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严明的纪律、严谨的作风来教育和约束党员，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艰难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铁的纪律锻造出一支忠诚坚定、如臂使指、战无不胜的队伍。
大发展的党员人数、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形势和始终存在的投降分裂危险，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纪律建设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员人数快速增加，特别是1938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党员增速进一步加快。到1938年底，党员人数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时的4万人增加至50多万人。不过，绝大多数新党员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又在战时紧张艰苦的条件下分散作战。党在短时期内迅猛发展，需要加强包括纪律建设在内的党的建设。
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指出：“为着巩固党，必须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党的团结。必须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保证党内思想上的一致，提高党的铁的纪律，保证党的行动上一致。”这一决定适应了党的自身发展需要和时代任务。在敌强我弱的复杂抗日形势中，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过程中，唯有用铁的纪律武装党员，百炼成钢，才能抵御妥协、投降、分裂的危险，才能不惧付出巨大努力与牺牲，克服战争环境中的种种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领导全民族抗战到底，取得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
完善党纪党规、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和重视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举措
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健全党内关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四个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同志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六届六中全会还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党内法规来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动，包括《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各级党组织加强了纪律性和规范性。
“四个服从”和相关文件制定后，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纪律教育。抗战时期发生的黄克功案、刘力功案、刘振球案等，都是党纪教育和加强党的建设的典型案例。以刘力功案为例，刘力功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党校训练班学习。分配工作时，他拒绝去华北基层锻炼，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党组织与他谈话七次，均无效果，决定开除其党籍。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针对此事，专门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深入剖析，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和特殊组织。陈云提醒每一位党员：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遵守纪律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中央组织部还组织延安各机关围绕“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开展了一场大讨论，对照刘力功检讨和反省自身行为，深深影响了广大党员。此后，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分配的多了，自由散漫的少了，严守纪律的多了。
历史启示：只有铁的纪律才能确保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确保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永不褪色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和辉煌的历史时期。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政府，形成了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培养了一大批组织纪律严、工作能力强、吃苦耐劳的干部。中国共产党不仅赢得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还获得了海外华侨的赞赏：“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前进道路上必然要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面对可能出现的考验和困难，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用铁的纪律确保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确保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永不褪色。
（作者简介：吴敏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宣部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2023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培远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近代经济史。出版专著、合著多部，在权威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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