由此出发，陈独秀开始思考“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与陈独秀相似，周恩来的国家意识也产生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的危机时刻。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周恩来的“爱国热诚”油然而生。这种“爱国热诚”是与生俱来亡国的悲切，“土地丧失，国亡即在目前，此固非常之时势也。”毛泽东虽未提及某个政治事件的冲击，但和其他时人一样，他的国家意识也与中国走向世界的遭遇有关。在东山小学堂读书时，校外私塾李漱清向他推荐《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从此“认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恽代英甚至喊出“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慨叹中国任人宰割的屈辱命运。这种因民族危难而产生的国家意识，带有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与居于弱国的耻辱感。进一步说，这种国家意识是先进知识分子在感受到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对等”交往后得出的，是一种具有世界视野的民族主义。

　　当把中国放入世界考察，与其他国家比较，得来的必然是更深的失望。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曾引发激烈争论，时人以为文章表达了陈独秀希望中国灭亡的不良居心。其实陈独秀的意图恰恰相反，他是在用一种惊世骇俗的语气警醒国人爱国。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政体为据，陈独秀主张建立西方民主式的“善国家”，以“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反对一味追奉“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甚至“残民”的“恶国家”。从一味忠君到以民为主，是一种告别盲目主义的理性爱国主义；从视野朝上到眼光向下，体现了陈独秀国家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清朝覆灭前几年勤王，而后支持辛亥共和，再到对以欧美为典范改造中国的失望，陈独秀经历了与其他时人大致相同的心路历程。乱象丛生的民国政治，让他心灰意冷。爱之深，责之切。爱国心依然热烈的他不愿为徒有共和虚名的祖国捧臭脚，愤而作文，喊出“恶国家胜于无国家”的警言。此后拒谈政治，遁入思想文化领域，发起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再造中国。

　　辛亥革命后那几年，与陈独秀一样，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秉持一种悲观的国家论，由此衍生出改造中国的自觉。李大钊急切表达这种愿望，认为中国应藉世界“再造之初”，以“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毛泽东考察德意志后提出，中国应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此为“生死成毁之大变化”。用周恩来的话来说：“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他们“以世界大势律中国”，为再造中国寻求依据。视野是世界的，关怀却是民族的。

　　即便在世界主义色彩特别鲜明的新文化运动中，当时知识界的言说最终都落到民族国家上。陈独秀创立的《青年杂志》创刊号号召，青年蛰伏研求“修身治国之道”，“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发刊词《敬告青年》主张“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因为“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青年杂志》此后甚至提出：“介绍西方学说，改造中国社会，此固本志唯一之宗旨。”为践行“唯一之宗旨”，其尽心输入西学，甚至因“扬西抑东”而引发读者批评。其实，这里的引进西学，是为求“治国之道”，“扬西”实则是为了“扬东”。批评者显然未领会陈独秀的良苦用心。用周恩来的话来说，他们是想“引着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打破狭意的国家范围”，“选择各种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

　　问道世界，再造中国，是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1917年周恩来赴日前赠言友人：“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世界主义的国家归宿。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人急迫拥抱世界，是为了造就新民族、成就新中国。唯如此，“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言在学习西方，意在改造中国；志在立足世界，事在建设国家。若不迎头赶上，中国将无法“图存于世界之中”；只有更新民族，吾人才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种种意见，指向中国在世界中的生存资格和话语权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讲，偌大的中国如不尽快实现现代化，则会被开除地球“球籍”。几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认知跨越时空交汇重叠，都在考虑再造后的中国如何进入世界，思考中国如何存于世界。

　　寻求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生存资格，是经历近代落后挨打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做法。新文化运动时期颇有影响的“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王光祈描述“少年中国”梦想：“我将中国这个地方，看作世界的一部分……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学术、生活等等——适合于全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食息”一隅的“资格”、“配得上大同世界”，是落后国家国人孜孜以求中国在世界生存权、话语权的殷切期待。

　　这里点出了近代知识界国家观外倾的趋势。这种国际意识在一战前后表现尤为突出。彼时先进知识分子专心表达的世界主义，其实是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期待。关于中国应否参战，陈独秀以为，中国应借参战表示自己“不可侮”，使欧人“莫敢轻侮我”。若“日日长跪于其前（指德国，笔者注），彼世界最重强权且勇武可敬之德意志人，必不容吾不战而屈苟安忍辱之懦夫栖息于人类”。李大钊也认为，“倘我国外交从此振刷精神，奋起直追，将来国势之转机，未始不基于今日也”。中国参战“不在以其实力与德为敌，而在以其诚心与协商国及中立国为友”。参战可扬国威，逆国势，得盟友，使中国安然处于世界之中。

　　至巴黎和会召开，参与世界的诉求表现得更加急迫。和会前，美国总统威尔逊鼓吹“公理”，反对强权，提出包括国家平等、民族自决等理念在内的十四条原则，并在巴黎和会上纵横捭阖，试图以此原则建构国际联盟。威尔逊不以强弱而以公理为价值标尺的理念非常动人。陈独秀深受鼓舞，讴歌威尔逊原则的价值：“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陈独秀所言极富代表性。此时的中国到处弥漫着乐观主义情绪，朝野上下都期待中国借重塑世界秩序之机改造自我，建成平等自由国家，步入平等自由世界。大家都盼望着“弱国小国可以出头了”，中国不会再因弱小而挨打，甚至能借威尔逊“十四条原则”走入世界，与“英、法、美诸强并驾齐驱”，在公平正义的世界体系中怡然自处。

　　对威尔逊及国际联盟的热情至巴黎和会后逐渐回落。1919年4月30日，和会宣布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引发五四运动。五四当天，陈独秀高喊，“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十几天后，李大钊称，国人应“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改造强盗世界”。民族自决意识越强烈，意味着对美国构建的世界新秩序越失望。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忧心忡忡地预测，“中国人民给我们提供的协助中国发展教育和自由制度的大好机会则将一去不复返了”。以欧美为典范再造中国进入世界转向以民族自决改造欧美为代表的强盗世界，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民族如何自决？世界怎样改造？

　　近代以降，西方入侵，中国落后挨打。素以天下中心自居的国人不甘于此，学习西方，改造中国，期待以改造后的中国进入世界。在此语境中，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形成世界主义的爱国意识。对内思考如何保国，对外思考如何立世。他们主张，用最新最近的世界潮流再造中国，表现出救国路径选择上的开放性与世界性；以再造之中国适应再造之世界，体现出使中国走向世界并在世界体系中谋求更大作为的责任担当。民族主义诉求透露出世界主义情怀，世界主义言说蕴含着民族主义关怀。

三、“改造中国与世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选择

　　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较集中地发生于1920年中后期。前已提及，巴黎和会让国人看清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弱肉强食的本质，“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民主主义光环逐渐黯淡，国人需要新的指导思想。此时“社会主义的苏俄宣告成立，中国社会的变革就因而更觉复杂”，有人依然迷恋西方，有人回头看，有人试图创设第三种文明，毛泽东等人则在“复杂”中走向马克思主义。

　　确定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苏俄的积极作为有关。五四运动后不久，苏俄发表“加拉罕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代中俄之间签订的秘密条约以及沙俄从中国攫取的其他特权，主张中俄恢复交谊。1920年初，《大公报》《晨报》《民国日报》《申报》等各大报刊积极转载“加拉罕宣言”，国人“对苏联的胜利表示无限的欣喜与真诚的庆祝”，对苏俄的友好给予诚恳有力的表示，由此掀起一股“友俄狂潮”。苏俄友好表示的影响不止于此。亲历此段历史的蒋梦麟曾说，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为“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在中国铺了一条路”。受苏俄友好表示感召，一些先进分子对苏俄革命及其指导思想投以更大的热情与更深的研究。随着其他社会改造实践的破产，他们逐渐转向以俄为师，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与世界。

　　首先，对内来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可以指导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实现社会改造。在对空泛民主主义失望后，李大钊提出，过去人类全部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阶级竞争的历史并非真历史，真历史的新纪元是“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就意味着，要用“最后的阶级竞争”，让“阶级社会自灭”。“最后的阶级竞争”，显然是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采敌对形态者的最后”。李大钊仍然向往光明互助的大同世界，主张以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趋向于此。当然，李大钊不得不承认，中国尚未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发达，资产阶级在中国未成气候，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应反对资本主义。中国民众受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因此必须“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李达也认为，在中国“国际资本阶级的侵夺和压迫，也跟着一步一步的厉害”，导致国人失去平等自由，民主主义破产。如何求平等自由？只有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

　　初步明确选择后，他们以公开宣言反对资本主义。《共产党》月刊第五号短言称：“现代的经济变动是世界的不是国别的了，大家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应采用资本制度；同一起首创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经济的使命。”实行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正是中共一大的核心主张。此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资本扩张的全球性出发，强调居于世界之中的中国无法逃脱国际资本的侵略，并以此回应中国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指责，为中国进行社会革命提供合理逻辑。国内实行阶级斗争，是秉持世界眼光考察资本扩张后的结论。

　　“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彰显了后发国家的超越意识。中国应以更优的发展方式避免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的困顿，是20世纪20年代很多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好感的一个原因。用周恩来的话来说，中国不能“守着那机械式的变化，尽量接收那流毒西方未已的资本主义”。不必走欧美已经暴露无能的资本主义“死路”，而是要选择曙光已现的社会主义新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颇深的李汉俊主张彻底研究资本主义和劳动问题，“如果外国是因这些问题受过困苦的，我们就要设法避免他；以便我们能够安全地进化下去”。陈独秀观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千疮百孔，于是指出，“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后发国家不仅可以学习先发国家获得快速发展，还可以站在后来者立场去规避先发国家的教训与不足，进而青出于蓝胜于蓝，创设一种更新更优的发展模式。

　　大致从一战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弊端就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批判资本主义，但未能彻底告别资本主义，因为彼时尚未出现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直至俄国人“眼看着这资本战争的惨祸，从恐惧的自觉中，乃终能一跃而握住了政权，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超过了欧美先进国中兄弟们向来成就的纪录”。十月革命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了一种对抗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提供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选择。不仅如此，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利用国家资本发展实业，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之弊，“后进的许能赛过先进的早成为工业极发达之国”。在世界范围内比较进而选出最优方案改造中国，眼光是世界的，归宿则是民族的。

　　以前追赶资本主义，现在超越资本主义。这种趋向更新更近更完美社会形态的选择，依然带有进化史观的色彩。前已述，毛泽东等人以为大同是社会进化的最后一端。年轻时的毛泽东担心，大同虽美好，却陈义过高，“竞争抵抗之波澜”使人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看到了以阶级斗争消灭“竞争抵抗”的可能。中俄毗邻，国情相似，因而“论社会革命之著明者，称俄罗斯，所谓‘模范国’是也”。至此，毛泽东明确了改造中国的路径：以俄为师，自下而上发起社会革命。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即将成功之际，他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提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在毛泽东这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因结合中国实际得以丰富与发展，在通往理想社会的进程中，出现了一种适合生产力落后、社会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崭新社会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社会。

　　“近世科学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进展把整个地球打成一片”。因此，“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改造中国，离不开改造世界。对外来说，马克思主义能为改造世界、建立公平正义的世界新秩序提供现实途径。

　　就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条原则并以此建构国际新秩序时，列宁提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与世界上其他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推进世界革命，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建立与国际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相对抗的、公平正义的世界新体系。在这一理论引导下，苏俄政府积极作为，扶植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力量。这也是“加拉罕宣言”发表的重要背景。国人欲借威尔逊主义进入世界，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证明此路不通。与此针锋相对，列宁主张以世界革命实现世界秩序的更迭，强调中国是其中的重要力量，非常能打动人心。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醉心于苏俄宣言彰显的“爱人的精神”，以为这是倾于“世界主义”。以往世界奉行“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的准则，结果是“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现在“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中国应打破“大国迷梦”，“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与全世界寻求解放的民族携手，将中国变为与俄国一样的“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

　　这里的世界主义带上了价值判断。西方资本主义恃强凌弱的全球扩张，“牺牲弱者帮助强者”，是“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的“损人利己的政策”；苏俄主张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抗强权，是“帮助弱者抵抗强者”，真正实现了平民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契合了隐于国人思想深处的以自由、平等、利他为伦理基础的大同理念，正是毛泽东追求的“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即愿大家好的主义”的世界主义，具有比西方资本主义更高尚的伦理价值。

　　苏俄倡导的世界革命不仅具有道义的优越性，更代表历史进化的方向。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是在弊端纷呈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开出的新革命形式。世界总是向好发展，社会主义“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从事实上看，“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即“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

　　转变为中国共产党人后，这些先进知识分子更加急切地表达参与世界革命的意愿。彭湃表示，“最近世界之趋势，非国家对抗国家，乃世界之无产阶级对抗特权阶级（官僚资本家） 是也。今后之战争，亦非国家之战争，乃世界之无产阶级，与特权阶级之战争是也”。恽代英以为，“各地阶级战争，与社会主义的运动，都变成了一个事体，或亦显然是像向那里去”。李达乐观地认为，“欧战刚告终的时候，资本主义已将属圹”，正走向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世界革命浩浩荡荡，中国不能清谈误事，“贻误戎机”，“应努力实行”。

　　中共二大开始用二分法去看待整个世界，以为世界分为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与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两极，“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和“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如此表述将反抗国际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与改造中国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对外彰显资本主义的阶级性，中国应与无产阶级国家苏俄及其他受国际资本主义压迫的民族联合，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对内张扬资本主义侵略的国际性，强调中华民族对抗国际资本的压迫。对内的革命主张显然已经超越了阶级区隔，国际资本对中国的压迫不分阶级与阶层，那么不同阶级、阶层就应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从阶级斗争到民族解放，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可行之径。此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向苏俄及共产国际靠拢，并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式实现与国民党的合作，推进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运动，汇流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中，实现“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相得益彰，互相成就。

结语

　　近代中国特殊语境中，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以进化史观考察世界历史，以世界眼光思考中国命运。在回答如何救国，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走向世界并走向未来等问题时，受传统大同思想与国内外局势影响，以为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在走向大同的路径选择上，他们从道德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从个人的独善其身走向组织化的革命行动，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们的大同世界主义向往最终因选择马克思主义而得以完满：对内发动社会革命，改造中国；对外联合被压迫民族，推行世界革命。这些认识彰显了同情弱小、张扬公道、匡扶正义的伦理追求，体现了积极参与世界革命、重塑世界历史的意愿，展现了对人类整体命运与世界未来历史的关心，构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主义，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理论意义。这种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描述现代社会、刻画未来远景的世界主义，为早期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处理国际关系、国家关系的价值遵循，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为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影响。秉持“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世界主义”，追求建立一个没有强权、平等自由、互助友爱的理想世界，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步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革命实践的原动力，影响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不过，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认知，是为回应现实，而非纯粹的学理建构，表达了对近代中国落后时局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抵抗。批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西方意识形态的另一端，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及世界革命学说的心悦诚服以及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热烈追捧。中共二大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陈独秀曾言：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首当其冲要“以承认苏俄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因为现在的苏俄是协助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中心”。中国共产党奉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积极捍卫“无产阶级的祖国”苏俄，不利于组织独立。这与早期中国共产党理论素养不高、理性思考欠缺有关，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的世界主义思想将历久弥新。

　　（作者简介：王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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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