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如果没有一种来自精神层面的动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人根本不可能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重整行装再出发。这种精神就是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这是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下的中国革命重大转折点上的特有精神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作出重要指示。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后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2021年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视察贵州，强调“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202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发布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位列第一，遵义会议精神也位列其中。这一系列革命精神都是从伟大建党精神开始的，并被归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从伟大建党精神开始衍生出的内在逻辑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从伟大建党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之间的传承和发展关系为切入点进行研究阐释，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在逻辑关系提供一个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交融的路径。

一、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塑造遵义会议精神的基因密码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的一切革命实践。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通过伟大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一次重要实践，会议之所以开得起来、开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伟大建党精神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深处，深刻塑造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基因密码。

　　1.塑造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基因密码

　　坚持真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守理想，就是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从建党之初到遵义会议前，这一价值追求始终没有动摇过，在残酷的斗争中变得更加坚定。虽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曾犯过各种“左”的或右的错误，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初衷是美好的，并始终坚守理想，为了理想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继续前行。后来，虽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使党中央和红军处于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基因在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彰显出来，升华为新的精神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召开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现伟大转折。

　　2.塑造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基因密码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新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需要服务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不能完全照搬别国模式，而是要求熟悉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这种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基因在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彰显出来，升华为新的精神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排除一切外界干扰召开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3.塑造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基因密码

　　不怕牺牲，是指为了正义事业勇于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献身精神；英勇斗争，是指为了救国救民不畏强暴、不避艰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但中国共产党人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进。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红色基因早已深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中国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当然也就不怕自我革命。因此，在经历一次挫折之后，就必定会有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在经历一次牺牲之后，就必定会有一次深刻的自我剖析。这种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基因在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彰显出来，升华为新的精神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的自我反思中完成了自我革命，在自我革命中推进了社会革命。

　　4.塑造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基因密码

　　对党忠诚，就是对党的信仰、根本宗旨、基本纲领、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忠诚；不负人民，就是不负人民重托，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奉献人民的崇高情怀。心底无私天地宽，尽管中国革命之路走得异常艰辛，尽管前进的征程上曾有过各种失误，但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特殊利益。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红色基因，让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反思中襟怀坦荡，以光明之心对待光明之事业。这种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基因在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彰显出来，升华为新的精神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的激烈争论中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二、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实践不断深入的精神动力，孕育了遵义会议精神

　　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伟大建党精神推动中国革命经历反思、挺过阵痛，进而推动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虽然只开了3天，但加上会前的酝酿准备、会后的贯彻落实，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遵义会议为转折标志的，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会议体系，深刻地展示了红军从被迫长征、血战湘江到巧渡金沙江跳出敌人重兵包围这一段时间里，党中央领导集体进行深刻反思、求索和突围的艰难历程。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5个多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推动下，一路开会、一路争论、一路反思，思想上和精神上得到了进一步淬炼，铸就了、巩固了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的孕育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会遭遇各种错误干扰。正是因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和推动，并伴随着遵义会议等系列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遵义会议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的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作为中国革命重大节点上的精神成果才真正地和最终地形成。

　　1.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孕育遵义会议精神

　　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推动下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与“左”倾错误斗争。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第5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4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关于“红军向哪里走”的问题，1934年12月12日，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开会研究。会上，李德坚持要红军按照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的主张。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会议决定转兵贵州，避敌锋芒。通道会议前后的争论表明，党中央已经开始对“左”的错误军事指挥有所怀疑和批判，对“左”的错误在精神上有所觉醒。

　　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推动下，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又在黎平召开长征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该决定结束了自老山界（越城岭）以来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争论，改变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前进方向。黎平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坚定信念、独立自主等精神元素开始生成。

　　黎平会议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1934年12月31日，红军直抵乌江南岸各渡口，做好渡江准备，但由于博古、李德的执意，又出现渡江与否的争议。在伟大建党精神推动下，党中央在瓮安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主张，决定部队全速前进，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元素在猴场会议上得到生长。

　　2.推动遵义会议召开进而凝聚形成遵义会议精神

　　黎平会议与猴场会议的正确决策，使红军北渡乌江后顺利占领遵义地区，不仅把一路围追堵截的敌军甩在了乌江以南，而且震慑了北面的四川军阀。中央红军在遵义得到休整，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推动下召开遵义会议，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并凝聚形成遵义会议精神。

　　1935年1月15—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上，博古首先就第五次反“围剿”作主报告，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过分强大。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诚恳的自我批评。张闻天作“反报告”，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意见，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如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前进方向。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从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左”倾教条主义否定、排斥毛泽东，给红军和革命造成的损失不可弥补，唯有结束组织上、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与指挥，才能扭转艰难处境。扩大会议最后作出四条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批判博古、李德等的军事教条主义，改变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遵义会议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认识上还不一致的政治路线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做符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团结，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斗争策略。遵义会议纠正了过去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恢复民主集中制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避免了一次可能造成党内分裂的危险。遵义会议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凝聚形成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

　　3.推动遵义会议正确决策的贯彻落实进而完成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铸造

　　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推动下，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使遵义会议精神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来到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鉴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分工会，决定由张闻天（洛甫）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鸡鸣三省会议的成功召开、博古与张闻天的顺利交接，周恩来发挥了重要的沟通作用，他先后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谈话，统一了大家的认识。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也一直想不通。周恩来通过与博古的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会上，毛泽东维护大局、博古服从大局、张闻天担当使命、周恩来紧密团结，遵义会议精神在这一过程中继续发展。会后，中央红军西进到云南扎西地区。2月8日，党中央在扎西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是党中央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地作出的，凝聚了全党的共识，促进了党中央和红军的团结统一，遵义会议精神得到进一步发展。会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激战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遵义大捷。

　　1935年3月10日，张闻天召集20多人在遵义苟坝开会，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多数人因沉浸在遵义大捷的喜悦中，要求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持反对意见，且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相抗争，结果被撤销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当夜，心系战局的毛泽东说服周恩来暂缓下发作战命令。3月11日，张闻天继续召集20多人开会研究，毛泽东的分析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并统一了与会同志认识，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恢复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3月1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行动，得到多数参会人员拥护。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充分彰显，避免了中央红军一次可能的重大损失，从而完成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铸就。此后，党中央和红军三渡、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跳出敌人重兵包围，并在会理会议上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对经过实践检验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形成高度共识，遵义会议精神进一步巩固。

三、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序章，在历史转折点上铸就遵义会议精神新乐章

　　从伟大建党精神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回应不同时期的革命难题，成功突破一个又一个困境，谱写出一篇又一篇跌宕起伏的精神乐章，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其中，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序章，而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上铸就的遵义会议精神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有着特殊韵律的精彩乐章，因其丰富的精神内涵而熠熠生辉、耀眼夺目。

　　1.铸就坚定信念的精神内涵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没有忘记这一初心和使命，要实现初心和使命需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先后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一直没有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创建了一个又一个苏区，在实践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是被长期实践证明具有真理光辉的中国革命道路。但这条道路在一开始并没有成为全党的普遍共识和坚定信念。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让党中央和红军处于生死攸关的境地，广大红军指战员开始在困惑中反思，回顾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军事路线指导下取得的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进而呼唤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领导红军。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表明党中央和红军已经开始坚定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革命道路的信念。坚定的信念根源于崇高的信仰，更坚定了崇高的信仰。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信念，反过来坚定了全党的政治信仰，同时还激励起全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咬定目标、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心。高中华在《长征，邓小平跟着走》一文中写道：“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好奇地问父亲。邓小平用了他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一个“跟”字，就是那一代优秀共产党人，在变局、危局和困局中坚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一定能实现崇高革命理想的信念的真实写照。

　　2.铸就坚持真理的精神内涵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很多共产党人都相信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是正确的，应该以它为指导、为榜样，而没有或很少从思想上去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应当怎样把这些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去。即使受到了挫折和失败，也很少想到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以及外国经验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反而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教条化。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观点。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被全党、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所认识，因而在出现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之后，又接连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使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惨败证明，中国革命绝不能脱离中国实际，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首先在于它是指导思想上的伟大转折。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从遵义会议开始为全党所肯定、接受和运用。在遵义会议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等同志根据当时的敌情变化，否定了博古和李德坚持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先后作出转兵贵州、挺进黔北、突破乌江、占领遵义等决定，为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同志又准确判断敌情变化，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提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情变化据理力争，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成为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光辉典范。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为了党和人民利益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

　　3.铸就独立自主的精神内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革命道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产生了，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中国共产党筹备成立之初就开始了。从中共二大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一直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这种领导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在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有这样一个组织上的“监护人”有一定必要性。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和组织的成长，这越来越成为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道路的一种制约。特别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和脱离中国实际的指挥，同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教条主义结合起来，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

　　遵义会议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上挽救了中国革命，正在于其开启了独立自主的中国革命道路。遵义会议的成果，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取得的，但不能过分强调这个外因，而忽略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正在生长的独立自主精神。虽然敌人破坏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通讯联系的电台，中国共产党处于“同外界的完全隔绝”的状态，但李德还在指挥中央红军，博古更是贯彻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可是，经过一系列的艰难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靠中国同志走独立自主道路。早在广昌决战之后，彭德怀就当面批评了李德的指挥。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坚决不同意李德的意见。周恩来作为贯彻国际路线的最高“三人团”之一，也最早从“三人团”中分离出来。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酝酿和决定召开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和解决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此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谈道：“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铸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

　　4.铸就团结统一的精神内涵

　　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内推行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使得党内很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有意见不敢说”，越发使得“左”倾错误进一步滋长，不仅不利于党内团结，还有损于革命胜利。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长征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竟然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研究。党内虽然有领导，但没有形成真正的核心，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团结。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红军转兵贵州黎平之后，党中央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在民主集中原则下改变了战略转移方向。此后，党中央继续召开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毛泽东同志的团结带领下，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顾全大局，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大局出发，对党和红军负责，奋起纠正错误，挽救革命。周恩来顾全大局，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至关重要。博古服从大局，根据政治局意见交了权，实现了中央领导的平稳过渡。这些都表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由崇高理想信仰武装起来的集体，能够从革命的大局出发，紧密团结在一起，直面困难、战胜困难，从而保证党和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说：“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通过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不管是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还是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形成了坚强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充分彰显出团结统一的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是根脉、源头、发端，不仅塑造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基因密码，使遵义会议精神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共性特征，而且引领和推动处于低潮的中国革命实践坚毅前行，在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传承弘扬，铸就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丰富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篇章，推动中国革命实现伟大转折、取得伟大胜利。

　　（作者简介：杨达贵州大学东盟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共产党人“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端智库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