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化(Social Organization)指的是，“社会力量的主要载体并非单个的个人，而是社会公众以组织、社团和集会等形式的结合”，“社会成员通过不同的途径建立相互联系方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自组织的有效运行，实现社会组织的和谐与治理目标”。概言之，社会组织化就是凝聚人的力量，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实现帕累托最优目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在人类从远古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化经历了由底层次到高层次、由简单到复杂、由他组织到自组织、由分散化到再组织等过程，形成了自主性组织、官办性组织和依附性组织等组织结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平面化的合作方式很大程度取代了圆形碰撞，碎片化的信息获取很大范围取代了人们的直接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被无限缩小，人们愈发感到彼此同住地球村的紧密关联和相互影响，合作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此背景下，西方竞争性、博弈性、无中心的资本社会组织化呈现出解体的态势，而中国合作性、共赢性、多元性的人民社会组织则愈发显现出其发展价值。因此，本文将致力研究人类社会组织何以流变，以及面对这一流变，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采取的不同举措和结果，对比两者之间的不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组织化逻辑。
一、人类社会组织化流变及其发展态势
马克思指出，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类因生存而组织起来，又在组织中得以发展。人类社会组织化流变同样遵循“两种生产”的客观规律，既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同人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不同的时代条件和制度环境，社会组织化内容和标准也不同。
（一）生产力水平决定组织发展结构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组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决定社会组织化变迁的根本动力。在部落所有制时期，人们以捕猎、耕作和畜牧为生，生产力与分工都不发达，仅限于家庭自然分工。因此，家庭是组织最基本的“器官”，而父权制的部落组织和奴隶制形式随着战争交往逐渐成型。在公社所有制时期，部落间或联合或征服，组成为一个城市，城乡分工、城市工业与海外贸易分工使得私有制、公民与奴隶阶级发展起来，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约束，国家机器开始出现。随着小范围内的土地耕种和手工生产方式的出现，劳动形式也分化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种新的经济关系被称作封建等级所有制。进入资本主义所有制时期，生产力逐渐被资本裹挟，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并不占有劳动者的人身，劳动者只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形成以资本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其结果是资本家财富愈发集中，出现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组织，甚至把持了国家财产，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其内在机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分工的变化，分工又引起了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关系变化，并由此带动了人类社会组织化的流变。
（二）组织化流变同人的需要相适应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把人类的需要活动放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揭示了人类社会组织化流变同人的需要相适应的客观事实。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之下，人类社会的制度、文化和组织方式都要受到这两种需要及其生产的影响。例如，原始地带因部落打猎需要而成为狩猎区；土地因人的耕作而成为人身体的延伸。“所有这些共同体的目的就是把形成共同体的个人作为所有者保持下来，即再生产出来。”又如，原始共产主义组织形态是在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状态下，为了生存必须进行共享而产生的。在物质生产有一定剩余的情况下，更多占有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就为奴隶制组织形态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可能，因为劳动者有可能提供额外自我生存的物质剩余。这表明，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会冲击旧有组织，加速组织化的转变。劳动者作为共同体内部的决定因素，通过生产的进步而改造自身，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形成新的需求及语言，造成新的交往方式和新的组织力量（城乡和土地的结合）。组织以主体需要与其生产条件的客观统一为前提，如果这一前提对不断发展的人群的发展不利，组织则必然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满足自身真实需要的结果，即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组织化的根本目标
社会组织化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人需要依赖组织获取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料，同时也需要在组织交往中扩展社会关系。因此，人是社会组织化的轴心，社会组织化是为了人的存在、人的发展和人的享受而发生的。但在现实社会组织化过程中往往出现与之相背离的情况。“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虽然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但也带来了物欲膨胀，使人类陷入劳动异化和拜物教的泥潭之中，使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性别、年龄不过是支付劳动工具报酬的标准而已，甚至连道德、法律、宗教都成为资本的辩护者。资本主义社会日渐成为“虚假的共同体”，即以资本利益为纽带的组织形态。之所以称其为“虚假的共同体”，是因为它并未表现出合作共享的共同体要求，相反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阶级同阶级之间的对抗的组织样态。资本主义组织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对抗性，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逻辑。在这种虚假的组织化中，所有支撑组织化的基础条件都是服务于资本无限增殖的需要，而完全不“理会”劳动者的真实需要。因此，这种浸透了资本逻辑的组织化，既不与人的需要相适应，又违背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组织化目标。基于此，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组织形态必须要扬弃对物的依赖和对资本逻辑的遵从，清除资本主义这种关系的阻碍，发展成为“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伟大目标。
二、西方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有限组织化
随着人类社会组织化发展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人类社会出现了财富创造与贫困滋生并存的现象。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认为，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组织化发展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起伏，组织化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新的生产机遇和发展活力，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去组织化倾向。进入21世纪后，当代资本主义组织化表现出了金钱逻辑的凸显、物化逻辑的扩张、增殖逻辑的膨胀等特征，暴露出其内在资本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资本总公式同人的需要之间、资本逐利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同时也释放了一个信号，即何种组织化才能真正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金钱逻辑凸显：资本关系限制了生产力的解放
金钱逻辑主导下的资本关系仍旧限制着生产力的解放，致使资本主义组织化处于僵化和解体之中。资本关系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组织内表现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实行雇佣劳动制度的组织关系。对比当下资本主义组织形态，希法亭认为“组织化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代表着资本主义竞争原则的卡特尔和银行权力日益呈现出计划性生产特征。但生产的计划性增强，却依然没有触及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实质仍是资本逐利占据支配地位，形成了国家垄断，支配人的需要和生产。具体而言，就是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借助科层制形式将国家置于垄断组织的中心，并联合银行、工会控制着整个生产过程，从而加剧工人和国家之间议价不平等的地位；利用国家社团主义削弱工人阶级的集体认同感，消解其存在的时空意识，控制劳动组织、文化舆论和社会运动，让人追求金钱梦而忽视资本剥削的事实。并且，组织化的资本主义还裹挟着现代化先发优势，在全球率先发动殖民主义，掠夺和控制着全球资源和全球市场，加剧国家间发展不平衡态势。这些现象都反映出资本主义组织实际上是资本的竞争性质的集中表现。任何资本主义组织都渴望能绝对掌控生产，攫取更多的财富。任何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关系，其标准都是能否最大限度获得经济利益。至于组织成员的生活条件、组织制度的合理与否、组织行为的合法性等问题都只是最低标准。这种内在冲突也是资本主义组织化解体的关键因素。
（二）物化逻辑扩张：资本总公式操纵着人的需要
社会是组织的社会，人是组织中的人，组织与人的共通点在于实现人的共生共在需要。因而，组织化不会陷入“工具主义陷阱”，也不会把人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但随着资本主义组织内在物化逻辑的扩张，“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G-W-G）这一资本总公式矮化了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生活世界的创造性、享受性需要，使人的全部需要“在于挣钱，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社会组织化成为人的工具化的前提，一切的活劳动都处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体系之下，被框定在工厂车间之中，机械地从事生产劳动。除了最低生存保障之外，个人全部所有都归资本。也就是说，资本的公式只关心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直接给资本利润增殖的死劳动，而“劳动主体”的“活劳动”及其生存活动中所产生的其它关系，如“原料”“工具”“生活资料”等，都被排斥在外。
在这种资本的公式下，人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全部都被否定了，资本关系成为人和组织存在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组织中，工人为了工资薪酬、福利保障疲于奔命，换来的却是更严重的贫富差距。这种以少数人利益为核心的经济组织，借助媒体的力量不断诱使着人去追逐被资本创造出来的虚假性需要，甚至甘愿主动加班以换取短暂的满足。这种人格化的资本操纵着人的需要和欲望，让组织内的成员丧失阶级性、自主性甚至做人的尊严，在很多方面损害着组织内其他成员的个性与精神，其结果必然是反噬自身，导致组织越来越狭隘。从组织化资本主义向解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实际上也是组织基础由物向人的反叛过程。
（三）增殖逻辑膨胀：资本逐利替代了人的全面发展
资本主义组织化看似结构复杂，其实功能单一，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资本的增殖欲望。虽然资本主义“除掉封建社会的最后根蒂”，但也并未把人从巨大的生产力中解放为独立主体，实现个性自由，反而把人从对人的依赖拽入到对物的依赖的深渊之中。“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甚至连职业的神圣光环也变成雇佣劳动的薪酬标准，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在于资本增殖逻辑支配着组织内的交往行为和生活观念。人是为资本增殖而活，资本的人格化将工人与机器相捆绑，把资本家同资本的增殖相适配。“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这种功能单一、价值扭曲的组织化是不可能长久发展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曾指出，资本逻辑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资产阶级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资本主义的组织化必然解体，代替它的将是自由人联合体。不过，这一结果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祛除资本逻辑、确立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组织目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功。一方面，祛除资本逻辑的前提是重新组成劳动共同体，人们共同地参与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因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也就是说，“社会共同的劳动”既是资本运作的前提，也是逆转资本逻辑的根本手段。只有通过共同参与劳动将“劳动”变为不可垄断的社会力量时，才能超越资本。另一方面，要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克服资本逐利的冲动，真正把组织目标落实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来。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有胸怀远大目标、脚踏实地坚定推进实践的组织者，需要真正代表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领导核心来破除“局部代替整体”的拜物教思维。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内在逻辑的超越
资本主义组织化解体暴露出人类社会组织流变的新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令西方刮目相看，同时也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的巨大魅力。在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组织效率低下、经济发展低迷、现代化发展低速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发展呈现出稳定、持续、高效的发展态势，这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内在的变革性、人民性和使命性要求。
（一）在自我变革中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自我变革、自我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在动因。习近平指出：“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发展中不断变革，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自我变革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的“普照之光”。“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不断完善的关键。只有以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各个环节不变质，凝聚起强大的组织力，实现国家发展和人民共享。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结合”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及时解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中最紧迫的重大问题，同时还促进着组织化的新发展。三是学习型组织的内在动力。善于学习、勇于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的内在特质。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织化创新和发展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同时，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在理论、实践和制度上的不断创新，组织化才具备充足的内生动力，才“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所具有的自我变革性、自我完善性，能够及时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组织结构僵化、生产力发展受限的金钱逻辑。首先，在经济形态上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发展方向，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克服了过往计划经济低效、滞后的缺点，赋予经济以更多活力；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更以“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释放国内市场潜力，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促进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其次，在政治形态上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集中制广泛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办大事，疏通政治体制中杂乱的藩篱，促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最后，在文化形态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组织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道德规范。社会进步离不开人才资源的支持，高素质的人才不仅是创新发展的根本，更是国家综合素质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提高劳动者思想道德觉悟、激发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可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智慧，为社会发展提供持久性和目标性。
（二）在人民至上中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始终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的组织发展理念。习近平强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发展的根本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同样是人民追寻梦想的伟大过程，两者互为补充、相互统一。
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关注人的发展境况，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经济物质增长，忽视人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发展始终保持着对人的尊重，重视人的个性解放。在资本主义组织化中，人的生活条件受到价值规律盲目支配，马克思称之为“偶然的人”。只有消灭物的异化，才能使“偶然的人”向“有个性的人”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的发展过程是人的个性不断丰富的过程。毛泽东强调建立社会主义要靠“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习近平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个性化需要。这些论述都说明中国社会的进步同人的个性解放相统一。例如，在全球新冠疫情面前，中国牢牢“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种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实践仅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中，而非资本主义组织。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组织化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共享共建的原则。依靠人民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国家，其落脚点依旧是为了人民的生活的美好未来。这种集体意识、人民理念破除了西方物化逻辑主导的组织形态，以人民根本利益需要为发展方向，并在发展中解决人民遇到的新问题，实现新的发展。这种双向发展不仅满足人民集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带来了每一个人真正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过程中实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的新发展。其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发展相呼应。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服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必须不断创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就是要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解决人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转为现实。诸如对教育、工作、收入、医疗、住房、子女、环境等美好生活期盼，不仅反映出劳动人民的真实心声和迫切需要，更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发展提供了指引。其二，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提供新的发展标准。“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这是无产阶级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从脱贫攻坚战中“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的誓言，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承诺，再到“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在坚持人民幸福的原则上不断提高组织标准。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绝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作为组织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三，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带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注入新的活力。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的过程与人力相脱钩，从事科学、艺术创作的时间增多，个人的能力素质逐步得到全面发展。人作为组织的基石，实现人的发展就意味着组织力量的壮大。加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组织，能广泛动员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摆脱利益集团的纠葛，汇聚起磅礴之力，推进组织的发展和创新。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起强大的组织力量。
（三）在合作共赢中推进人类文明进步
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设计有着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战略格局，同时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方法。首先，实现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的战略远见。作为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组织形态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阐述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21世纪以来，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折射出资本主义组织化终结性、博弈性的历史传统与发展逻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7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以人类近百年历史发展为参照，提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是当今国际发展的基本形势的观点；和平发展、包容共赢是当今人类寻求进步的最大呼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和平方式对世界秩序进行调整，以不对抗为原则，通过补充、修改和变革措施，积极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这种为人类谋发展的宏大格局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的战略前瞻。也正因如此，“人类现在已经转入一个新的、有着光辉灿烂前途的发展阶段”。
其次，只有在促进历史进步的同时才能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曾指出，历史的发展是人类全部力量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紧密，人类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不断提升。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组织化的历程，从早期依赖殖民掠夺来获得资本的原始积累，到借助圈地运动、西进运动来瓜分占据国内生产和消费市场，再到利用局部战争大量发行债券获得暂时的资本泡沫，再到如今依赖贸易壁垒和现代化先发优势随意对他国进行金融制裁等等，无不彰显着一种侵略性、博弈性的国强必霸价值观念。这不仅导致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后劲不足，更是连带整个国际市场萎靡不振。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具有人类关怀，提出“汇聚各国人民共建美好生活的最大公约数”，共同对抗流行性疾病、消除国际贫困，帮助发展中国家探寻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一带一路”的组织倡议与西方新殖民主义的组织强制形成强烈对比，前者避免了后发国家被强制框定资本主义组织结构而导致“历史的终结”、损害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只有不断推进人类历史向更高级的组织形态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会更有可能实现。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坚持合作共赢的实践道路，推动人类全面发展进步。“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时刻关照其他各国的发展，并以对话合作代替对抗结盟，走和平共赢之路。这一价值理念不仅带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不断完善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契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真正为人类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例如，在生态环境上，中国提前完成联合国碳排放减排目标，呼吁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国际援助上，中国率先支援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疫情挑战，抓紧复苏经济生产；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无偿让发展中国家享受中国发展带来的便利，同时尊重他国主权，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了多元秩序的建立。“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种合作共赢的实践道路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探索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全球视野。
四、结语
邓小平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就是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合力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要用系统观念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是一个整体系统，“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化总揽全局的核心，坚持将“为人民”作为组织化的初心，认识到发展不能仅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不关注整体需要。因此，中国并没有割裂了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联系，而是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的建设。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党的自我革命中实现组织化的自我完善，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下建设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将人的需要真正融入组织化建设之中。同时，站在人类发展的大历史、大格局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竞争逐利、零和博弈的资本主义组织化逻辑，它强调站在人类进步的立场，只有实现全人类的发展，每个国家、民族和个人才能真正享受到美好生活的回馈。反观资本主义百年组织化历程，金钱逻辑的凸显、物化逻辑的扩张和增殖逻辑的膨胀，暴露出西方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有限组织化再难引领人类社会组织化的新实践。要实现社会组织化的新发展，必须要回归人本身，发挥人的革命的实践。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化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展现出的变革性、人民性和使命性特质，这同人类社会组织化发展原则相适应，从而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把锁匙。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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