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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制度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处于根本地位、发挥根本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锋队性质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地位、历史使命高度统一。

　　先锋队性质的政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先进政党。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否则将影响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执政地位以及党的历史使命的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也是发扬伟大斗争精神克服各种风险挑战、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天地的时代，新时代更加彰显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而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极端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全面分析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综合分析党内、国家、社会以及国际环境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要进行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如果党内信念涣散、组织涣散、纪律涣散、作风涣散，那就无法有效应对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也无法克服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最终不仅不能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而且可能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上演霸王别姬的悲剧。”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党的先锋队性质与党的历史使命之间的本质联系，充分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将对党的先锋队性质造成复杂影响，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特定要求，在根本上塑造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内涵。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特定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进而完成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这一特定要求意味着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进而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在不断积累全面从严治党成果的基础上更好发挥百年大党的规模优势。因此，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议题和路径，必须以自我革命为出发点、围绕如何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进行具体选择。

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党不是参与政治活动的人群的随意集合，而是少数先进分子在共同信仰的主义基础上有组织、有纪律的紧密结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全面从严治党是以先锋队性质为根据的自我革命。只有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保持自身的先锋队性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历史过程中，党的先锋队性质遭受多种因素的侵蚀，影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顺利完成，使党面临大党独有难题的考验，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围绕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系统推进。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乔万尼·萨托利认为：“实际上它通常是有严格的入党条件的精英党，是走在整体前面的先锋党。”严格的入党条件意味着党只能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走在整体前面意味着党既要在理论上引领大众，又要在行动上带领大众，可以说，萨托利抓住了先锋队政党的关键特征。但是，政党的特征并非政党的性质本身，其只是人们认识政党性质的基础。共产党是特殊的先进政党，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产物，同时，是从政治上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进而开辟人类社会发展新境界的领航者。共产党是在科学理论指引下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先进分子为协调彼此行动、团结成强大力量而密切结合在一起的革命组织。先锋队性质指共产党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在当下的政治实践中同样代表未来，党不承认既定利益格局的永恒性，党要以革命精神打破任何既定利益格局，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升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具有深刻认识。他们认为，现代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不可能通过向资产阶级学习、组建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只能组成先锋队性质的新型政党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共产党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未提出成熟的先锋队理论，但其关于共产党是肩负历史使命的特殊政党、为完成历史使命必须具备政治先进性的观点，为列宁创造成熟的先锋队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列宁在领导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对党的先锋队性质有了系统、全面、深刻的认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基础上创造出成熟的先锋队理论。

　　列宁认为，先锋队是少数先进分子为运用科学理论改造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总爆发的历史时期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革命党。首先，“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即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最高政治组织。其次，党是“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表明先锋队只能由社会中占少数的先进分子组成。再次，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和活动原则，“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全党遵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并开展集体行动，即先锋队遵循严格的纪律保障民主集中制的运转。最后，党是组织起来的思想一致的整体，“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换言之，先锋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入传播的时代条件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少数先进分子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性质的党，《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先锋队性质是中国共产党最深刻的、经过历史检验的内在规定。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领导革命活动，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国近代社会，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农民阶级是规模最大的社会集团，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有最大程度凝聚革命力量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既要以农民阶级为革命的主力军、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又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否则将无法保证革命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构成多元、区域差异性复杂、地方文化多样性明显的超大规模国家，要在外敌入侵、地缘政治环境紧张、现代化任务繁重的条件下维持超大规模国家，只能从人民出发，通过组织和动员人民，将人民凝聚成整体，为维持和巩固超大规模国家提供政治基础。但超大规模国家本身决定了民众分属不同阶级、阶层、民族，即人民自身不可能自然凝聚成为整体，必须要有强大的介入性力量充当凝聚民众的“骨骼框架”和“神经网络”，这个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只有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将人民凝聚成整体，中国共产党只有具备规模庞大的组织体系和党员干部队伍，才能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中国共产党在具有规模庞大的组织体系和党员干部队伍的基础上，完成了最大程度凝聚人民进而维持和巩固超大规模国家的任务。同样，正是由于具备规模庞大的组织体系和党员干部队伍，中国共产党才能有效领导超大规模国家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规模庞大组织体系和党员干部队伍的中国共产党，将不再是由少数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而是超大规模的先锋队。

　　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备一系列能够在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独特政治资源，具体包括“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正确理论指导、基于对社会革命形势的恰当分析而形成的正确战略和有效行动策略、基于自身组织体系和党员干部队伍而凝聚起来的强大革命力量、基于高度集权特性而锻造出来的强有力指挥中枢和高效率行动单元”。与此同时，超大规模国家的维持和巩固、领导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是超大规模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作为超大规模的先锋队，要积极主动面对先锋队性质遭受侵蚀的艰巨挑战。为有效应对党的超大规模对党的先锋队性质造成的侵蚀，中国共产党必须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进言之，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不能不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先锋队，但党的超大规模会带来各种侵蚀党的先锋队性质的难题，不仅使党持续面对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复杂因素，“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而且使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只有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始终保持自身先锋队性质，更好地在治国理政中发挥规模优势，才能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进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只有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要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根据党的性质确定基本方略，“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根据，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解决共产党偏离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因此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然会设定严格的标准，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政党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对从党的先锋队性质出发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作了系统深入的把握，强调：“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具体有六大难题：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因此，只有先锋队性质的党，才必须“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必须“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才必须“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才必须“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才必须“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才必须“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由此可见，当党的超大规模对党的先锋队性质造成严重侵蚀，导致党面对大党独有难题的艰巨挑战时，党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实践证明，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能够有效抑制党的超大规模对党的先锋队性质的侵蚀，进而使党的超大规模转化为党治国理政的规模优势，使党同时具备根源于先锋队性质的先进优势和根源于超大规模的规模优势。先进优势和规模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作为超大规模的先锋队独有的优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在自我革命过程中得到维护和发展。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发挥两大优势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支持作用，同时，还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两大优势。

　　综上所述，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形成了清醒和坚定的认识，党的先锋队性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根据，大党独有难题实质上是党的超大规模导致的问题和挑战对党的先锋队性质造成侵蚀，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针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系统展开，只有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在新时代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概言之，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不断积累自我革命的成果，始终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更好发挥百年大党的规模优势，进而确保党完成历史使命，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内涵所在。

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议题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决定了有效解决超大规模与先锋队性质之间张力的根本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党的团结统一，进而更好地在治国理政中发挥先进优势和规模优势。为有效解决超大规模和先锋队性质之间的张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围绕贯彻党的全面领导、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执政队伍建设、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涵养政治生态等主要议题进行系统推进。

　　（一）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和贯彻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制度优势，只有通过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进而从根本上保证党的全面领导。超大规模先锋队吸收了来自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先进分子，只有全面领导才能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同样重要的是，先锋队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既要成为保持先进性的政党，又要成为与民众形成普遍深入联系的政党，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深化自我革命中赢得历史主动，在全面领导中赢得群众衷心拥护和广泛支持。有学者指出：“党的领导和执政都必须与作为治理力量的人民及其组成的社会建立密切而有效的合作关系，从而既能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同时也能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作用。”从当前发展阶段看，弱化党全面领导的因素仍然存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领导能力仍需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同全面领导的要求仍存在较大距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各项工作对专业化、专门化、精细化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采取一般化、大呼隆、粗放型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完全不能适应的。”贯彻党的全面领导是党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基本要求，只有贯彻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在全面领导中锻造全面领导能力，同时，在提升领导能力中唤起先进分子的自觉行动，进而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

　　（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党的先锋队性质是党团结统一的基础，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必须自觉抵御超大规模对先锋队性质的侵蚀。如果任由超大规模组织自然发展，容易导致组织涣散、难以应对风险挑战。党的革命历程表明，只有保持党的团结统一，才能应对各方力量的挑战进而牢牢掌握领导权，才能在艰苦条件中避免涣散、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因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在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采取“四种形态”“三个区分开来”、重点领域分批进行、依问题严重程度有序推进等策略，在保证党团结统一的基础上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共识。在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态势后，通过党员的自觉行动避免超大规模对先锋队性质的破坏，进而形成更高质量的团结统一。

　　（三）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贯彻党的全面领导、保证党的团结统一，需要党中央以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力量推动，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先锋队性质既要求党员必须符合先进分子标准，又要求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具备超群的政治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体上应该由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组成。”只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使健康的政治力量在党内居于主动地位，扎实有效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措施，因为“关键少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伟大力量源泉从“关键少数”（中央领导集体）发展为“绝大多数”（广大党员干部）。

　　（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执政队伍建设

　　党员干部是党组织的主体，先锋队性质只有表现在党员身上才具有现实意义，外部环境约束只有作用于内部主体才能发挥作用。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模范作用源于党的先锋队性质，即“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注重把准人民脉搏、回应人民关切、体现人民愿望、增进人民福祉，努力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加强执政队伍建设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明确党员干部的培养、评价、选拔要突出先锋队性质的导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但是，执政队伍建设还未将先锋队性质发展成能够有效执行的标准，党员干部尚未完全正确对待和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尚未完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以上凸显了加强执政队伍建设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

　　（五）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全面从严治党是全体党员干部和各级组织的共同事业，是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解决的共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为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党既需要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又需要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要以激活自下而上的自主支持，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目标。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的伟大力量的源泉，是党的先锋队性质和超大规模之间的张力能够得到化解的基础。

　　（六）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中国共产党是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的党，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集团、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只有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这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关乎我们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对于保障党的先锋队性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不愿监督、不敢监督、抵制监督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监督下级怕丢‘选票’，监督同级怕伤‘和气’，监督上级怕穿‘小鞋’。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党内监督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成了一句口号。党内监督缺位，必然导致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有效监督权力对于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具有的重要性，同长期以来党内实行权力监督的现状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更加突显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解决好权力监督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涵养政治生态

　　政治主体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由政治主体塑造的政治生态中，且政治主体受制于政治生态的塑造。政治主体和政治生态之间存在深刻的辩证关系。从总体看，人是环境的产物，政治主体由政治生态塑造而成，但政治生态不能消解政治主体的能动性，政治主体的能动性在条件成熟时完全能够通过行动有意识地改造政治生态，即政治生态存在巨大的调整空间。党的超大规模对先锋队性质的侵蚀，在政治生态上表现为政治生态的劣质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是通过有意识的行动扭转政治生态劣质化的趋势，促使政治生态向优质化的方向转变。党深刻认识到“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要求党必须涵养良好的政治生态，涵养政治生态不仅是长期过程，需要系统推进、积小胜为大胜，而且是超出党自我革命范畴的过程，需要社会革命予以配合。

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从根本上决定了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解决的主要议题，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议题影响解决这些主要议题的路径选择。具体而言，为在新时代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妥善解决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议题，要从政治建设入手贯彻党的全面领导、从强化理论武装入手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从发展民主集中制入手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提高政治能力入手加强执政队伍建设、从发扬民主和强化使命入手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入手改善对权力的监督、从党的自我革命促进社会革命入手涵养政治生态。

　　（一）党的全面领导事关全面从严治党全局，必须从政治建设入手贯彻党的全面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政党都有政治属性，都有自己的政治使命、政治目标、政治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从政治建设入手贯彻党的全面领导，要将先锋队性质普遍贯彻到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行动体系中，一方面，要明确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路线、政策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形成党全面领导的共识；另一方面，党中央要将人员、资源下沉到地方，通过经常性的巡视、指导等方式推进地方和基层的政治建设，创造性地落实中央政策，进而锻造全面领导能力。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主题，一方面，用政治领导的方式获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支持；另一方面，在以革命精神打破既定利益格局不断增进群众利益的过程中强化领导权威。毛泽东同志指出：“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因此，只有通过政治建设把握住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努力实现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结合，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改进党员干部的领导方法和领导方式，全面领导能力才会在党和人民群众的持续互动中获得提升。

　　（二）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既要靠组织又要靠思想，思想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的魂

　　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强化理论武装，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巩固全党的共识。理论武装的力量实质上是人的力量，“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理论武装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构筑全党的思想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每次党内集中教育也都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为全党团结统一奠定坚实思想基础。”思想共识有利于塑造一致行动，进而贯通理论和实践，“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见诸实践的深度”。因此，要在服务群众、创造性落实政策的实践中，把握理论蕴含的规律性认识，在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基础上借助理论指导改造党员干部的思想，只有如此才能使广大党员自觉掌握理论、践行理论，自觉支持全面从严治党，进而形成更高质量的团结统一。

　　（三）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要保障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并根据实践经验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集中，就是在广大党员干部、下级组织广泛参与的基础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它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有机统一。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同样要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要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中央领导的有效性和正确性，需要通过民主集中制发挥广大党员干部和下级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党的基层组织实现了对超大规模党员的容纳，进而使广大党员干部通过组织化方式参与党内民主事务。参与的过程就是把政治智慧和政治资源汇聚到中央的过程，由此产生决策的权威性和执行的共识性。因此，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总结历史经验、利用新的技术条件，有针对性地向各领域、各层次先进分子开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民主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高度一致的，重大决策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体现全党共同智慧，这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强化需要整合政治资源，促进党内民主过程的发展，根据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提高党内民主的质量。唯有如此，民主集中制才会充分释放力量，“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才会在先锋队性质的规定下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在党，党必须具备一支强大的执政队伍，否则难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必须以提高政治能力为切入点加强执政队伍建设

　　广大党员干部的先进性汇集成党的先锋队性质，党的先锋队性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对标先进性，干事创业、服务群众，在服务群众中团结群众、赢得群众拥护，在群众支持下推进各项工作，以工作实效回馈群众，进而达到提高政治能力和加强执政队伍建设相互促进的目的。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使党员干部进入干事创业、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一线的考验将直接反映个人的政治能力状况，也将为党员干部带来提高政治能力的动力和压力，“要像革命战争年代把干部放到火线上考验一样，在重大工作、重大斗争第一线培养干部、锤炼干部，让好干部茁壮成长、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要通过“能上能下”的考核提高政治能力，如果党员干部丧失先进性，就将丧失政治价值，要采取平职调整、转任职级公务员、免职、降职或提前退休等措施。对于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先进分子要适当激励，使其在更高职位上带动更多的党员干部。总而言之，只有在一线考验、在“能上能下”的考核中将政治能力摆在突出位置，才能形成执政队伍建设的鲜明导向，才能实现教育、培训、选拔、考核、监督执政队伍的闭环，进而使政治能力建设落到实处。

　　（五）以发扬民主和强化使命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源于党员干部的政治认同，关键是党员干部将自己的成长、发展融入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而形成党员干部、党组织、党的事业的统一。为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发扬民主使党员参与所在党组织乃至全党的政治生活，一方面，可以自上而下地动员党员干部学习党的理论、参与组织活动、参与政策制定；另一方面，可以自下而上地吸收党员干部的诉求、意见、主张。

　　如果说发扬民主可以让党员干部和党组织在实践形式上统一，那么，强化使命可以让党员干部和党组织在精神内容上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和使命是凝聚全体党员的根本价值基础，在这一根本价值基础上，党员将个人成长融入党的使命，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进党的事业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在党的事业中的作用。这一过程是广大党员干部与党之间的情感交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广大党员“时刻把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放在心上，做到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为党奉献”。初心和使命是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深厚的源泉。

　　（六）有效监督权力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通过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方式有助于在解决权力监督问题上取得实效。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难题时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群众监督是解决权力监督问题的基础，但仅有群众监督是不够的，因为群众监督更多地是提供权力滥用的信息和线索，最终对权力滥用进行反应的还是居于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党本身，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对权力滥用开展行动时，群众监督提供的线索和信息才能发挥实效。

　　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党内监督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进而将党内监督放在监督体系的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只有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完善监督体系，才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党内监督在解决权力监督问题上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但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作用，同样离不开群众监督的支持。对于有效监督权力而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缺一不可，只有将党内监督的权威性和群众监督的民主性有机统一，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七）以党的自我革命促进带动社会革命进而涵养政治生态

　　党的先锋队性质和领导地位，决定了党的自我革命不是一种封闭在党内的政治过程，而是党与社会相互作用、充满活力的政治过程。只有在自我革命促进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才能判断自我革命的成效，反之，社会革命的成效也会促进自我革命的深入，“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社会革命能够促进社会治理的提升，培养更多的先进分子，进而为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党的自我革命旨在强化先锋队性质，只有党展现其先锋队性质才能为社会提供示范，因此，党的自我革命通过广大党员的先进性为社会革命提供动力和准备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党的自我革命促进社会革命，归根结底是为了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不容易，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在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长期坚持涵养政治生态。自我革命能够为涵养政治生态提供动力，社会革命可以为涵养政治生态提供保障，只有激发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才能促使政治生态向优质化的方向转变，涵养优质政治生态，助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就。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锋队性质的党，党的先锋队性质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全过程。党在领导超大规模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发展成超大规模的先锋队，但超大规模与先锋队性质之间存在张力。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形成的规律性认识表明，先锋队性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根据，党的历史使命使党必须保持超大规模，因此，要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效解决超大规模与先锋队性质之间的张力。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以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线，一方面，必须努力避免超大规模对先锋队性质的侵蚀；另一方面，要积极构造超大规模与先锋队性质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是构建党的超大规模和党的先锋队性质间相互促进关系的桥梁，全面从严治党针对的问题是党的超大规模对先锋队性质的侵蚀，因此，要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强化党的先锋队性质，使超大规模从侵蚀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劣势变成使党的伟大力量呈几何倍数增长的规模优势，使党同时具备根据先锋队性质的先进优势和根据超大规模的规模优势，在领导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大党独有难题形成了清醒和坚定的认识，有效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实现先进优势和规模优势的相互促进构成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内涵，为新时代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战略性指导。中国共产党只有依靠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在党的超大规模与党的先锋队性质之间建构起相互促进关系，使党不仅具有先进性这一性质上的优势，而且具有超大规模这一规模上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只有在新时代具有性质和规模上的双重优势，才能为有效应对大党独有难题提供满意的答卷，进而跳出“历史周期率”。

　　（作者简介：汪仕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沿潮，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文章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5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