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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仅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全球性的社会变迁，还将开启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美国学者布莱克提出，现代社会的变迁“这场伟大的革命性转变是最富动力性的”。他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人类的诞生和文明的出现这两次社会变革，可以和现代化相提并论。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然而各民族国家如何融入现代化潮流，走什么样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却可以有不同选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并且正在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态势创造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历史大势，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增强道路自信，必须坚定不移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续发展。作为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否可能、何以可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如何探索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何种世界历史意义等问题，需要从世界历史视角进行阐释。“世界历史”是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合法性、主体能动性、创造创新性的重要视角。

　　（一）资本主义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资本主义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先驱”的作用。在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分工和交往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分工的发展和细化，产生了个人之间的利益分化和交往需要。交往的日益扩大，最终促成世界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促进和变革作用，极大推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使人类历史由各民族相对封闭、独立的发展状态进入到“世界历史”阶段。对于资本主义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实际上作出了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两种维度的评价。从历史主义维度看，资本主义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和变革生产关系，推进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积极作用。从道德主义维度看，马克思又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恶”的道德批判和谴责。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相对于旧的、过时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方式而言都是一种进步，而不管这种新生产方式会带来何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毕竟历史前进的车轮无法阻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无法改变。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做出了全面、科学评价，坚持了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事实评价和价值评价的统一。

　　（二）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选择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现代化会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和冲击，但是后者不必然一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进入世界历史，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和选择性。晚年马克思在对东方社会进行大量研究之后，获得了更多论据支撑。1881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否定“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提出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晚年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可以获得新生的思想，是基于世界历史视角对历史规律学说的完善和发展。随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类之间的交往日益突破民族区域的狭隘限制，而具有了全球性。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普遍交往，改变了“世界历史”出现之前各地区、民族、国家各自孤立自发演进的发展状态，而是被统一纳入到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中，一种超时空的发展关系代替了之前的单线进化模式。世界历史重构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前提，使人类发展实现从单线一元进化模式向复线多元进化模式的转变成为可能，它所提供的时空转化格局拓宽了各民族发展道路的选择空间。

　　（一）被卷入世界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开启真正的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毛泽东深刻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由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所以中国从进入世界历史的时刻起就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已经完成了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时代，同时也重构了世界历史条件。作为后发、外源式现代化国家，中国已经不具备既保持自身独立性又能自发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要实现现代化，中国必须首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结束在国际体系中的从属地位，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自主地进行现代化探索。而要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进行革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建了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也为开启真正的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顺应世界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比较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国内，新中国的财政经济“一穷二白”，面临严重困难，同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国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局面已经形成。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胁的措施，试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从当时开展国家建设的需要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封锁，使得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难以获得外部技术支持，再加上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专家的撤离，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只能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现发展方针。

　　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后又在1964年12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要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次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中，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换成了现代科学技术。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是围绕经济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展开的，这是由当时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主要任务、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

　　（三）融入世界历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致力于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这种多元化、多层次国际力量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借重，客观上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稳定。邓小平基于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分析研判，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即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成为党和国家制定内外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也为我国形成“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共识提供了思想前提。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开启了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阶段，江泽民、胡锦涛等团结领导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前进，不断丰富发展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认识、定位、布局和目标设计，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现代化由最初的经济现代化，拓展为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综合发展、相互促进的整体发展过程；现代化布局由“两位一体”“三位一体”“四位一体”，逐步拓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由此基本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实现了由局部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跃迁。在现代化目标设计方面，采取逐步推进的接续发展战略，从最早的实现工业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升级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了从经济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的转变，做到了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四）引领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开创全面开放新格局。进入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希望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机遇，让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顺风车，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发展。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经济制度加以确立，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制度层面的重大创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构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体系。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弊端显露出来，要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必须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注重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得改革能够产生综合效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与定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议题，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升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水平，改变了现代化的世界版图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体量大、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奋斗目标，而且对提升整个世界的现代化水平也将是一种积极的贡献。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方方面面的成就让具有如此庞大的人口体量的中国解决了生存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同向而行的互利共赢。特别是面对人类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日益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加强合作才能共同应对各种新的风险与挑战，实现“双赢”。中国对世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还体现在，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欢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成果。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解构了“西方中心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现代化肇始于西方，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殖民，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了西方一种普遍主义和历史进步主义的自信。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是美西方国家有计划、有目的塑造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确立和成功实践，证明多元的现代化模式可以并存。这坚定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和成就将激励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积极主动地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开阔了发展思路，坚定了走自己的路实现现代化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选择自己的道路、做自己的事情。我们无意也没有输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模式’，但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必然会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借鉴”。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壮大了发展中国家力量，推动国际格局向“东升西降”的趋势演进

　　20世纪末期的苏联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事件，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各种思想也汇聚这一事件，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一时变得异常复杂。不管从哪个方面考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都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就，“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主要代表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深刻改写世界经济版图，为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注入了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现代化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发生的“现象级”变化，使得中国成为重塑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成员。202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为此，他提出要坚守和平，实现共同安全；要重振发展，实现普遍繁荣；要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

　　（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历史发展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文明类型，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文明的重构和超越，开创了具有东方气韵、大国气象的新型人类文明。有学者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能够靠自身力量、靠自我革命消除各种腐败的纯洁性的政党文明；创造了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人类政治新文明；创造了没有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和城市贫民窟的人类城市新文明；创造了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以强大的现代化力量不断制止战争的和平的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从对比、超越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超越性和优越性，“是对中国实践、中国创造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高度概括，标注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定位、中华文明发展的新高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4期

　　网络编辑：马京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