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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出场和成功的根本保证。以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进路为视角，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党以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开辟出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由被动走向主动，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集中体现历史主动性的现代化命题。

　　（一）克服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先天弊端

　　综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尽管现代化是人类的、世界的历史进程，然而其发展之初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纠缠而生，使现代化在走向世界的初期被时序表象冠以西方化面目。地理大发现以降，“芽蘖初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②以杀戮、征服、殖民为主要手段向外寻求财富积累，在土地剥夺和殖民掠夺中造成沉重代价。随着对资源侵占和褫夺的不断扩展，西方国家抱持“导师”心态和“模范”面貌出场于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

　　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被动接受的客体，中国现代化的序幕亦于硝烟中开启。当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西方“现代”世界的冲击中逐步土崩瓦解时，囿于现代化浪潮下的“后发外生”属性，中国在外源生存挑战的猛烈冲击和内部剧烈震荡的连锁反应下开始了被动的现代化进程。与其他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相比，中国在物质条件上面对“庞大的人口过剩压力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的社会基础，在精神冲击中受到“亡国灭种的民族生存危机”“政治衰败、国家四分五裂的乱世局面”③的主体威胁，人们在反思技术落后、封建制度、故步自封等问题后，把中华文明一朝从高位跌向谷底归因于“后发”现代化的错失，如在工业化、民主化、文化和教育现代化等方面的缺失。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针对被“现代”“先进”所宰制的民族现状，催生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回应摇摆便不足为奇。“既定的”“原生的”所谓西方“先发”现代化带来的路径与标准，东西方不同空间维度的物质发展基础和文化圈层影响，都为“现代化”的定义和进程蒙上畸变的阴影。当现代化先在的“经验”“道路”和“模式”可供效仿，传统和现代的问题衍生为与外部世界的接洽，又或进一步异化为对西方文明的接受或抵制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并生于对西方先验经验的接纳抉择，“全盘西化”“以中补西”和保守传统皆沦为应对冲击的路径依赖，一则是世界上西方样本的经验，一则是旧有的中国封建样本的经验，现代化调整的空间仅在于西化的程度问题，实际上成为以外界为主要驱动力的迫于无奈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应运诞生于西方现代化模式已初现端倪之时，以政党的主体意义和主动力量，通过严密组织结构和坚定理想信念一统政党的主体力量，开启中国现代化探索由被动走向主动的崭新篇章。在后发条件下，中国现代化的探索由被动而历经结构崩溃、认同错位和路径依赖，要走向主动，须剥离其中不合理的西方先验因素。单一的回应冲击的被动机制在中国复杂的社会土壤上缺乏动力。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一词于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正式问世时便已有了追赶和达到世界潮流和先进水平的语义指向。真正的“现代化”相对于封建、落后指向前进、进步而非具体的“西方化”落点。可与之相悖的现实是，冲击使中国社会传统法理权威和旧有价值规范体系逐步瓦解消失，面对先发国家出于自利的矛盾转移模式和先在的现代化经验道路，须以更强有力的动力号召和更契合民族国家的发展策略统合聚集分散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和“组织力量”④恰是带领中国克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阻力、跳出后发历史圈套迫切需要的力量。在异质于本国文化传统的外来规则，以及结构崩溃与重塑异步导致的社会“真空”中，中国共产党甫一诞生，就以更为广阔的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目标超越单一的西方化，以意识形态号召力和严密组织原则撬动广大群众撇除以原初国家模式为现代化必要参照的固有思维模式，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西方主张和社会传统冲突带来的对现代化的认知偏离，以走向对于现代化的主动探索和建设之路。

　　（二）推动现代化探索转向主动构建的主体自觉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的现代化探索道路上出现了主动力量。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单向性特征，在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等层面进行了初步探索。而出于打击、经验、认知转变而对单维度的现代化进行探索，实际上仍是囿于是否效仿西方工业化路径、照搬西方政治体制、尊崇西方文明的路径争论，其所谓现代化的本质是以被动姿态接受关于殖民国家的个体发展现代社会样态的认知。启于外源示范的现代化探索与中国社会机制异质，陷入外部现代文化同据守传统中国文化无法弥合的尴尬窘境，更由于缺乏有公众认同的主线目标、缺失有效力的作用机制而成为对现代化的无序摸索。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与国家样貌的构建紧密勾连的同时，愈发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勾连。在这一历史舞台上诞生的中国各方政治势力，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愿望，为实现现代化目标而提出不同方案。尤以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探索为代表，体现出真正具有政党主体力量的有序主动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特质使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有了实际有力的主动力量。建立现代国家以挽救民族命运的诉求，在近代中国催生出相应的政治力量。孙中山以“振兴中华”的民族愿望为核心，以现代化的文明社会为愿望，以国民党为主体作出了不同于前人的努力。政党政治失败后，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期形成有力的政党力量以建立和治理现代民族国家，使之实现实际意义上的现代化。集中体现孙中山对现代化国家理论设计的《建国方略》强调，要推进交通、港口、矿业等实业发展，锻造国民发达民权以达“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和社会，已然包含多方位的现代化图景。然而，这一构想随着孙中山去世和国民党的权力斗争全面发酵而破灭。不同于国民党对于现代化探索的政党主体力量缺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有效的组织力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便开始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主动探索，立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映照现代化进程，在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基础上，以创造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为阶段目标，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使命担到了自己肩上，以政党的力量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此，中国共产党厘清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主线，以严密的组织架构落实政治意志，动员民众整合革命性力量，运用运动等强效方式，在实体上以统一的政党组织维护了中国的大一统稳定格局，精神上以强力的意识形态宣传连接起现代化阶段目标和文化主体认同，以政党力量保证了现代化中的中国特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使中国革命的前程光明起来，也使中国现代化探索的道路光明起来。

　　（三）推动现代化探索转向主动革新的系统深化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便成为推动和引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的主动力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变，不断探索推进现代化的方法侧重，接续完善党实现现代化的作用机制。面对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以不同的方式方法为主导，从革命过渡到改革浪潮和“全面深化”，均指向对现代化的争取和发展。革命本身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目的，毛泽东指出要将中国从受压迫剥削的国家变为“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⑤，以破坏旧世界的革命运动来构建新世界。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目标内含现代化取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开始便成为现代化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通过制定现代化目标和五年计划集中主要力量“摆脱落后和贫困”⑥，奠定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启了改革浪潮，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以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推进城市体制、财税制度等改革，从对内对外两方面的政策改革入手推进中国“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现代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随着人民生活需求的领域拓展、层次提升，需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进一步的顶层设计，从全局高度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重塑重构体制机制，释放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潜力和活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因势而变，不断探索推进现代化的阶段目标，接续完善党实现现代化的覆盖面。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推进中，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⑧，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协调并进。初以工业化为重点，强调“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要将农业国转变“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⑨；后从工业化迈入四化：对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具体解释之余，经过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不断考量，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明确了“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经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曲折徘徊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现状进一步思考，认识到中国面临的是大规模人口的贫困和发展问题，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的强大物质基础，完成了对“四个现代化”的认识深化。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随着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深化，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纲领，不论是“小康之家”“基本实现现代化”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1}等战略目标，还是“翻两番”、新“两步走”、“三步走”等步骤安排，都“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2}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作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实践调整和理论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明确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系统部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两步走”的规划指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现代化的人类历史意义寓于具体的社会发展现实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理论基点，在对现代化理论的要义、特性和旨归的不断探索发展中，祛魅于单一中心的、逐利竞争的、拔本塞源的现代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铺设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的完整的现代化理论构架，赋予其深邃内涵和广阔外延，使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备独特优势，成为不同于其他现代化体系的更富有生机活力的全新现代化理论体系，创造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以及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而创造了属于现实亦属于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党的领导赋予现代化先进的政治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在内部属性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天然具备马克思主义属性。现代化并非资产阶级固有的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3}。马克思主义以世界历史的视角思考现代化，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世界现代化的最高发展形态，现代化最终将由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转变。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现代化探索历程内含两个关键支点：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现代化的科学认识，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力量；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指导下建立的组织体系，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物质力量。一方面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昭示的人类社会普遍规律，即现代化将实现从传统和封闭社会向现代和开放社会的历史转化，最终指向的是抛弃对物的依赖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高度重视组织工作，在民主集中制上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以形成“组织的物质统一”{14}，由此在维护党的统一的基础上，使组织力量有方向性、原则性、战略性地团结人民群众。

　　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政党政治而具备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力和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探索和拓展的根本保证。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党在政治斗争中逐渐消解政党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备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与责任担当情怀，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创造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性质宗旨、科学理论指导和自我革命精神等先进性体现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时代潮流的根本原因。西方权力制衡机制成为党派斗争的温床，其政党实际被垄断资本利益集团控制。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下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先进政治力量领导的现代化。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征程开局起步，科学理论指导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在特殊的国情基础上坚定前进的方向，在党的领导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严密组织和统一体系为堡垒。较之资本主义世界中民主选举实为少数人的“金钱政治”，议会实为政党党同伐异、互相否决场所的现状，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超越政党斗争的政治逻辑，有效避免了资本控制、党派纷争、“精英”弄权等政治内耗造成的效率低下，发挥出党领导的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主动优势。

　　（二）党的领导赋予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指向

　　中国式现代化于横向方位上是社会主义的。以时序早晚、动力来源为标准，现代化被划分为早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以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权力结构为标准，则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类型划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表明，社会主义之于现代化并非途径和类型。资本主义在推进社会发展过程中必将导致人和社会异化畸形，因而作为思想、运动和制度的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出场。社会主义既是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的途径，又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本身。“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15}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既是历史的也是理论的，经历挫折徘徊和思潮纷争，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深刻认识到在追求政治、经济、思想和教育现代化等众多具体目标中，社会主义会借助市场经济等具有资本主义现代化特点的方式推进发展，但改变中国面貌不是要“造成两极分化”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达到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亦是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

　　于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所谓现代性而从真正意义上思考现代化。“现代”语义包含时间和价值双重尺度，最初被应用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表达一种新的观念体系。“现代化”（modernization）由现代（modern）衍生而来，指向现代以来的新变化和先进水平，具备积极的人类社会进步面向。然而，不论是向外扩张时经验主义的现代化标准，还是后期日本箱根会议八项、布莱克十项或英格尔斯十项标准等较有代表性的国际标准，都在注重现代化的衡量表征的同时，缺失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中呈现的“二元化”特征的反映，并在现代化的动态发展中逐渐与实际情况产生偏离。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在强大的外力推动下起步，但党的领导赋予其以人为本的逻辑导向和动力机制，破除了资本主义关于现代化动力逻辑的错误导向。西方工业文明建立于少数人富裕的基础上，资本追逐剩余价值以增殖自身，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关系中逐渐物化而消失。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和观点，把握资本行为规律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使现代化复归人的主体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思想，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目标为落脚点，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等理念直接体现出“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6}的人民主体的立场观点，开辟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三）党的领导赋予现代化新的文明形态

　　人类世界视野的理论限度，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零和博弈的文明冲突现代化历程，具备和谐共荣内核而成为内含世界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于纵向脉络上是走向人类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关键所在就是探究中国的现代化与人类命运的关系。人类是共居地球的命运共同体，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阶段的异步使世界现代化进程充斥矛盾冲突。封建落后、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在殖民主义冲击中开启自身现代化进程。其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带来启示的同时，苏联解体也警醒世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和追求必须在正确的发展方向和自身国情的基础上行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7}，在世界现代化的横向对比中被划归为社会主义类型。但实际上，未来社会的一切民族最终将走向“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18}，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即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走向的恰恰是现代化本原真义。

　　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零和博弈的竞争性现代化意识，创造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资本主义的目标指向利益的最大化。近代历史中资本主义出于对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利用殖民、战争等手段掠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原料和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定位于“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19}，目标高于资本主义的同时实现方式也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零和博弈逻辑不同，过程上不以牺牲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代价，手段上不以垄断掠夺争取利益和利润扩大贫富差距。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0}。一方面，以本国国情为基础反思世界现代化问题，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寓于中国特色之中。在使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道路上，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目标，实现物的全面丰富、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另一方面，以世界历史视野将现代化回归到现代化本身，厘清西方中心现代化经验的时效性，廓清原初的现代化标准非长时期的现代化样板或尺度，以中华文明为根基构建既符合中国人民夙愿和文明特性又符合世界历史走势的现代化阶段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抓住了现代化的真正核心要素。同时，中国共产党高举和平发展旗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号召各国人民为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合作共赢走向人类文明进步。

　　何以在“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21}中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22}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党，党的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方向、提供保证、激发动力、凝聚力量。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创、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引领并且必然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走向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强有力的领导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在新征程的新态势新环境中更具现实指导意义，使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开创性事业具备体系完整的实践通路，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不断推向前进。

　　（一）以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方向不断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显著优势，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向着正确方向不断推进。

　　第一，坚定党的政治方向，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进一步把握历史主动。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理论、正确的道路不动摇”{23}。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和前进方向。首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中必须首要把握的重大原则。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命脉所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包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内的所有事业成功的前提，党的性质宗旨贯穿体现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拓展的全过程中。其次，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现代化。现代化问题从来不是没有关联的各项指标或是零散的发展问题，事关全局和长远，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对历史形势和规律的把握，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4}为新征程上党的中心任务，明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主线和任务，使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把握住历史本质和主要矛盾，不断适应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方向和趋势。

　　第二，锻造党的思想武器，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化建设。列宁曾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5}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各项事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思想武器，注入不竭动力。首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认识，蕴含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关系、现代化关系等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的根本遵循。其次，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各个领域的难题。“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26}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难题，需要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领域现实，才能立足根本，时刻保持政治和思想上的清醒，从实际出发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以大胆果敢的探索完成创新，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路。

　　第三，锤炼党的组织领导水平，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组织是“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的物质力量保证，“一代一代地接力推进”{27}为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注入新活力。首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集中体现党的领导和组织优势。“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28}党的“组织的物质统一”{29}是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物质保证，是其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30}的关键因素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将党团结凝聚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中继续发挥党的领导和组织优势。其次，以党的组织力量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党的团结统一是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力量的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最终要通过包括组织机构、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等在内的通畅的组织体系来实现，由干部、人才乃至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来践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要求能够通过党畅通的组织肌体，从理论走向实践，从政策落地到工作，促成中国式现代化各方面内在统一，各领域配合紧密、相互适应、通力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形成强大合力。

　　第四，立足党的人民立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懈奋斗。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向来以人的现代化为根本主题，人民“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31}。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凝聚群众力量，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一同推进和拓展。首先，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核价值。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人民立场与中国式现代化根本要求内在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渗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每一个环节，目标为人民共同福祉、前路与人民共同奋斗、成果由人民共同分享。以人民群众为所有政策、方针、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真正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其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而非政党单独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根基在于民众，力量在于凝聚群众的力量，从历史上看党就一贯重视调动群众的力量对现代化进行探索和实践，以人民为中心形成人民普惠受益的现代化，使中国共产党真正能够凝聚群众，不断汲取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在人类社会视野上，力求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的主张，也进一步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引领力量，团结世界人民一同为现代化的建设实践而不懈奋斗。

　　（二）以党的领导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华文明不断拓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生发于契合现代化发展的中华优秀文明根基。首先，调动中华民族文明主体性。中华文明以现世文明的典范为自我认知，具有高度主体性。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西方强势文明主导的环境中仍旧寻求“复兴”而非依附，这也成为现代化探索的最强动力和主题旋律。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以代表进步社会形态理想的共产主义促使中华民族向自主的现代化迈进。其次，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习近平指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及“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32}。中国共产党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发展了如“大同社会”的天下为公理想模式、“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的人与自然和谐观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普惠思想等文化资源，使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互相赋能。

　　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并不断深入和拓展。首先，明确鲜明的历史主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憧憬着依靠现代化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领导核心，其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鲜明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其次，明确具体的步骤规划。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4}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步走”到新世纪的“新三步走”，再到新时代的“两步走”，党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了中国式现代化路线图。再次，明确完整的目标需求。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性胜利，为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奠定了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同时“五位一体”的深刻表述指明了不同领域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既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系统性，又体现其目标的全面性。最后，拓展广阔的世界走向。党以人类世界的高度格局深入剖析现代化在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布局、如何展开，关于现代化的清晰的蓝图进一步打破后现代迷思，指向世界人民主体创造性的发挥和人类文明百花齐放式的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国情的同时，突破了地缘政治局限和意识形态偏见，找寻到发展与独立并存的人类文明进步新的图景方案，必然能够以自身的独特性质引领世界的现代化探索。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35}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找到了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今，中国式现代化已处于历史紧要关头，在一个有着56个民族、14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现代化，各方面潜在问题不容小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党，“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3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自我革命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凝聚起社会革命的力量，在应对时代挑战、回答时代命题、呼应人民期盼中不断提高党的现代化建设质量，形成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拓展的可靠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使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推进人类文明不断走向进步。

　　（作者简介：何虎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周子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