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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传承与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些重要观点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中国传统文艺观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文”与“道”的关系问题始终被历代文论家关注与阐释。唐宋古文运动领袖韩愈不满当时骈文的晦涩难懂和空洞浮华，主张为文必须言之有物。其学生李汉在为韩愈文集作序时，总结概括出“文者贯道之器也”的观点，认为“文”是贯通“道”的工具，进一步阐释了韩愈的文学思想。与韩愈并称的柳宗元对文道关系的理解亦如此，明确提出了“文者以明道”的观点。自此，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出现了“文以贯道”“文以明道”的文道关系论。在此基础上，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又发明出“文以载道”之说，进一步完善了唐宋古文运动中人们对文道关系的阐发。

　　“文以载道”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文艺观，无论是“文”还是“道”，都有其特定的思想内涵。就“道”的内涵而言，它与儒家思想中的“仁”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以其《原道》一文为纲领的。关于“道”的思想内涵，韩愈明确：“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此外，他还提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强调自己所言之道与佛老之道不同，将儒家思想作为“道”的唯一释义。关于“文”所载之“道”，自先秦以来普遍被理解成圣人之道，荀子称圣人掌握并揭示天下之道，故而所作经典亦皆归宗于“道”。汉代扬雄也认为，不研读“五经”就不能够领会天地之道。《文心雕龙·原道》开篇便强调：“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可见，“文以载道”之“道”乃是圣人之“道”。对于圣人之道而言，“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孔子提倡“礼治”与“德治”，其仁学思想作为一种伦理本位的理论体系，后演变为官方的政治学。在“道”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曾让孔子“韦编三绝”的《周易》不仅解析了“道”的存在形态，更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思想内涵。从卦画至卦爻辞至《易经》再至《易传》的发展脉络，展现了《周易》所蕴含的从“天道”到“神道”到“人道”再到“义理”的思想内涵，“究天人之际”的使命使得《周易》常被用于教化人心，成为一种治国安邦的政治哲学。因此，“文以载道”的“道”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伦理与政教体制的关注。关于“载道”之“文”，韩愈认为，“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声）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在《原道》中，韩愈还曾明确说过，“其文诗书易春秋”。可见，能够满足“载道”功能要求的“文”主要是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韩愈所说的“文”也和儒家的思想观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另外，在中国古代，“文”的含义较当代释义则更为宽泛，它由自然之文引申而来，代指一切事物的交错之纹理。《系辞》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并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鸟兽皮毛的纹理正是卦爻之文的直接来源。东汉经学家、文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曰：“文，错画也。象交文。”刘勰《文心雕龙》也以“动植皆文”来论“人文”。在古人心中，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政论典籍、礼乐制度等均是人文化成的产物，都属于“载道”之“文”。正如刘成纪所说：“中国古典美学，其关注的对象绝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而是有着关于天下国家的广远视野。中国文学艺术，其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愉悦性情，而是具有为政治注入诗意又在理想层面引领政治的双重功能。”儒家思想中的“文”绝非一个超功利性的概念，从未获得自律或独立，而是与主流政治紧密合作的制度产物，这也正是“文”能载“道”的内在条件。因此，“文以载道”的基本立场是讲求“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即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和政治导向，最终达成审美与道德的合一。故周敦颐言：“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一方面，周敦颐将没有道德内涵的“文”比作尚未装载货物的“虚车”，旨在表明“道”的必要性，突出强调“文”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同货物需要车子来装载一般，“道”也要依靠“文”来承载，正是在“文”的审美感召之下，“道”才能够为人自觉遵循、传承不断。这种重视文艺社会价值的美学思想正是中国思想史中经久不衰的“道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仁”是“美”的前提，赋予了文艺鲜明的政治意义。《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以《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为写作的总原则，强调了“道之文”对世人的启发和教育作用。《序志》篇中，刘勰提出了“‘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的观点，“经典”意谓经典著作，与“文以载道”中“文”的思想内涵相吻合。而依靠文章来完成的各种礼仪，依靠文章来实施的各项政务，依靠文章来阐发的君臣之业、军国大事，无不体现着经世致用的基本立场。此外，对文艺社会功能的宣扬也体现在思想家们对待乐舞的态度上。《礼记·乐记》集中反映了儒家对于乐舞的审美态度。《乐记》篇探究音乐的本源，指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认为圣人制礼作乐的初衷是“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这种观点可谓是“文以载道”基本立场在乐舞领域的体现。孔子提出“成于乐”的观点，将“仁”内化为人们心中自觉的价值追求，使人们自发地进行道德实践。他在评价用以表现为政以德的《韶》乐和表现征伐取天下的《武》乐时指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所提到的“善”即指音乐要符合“仁政”的思想观念。徐复观曾指出：“乐的艺术，首先是有助于政治上的教化。更进一步，则认为可以作为人格的修养、向上，乃至也可以作为达到仁地人格完成的一种工夫。”儒家对乐舞的认识集中体现了政治与审美相互渗透的文艺主张，其关注重点在于文艺的政治导向而非纯粹的审美愉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所提倡的化育过程。“‘游于艺’既是前三者的补足，又是前三者的完成……有了最后一项，便成为实现了的、物态化了的、现实的人格了。”由此可见，儒家重视“乐”与“艺”，其实质就在于强调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借此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体现出文艺的作用即一种促使政治导向内化于心的人格完成。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非常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提及文艺作品倾向的表达，体现了他们对文艺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首次在一个国家中成为占据指导地位的文艺理论。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明确指出，写作事业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应成为党的工作中有组织的、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文以载道”这一中国传统文艺观的基本立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从本质而言，古代‘政治’一词是与‘道’‘正’等正向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其揭示的是一种理想的制度治理方式。”伴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传统文艺观在其文艺实践中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起来，被赋予了更为鲜明的时代价值。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有所不同，但其重视文艺社会功能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没有改变。“文以载道”这一追求和旨趣得以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进行阐扬，其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被日新月异的时代精神不断激活。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形成了鲜明的文艺观。在对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运用上，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文艺对人民的化育作用，强调政治导向的审美化表达，确保文艺能够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有效助益。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在解释文艺的作用时就赋予其宏大主旨。在他看来，文艺不是单纯的个人精神慰藉，而是为中国民族文化再生而担负责任的义举——所谓“‘出世间’的功德”“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郭沫若则直言：“艺术本来是支配阶级的宣传工具。这是千古如出一辙。谁个是甚么‘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谁个的艺术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言辞可谓尖锐激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对“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非常直接和强烈的反对。透过其中的情绪表达能够看出，这种观念不失为一种对“文能载道”基本立场的笃信。文艺作为与物质生产不可分割的精神生产，其实用性是生产过程中出于人的本能而具有的固有属性，即所谓“政治美学是政治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其基本要义是从美学角度对政治理论与实践进行学理性观照，核心问题是对‘政治何以是审美的，以及审美如何参与政治问题’进行彻底的反思和追问”。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在“审美”与“政治”间不断建构起逐渐完善的话语体系，力求党的文艺事业能够有效发挥其社会作用。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篇即明确指出，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并提出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概念。毛泽东既强调“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又强调“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他提出的这种“政治标准”居于首位、同时又要与“艺术标准”相统一的主张，是对传统儒家文艺观中“成于乐”“游于艺”的回应。胡锦涛在谈及文艺的社会功能时曾直接引用“文以载道”的概念，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提倡文艺要做到“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治导向的审美化表达，多次强调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他通过引用王充的“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来强调文艺社会功能的重要性，还多次阐释自己对“文以载道”的深刻理解。在谈及孔子时，他强调要“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在谈及韩愈时，他称赞韩愈的文章可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而韩愈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如此，凭的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在谈及雨果时，他说：“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在几代领导人的传承下，中国共产党文艺观在文艺的政治导向与审美导向间建立起双向互动，构建起独特的话语体系，充分发挥了文艺的社会功能，以更为“有温度”的方式实现政治导向对人民思想的引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艺观对“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基本立场的肯认。

　　中国共产党在肯认了“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的基本立场之后，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文”如何“载道”，即怎样实现审美和政治的双向互动。“文以载道”作为一种基于“仁学”基础上的文艺观，展现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质。有学者指出：“中国先秦的‘礼乐教化’观念，就认为艺术是一种教育制度，乃是一种最彻底的政治美学，但它的理论结构过于简单和笼统，理论问题也不够清晰和完整。”这种看似简单、笼统的理论结构与不够清晰、完整的理论问题，本质上是源于中华文化中独特的“关联性思维”，而美学思维与各领域的关联是有着不同意趣所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使“文以载道”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指导着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恩格斯曾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提到文艺作品的最高评价标准是“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为完善“文以载道”的理论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进一步实现了“文以载道”传统文艺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历史的”即考察作品是否具备运用历史思维思考文艺问题的理论视野；“人民的”即考察作品能否站稳人民立场，展现人民主体地位；“艺术的”即考察作品是否具备符合人民情感需求的艺术特质；“美学的”即考察作品能否展现“立象以尽意”的审美价值。“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价标准分别代表着“文以载道”这种关联性美学思维中的历史意识、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情怀与价值观导向的重要旨趣，其间存在着种种复杂的关联。每一种在以自身为核心范畴的同时，还要兼顾自身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联性，才能完美展现自身内涵。“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价标准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传统儒家文艺观具有相似的精神气质。尽管“游于艺”在操作上更具先行性，但在本质上与道、德、仁浑然一体，换言之，审美境界的提升和道德修养的完善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价标准所展现的审美价值导向体现了一种文艺创作中的政治美学意蕴，亦即一种“游于艺”境界上的政治教化。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观为双重依据，厘清了中国传统文艺观关联性思维的具体内涵，以全新的表述方式赋予了“文以载道”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气质和蓬勃旺盛的时代活力。

　　第一，秉持历史唯物主义，拓展了“文以载道”的历史向度。在中国传统文艺观中，不乏对历史意识的强调。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不同的社会历史实践孕育了不同的文艺作品，刘勰就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诗文发展是与时代演变紧密联系的。并且，这种历史意识不仅在儒家文艺观上有所体现，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也曾提出了“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的观点。从文艺的角度来看，“物”是用来表达“道”与“德”的载体，这与“文以载道”极具相通之处，“势成之”更是体现了一种契合历史发展大势的历史唯物主义气质。同时，就道家思想而言，“道”的概念本身即是一种规律、真理与原则的总称，较之“文以载道”中“道”的原初意蕴更为宽泛。“道”这一道家思想的核心又超越了儒家对社会伦理与政教体制的关注，具有一种展现万物运行规律的神韵，成就了一种涵盖万有的深邃智慧。

　　中国共产党文艺观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打通了儒道对社会政治和自然规律的偏重，对“文以载道”的历史思维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拓宽了“文”“道”的历史向度。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传统文化变易观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创作；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文艺要表现历史发展的趋势；江泽民指出，民族精神体现在人民的奋斗历程中；胡锦涛强调，文艺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朽的文艺经典往往渗透着历史积淀的体验和哲理。习近平总书记则明确指出：“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能够构成一个民族心灵深处自我认知的，往往是对历史的回望和解读。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历经从繁盛到衰落，再从抗争到复兴，或为当代留下经久不衰的道德与智慧，或为当代提供引以为戒的警示与反思，或为当代鼓舞不畏强权的意志与勇气，或为当代赋予民族复兴的使命与担当。历史中凝结着无穷的智慧、积聚着无限的力量，每一段历史都在以不同的视角向当代传递着它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它们经过文艺的描摹，凝结为时代的标识。文艺创作中的历史意识需要通过作者的思想倾向是否契合历史发展趋势来考察，典型环境所展现出的特质和趋势是需要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来展现的。恩格斯曾指出：“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历史趋势内在地规定了人物命运的合法性，亦即内在地规定了作者思想倾向的合法性，倾向性在符合历史趋势的时候就会展现出极大的美学价值。不论一个时代当下的环境与历史的前进方向是否一致，都不影响伟大作品的诞生。当人物命运既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又符合当下社会环境时，倾向性会使得作品成为史诗级的鸿篇巨制；当人物命运符合历史趋势但不符合当下社会环境时，倾向性会使得作品展现出悲剧的强烈震撼。对历史的认知、解读与运用构成了文艺形象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是中国传统文艺观，均展现出了强烈的历史意识。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视野是对人物命运与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以载道”社会历史本质的科学阐释。

　　第二，坚守现实主义立场，升华了“文以载道”的现实精神。《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汉儒郑玄《周礼注》曰：“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由此可知，创作诗歌的主要原因是以文学的方式反映社会现实。“《诗经》开创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传统”，本质上就是一部反映当时人民群众生活面貌的史诗。“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充分体现了一种深厚学识与丰富阅历基础上的理解生活的能力，将“道”以一种更易为人民所理解、接受并产生共鸣的方式加以表达，以避免“道”的神秘性与虚幻性。相较于“道”而言，“诗言志”的要求及其整体中更为鲜明的“人化”特征在现实层面为“道”的表达构建起实现路径。闻一多认为：“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记忆”“记录”均体现着古代韵文对事实的还原，随着散文的出现，“志”出现了“怀抱”即志向的含义。在先秦，“诗言志”主要指用诗歌表达作者志向，往往与政治教化有着紧密联系。这种紧随诗的发展自然而然地生发于事实中的志向与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的立场极具相似性。直至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原有基础上重新阐释了“诗言志”命题，他于《春秋左传正义》中提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将“情”与“志”统一起来，在中国美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居于道和情中间的‘志’让本来趋于两极的情和道有了沟通的可能。情志相连让个人之情化为理性之志，志道相通又让理性之志通向教化之道。”这里，所谓“理性之志”即体现出“志”对“情”的影响，使“情”的表达更加具备理性的光辉和现实的力量。以此为基础，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之间的矛盾就得到了解决，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浪漫主义情怀赖以生存的土壤，赋予了浪漫主义情怀更为深刻的情感张力。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文艺观将“文以载道”中的现实诉求明确为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进一步凝练了“文以载道”的现实精神。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些人民的情感、爱恨、梦想与矛盾恰恰是使人物具备典型性并展现出其鲜明特征的重要演绎素材，创作这样的典型人物首先就需要“走入生活、贴近人民”的基本态度。人民千姿百态的生活记录着无数感人肺腑的故事，人民向上向善的本能定格了无数震撼心灵的瞬间，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道”最为丰富的表现形式。“文以载道”的现实向度主要需要通过作者的思想倾向是否体现人民主体地位来考察，典型人物的人民性是需要通过反映人民的真实生活来展现的。“现实主义精神”构成了“人民文艺”性质的决定性因素，人民对作品的喜爱和接纳程度直接取决于作品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实程度，只有使人民在真切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中反观和反思自身，才能发挥文艺“行不言之教”的神圣职责。在通过真实性表达倾向性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显著的优势。恩格斯就在致明娜·考茨基的信中指出，文艺作品的倾向应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通过描写现实关系而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还进一步强调：“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在恩格斯的观点中能够看出，作者立场应是场面和情节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因此，通过反映人民真实生活来推进场面和情节的发展，进而表达作品的倾向构成了“现实主义精神”的主要方面。

　　第三，弘扬浪漫主义情怀，阐发了“文以载道”的情感维度。“情”在中国传统文艺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毛诗序》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的说法。自魏晋起，中国传统文艺实践逐渐突破了政治教化意义的束缚而日益富有浪漫主义特质。在“诗言志”的基础上，陆机进一步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强调了诗歌的抒情性，为孔颖达对“诗言志”的重新阐释奠定了情感基础。《文心雕龙》在其“剖情析采”部分详尽论述了写作构思时的浪漫主义情怀，是情感向度的集中体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意谓写作构思时作者的精神活动是极其高远而无边无际的，写作构思之所以如此奇妙，就在于作者精神活动与客观外物的相互作用。刘勰的这一观点强调了奇妙的联想是物我交融境界的完成，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艺观中柔美的浪漫特质。对此，李泽厚曾说，华夏艺术和美学“以直接塑造、陶冶、建造人化的情感为基础和目标”。“文以载道”的情感向度构成了物我交融境界中的重要层面。

　　中国共产党文艺观所讲的情感并不局限于创作者的“小己”自身，而是与人民群众乃至全人类紧密相连的“大我”情怀，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气息，激励着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进一步阐扬了“文以载道”的情感维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按照美的规律追求自身本质力量的重要形式，“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从而体现“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而“艺术性是决定人民性程度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文以载道”的情感向度需要通过作者的思想倾向是否符合人民情感需求来考察，人民的真实生活是需要通过富有艺术特质的能动反映来展现的。因此，在文艺创作的过程中，既需要源于生活的创作态度，也需要高于生活的创作能力。“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虽然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但它讲求的是对现实的能动反映。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反对个人情感，而且还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形态中，个人情感一定是要得到充分保护、尊重并能够自由表达的。惟其如此，才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从二者的词义来看，“激情”是一种强烈的情绪状态，“热情”是一种对待事物的基本态度，二者共同构成了促使人追求自身本质力量的情感动力。“艺术的原初意蕴是‘可见之美’对‘不可见之美’的象征，即借助艺术品的可见性帮助人们寻求具有超越性的‘不可见之美’，通向更高层级的美与和谐之域，最终到达自由王国。”浪漫主义情怀搭建了“可见之美”通向“不可见之美”的桥梁，赋予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互动以现实的可能性。文艺只有紧扣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拥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文艺的情感向度以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深厚的“浪漫主义情怀”涵养着艺术原初意蕴中的“不可见之美”，通过艺术性实现对社会现实的超越和对人类本性的启迪，引导人民以一种高远的心境与姿态投身于现实生活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两个大局”的战略机遇，高度重视党的文艺工作，在事关新时代文艺工作方向性、基础性、战略性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重要阐释，基于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历史方位提出了明确要求。新时代，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进的文艺理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致力于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着力建构具有标志性的中华文艺符号体系，将“文以载道”这一中国传统文艺观推进到全新的历史高度。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性理论品格与中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特质。“文以载道”作为一种讲求“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传统文艺观，其历史、现实与情感的内涵向度在新时代都将汇聚到“人民”这一核心上，分别展现出贯彻人民史观、源于人民生活和高于人民生活的实践指向。在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人民”作为一个核心关键词，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人民性”始终是党领导的文艺工作最为鲜明的特性。

　　文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始终被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进行理解与阐释。文艺的人民性，主要体现为文艺如何表达人民的历史生活、感情思想、意志和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就要在文艺领域坚持人民史观。人民史观的创作视角体现了文艺领域为人民抒写历史的创作态度，亦体现了贯彻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的实现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中多次强调“历史观”的重要性，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当代文艺要引导人民树立并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的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服务。文艺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人民史观是判断一个历史叙述是否是虚无主义的试金石。面对一个历史叙述，首先要考察叙述者对待人民的态度，看其是否站在人民史观立场上选择和评析史实，看其所述坚持还是抛弃、巩固还是动摇人民主体地位。”历史的发展始终遵循着人民的意愿，文艺作品中历史感的塑造有赖于对人民的描摹，为人民抒写历史的首要条件即端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要求以尊重历史为前提，文艺的特殊性又要求呈现艺术化的历史。这就要求人民史观视角下的文艺创作不仅需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呈现艺术化的历史，还需要通过对艺术化历史的书写引导人民在对话历史的过程中汲取智慧，进而通过历史对现实的观照引导人民在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迸发无穷的力量。换言之，人民史观的立场要求艺术创作要坚持源于生活与高于生活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莎士比亚化”的文艺创作需要将现实描写得生动、丰富，实现源于生活与高于生活的统一才能将人民的真实生活与伟大实践进行艺术化的提炼与表达，进而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牵动人民的悲喜。文艺的特殊性使得表达“不可见之美”的“艺术性”始终是现实主义文艺的重要特征之一。人民文艺既是对当下社会大众精神面貌的反映，同时也发挥着引领大众向真向善向美的作用。文艺作品在社会层面形成的广泛影响，能够引导人民强化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创作导向正确的文艺作品有助于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未来发展趋势。优秀的文艺作品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意识，体现着鲜明的人民史观。人民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其命运展现着历史最为原始的样态。文艺创作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发掘历史事件的社会本质，使历史的叙述倾向与时代的前进方向同频共振，体现了历史服务于现实的核心要义。

　　第二，以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为根本价值，致力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人民的生活和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而文艺创作的目的则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激发其向善崇美、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与勇气。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此背景下，文艺如何发挥作用、文艺工作者如何积极作为，成为文艺实践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与集中表达，体现和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本立场，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既具备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历史合法性，又具备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实践科学性。可以说，“不论何种人民性，最后都要体现在作品的客观效果和客观意义上”。“客观效果”与“客观意义”均能够以社会效益的方式进行考察，社会效益是评价一部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以及人民性程度的重要标准。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既满足了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也满足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凝心聚力的战略需要。文艺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其积极的社会影响能够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同时，这种现实需求并非意味着否定文艺本身的审美价值标准，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审美角度来看，“知之者”体现了人民对植根于社会实践和生活经验的文艺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好之者”反映出人民对能够满足自己精神文化需求的作品的喜爱；“乐之者”则表现了人民在审美鉴赏过程中体验到极大的审美愉悦，从而在寓教于乐中自觉提升自身的审美境界。符合人民实践经验，得到人民真心喜爱并引以为乐是人民文艺需要满足的重要条件，也是文能载道，即文艺作品能够承载人民的美好期望并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的基础。党领导下的文艺实践在明确致力于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的行动自觉的引领下，把崇高的追求及宏大的叙事与人民生活结合起来，给人民以震撼、启迪和鼓舞。换言之，“人民文艺，呈现着人民的精神面貌、现实品格和指向人民未来的可能性”。优秀的文艺作品将人民的真实生活进行艺术化的升华，有效引导人民把审美理想内化为自觉引导实践的精神追求，引导人民在对自我的观览与反思中形成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优秀作品良好的化育作用在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进而在人民中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第三，建构具有标志性的中华文艺符号体系。文艺的民族特性乃是一个民族文化辨识度的重要标识。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底蕴，充分展现伟大的时代发展与变革，还要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民族文化土壤滋养着中国文艺的根脉，也是新时代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文艺领域应创作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两个结合”的原创性重大论断，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文化密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使新时代文艺肩负着提升国际政治传播能力、增强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时代使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无不要求新时代文艺创作继续站稳“文以载道”的基本立场，以“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向世界人民宣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共同体理念。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打造具有标志性文化气质的中华文艺符号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与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对中国共产党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党领导下的文艺实践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深刻领悟中国精神，将中华文化价值融通于文艺创造之中，以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呈现中国人民心灵史，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提升了文艺的文化辨识度，开拓了中国文艺新境界，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煌贡献了力量。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强调文艺要教育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助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和运用。“两个结合”作为一种双向互动和彼此促进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艺观的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使中国传统文艺观发生了深刻变革，形成了具有独特文化气质的中国共产党文艺观；这一变革又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赋予其具体化和民族化的鲜明特色。“两个结合”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形态；又指导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境界，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青春，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