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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早已不是一种愿景，而是一个强大事实和历史大势，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

　　1.“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必然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进入21世纪，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必然性具有理论和事实两大根据。

　　首先，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理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不是唯意志论和空想，而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具有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从长周期的大历史观观之，共产党长期执政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经阶段，正如资产阶级取代地主阶级、封建贵族阶级赢得长期的执政权是历史的必然一样，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赢得长期的执政权也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是中国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兴替，在中国大地上已经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的理论。

　　其次，事实根据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长期执政并将继续长期执政的实际。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在近代竟然沦落到“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悲惨境地。从那时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挽救民族，“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当此大势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100多年的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确定了中国向未来敞开的正确的长远发展方向和演进逻辑。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舍此别无他途。

　　2.“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必要性和历史条件性

　　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命运，更关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成败。毛泽东以大历史观的眼光回答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必要性问题。他指出：“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这些论述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党的领导。21世纪的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要想不被迟滞和打断，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惊人变故表明，曾经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曾经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共产党执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没有条件的，在变化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会因内部危机和外部威胁遭遇回头浪和历史倒退，甚至可能犯颠覆性错误。要把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必然性转化成长期现实性，中国共产党必须持之以恒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必须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方面具备巩固长期执政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历程，付出了艰辛努力，取得了伟大的政治成就、理论成就、文化成就和社会成就。伴随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实践的充分展开，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本文探索性地将其概括为由“制度属性规律”（根本规律）、“结构功能规律”（基本规律）、“方法手段规律”（重要规律）三类子规律体系构成的一个相互交织、协同作用的总规律体系，旨在为深化规律性认识添砖加瓦。

　　1.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属性规律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属性规律是根本规律，地位和层级最高，其作用机理在于决定党和国家性质，决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性质和方向，统摄整个规律体系、起决定性作用，贯穿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全领域、全主体、全要素、全体系、全层次、全过程，是总规律体系的内核、主轴、总纲、本根和命脉。只要在这一根本规律上不出问题，不犯颠覆性错误，即使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曲折和遭遇“和平演变”的严峻挑战，党、国家、人民政权、人民军队的性质也不会被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不会被瓦解，并且最终仍能自我纠正错误、走出错误困境，重新开拓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该规律内部包含四个相辅相成的核心要素或曰子规律。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理论上的坚定是最根本的坚定，思想上的主动是最根本的主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根本规律中摆在首位的一元指导规律。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极端重要的精神条件，具有先在性和因果性，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党和国家就将改变性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其次，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决定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这四点的有机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品质，使马克思主义牢牢占据科学的制高点、历史的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和居于指导地位的无可替代的优先性、必然性。最后，这是由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成败逻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基因。1954年，毛泽东总结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再次总结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域外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当苏联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即使犯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它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苏联这个地缘政治的实体在性质上也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当它在意识形态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时候，苏联解体就必然发生。所以，只要坚持和坚守马克思主义，即使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也还有回归正途的机会，因为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动摇指导思想这个“根本”。

　　第二，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前进的理论中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仅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相结合”上下功夫，使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发挥主导作用。首先，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中国化，就仍然是外在于中国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早期曾经先后发生两次严重的右倾错误、中间又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根源在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左”的和右的教训使全党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全党在理论上逐渐成熟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在党的七大上将之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继续丰富发展，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又被教条化神圣化，出现了“顶峰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出现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把思想作为实践的根据和标准，即：凡是符合某种思想的行为就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变易的；凡是不符合某种思想的行为就是离经叛道和必须否定的。这完全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真实关系，彻底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础，根本阉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这是以解放思想为旗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历史任务，也是推进整个社会解放思想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所以，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其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时代化。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否还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行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创新、赋予指导思想新的理论内涵呢？这是一个曾经困扰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的理论难题和政治难题。不解决这样的难题就不能打破人为形成的思想上的禁锢和盲目性，就不能发挥指导思想应有的指引作用。于是，“党领导全面开展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拨乱反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党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但这只是重新确立了继续前进的思想基础，还远远不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党深刻认识到，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由于有了这样的理论自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持续推进，与时俱进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此后，思想界又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思维习惯，认为已经形成了这么多的思想体系，党的指导思想表述越来越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还有发展空间吗？其实，实践是无止境的，思想理论的创新必然也是无止境的，不仅必须而且能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实现了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这是中国共产党遵循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和政治成果。

　　第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根本的政治逻辑，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是坚持国家领导格局和根本领导制度的必然选择。首先，理论根脉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共产党人具有双重优势：“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此，共产党人不仅能在实践中掌握实践的领导权，而且能够掌握理论的领导权、文化的领导权。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曾遭遇严重挑战。“共产党的概念遭到所有机会主义者的反对和诽谤，被优秀革命工人本能地捡起来当作自己的东西，然而它却常常被看作纯粹的技术问题，而不是革命的最重要的精神问题之一。”的确如此，党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精神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无产阶级个体成员的意识可以自我生成，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则是被生成的意识或意识体系，共产党在这个意识或意识体系的生成过程中发挥着领导者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不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权,就不能生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不能生成正确的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国精神。其次，实践特色源自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基因和显著优势。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诞生在民族危亡时刻，而且是诞生在中国文化重建之时，掌握文化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基因和品质。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由文化精英、政治精英组成的政治组织，就代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前沿，代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进方向。“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高度重视文化工作：“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之所以能够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不是出于正确的革命本能，而是因为充满理论精力地研究人类解放之大本大源，并拥有明确而科学的理论见解。最后，政治正确源自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既没有照搬苏联的一党制，也没有搞西方的两党制、两院制，而是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这一具有中国特色和突出优点的新制度。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1954年毛泽东作出了明确回答：“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党的核心地位总体上是明确的巩固的，但是“党内也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在理论上明确了一个重大的规律性认识，即必须正确摆放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制度结构中的地位，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领导位置：“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进步，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第四，树立正确党史观巩固意识形态建设的底层逻辑。执政党如何评价自己的历史、书写自己的历史，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根本意义。通过树立正确党史观巩固意识形态建设的底层逻辑，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根本规律的重要一条。首先，正确党史观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同样道理，灭人之党，亦必先去其史。按照同样的逻辑继续推论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兴人之国，必先正其史、兴其史；兴人之党，必先正其史、兴其史。“维护好自身历史是党安身立命的重要资格。”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制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正确党史观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具有政治基石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把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各民族人民、各国家机构联系起来的政治纽带，正确党史观就是这一纽带的精神表现。中国共产党不是宗派主义的政治组织，而是中国普遍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代表。与此相适应，或者树立正确党史观以巩固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共识，或者以错误党史观把党的领导加以弱化淡化边缘化直至瓦解，二者必居其一。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有人却致力于“去其史”，目的就是要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中清除“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挖掉新中国的政治基石。其次，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常常打着‘学术研究’、‘反思历史’、‘还原真相’的幌子，颠覆已有的基本历史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从本质上看……他们就是要虚无中国革命、虚无中国共产党、虚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虚无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指出：“现在，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史，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等等。”汤因比曾指出：“人类灵魂的分裂是任何社会分裂的基础”。“如果一个统一国家不是受到渴望政治统一这股潮流的影响，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其他任何统一国家都不能建立或维系下去”。党史观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目的也是要在中国制造社会成员的“灵魂分裂”，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复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复兴关键期的中华民族更加需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再次，中共党史不是作为中国历史叙事顺便提及的补充要素，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最可歌可泣的壮阔篇章。中共党史不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的小历史，而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大历史观角度把中共党史放在中华民族史中去认识和考察。“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实事求是的郑重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因此，建构正确党史观是涵养、提升和巩固中华民族正确的历史思维、理论兴趣、价值追求的整体需要，是建设中国人民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的需要。最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共党史”的书写和正确党史观的确立，其意义已经超出国界具有了更广泛的世界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一系列国际指标的衡量来看，当时的中国都是欠发达国家。中国为什么能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举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为什么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为什么能够消灭绝对贫困现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什么能够给全人类提供全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大方向的引领者？总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做到、是怎么做到的，这吸引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羡慕和学习的目光。因此，树立正确党史观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

　　2.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的结构功能规律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的结构功能规律是通过聚合科学性、人民性、现代性、民族性、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属性结构，赋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先进性、优越性和积极正向功能，承载和实现制度属性规律，支撑党和国家性质、延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性质和方向，是整个总规律体系的基本规律，构成规律体系的基础性结构和作用机理，渗透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全主体、全要素、全体系、全层次、全过程、全领域，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骨架性的价值支点，在整个规律体系中承上启下。

　　第一，坚持意识形态建设科学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人的实践总是受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制约。实践的真理尺度是指在实践中人们必须遵循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真理。只有按照真理办事，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实践的价值尺度是指在实践中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一尺度体现了人的活动的目的性。”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进行的意识形态建设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首先，科学性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理性基础。思想固然反映利益、愿望、动机、意志、决心等，但是思想首先要科学、要正确，才能反映客观规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离开了科学性，意识形态建设就可能变成迷信盛行、谬误当道、极端狂热、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进行意识形态建设不是一场虚构、幻想、迷信、狂热，不是要愚弄人、欺骗人、压迫人，而是要解放人、发展人、实现人，使人尽可能摆脱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和错误思想的控制，树立科学思维、掌握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是一场伟大的科学铸魂工程。因此，要用科学铸就灵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文革”结束后之所以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道理也就在这里。其次，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基础和取向。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但不是精英俱乐部、不是宗派组织。中国共产党不是把人民大众看成乌合的群氓，而是把人民看成国家的主人、江山社稷、力量源泉。早在研究制定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离开了人民性，意识形态建设就会变质变色变味，就注定不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最后，科学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经验一再表明，仅仅有理论的正确是不够的，仅仅有人民的情怀同样也是不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掌握人类现代化理论先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垄断、引领全球先进话语的规律。现代化不是某几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专利，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进程，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将以各自的方式先后进入这一进程，以多样性文明丰富现代化的模式和形态。首先，现代化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争夺的“理论焦点”。马克思开启了现代化元理论叙事，有力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西方现代化论者公认，马克思的这一光辉思想是关于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工业化问题的重要提示。美国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刊载的‘现代化’条目中，一开始就引用马克思这句话作为阐释现代化含义的第一根据。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在理论上的关系，西方学者却很少探究。”之所以很少探究，其实是一种刻意回避，目的是占据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权、主导权。因为如果西方学者沿着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推演下去，会得出资本主义现代化必将被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的结论，而这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接受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繁荣和稳定，美国社会学流派开始创立对抗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他的《社会：进步与比较的观点》和《现代社会体系》中，提出了关于社会进化论新的系统观点。认为现代社会只有一个体系，那就是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社会体系；并把美国安排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层，吹嘘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典范。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不仅是‘西方化’，实质上是‘美国化’。这一社会思潮中反映了强烈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以苏联学术界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尖锐批判。”但是，伴随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似乎赢得了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胜利，进一步在全球进行西方现代化理论压服、征服，鼓吹“美国第一”，主张“现代化概念主要是一个美国式的概念”，主张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战斗“‘不仅要用武器来打，而且要在生活在村庄里、山岗上的人们的心灵世界中展开，还要靠掌管当地政府的人的精神和政策来打’。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直接介入，积极投身于‘现代化的整个创造性进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回归，而且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扬弃性超越和对人类现代化理论的包容性创新。其次，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和现代化的辩证统一论者。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起实施“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同时开启。1954年一届人大发出了伟大号召：“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同年，周恩来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3年，周恩来再次强调：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把人类现代化理论提升到全新境界。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中外对比的宏阔视野中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系统描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各国现代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全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与特征，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与本质要求。一是在人类现代化大坐标系中定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模式，既不是复制西方的现代化，也不是简单否定西方现代化的现代化，更不是排斥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现代化，而是共性与个性有机统一的现代化。二是在与西方现代化对比中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吸纳西方现代化积极成果又坚决摒弃西方现代化弊端的现代化，是开启人类新未来和新现代性的新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巨大的真理性、优越性、开放性、解释力和吸引力，占据了人类现代化理论的科学制高点、道义制高点和历史制高点，掌握了21世纪人类现代化理论的话语先机，有效消解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独霸性、狭隘性和话语权，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些西方国家中有识之士的认同和赞誉，对于推动全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作出了中国贡献。“新时代现代化理论的创新突破，指引我国从‘现代化的迟到国’跃升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

　　第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共同精神家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流话语，成为民族工作的总纲和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体现的是“先进性+民族性”的内在逻辑，致力于中华民族大团结，在意识形态领域画出最大同心圆。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性是与生俱来的。党仅有先进性是不完整的，还必须加强民族性建设。否则，就不能发挥代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领导中华民族整体进步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要扎根在广泛的民族性沃土之中引领民族性，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画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最大同心圆。其次，构建正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的“元叙事”不仅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而且对于全中国的政治安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普遍意义。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创新稳边固边兴边富边方略。在“多元一体”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整体性话语回归。“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

　　第四，坚持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正义一边。坚持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正义一边是把“历史正确”与“人类正义”相结合的正确选择，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正义观是衡量意识形态是否优越的重要尺度。首先，历史观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本源性。由于历史本身具有基础承载性，历史观是意识形态的地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大历史观。“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人类社会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非常复杂，但是人类历史的总趋势、大方向则是明确的。坚信人类文明开化、历史进步、不断升级，是历史正确的表现。反之，是逆潮流而动、开历史倒车。只有坚持正确历史观，才能够看到伟大的人类远景，把握历史主动。其次，民族历史必须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和人类正义。“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有的区域发展快些有的慢些，但是，都是行走在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能否拥有远大未来最重要的是方向是否正确。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发展道路制度模式会有自己的特色，会存在众多的差异性，文明的多样性产生了交流互鉴的必要。“正义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价值范畴，也是一个道德价值范畴……正义有多种含义：一种含义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行为；另一种含义是公平、公正、公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团结进步、民主自由、独立自主、普遍安全、全人类的解放等等，应当成为人类正义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精神世界上，都不因为敌人强大而选择屈服、放弃真理、屈从强权，都不因为一时的困难放弃尊严、信念和远大理想。因此，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正义一边，就是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一边，而不站在西方少数国家制定的“家法帮规”一边，不站在霸权霸道霸凌一边，不站在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一边。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实践证明，这样的选择是光荣、正确和伟大的。

　　3.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手段规律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手段规律是重要规律，主要解决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方式问题，承载和实现制度属性规律、结构功能规律，是捍卫党和国家性质、延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性质和方向、结构和功能的规律，渗透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全主体、全要素、全体系、全层次、全过程、全领域，在整个规律体系中负责布局、组织、传输，巩固总规律体系。它包含三个关键要素或曰子规律。

　　第一，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规律，属于协调关系、正确布局、落实责任、实现目标的规律。首先，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但不是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把经济和政治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但是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思想政治工作才是重要的，其他工作都不重要，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冲击其他工作。曾几何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了“极左”错误，一度严重制约和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严重降低了党的威信和文化领导力，严重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引领力。因此，能否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同党的中心工作的关系，成为始终制约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规律。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同时，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这是在总结长期执政条件下意识形态建设经验之后，形成的重要思想共识、政治共识、理论共识和重要的规律性认识。其次，意识形态是软实力，不是软任务。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即抓物质文明建设抓得实、牢、紧、硬，而精神文明建设被忽视了，抓得不实、不牢、不紧、不硬，西方和平演变乘虚而入，教训十分深刻。对此，邓小平强调，必须两手都要抓，并且两手都要硬。各级党委政府不能只重视发展GDP，把意识形态建设当作软任务，可做可不做。领导干部的考核体系中不能只考核GDP，只考核业务指标，不考核思想政治工作指标，这种现象必须加以纠正。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雷日科夫曾这样描述：“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于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许多方面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潜在敌人手上。那些人后来果然成了公开的敌人，并以此为自己赢得了真理和正义斗士的美称”。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开始的，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了，意识形态阵地一旦失守了，其他防线、其他阵地就很难守住。最后，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针对意识形态工作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问题，防止出现“边际效应递减”“沙滩流水不到头”等现象，必须着重从制度建设入手，从政治高度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刚性约束，贯彻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完善知责明责的“责任链”，高举督促考核的“指挥棒”，用好责任追究的“撒手锏”，将意识形态落细落小落实。明确组织领导主体，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制度建设，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意识形态责任制管理体系，真正把意识形态工作的规矩立起来、挺起来，确保铁规发力、制度发威。

　　第二，持续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持续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实现意识形态学理化规范化科学化。首先，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祛魅进程。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是对人类意识形态演进通则的批判性借鉴和坚持。众所周知，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体系化，努力将自身上升为一种神学，形成佛教神学、伊斯兰教神学、基督教神学等等，对关于神的世界、人与神的关系、宗教内部关系等等进行探讨、改进、定型，形成自圆其说的体系和文本，编写成了大量的宗教典籍文献。当然，与宗教神学将人们引向神秘主义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建设不是把人们引向唯心主义、神秘主义、集体无意识、分散无知，而是引向科学真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因此，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远远高于宗教神学的真理建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要自觉建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自觉建构中华文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次，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建设是统筹理顺政治与学术两大系统关系的进程。意识形态工作固然是一项宣传思想工作，但不能仅仅将其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宣传工作，必须把它作为一项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否则就是没有生命力的。信仰体系、政治体系、政治话语如果不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相结合，不落实在这些体系当中获得阐释、传播和承载，就不能深化甚至可能会变得没有文化、浅薄枯燥、令人生厌。中国古代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其积极意义是既有效地传承独有的中华知识体系、文明体系，又将“士”这个阶层紧密吸引在王权周围为社会服务，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华文明典籍和学术流派，至今仍然颇有借鉴意义。最后，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落实到教材体系建设上。教科书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塑造力。教材的主张形塑一代人的主张，教材的境界形塑一代人的境界，教材的思想框架形塑一代人的思想框架。从反面来看，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进行精神殖民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编写殖民主义教材取代中国原有教材。日本美化自己的侵略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通过篡改历史教材来篡改历史和历史认知。在当代，尽管电视、广播、报纸、网络都参与塑造人的头脑、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但是这些媒介与教材相比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作用无法与教材相比拟。因为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的内容尽管新颖、及时，但是具有流动性、瞬时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而教材则不然，教材是体系化规范化的文本，有权威性、科学性、规范性、稳定性，是成体系、有层次、反复使用训练认知的基本载体。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小平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特别抓了大学文科教材建设，对文科七类专业和艺术院校七类教材进行修订，共出版70多种140多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度教材编写权下放，大量引进西方原版教材，造成了严重后果，需要加以仔细彻底的甄别清理，并应在融通中外的基础上全面重新编写中国自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教材。

　　第三，掌控传播网络平台阵地建设。掌控传播网络平台阵地建设，是意识形态传播技术的重要规律。首先，遵循传播规律通过信息塑造态度、立场和价值观念。从传送的角度看传播是传递，从控制视角看传播是控制，从游戏的角度看传播是主观的游戏，从权力论的角度看传播是权力，从撒播论的角度看传播是撒播，从共享论的角度看传播是共享与互动。传播主体对他者进行思想植入、掌控、改变和态度塑造，要善于通过传统媒体占领版面，通过新媒体占据流量，用短视频吸引眼球，必须掌控传播网络平台阵地建设，锻造舆论基本面，使受众在使用中获得满足，在满足中养成态度。其次，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最大增量。互联网已成为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愈发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活辅助工具与基础设施，在为社会成员带来信息极大丰富与生活便利的同时伴随着非常多的不确定变量。这既体现在其经济方面创造的“财富神话”与“经济驱动力”，也同时体现在对社会成员的思想与社会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改变。一方面，社会成员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社交、办公、娱乐甚至对抗与发泄，可能产生网络谣言与网络暴力。另一方面，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与渗透正在通过互联网媒介加速演进。西方国家频繁对我国进行网络抹黑与网络舆论煽动甚至和平演变，如“VANK”（韩国网络外交使节团）网络组织对我国文化的有组织挪用，油管（YouTube）、抖音（TikTok）平台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国内创意短视频的盗用与标注误导，地区分裂势力“网军”对国内互联网热点事件的对立煽动。其具体表现形式也在不断演化，如早期体现为“公知”“大V”“意见领袖”等群体的“西方至上”“文明灯塔”“乞丐平和”的舆论式引导，部分外资参股导致的古装影视剧建筑和服饰“以倭代华”的不良风气，现今的“KPOP”（韩国流行音乐）偶像娱乐形式，在综艺、音乐、粉丝互动等活动中夹带误导信息对我国青少年的文化认同的扭曲，并导致“粉圈”中小学生群体的“简中人”（使用简体汉字的中国人，是对大陆中国人的蔑称）“辱辱（辱华）更健康”等观念与言语行为的频繁出现。这些都警示我们急需对新形势下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争夺，急需以国家力量为依托，有组织地对他国新形式文化侵蚀行为进行应对，更需要进一步细分应对的步骤分工与责任主体，在相对劣势的世界网络环境下用凝聚力组织力形成部分优势甚至强势的网络宣传与应对，来不断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网络攻势，“用魔法打败魔法”“以彼之道还彼之身”，保障人民群众及未来一代的文化自信与思想认同安全，让互联网变量成为民族伟大复兴最大的助力与增量。再次，建好关键平台筑牢传播基地。将互联网的变量变为增量，离不开对平台渠道等传播途径的积极建设与掌控。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进入了信息社会，思想传播平台从曾经单一的文字平台、声音平台、图像平台进化到了效率更高的综合性平台，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又使这种平台从固定变为深入生活的随时随地伸手可及。人们沉迷于智能手机带来的便利生活与网络社交，思想的传播从未如此便捷，但也基于信息传播的便易性、信息爆炸和新的平台算法，带来了信息茧房、舆论撕裂、族群认同、过度娱乐化等一系列问题。过度追求利益的商业平台占据着新时代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的主导地位，这些公司平台既是大众舆论热点的推动者、承载者，也是一系列经济发展、全民网络化背后的主要受益者，在行业从找增量转变为夺存量的形势下，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导致其盲目竞争与“越界操作”的频次越来越多。一方面，需要对大平台成立党组织加强政治领导，加快完善设立相关管理法规的进程。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对传统平台如央视及地方电视台向新媒体转变的投入，使其更多参与到市场化竞争中；加强对已有新思想宣传平台的积极信息推广和流量导流，改善内容的丰富度与易用性；对传统文字纸媒进行运行模式改变，在日趋老龄化的今天主动对还脱离于网络之外的边缘群体精准调查投送、集中覆盖，主动向公益性组织模式靠拢，配合新媒体态势打造全社会全覆盖的有效信息传导体系，补上现有主流思想传播的短板。最后，加强国际传播塑造中国的美誉度和话语权。中国伴随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基于硬实力的国际正面形象的传播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与国家形象塑造是一个漫长而系统的过程，这一切基于国家硬实力的增长与提升，军事实力、工业实力、经济活力是最好的话语权承载与名片，是自身的传播媒介平台建设的最好的加速器。发达国家通过“封号”“限流”“管制”手法对别国报道正面内容进行人为干涉，欧美国家在发声能力与渠道上对发展中国家或明或暗进行着压制，并通过制造谣言等形式任意抹黑和舆论操弄他国，企图达到和平演变、制造混乱、从中渔利的目的。因此，一方面，新形势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及网络传播可以适当改变现有形式，探索以文娱产业为先锋，利用我国的产业规模优势，有组织产出针对性的通俗易懂的影视剧及网络文学著作，借力我国工业品贸易大国的流通优势，借鉴KPOP（韩国流行音乐）对我国青少年侵蚀的形式方法路径，先亚后欧对他国平民群体进行针对性的宣导和正能量引领。

　　新时代新征程上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在把握规律性的前提下，站在人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加强领导主体、理论本体、关键主体、常规载体、声势环体的建设，绵绵用力，正向增强，螺旋上升，久久为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持续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的“领导主体”建设

　　中国共产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主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越成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接近，各级党委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政治自觉应当越清醒、责任越重大。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意识形态就将是一盘散沙，会因为没有正确的大局观、方向观、历史观、文化观，没有正确的主题、主线、主心骨，而失去方向、发生质变。各级领导主体绝不能在各种赞美声中迷失自己，在现代文明大潮中失去根基、迷失方向。要以长效化常态化心态和定力耐心细致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上用心用力用功，坚决抵御外部势力对党政领导机关和重要敏感部门的渗透，切实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

　　2.持续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的“理论本体”建设

　　持续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的“理论本体”建设，更好地举旗帜、兴文化。首先，坚持守正创新持续加强指导思想建设。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必须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凝心铸魂，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发展。其次，坚守初心使命持续加强信仰体系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通过信仰体系来凝聚共识的，要指引社会理想，要映照社会实际。再次，坚定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持续加强价值体系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复次，坚持学理自信持续加强学术体系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是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和影响力的基础支撑，也是对立意识形态之间争锋较量的重点。必须超越西方传统学术发展的格局和眼界，在植根本来、批判吸收外来中开辟未来。最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列宁曾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这表明，必须占领话语高地、抢占话语先机，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效力，夯实话语的“社会存在”，构建话语优势，创新话语内容与表达方式。

　　3.持续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关键主体”建设

　　持续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关键主体”建设，更好地育新人、强主体。首先，发挥党校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阵地作用。“党校是学校，但不是普通学校，而是党教育培训执政骨干的学校”。要进一步发挥党校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阵地作用，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宣讲者、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坚定维护者、用党的意识形态引导社会思潮的可靠排头兵。其次，发挥大中小学国民教育体系在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文化根基作用。国民教育是启智润心、培根铸魂的“摇篮”“苗圃”和“生产线”，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所在。要通过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党和国家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建设者。再次，培养好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是思想活跃的高智商群体和社会中坚力量，是文化、知识、思想的主要生产者、传播者、培育者。面向强国时代，要注意培养一批对党的创新理论忠心耿耿的信仰者、传播者、践行者，主动担当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创制传播工作。又次，团结好人民大众。人民群众既是时代见证者又是时代雕塑者。所以，人心向背就成了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取向。复次，锻造好人民军队。人民军队是钢铁长城，其不可战胜的根本原因在于拥有强大的军魂。作为国家机器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柱，军队党组织肩负着确保党对部队绝对领导的重大使命。锻造意识形态强大的人民军队，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核心所在。最后，构筑“关键主体”亲密团结、精诚合作的众志成城局面。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要动员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和侨界精英等统一战线成员积极参与到意识形态工作中来，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众志成城的大合唱。

　　4.持续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常规载体”建设

　　持续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常规载体”建设，更好地建平台、筑基础。首先，持续深入推进理论工作的“四大平台”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报刊网络理论宣传阵地，这四大平台有其各自的任务分工，必须系统布局，一体推进。其次，持续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互联网已成为灵敏的舆论场域，能否过互联网这一关是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的最大考验。要持续构建全球领先的媒体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传媒体系，维护社会主义网络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例如在现阶段已有对东南亚传播平台优势的基础上，重点调整影视剧内容导向如受众广的偶像剧，培养扩大“中剧”粉丝群体，加强平台流量引导与饥饿营销，使其了解我国现实的发展情况，潜移默化地完成对西方负面宣传的质疑。又如同抖音（Tik Tok）通过短视频形式对美国“火车化学品污染”事件的揭露，让欧美民众真正了解西方媒体的恶劣行径，产生“觉醒”。与此同时，对于西方国家有组织的网络水军应该有针对性地组织相应社会力量进行对等操作，在互联网传播劣势的环境下，应该更加主动地用规模优势对西方价值观宣传进行“刷屏”“控评”形式的回击，形成于我有利的舆论氛围，同时加强对“网军”的打击力度，加重对相关平台和账号的惩罚力度，更有效地加强新时代中国话语权的塑造。最后，持续加强学科建设、教材建设和论坛管理。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引领和微观指导，形成育人合力和价值观合唱。具体学科知识既深化又窄化，需要自觉加强意识形态导向指引，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知识领航，形成以我为主、自信自立、融通中外的教科书体系。

　　5.持续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声势环体”建设

　　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声势环体”建设，更好地造氛围、展形象。首先，加强纪念馆博物馆版本馆等场馆建设和利用。要充分运用先进手段和知识体系更新改造，塑造社会大环境，强化基础性熏陶与养成。其次，加强广播电视新闻对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国家奖励等的宣传报道。扩大正面形象声望，在全社会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标杆。再次，充分利用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开展意识形态教育活动。强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党的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不仅有助于引导人民加强历史记忆，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和文化观，而且有助于教育引导人民群众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最后，加强国际传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解决国际舆论场上的“挨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要主动争取国际话语权，转变舆论被动角色，冲破西方话语垄断，以更加鲜活的内容、更加明确的主张、更加生动的方式展现中国故事、阐述中国思想，让世界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中国。积极构建具有强烈道义感召力和话语创造力的概念体系，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概念，既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涵盖人类的价值共识，擦亮新时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名片和强国形象。

　　（作者简介：徐成芳，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