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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3月16日，毛泽东在阅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作了一处批注：“斗争就是辩证。”[4] 《论持久战》即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抗日战争的思想结晶，显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气质。

　　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论持久战》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在认识论上的错误根源，即“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5] 。“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谬误在于“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与“主观的”“片面的”相对应，科学的观点自应是客观的、全面的。沿着这一思路，毛泽东剖析了中日两国的现实状况以及国际方面对于抗战的影响，对纷繁复杂的众多因素进行综合把握，充分论证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6] 。

　　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精妙运用这一规律分析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归属。在抗战的第一阶段，日军势头迅猛、摧枯拉朽，使得中国的土地、人口、经济、军事力量等大大缩减。然而在战争中，中国也出现了利好的、向上的变化，如“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两相比较，前一种变化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而后一种变化，则“主要地表现在质上”[7] 。这种质变最终将决定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抗日战争作为中日两国的矛盾，同样也成为改造中日两国的条件。“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8] 在长达十四年的艰难抗战中，中国内部生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因素。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积蓄了取得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磅礴力量。诚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言：“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9] 

　　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是《论持久战》的特色。《论持久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刻剖析了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和走向。毛泽东指出，日本侵华战争具有的退步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10] 。这与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精彩论述异曲同工。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必然导致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垄断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1] 。不难看出，这两种论述十分相似，而隐含在这种相似中的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审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2] 这是从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奋斗历史中得出的重要结论。《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高度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伟大作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合乎逻辑的思想产物。

　　关于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论持久战》认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条件固然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均不具备决定意义。“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13]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14] 一方面，必须承认的是，中日在武器和军事实力等方面确实存在巨大差距。另一方面，武器并非决定战争结果的根本因素。能否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决定抗战胜败的关键。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基本主体，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实践无不秉持这一信条，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游击战争等，均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化、现实化。抗日战争的胜利，毋庸置疑，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要在政治上动员军民，“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15] 。而广泛动员军民，并非像喊一喊口号那样容易。《论持久战》中对如何动员军民的问题提出了三点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16] 官兵一致与军民一致，是中国共产党自红军时代以来的优良传统，意在塑造官长与士兵、军队与群众间平等、融洽的氛围，从而达到凝心聚力的目的。瓦解敌军，在抗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对日军战俘的尊重与释放。较之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一措施对于动员军民的意义似乎不易为人理解。然而，其间蕴含的是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英国记者贝特兰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曾问道：“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有效吧？例如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政策的意义。”毛泽东答曰：“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17] 由此可见，对于“动员军民”中的“军民”，毛泽东的思考并不局限于中国的军民。这种超越性的眼光同样表现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一语上，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品质和国际主义的天下胸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论持久战》重点论述了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意在提醒时人把握斗争现实的客观性，并以之为依据制定斗争的策略方法。中日两国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只能是战略防御，但对战略防御以运动战为主还是以阵地战为主则有不同看法。所谓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18] 。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主要采用运动战的形式，这是由中国地域辽阔、军队规模庞大但技术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高所决定的。将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忽视了中日之间的实力差异，不符合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19] 。

　　牢牢把握斗争目的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明：“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20] 换言之，大到战略，小到战术和技术，都要为着最终的斗争目的服务。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这一角度出发，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的战争目的，即“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其中“消灭敌人”是最主要的。一切战争的基本要素都要为这个主要目的服务，偏离这一目标指向，便要滑入失败的轨道。

　　斗争过程中要充分注重策略方法的灵活性。抗日战争战略上的方针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战役和战斗上的方针则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即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内部，采取防御的策略，通过消耗敌人的力量逐步削弱其战斗力，最终争取胜利。“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是在一些特定的时机和地点，集中优势力量，采取进攻的策略，以快速击败敌人。“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21] 战略方针是对整个战争过程的总体方向和重点的确定，需要根据整体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实力情况进行综合考虑，战役和战斗的方针是在具体的战斗过程中，根据战场情况和敌情变化进行调整，以求最终胜利。注重战略与战术的灵活性是中国共产党自红军时代以来的重要经验，也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内部的团结统一是支撑斗争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人民团结统一的重要性，“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22] 。为此，中国共产党运用了多种方式方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三三制”政策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的施行，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其他中间势力，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注入了鲜活力量。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抗日积极性日趋下降，不断制造摩擦事件。为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维持团结合作大局，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争取抗战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

　　“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既是《论持久战》的结论，也成为激励全民族斗争意志的呐喊。通过对“亡国论”的驳斥，《论持久战》为抗日战争描绘了光明前景，给时人以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对“速胜论”的批判，同样也树立了对中华民族抗战的必胜信念。这是因为，鼓吹速胜的人，往往“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一旦遭遇失败则又会滑向“亡国论”。从这一角度看，《论持久战》彻底廓清了“亡国论”与“速胜论”思想上的错误根源，为顽强斗争的意志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激发斗争意志还体现在对牺牲精神的推崇上。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23] ，但“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24] 。没有这种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钢铁意志，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鼓舞民族气节是《论持久战》的鲜明特色。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会谈中便提及抗战胜利的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25] 。《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再度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26] 除此而外，“全民族”“中国人民”“全国民众”等词汇在《论持久战》中也频频出现，寄托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希望，也彰显了毛泽东的民族自信。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屡遭挫折，不少人因之失掉自信，产生悲观主义情绪，但毛泽东仍相信“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能够很好地教育民众，通过全民族的团结统一的抗战赢取最终的胜利[27] 。历史最终证明，经过十四年艰苦抗战，中国人民取得了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28] 《论持久战》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赋予了伟大斗争以精神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党同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29] 。重温《论持久战》，品读其斗争意涵，对汲取斗争智慧、发扬斗争精神具有深远持久的意义。新时代，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必须严守斗争的思想底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必须筑牢斗争的现实根基，坚持人民至上，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必须优化斗争的策略方法，做到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锻造斗争的顽强意志，以大无畏精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发扬斗争精神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项目编号：SC22ZDYC31）、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项目编号：MYKYX202203））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