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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重大命题。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然而国内外一些人，由于受意识形态固有偏见和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从根本上“变质”，它或等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等于国家资本主义，或等于民主社会主义，或等于儒家社会主义……由此形成了若干所谓的“等式论”。针对这些“等式论”，我们必须予以辨析和澄清，理直气壮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续写第二个百年的新篇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初期，国外一些学者就提出，中国逐渐偏离了正统的社会主义，它既区别于发达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也区别于欠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有人称之为所谓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他们之所以有此认识，其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属性和范畴，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有属性和范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泾渭分明，计划经济只能与社会主义相联系，而不能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否则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种“变相资本主义”。一美国学者曾说:“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该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分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鼓励和支持，有人便污蔑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其实质就是承认和鼓励私有化，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私有制必然超过公有制，最终结果将导致“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

针对中国将走向资本主义的观点，邓小平早就指出，要消除人们的担心，必须“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这里所说的“事实”，实质上就是要厘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他们曾设想未来社会应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即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所以，社会可以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消费。但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未来社会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对于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如何做，他们并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答案。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后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十条措施，但这十条措施的适用条件也是“最先进的国家”，而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普遍适用。

其实，就国际共运史而言，最早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是斯大林。受当时美苏冷战局势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冲突十分严峻。立足于这样的国际大背景，斯大林不免过于简单化和教条化地对社会主义进行解释。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所有制越大越公就越优越，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斯大林的这种诠释，曾引起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和批评，如1956年底毛泽东就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遗憾的是，随着“左”的错误逐渐占上风，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将这一正确观点坚持下去，而是反过来愈益认同斯大林的观点，由此在全党普遍形成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思维定势，并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本质上看，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从生产关系的单维度视角出发的。在生产关系的框架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自然具有鲜明的价值理性，即它们反映了各自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自然也就成为两种制度区别的重要标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验教训的反思，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基础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从浓厚的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不再将它们视为制度范畴和价值理性，而是赋予其工具理性的深刻意蕴。即计划和市场只是调节经济、发展生产的具体手段和工具，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好方法用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既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更不会导致向资本主义复归，“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事实上，列宁早就提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懂得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道理，“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邓小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不单纯地体现为实行公有制，更重要是在于它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必须充分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大力提高和发展生产力。由此，邓小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维度，得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认识。毋庸讳言，邓小平的这些新论断，不仅突破了僵化教条主义的束缚，同时也打破了国际社会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属性的惯性认知。

在邓小平等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推动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基本经济制度被确定下来。这一经济体制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不仅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更坚定支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展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据统计，1978年，我国GDP总值只有3679亿元，全球排名第十位，占全球份额仅1.4%；而在2020年，我国GDP总值高达1015986亿元，稳居全球第二位，占全球份额17%。可以说，我们在仅仅40多年的时间里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其在对外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高新技术投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税收、新增就业等方面的贡献率均越来越显著，甚至在个别领域的贡献率达到90%以上，充分体现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独特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目的并非要削弱或取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和支配地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根据这一理论，就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而言，它本身就是一种“普照的光”，映射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各自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且所涉领域愈益拓展，但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关键领域，始终由国有经济牢牢掌控。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的展过程中，虽然国有经济相比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占比有所下降，但这“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当前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常对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一定的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难道能说它们在实行社会主义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要国有经济始终牢牢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在有关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主导和支配地位，党和政府就完全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有效规避与克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至于出现社会主义性质改变、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公平正义严重缺失等局面。而且，“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有效地“防止资本逻辑以现代性建设为掩护对国家逻辑进行附魅的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趋势，始终以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来驾驭资本逻辑，避免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现代性危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于国家资本主义?

近年来，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和政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实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国家和市场相结合、国家控制市场并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以内部垄断和外部扩张为特征、旨在牟取国内外政治利益的经济体系”。如有人指出，中国政府给予国有企业大量的优惠政策，以便支持其在全球开展有关业务，这些国有企业的目标并不在于获取经济利润，而是服从于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也有人认为，中国的一些民营龙头企业在名义上虽是私人所有，但实际上却是高度依赖政府并为政府搜集和提供情报的“权力掮客”。质言之，这些人都错误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

那么，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不等于国家资本主义呢?列宁曾指出:“如果要进行讨论，就必须把概念弄清楚。”针对一些西方人士蓄意以“国家资本主义”来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做法，我们自然要首先搞清楚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事实上，“国家资本主义”本是科学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一个概念术语，最初是由列宁提出来的。早在一战进行正酣时，列宁通过对德国战时计划经济的观察，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国家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国家资本有利于克服资本主义市场自身的弊端，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集中各种资源，是德国经济实现迅速发展并最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关键所在。面对俄国革命的成功和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列宁在党内破天荒地提出了俄共(布)要向德国学习的任务。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政权的专利品，无产阶级政权同样也可以利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这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非同一物，而是相互衔接和次第演进的，“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或一些步骤”，是俄国人民实现美好愿望的“救星”。根据列宁的理解，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主要呈现出“高科技+国家管控经济”的模式，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两个必备要件，“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需要注意的是，列宁并没有对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模糊化使用和处理，而是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是个崭新的概念，它“不是资本主义下有过的那一种，而是新的概念，因为是新的现象。国家=工人阶级，它的先锋队，它凝结成的组织力量和文化力量”。换言之，从性质上看，在当时苏俄诸多的经济成分中，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属于资本主义，却不过是一种接受无产阶级政权领导并为其服务的特殊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环节都不是盲目的，而是由国家对其进行“干涉、计算和监督”，是一种加以限制的资本主义。因此，得益于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指引，苏俄自1921年开始实施包括“粮食税”“合作社”“租借制”“租让制”“商品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在内的新经济政策。尽管这一政策随着列宁的去世而提前结束，但它对于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及刺激苏俄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和辨析。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张闻天即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形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包括多种经济形式。其中，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指“在国家管理下，使私人资本向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发展……私人工厂、公家定货、我们支给他加工钱，原料由公家供给，生产出的产品归公家支配……凡是我们管不了的，都可以租给资本家去经营。因为我们与资本家订好互利条件，易为我们管理与控制。这种经济形式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很有好处，也有发展前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内涵、性质、形式以及功能等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和定位。为了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专门写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一文。该文指出，当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绝大部分都受到政府的管理和工人的监督，“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毛泽东等人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而是要经历一个由私人资本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首先，要把自由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转变为受政府管理和限制的、不独立的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要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私人工商业如能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就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其次，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运用和平赎买而非暴力没收的政策，逐步采取初级形式(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经销代销等)和高级形式(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此，不难看出，在俄、中两国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主要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一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具有独立性，而是需要与一定的国家政权相结合。当它与资产阶级政权相结合，便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而当与无产阶级政权相结合，则又“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二是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经济形式，在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下，它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而不具有价值理性，从列宁到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对待国家资本主义时，往往将其视为一种实现社会主义的“入口”，其根本目的并非为了资本家获取利润，而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三是由于无产阶级政权的严格监督、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本主义”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意味，即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销售等，都并非根据市场原则自主决定，而是由国家的需要统一安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他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在当前，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并不像西方一些人所说的国家干涉和控制市场。这是因为，自党的十四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从原来“基础性作用”的定位进一步被提升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新定位，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绝大多数企业，其在生产、流通、分配等环节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以保障市场经济平稳发展，而“由国有经济掌控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特别是国防，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保证社会主义本质的贯彻，而不属于‘垄断’市场的范畴”，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金融寡头操纵和垄断市场有着根本区别。事实上，在西方，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总是或显或隐地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如鸦片战争的爆发，正是英国皇室借助东印度公司推介其殖民政策的结果，“自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北美和西欧几乎所有的国家中，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稳步增加”。

承上而论，一段时期以来，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西方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其根本企图是要歪曲和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曾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也绝不是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理论，而是灵活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产物，其“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些人，其基本的逻辑错误就在于混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现象与本质、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于民主社会主义?

有学者曾把中国当下的改革模式等同于瑞典模式，认为保护私有财产、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都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范畴，只是为了规避“修正主义”的指摘，才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呢?它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总称。就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名称的更迭和语义的流转。要搞清楚民主社会主义，首先需要搞清楚它的前身———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革命时期，其追随者主要是法、德等国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小团体。1869年，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直接领导下，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这是最早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政党。随后该党与拉萨尔派合并，这使其笼罩了一层机会主义色彩的外纱。晚年恩格斯曾长期致力于将自己同社会民主主义者划清界限，他决不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指出:“对马克思和我来说，选择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随着恩格斯的去世，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分裂，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大修正。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不应再继续进行暴力革命，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了，而应该转为和平与合法议会斗争，以和平而不是暴力的方式长入社会主义。对此，坚持暴力革命思想的列宁等，同坚持社会民主主义的伯恩施坦等人作了激烈的斗争，其斗争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净化了科学社会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沦为修正主义的代名词。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威信和荣誉遭受普遍质疑，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则受到了亚非拉等地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各国的社会党人既想利用“社会主义”的名号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又想区别于他们称为苏联式的“专制社会主义”。因此，在1951年召开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他们将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以便凸显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才是“民主”的和“正统”的。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奥托·延森就指出:“必须用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战斗口号来与布尔什维主义相对抗。”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及其前景充满了怀疑和动摇，甚至有人还提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面对这样的舆论压力，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感到十分被动，为了回避被资产阶级妖魔化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影响，经过内部复杂而激烈的讨论后，他们决定把自己所信奉的思想的名称，从民主社会主义再恢复成社会民主主义。总之，伯恩施坦以后的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使用上虽然经历了反复修改和争论，但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其理论本质都是一样的，社会党国际内部也常常将二者混合使用，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

通过对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历史演变的简要梳理，我们发现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自形成以来，就屡屡产生争议，它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与科学社会主义存在一定的重叠，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就曾是“同义语”或“同源”，而是始终存在一定的殊异。尤其是经过伯恩施坦“修正”以后，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更是彻底分道扬镳。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存在根本区别。

第一，指导思想有根本区别。应该说，早期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虽然曾一度服膺和信奉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受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浸淫和影响，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信仰始终左右摇摆。尤其是在伯恩施坦以后，民主社会主义者更是愈益倾向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中立”，以便体现他们思想理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他们看来，基督教教义、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凯恩斯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等都可以作为他们的思想基础。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茨基曾指出:“社会民主党对每一个愿意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为反对任何压迫和剥削进行斗争的人都是开放的，而不管哪个人在理论上如何来论证他的这种意见，是根据唯物主义、康德主义、基督教义或别的什么学说。”可见，在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只要思想理论对于他们有用，就来者不拒，这俨然是一种“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心态。

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核，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最高准则，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即使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仍不失信心，他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而且还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升华为“根本制度”，充分体现了党对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

第二，民主观有根本区别。随着伯恩施坦及其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策略手段上放弃了暴力革命而选择利用议会方式，他们在民主目标的追求上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在他们看来，民主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点的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相似之处。如我们党主张:“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却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所实现的民主。如考茨基就曾提出:“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取消民主……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不难看出，在民主社会主义者那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专政俨然成了相互对抗的矛盾体，他们只承认民主，而否认专政。其实，列宁早就明确提醒道，“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在拉萨尔主义、资本主义国家观等改良思想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人一味地强调民主的形式，提倡“纯粹民主”“全民民主”“社会民主”，却忽视和抹杀了民主的内容和实质，淡化了民主的阶级属性。民主社会主义者以选举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民主，无疑是一种不触动资本主义根基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民主。

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性质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提出的民主精髓和要义，无疑是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遵循这一思想，毛泽东则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明确提出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这一主张是一以贯之的，邓小平等人也认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只有民主而没有专政，就会严重动摇和威胁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是一件“输理”的事情，而是应该公开亮明这一旗帜。

第三，所有制性质有根本区别。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得以确立，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党改弦易辙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总根源，只有消灭私有制，广大无产阶级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对于民主社会主义而言，它们在理解社会主义时，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同重要生产领域内，如农业、手工业、零售业和中小型工业内私有制的存在是可以相容的”。这表明，民主社会主义已不再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手段，“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就有资格获得保护和促进”。可以说，由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以及反对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

此外，在政党类型、国家性质、价值观、民主监督等方面，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都有根本的区别，决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总体而言，在指导思想上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政治上怎样对待民主，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怎样对待公有制，要不要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区别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志。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于儒家社会主义?

所谓“儒家社会主义”，“也称大同社会主义，起源于中国先秦时期，是儒家学者以孔子的‘大同’社会为理想模式，主张实现天下为公、实现社会和谐公正，实现人类平等发展问题的社会理想模式和意识形态”。在当代，主要是指“海外学者对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东亚地区工业文明体系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体系的总称和概括”。

改革开放以来，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和运用了“小康”“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和谐”“初心”等具有传统意蕴的概念。以此为凭据，一些人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儒家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取得世所罕见奇迹的奥妙在于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的结亲，甚至还宣称“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些人认为，要复兴中国就要复兴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复兴儒家文化，复兴儒家文化的捷径莫过于把儒教确立为国教。有人甚至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愈是发展，愈是趋同于儒家社会主义，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含义也将变成“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等同于儒家社会主义，从本质上看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问题。早在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正是基于这样的共同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早期先进分子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时，他们大多选择将社会主义与中国本土传统的儒家思想相比附，用美国学者费正清的话说，就是“从传统中找真理”。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景定成把《礼运》上所描述的“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些话，认定是“共产主义”的“神髓”。从本质上看，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拉近人们对这一异域思想的情感，从而减少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阻力。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儒家思想，它们虽然在某些理念上相近，但整体而言却相差甚远，两者在哲学基础、主体动力、实现路径以及价值目标等方面存在根本殊异，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诚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既有的儒家思想确实为人们了解和认识这一理论提供了思想铺垫，然而，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没有儒家思想，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这俨然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其实，就文化的品格而言，“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有其保守的一面，对外来文化总有某种抗拒性，因此外来文化往往首先要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要求，依附于原有文化，其中与原有文化相近的部分比较容易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化，文化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它并非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和世界上广泛传播，其根本原因有两点:一是这一理论是科学真理；二是世界各国的客观实践对这一理论产生了需求。这诚如毛泽东所观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一些人之所以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同于儒家社会主义，其主要目的和诉求在于，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来提高传统儒家思想的政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以儒学解构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取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从而重新确立儒学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的实质。在价值理性层面，儒学长期以来之所以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它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借助这些美好的愿景和理念来教化和安抚民众，从而起到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目的；在工具理性层面，要实现这些美好愿景，儒学思想家或者寄希望于君主实行“仁政”“德治”，或者要求人们反求诸己、提高自我的内心修养。因此，从本质上而言，儒家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具有封建性和空想性的社会主义。而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严厉批判了封建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认为它们都属于“反动的社会主义”。

事实上，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尽管它吸收了儒家社会主义中的有关概念，但这些概念早已实现了自身语义的流变。比如，“小康”这一概念在古代的内涵，虽然主要是指社会比较稳定、家庭经济比较富裕殷实，但其前提却是封建的纲常，诚如《礼记·礼运》所描述:“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是谓小康。”不难看出，传统意义上的“小康”概念蕴含着浓厚的等级意识。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小康”这一概念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富裕，而且还涉及到权利、教育、医疗、安全、公平、尊严、生态等各领域。这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小康”这一概念不仅过滤掉了传统意义上的等级意识，凸显了人人平等的思想，而且还从原来的社会经济方面拓展到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成为“美好生活”的同义语。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反复强调要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在习近平看来，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要实现自身的强盛不衰，必须以文化的兴盛作为支撑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情感纽带和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必然在国际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挑战，而要实现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不仅仅要在科技、经济等物质领域发力，而且还要着重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它“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指出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虽然前所未有地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儒学的“全盘复归”，更不意味着是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新复位”。其实，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倡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不加甄别地对其简单地继承，而是“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从而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双创”，即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与儒家社会主义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二者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我们决不能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收和容纳了儒家社会主义的有关概念和思想，就将二者划等号。持“等同论”观点的人，既严重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对儒家社会主义相关概念和思想的科学改造，也严重错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学的态度，更严重忽视了儒家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语境。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合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于一体。在这里，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特色”而抹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属性，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等，从根本上说则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过于夸大这一理论光谱的普遍性，它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特殊产物和创新性版本，而“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