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确定为自己的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得以创立的一个重要社会历史前提，正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树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观。共产主义观是关于如何认识共产主义的观点体系，包含共产主义是什么、怎么样、如何实现等基本问题。共产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学说，也是人类历史的一场伟大的现实运动，更是无数共产主义者信奉、追求的远大理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不断深化对共产主义学说的认识，坚持弘扬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观的百年发展及其历史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思想脉络以及党的初心使命。
一、实践驱动：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观的建立和形成，首先离不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驱动。
作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很早就关注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热切赞美俄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李大钊充满预见性地写道：“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陈独秀也注意到在欧洲各国家中共产主义学说的流行，认为“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直接影响下，毛泽东在1919年底第二次赴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1921年，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毛泽东发言介绍世界上五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其中之一也是他此时已经笃定选择的道路，就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自身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尚不成熟，同时还需要与各种歪曲、误解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潮作斗争。中共三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发表了一组文章捍卫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1923年9月，李大钊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一文，提出俄国之所以不同于英、美、法等实施帝国主义侵略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共产主义是非侵略主义的国家，应与之提携联盟，对抗其他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国家”。同年11月，在十月革命胜利六周年之际，《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时刊登陈独秀和瞿秋白的文章。其中，陈独秀的《苏俄六周》一文提出，那些认为俄国一经革命便能“涌出”“共产自由的天国”的妄想是自欺欺人，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任何产业文化发达的国家，都不是旦夕所能促成的，何况是产业文化落后的俄罗斯。俄罗斯十月革命的主义及其成功，不过是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过是走向共产主义的路的第一步”。瞿秋白在《十月革命与经济改造》一文中则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于世界的经济改造。所以苏维埃政府的目的，是实行共产主义。”瞿秋白认为，大工业和公社等“农业经济的新形式”共同构成了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有经济改造的事业，普遍于全世界之后，才有可能”。结合党的历史来看，上述文章的集中发表一方面反映了随着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愈发密切，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已经更加深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国内革命思想界对苏俄经验和共产主义学说较为关注的氛围。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自此，中国革命开始逐渐摆脱对俄国革命经验的简单模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探索出一条别具特色的中国道路，并且开始在实际工作中独立解决各种具体的“共产主义问题”。比如1931年初，毛泽东在黄陂同朱德准备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曾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加强春耕工作。当时，农民认为土地革命后土地所有权归为公有，自己只有使用权，因而在春耕时节缺少劳动积极性。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现象说明农民对共产主义存在误解，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所必要的政策，才是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可见，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早期，毛泽东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阶段性等问题的认识已较为清晰，已经基本形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观。这不仅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大思想前提。
回望历史可以发现，正是由于建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观，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做到正确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杂动荡的历史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两次重大危机：第一次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巨大冲击；第二次就是1989—1991年先后发生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此遭受严重挫折，整体陷入低潮。面对第一次危机，虽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遭受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家长式”干预的历史痛苦，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动荡之际，中国共产党坚决捍卫社会主义道路，提出“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殊为重要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末，受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也曾一度遭到严重冲击。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没有像苏联、东欧一样瓦解变色，没有走改弦更张、改旗易帜的邪路、死路，而是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定走自己的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一历史事实折射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观的科学性和坚定性。“我们非但没有丢掉马列主义旗帜，而且更坚定了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中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全世界进步力量而言有着巨大的激励和促进作用。就像意大利共产党国际部前主任弗斯科·贾尼尼所说，中国共产党给身处共产主义运动困境中的各国共产党人以勇气：“对国际工人运动、对世界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阵线以及全世界进步主义与和平运动都将产生巨大启示和帮助。”
二、内涵认识:从初步接受唯物史观到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国社会上存在众多主义和思潮。为了给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寻找出路，无数仁人志士学习并尝试引入多种政治学说，如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民粹主义等。其中，一些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也在彼时的中国社会有一定影响。因此，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需要从比较的视角，认识并阐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性。
早在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围绕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应当讲何种社会主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陈独秀提出，社会主义学说分为五个主要派别：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其中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出自马克思。二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的学说“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同年12月，李大钊在大学的演讲中阐述了他当时对于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间区别的认识。李大钊指出，社会党人代表着半有产阶级，而共产党人则代表着劳工阶级、无产阶级，如果说共产主义者是纯赤红色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者就是浅红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李大钊的这一观点主要来自恩格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序言中指出，在《共产党宣言》写作的时代，“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此后，李大钊在1922年7月《新青年》上发表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和1923年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课程中都重申了这一观点。在当时旅欧的中国共产党人中，这种认识也非常普遍。如周恩来在1922年写作的文章中提及社会主义时，就基本上是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等同起来的。
受当时社会思潮较为混乱的影响，19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阐释共产主义时，普遍比较注重突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与其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区别。1923年6月，陈独秀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讲演中提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三个原则：一是要有科学的根据，处处不能离开唯物史观；二是要根据各个民族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进步程度而选择应有的步骤，不可能一蹴而就；三是需要采用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方法。在陈独秀看来，这三个原则“是马克思派共产主义最重要之点，若是忘了第一、第二两个原则，便和其他空想的社会主义无异；若是忘了第三个原则，就变为改良的、堕落的社会民主党”。陈独秀的这一阐述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认识程度，即初步接受了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但对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解决中国问题，依然还在摸索阶段。
除陈独秀、李大钊外，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也曾经围绕共产主义学说展开过有价值的论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达。李达在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一书的最后一章“社会之将来”中，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李达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过渡期”“半熟期”和“完成期”三个阶段，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既能阐明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需之物质基础，又能指示完成此物质基础之程途，其贡献之功实至伟大”。后来，李达将在《现代社会学》基础上写作的《社会学大纲》寄给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曾表示已经读了十遍《社会学大纲》。
在建党初期，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由浅入深的思索。应当承认，这种认识在当时还比较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俄国革命经验的宣介层面，缺少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认识，最终完成了自身共产主义观的系统化、成熟化，其标志就是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经典论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三个最重要的内涵维度：一是主体的阶级性，即共产主义的阶级主体是无产阶级而非其他阶级；二是思想的系统性，即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而非某一方面的观念；三是彻底的革命性，即共产主义不同于一切守旧、改良、修正等“别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由此，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越来越充分和深刻地认识到，共产主义学说是阶级性与革命性、科学性与系统性的辩证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观也在不断发展。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不仅常常强调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属性，还从唯物主义辩证法出发，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诸多思考和展望。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并不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一点矛盾都没有了。在同年12月给黄炎培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由此可见，毛泽东总是秉持发展、辩证的态度来认识共产主义，毛泽东共产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从初步认识到深刻把握的历史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认识的发展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就不可能建立在科学理解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经制定过一些试图快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激进政策。“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僵化、教条地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如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说的：“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对共产主义科学内涵的认识。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在这里，习近平不仅强调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长期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还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科学共产主义观的哲学前提，即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全面掌握。换言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如果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出现了简单化、片面化、狭隘化的错误，那一定是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出了偏差。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认识共产主义科学内涵的过程，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初步接受到全面掌握的发展逻辑高度契合。
三、路径探索：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纲领，并非停留在口号式的空想，而是从一开始就在不断思考、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路径。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多从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1921年1月，陈独秀在阐述五种社会主义思潮时专门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自称是马克思派，但他们事实上放弃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相比之下，俄国共产党才真正在名义和实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年后，陈独秀更进一步阐述了其“三步走”的共产主义革命策略：首先，组建由觉悟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其后，通过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进而消灭国内资产阶级，并掀起世界革命，消灭帝国主义；最后，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达到废除一切阶级、国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破坏与建设之大略程序”。事实上，在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侧重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避免性，这一思想倾向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中普遍存在。如蔡和森在1920年9月给毛泽东的信中曾写道：“（无产阶级）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周恩来在1922年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也明确提出，“俄国今日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争斗的根本见地来解共产主义”。
形成这种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欠缺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在各方面都受到共产国际以俄国革命经验为模板的指导。此外，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各种思想争论更多局限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人民群众普遍对于共产主义的具体内容知之甚少。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中就说过，哪怕是在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工人中间，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的人都很少。中共早期革命家往往需要借助较为明确的先例和路径，来阐释和促进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已经被俄国革命成功验证了的无产阶级专政道路，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传播共产主义学说时重点强调的方面。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适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国家政权形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解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前提问题。自1953年起，我国逐步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更多强调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对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性。1955年10月，由于当时工商业界对社会主义改造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毛泽东在谈话时就提出：“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后来，在了解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了向共产主义激进过渡的现象后,毛泽东多次在党内会议上提醒,要正确认识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性和阶段性。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指出，存在两个对共产主义错误理解的典型现象：一是很多人因为向往共产主义而对商品和商业避之不及；二是有些地方提出在几年内就要搞成共产主义。毛泽东强调：“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毛泽东告诫党内同志，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现实的，必须耐心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再次指出，“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共产党人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重点在于要处理好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关系。结合前文可以看出，对于那种不顾实际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在生产关系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是十分警惕的。不过，受到彼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影响以及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问题上的确遭遇了曲折，也从中汲取了经验教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的自我革命精神，重新明确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以此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一转变在思想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就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围绕共产主义的几次重要谈话。邓小平在1985年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曾言简意赅地阐述其共产主义观——“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在邓小平看来，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基本经济前提是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物质极大丰富，不能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低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就超阶段地向共产主义过渡。邓小平在晚年多次表达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切和严肃态度。可见，如何理解共产主义、如何通往共产主义，是邓小平思考中国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逻辑起点。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理论层面超越姓“资”姓“社”的争论，才得以在实践中探索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和经济腾飞。概言之，邓小平“围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建设社会主义，直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全部社会变革、社会实践活动，历史地贯穿和统一起来了”。
以此为基础，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始终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动性相统一的辩证方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坚信，“中国人民将继续努力奋斗，直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直到经过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要从现实着手，从眼下着手，不急功近利，也不被动坐等，“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四、理想建构：从对“大同社会”的朴素向往到树立党的“政治灵魂”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伴随着党的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欧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有着相似的发展逻辑：从早期带有一定空想色彩的朴素追求，到通过掌握马克思主义将理想科学化、现实化，进而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感召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青春与热忱奉献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丽事业之中。
1920年1月，李大钊在《星期评论》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翻译介绍了美国的四派空想共产主义公社实验运动中的宗教新村运动。瞿秋白在读到这篇文章后“引起好多感想”，发表文章请李大钊“快把”另外三派的有关情况也发表出来，“我们就可以研究研究这乌托邦派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怎么样”。同年12月，李大钊又专门撰文介绍了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有关思想和政治实践。在这篇名为《欧文（Robert Owen）底略传和他底新村运动》的文章中，李大钊在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于欧文切身实践和传播共产主义的钦佩与欣羨之情——“（欧文）在美洲别的活动，共产主义学说底宣传，却因此常为人所轻视，但是他底宣传也很与当时的人以重大的影响。”可以看出，李大钊在译介欧文乌托邦式社会实验运动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代入了自身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这也与瞿秋白这一时期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识形成了思想呼应。
瞿秋白在1920年初曾说：“把我们的理想组织一个世界大新村——大同社会，就不能不注意怎么样使世界全人类有这种意志，有这种理想，就是怎么样人类心理才能不发生种种反背意志的意志，怎么样人类心理才能有步步向上的彻底的理想主义。”可见，瞿秋白此时的共产主义理想还大体上停留在对“大同社会”的朴素向往层面。仅仅半年后，瞿秋白被《晨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并前往莫斯科采访。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在莫斯科为《晨报》撰写系列通讯，题目就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瞿秋白在文中提出，尽管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还存在种种问题，但这其实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瞿秋白此时还特别重视俄国革命者“抱定宗旨，不折不挠的去实行”的理想主义精神，他呼吁中国革命者学习俄国人这种将践行理想与研究实际相结合的态度。
自李大钊和瞿秋白起，中国共产党人探求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条逻辑主线就已经凸显出来，即对理想性和现实性之间关系一以贯之的思考。简言之，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空谈共产主义理想的“空想论”，也反对因共产主义“遥遥无期”而放弃理想的“渺茫论”，归根结底是要将远大理想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阐释：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表示“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1939年，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发表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也提出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共产主义理想，但不能成为空谈理想的空想家，“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同年，陈云提出：“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走向胜利的关键历史阶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全党范围内树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也成为支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天换地、不懈奋斗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快速涌入，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经受了多方面的思想冲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更是遭遇严峻挑战，不仅社会上一度出现了否定、虚无化共产主义理想的思潮，甚至个别党员干部背弃理想信念、腐化堕落的现象也随之而来。面对社会思想的复杂局势，邓小平坚持弘扬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中国社会筑牢意识形态之“锚”。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指出，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发展生产力、建设物质文明固然是首要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在1985年3月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千难万险夺取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同年8月会见穆加贝时，邓小平更是直言不讳地讲：“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可见，邓小平认为共产主义理想蕴含着两个主体层次：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二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广大人民。事实上，邓小平一贯注重在广大人民群众层面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培育共产主义理想：早在建国初期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时，邓小平就提出应该通过教育来加强共产主义思想；1957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从小开始培养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品德。邓小平关于如何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培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重要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后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实社会主义与未来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过程与目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关系状态。”中国共产党人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共同理想”的概念；中共十五大将“共同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提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理想信念教育，要求全党始终不能忘记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高理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题中之义。2018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郑重指出：“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习近平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出深刻阐释，并将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一个整体提升到党的“政治灵魂”的高度，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观的崭新境界。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共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的，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五、结语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阶级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共产主义是指向未来的社会形态，是必然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共产主义是旨在人类解放的伟大运动，是科学性和正义性的统一；共产主义是支撑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观，对共产主义是什么、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问题作出了正确回答。
中国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观的百年发展具有多重维度的历史逻辑：在实践驱动层面，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涵认识层面，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理解，实现了从初步接受唯物史观到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全面掌握；在路径探索层面，从侧重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到明确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在理想建构层面，中国共产党人从对“大同社会”的朴素向往，到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树立为党的“政治灵魂”，始终坚持将远大理想与现实工作相结合。今天，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赶考路”上，为了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科学的共产主义观，特别是在中西方意识形态激烈竞争和碰撞的当下，这一点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耿仁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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