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要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其中，在阐述“六个坚持”之一的“坚持守正创新”时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20。“守正创新”一词高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理论创新的科学态度，彰显了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涉及马克思主义观基础性问题的深刻阐释，贯穿于“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1]16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
01
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诠释中做到“守正”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1]20，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观诠释过程中的“守正”态度，“守”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而要研究这一主题首先需要从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方面入手，即研究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中国叙事。同时，人民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属性，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守正”也表现在以中国特色的方式对其基本属性的坚守以及使其在中国充分贯彻并取得巨大成效，这些成功实践也一定程度上构成在中国土壤上马克思主义“行”的内在依据。“守正”有许多具体体现，以下仅选几个角度试作分析。
（一）从大历史出发牢固坚守唯物史观
19世纪中叶，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不同思想家思考社会变革出路，因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认识，诸此理论在现实的考验面前纷纷失去解释力。值此之际，马克思以全新的世界观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揭示人的自由解放之路。与唯心主义思辨历史观“非历史”“超历史”地考察人类社会有本质不同，唯物史观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出发点，揭示出人类历史得以存在的四个原初性要素，并基于历史本身的矛盾运动透析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与本质规律，揭示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此层面而言，马克思以大历史视角客观审视历史、现实和未来形成唯物史观，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历史本质，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理论武器，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大历史观。中国共产党在将唯物史观的普遍性原理应用到中国特定实际过程中高度重视将其实现具体转化，避免走向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不同历史时期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大历史视野分析社会性质、把握时代课题、探索发展规律，形成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成功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习近平精准洞察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关系，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7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当今“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置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大视野当中，不断定义问题、回答问题、指导解决问题，形成“中国共产党大历史观”这一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原创性理论。只有在大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才能理解一个政党的奋斗、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民族的复兴。[3]在现实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大历史观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二）以问题导向贯彻唯物辩证法
“辩证法”（dialectics）一词源于希腊文“dialego”，辩证法先驱苏格拉底以“精神助产术”（art of midwifery）引导人们在一问一答中逐步得出真理性结论，故而辩证法一词产生之初就蕴含揭露思维矛盾以探求真理之意蕴。马克思积极扬弃黑格尔辩证法，保存其中的“合理内核”，将辩证法的存在基础从虚幻的绝对精神转为从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所产生的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以及作为历史前提性的客观存在并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制约着主体行为的现实生活过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观察社会问题、把握社会本质及其规律，以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以往感性经验辩证法的超越。而这一科学方法论所强调的是社会历史发展“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体现的是矛盾的根本观点。从这个角度而言，问题就是客观存在的矛盾，问题导向就是矛盾导向，坚持问题导向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利用唯物辩证法发现、分析和解决特定历史时代问题，就是在贯彻唯物辩证法导向。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历史，就是贯彻落实问题导向、以问题意识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批判精神的历史。共产党人坚持以社会实际状况为标本、以当即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发展问题为导向进行实践，贯彻落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不断提升我们党宏观把握复杂局面、高水平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党的十八大以来，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贯穿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构成习近平关于治国理政相关论述的鲜明特征。坚持问题导向已成为党重要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法宝，其是唯物辩证法在现实中的具体应用。
（三）以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彰显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论品格
马克思关于“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影响并最终实现超越的历史性过程。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聚焦于“现实的人”这一理论立场以实现全人类解放为旨归贯穿理论始终，与资本主义形形色色的理论有了本质不同。现实的人应当既是“剧中人物”又是“剧作者”，构成人类社会历史主体存在的同时,通过实践改造现实社会，而“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411。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在这一理论视野下“剧中人物”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历史“剧作者”。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品格，坚信“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5]1195，并在实践中不断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坚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立场之上想问题、出决策、干事业，从而得以始终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傲人成就的根本力量之源，人民的心守住了、守稳了，党和国家才能在新时代继续谱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把人民当作衡量尺度，紧扣人民至上原则开展事业，并将其作为价值取向融入实践，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品格的坚守。
（四）以知行合一的行为准则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范畴上实现革命性变革。柏拉图的理念论将世界二分，认为经验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分有和模仿，从此二分逻辑根植于西方哲学传统。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之间的鸿沟产生了唯理论和经验论两个相互对立的认识论流派。马克思通过引入人的感性活动的实践范畴，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搭建起桥梁，实现哲学革命。而实践作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感性活动，实现了“真”与“善”即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在于矛头直指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从不拘囿为纯粹的“批判的武器”，而是积极转化为“武器的批判”被无产阶级所掌握。理论旺盛的生命活力在于其实践性的理论原则。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知行合一的行为准则，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探索出正确革命道路，带领人民实现革命胜利的同时锻炼了党在艰巨环境中开展革命的底气以及推动革命走向胜利的能力，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加之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和国内建设任务艰巨繁重，社会主义建设也遇到挫折。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纠正“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才能保证中国既不走故步自封的老路，又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一时期，党在正确认知中国要前行的道路后，在带领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过程中，锻炼了自身开拓创新的能力。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取得显著成就，并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和治国能力。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认知，并在正确认知和科学理论指导下积极实践，始终坚持知行合一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02
在“守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科学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中国共产党秉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真理的精神追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信念，坚持在“守正”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个结合”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认知前提下所作的理论思考和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最好例证，鲜明体现了我们党贯彻“守正”与“创新”辩证统一、在“守正”基础上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向。
（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方法论特质为其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理论可能。很多曾在中国传播过的近现代西方思潮，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唯意志论等，在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截然不同的命运，根本在于这些思潮始终不是无产阶级利益诉求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与一般性的学术观点和社会思潮宣扬的价值理念有根本不同，其所阐述的真理、揭示的规律、传达的价值理念始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却能在世界范围内散发持久光辉的原因。其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为其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提供了现实可能。鸦片战争后的历史是仁人志士探寻民族复兴道路的历史，各种救国方案轮番上台、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粉墨登场，但都没能根本解答中国道在何方、路在何处的问题。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人民成功走上了民族解放之路。最后，从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发挥能动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两个客体的有机结合，促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在中国”到“中国化”的根本转变。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走向21世纪，许多理论流派争相登场，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能转化为实践力量，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命运、现实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向有机结合。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理论家朱执信先生就曾在自己的文章《马尔克Marc》[6]126-135中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及两人所创立的学说，成为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经通过李大钊、杨匏安等人的译介传播到中国，但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只是纯粹的理论存在。五四运动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7]4，并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8]534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寻到真正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钥匙。
（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在特定历史下发生的特殊结合不同，其背后逻辑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选择性亲和”，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18，两者的结合不仅有理论可能性，更有现实必要性。从理论可能性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内在契合。中国历史与文化不是黑格尔口中缺乏思辨和活力的历史与文化，相反其具有高度包容性与深厚人文底蕴。《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源头。荀子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民本思想早已渗透在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与现实实践中，其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精神特质相契合。此外，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变易、辩证的思维。《周易》讲求“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道德经》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道德经》第二章），经典巨著中所强调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思维方式共融共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宣扬“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这些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共产主义背后表达的价值理想具有一致性。相合相通的方方面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提供可能。从现实必要性而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需求需要两者结合给予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若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就不能得到认同，也就无法指导中国的实践。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小农经济土壤上生发的前现代文化形态，若不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不能适合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独特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促使中华儿女生发强烈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使中华民族避免陷入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创造条件。这一结合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陈出新的现实实践中进行把握，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高度强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把握，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以马克思主义激活古老中国文明蓬勃活力的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三）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原初形成于西方历史文化土壤的科学理论，要发挥对中国实践的根本指导作用，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两个结合”的提出不是“一个结合”的简单递进，而是依据“一个结合”的内在学理和实践经验进行的时代升华。从1938年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8]534，到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两个结合”，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逻辑，又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的生动体现。“两个结合”的提出构成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遵循，彰显了其对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百年经验的科学总结。“两个结合”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题这一高度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地位，为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掌握中国所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发展的根本任务和前进道路提供理论指导，指引中华民族朝着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奋进，这些生动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定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社会客观实际实现理论创新的进程，也是两种文化双向互动的现实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使其与中国文化相贯通、相融合，这是“第一个结合”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其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更好结合拓宽理论空间。作为永远没有完成时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两个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得到生动彰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实践不仅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的原动力，而且为“两个结合”辩证关系的生发提供现实条件。“两个结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和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节点，钩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使得我们党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永葆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可以说，坚持“两个结合”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就是坚持“两个结合”。
0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以贯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并通过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19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和拓新，所以这一思想体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的最新成果。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守正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守正与创新。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17。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领航掌舵，在于党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中国前进航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思想引领，首先是一以贯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当代中国和21世纪的世界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这一思想体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视为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经”和“法宝”，不仅在实践中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时代发展，而且注重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消除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迷雾，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通过“两个结合”破解了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与某一个国家具体文明形态相结合的难题，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老文明相结合的现实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鲜活的理论生命力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土壤扎根开花结果，其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构筑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形态，坚持和发展这一思想体系是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前提。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定位，其背后所体现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的精神品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现实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首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想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主线，以此为遵循创造性提出诸如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次，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诸如关于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重要论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要论述、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论述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最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丰富哲学内涵，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思想。其中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意识具有反作用”的深刻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是“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生动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强调系统观念，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新高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集历史性与现实性、继承性与开放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体的科学思想体系，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和拓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坚持”既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提炼表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最为深刻和生动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内容而言，“六个坚持”从不同角度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其中，坚持人民至上是贯穿这一思想体系的主线，坚持自信自立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重要原则，坚持守正创新是其鲜明品格，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是其显著特征，坚持胸怀天下是其精神风范，“六个坚持”体现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精神品质。另一方面，就整体而言，“六个坚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坚守和拓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六个坚持”首先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实现了根本价值取向与历史发展动力的辩证统一。在人民立场基础上“六个坚持”贯穿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品质，警惕陷入故步自封怪圈，实现了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而“六个坚持”构成有机联系的统一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大历史视野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积极发扬历史主动，不断实现尊重客观实际与发挥主观能动的辩证统一。总的来说，“六个坚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概括，其所蕴含的精神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性阐释的坚守，又凸显了我们党在“守正”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总结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的新境界。牢牢把握这一思想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的最好体现，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不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
（四）当代中国坚持守正创新，就是牢牢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理论的科学性是守正的前提，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守正创新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贯穿于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化”字背后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态度的巧思，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进程中推进“两个结合”的现实历程，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6的根本机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以其真理性、创新性、实践性解读时代并引领时代，通过一系列先进理论回答了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为我们准确定位了新时代及其属性，指明从世界社会主义500余年的历史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9]66这是在大历史观视域下习近平对新时代基本属性的界定，更是对中国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的自信。新时代的今天，走在马克思所指明的人类社会历史总体进程的道路上，面对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牢牢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的历史篇章上书写新的实践成果，这是我们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现实要求。而坚持这一思想体系就需要始终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我们党坚持“守正创新”的根基，也是在新征程继续推进伟大实践的根本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永怀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底气和定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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