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19世纪中叶，西方“闯入”东方的中国，这种闯入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物理闯入，还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命运将不可逆地与现代世界相交织，古老的中国由此被迫迈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支撑西方“闯入”这一殖民行为的则是工业革命以来强大的技术变革，面对西方现代化世界背靠强大技术的压制，传统中国的制度、经济乃至文明都呈现出全面的凋零。1921年以来，经过百年探索与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成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新起点。这一“新”不仅指向对于传统封建社会的迭代，也指向对于以殖民霸凌塑造世界秩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突围。从历史的流域视之，近代以来中国所亟需的全面转型，即实现去殖民化、追求现代化发展，并在此基础之上重塑文明，这些诉求都为新中国所承继。如何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独特之处，以及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之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内涵？对于这些命题的解答，需要拥有长时间段的历史视野、中西比较的发展框架。因此，本文试图以长时间段的历史呈现出西方世界现代化浪潮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以及新中国对其的互动与反塑造，以期更好地钩沉历史，理解新中国求索技术发展与总体现代化的历史实践，并为当下技术发展的路径提供历史借鉴要素。

　　在人类历史的大变革中，技术的更新迭代总扮演着支撑性的推动作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即以原始工具的打磨使用，金属冶炼技术的登场标定了人类脱离蛮荒、文明演进的程度。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机器生产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日益结合，人类在技术事业上获得了巨幅发展，达到了历史的峰值。马克思曾在喟叹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变革：“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从人类生活方式与环境层面而言，工业技术一举更迭了历史的组织方式、生产生活形态，也开启了改造本质有限的人类与自然界的历程。马克思以辩证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大工业，认为其能够“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摩登时代》中所呈现的在流水线上重复劳作的畸零人，即呈现出其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合流的现代技术对工人所进行的非人化的规训。

　　而从国际交往层面而言，发达的交通与通讯技术开始将分布于各个大陆的地区与国家巨细无遗地纳入统一的视野，全球正式进入世界历史。出于对资本积累与扩张的渴求，西方各资本主义工业国先后踏上全球殖民的道路。对于率先进入工业文明、掌握先进技术秘钥的西方世界而言，它们自然能够在实力上轻易压倒农业文明以及更为落后的氏族部落，进而攫取并操控后者的矿产、作物、人口、市场等各种资源。然而，为匹配其国内兴起的鼓吹“民主、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另外也出于将殖民运动常规化、秩序化的考量，西方工业国还需要在意识形态上解决其合法性何在的问题。这就是“文明-野蛮”二分话语自觉登场的时代背景。在开拓海外殖民地的过程中，以“天定命运”等宗教理念为支撑，根据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程度、技术发展等情况，先发国家将全球各区域与国家大致区分为三种类别，即文明主体（civilized humanity），野蛮部落（barbarous humanity）以及最低层级的未开化族群（savage humanity）。在文明国家中，“农业已经技术化和科学化，制造业规模宏大，文学、科学和所有的技术已经达到一种非常高的水平，商业遍布全球。”同时“文明”国家在军事与公共机构事业上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之对照，“野蛮”或“半开化”族群无论是在生产力还是风化习俗上都显得粗放与落后。可见，这样的分判标准自觉地将技术、生产力作为决定人类能力与文明的尺度，形成了“由技术而文明”的逻辑。更进一步，“由技术而文明”的逻辑并非仅仅用于判定国家或区域的属性，更被描绘为具有价值导向的历史发展趋势。即在文明、野蛮、半开化这三类主体中，只有拥有先进生产力技术的文明民族有资格加入维系世界秩序的共同体，彼此间平等相待，而后两种类别的群体则是需要被征服与教化的对象，客体只有按照主体文明自外而给定的道路亦步亦趋地前进，才可能获得文明之身份。在这一意义上，“文明国家”将“野蛮”或“未开化”的族群区域转变为殖民地，占取其天然与人力资源也就并非一种压榨或掠夺，而是符合全球现代化文明进步趋势、挽救落后文明的举动。随着这套话语在西方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写入教科书，“文明”对“野蛮”统治与征服的秩序得到确立与推广，殖民行为也就获得了合法性，遮蔽了其以技术实力决定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底层逻辑。而被迫卷入全球化的东方、南方世界不仅处于失语状态，也成为文明排序上失却主体性的存在。以列宁的譬喻而言，在这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落后国家注定只能成为“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客体”，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文化和文明当肥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旧有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但是这一套底层价值体系依然没有改变。无论是杜勒斯在准备与苏联谈判时声称：“我们应该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而不是从荏弱的地位出发”，还是近年中美会晤中美国放言要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我们都可以从中体会出贯穿始终的霸权意蕴。“由技术而文明”的逻辑或隐或显地绵延塑造了现代世界的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后的历史抉择。近代以来，“船坚炮利”四字成为中国形容外来挑衅与侵犯最常见的话语，可见中外技术的天壤之别构成了中国对现代化世界最直接与鲜明的感受。由于技术落后中国国防衰弱，近代中国屡受凌辱，国土连片沦丧，经济命脉受辖，司法教育等领域全线受到外来入侵。不仅如此，在文明统治野蛮的逻辑下，中国民众在西方想象中成为了劣等的，不道德以及不健康的东亚病夫、黄人，这些统称在诞生之初都是充满东方主义与殖民色彩的身份定义，在这些话语背后是对传统中国文明的瓦解与否弃。由此，西方现代化世界对中国的打击由技术压制贯穿始终，而以文明降维作结。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器”与“道”的关系是一组重要的概念，“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近代以降，器之功用从道的统摄中挣拔而出，逐渐获得自身独立的意义，甚至转而决定了“道”的存亡与形态。面对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国人积极寻求出路，并很快发现是否拥有强大的工业技术，是否能从“农世”进益为“工世”成为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康有为曾喟叹道：“方今由农世进为工世时，英之强也，欧美之盛也，轮船、汽车周于大地，而霸大地，惟工之故，吾国所最乏者工也，不知何时拉土高出现于吾国乎？则吾国强盛之日至矣。”为实现中国的自救，紧跟时代的巨浪，有志之士曾发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而戊戌变法、“五四运动”则分别在制度与国民精神上要求全面改弦更张。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正是依循了这条“由技术而文明”的递进逻辑：从单纯否弃传统技艺寻觅现代化技术，转而追求以工业化为基石的全方位的现代文明。

　　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近代以来救亡图存运动的延续，因此其问题意识必然含括如何应对、化解外部现代化世界的挑战；相应的，其革命建设主旨也必然蕴含着国家跃入工业化，实现机器大生产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对技术进步的探索是一以贯之的。但另一方面，新中国的实践又接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深化对现代化追求中又逐渐溢出了西方现代化的框架，随时代发展呈现出了技术与文明关系的另一种发展逻辑。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毛泽东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进行讲话，这次演讲勾勒了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的斗争历程，同时又描绘新中国未来发展的远景，他说道：“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其中蕴藏着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近代国人为何被定义为落伍的？第二，为什么基于经济建设的文化建设，能够让中国人“被认为”是不文明的时代结束？在这些问题背后实质隐藏着技术、现代化与文明的关系。依照农业文明而言，中国拥有灿烂辉煌的礼乐文明、系统庞大的文官体制、辐射辽阔的儒家文化、精湛发达的手工技艺，清末之中国并没有完全丢失这些优势，这说明近代以来中国“落伍”的根源在于：由强势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标定各国文明与否的参照系发生了位移，在变化的历史趋势中，新中国则需要相应地在全新的经济技术之上追逐新文明。

　　大工业时代后，工业技术、产业经济的发达程度成为了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拥有现代文明的核心标准。即便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反叛者”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在现实世界中赢得发展权，一定程度上也必须共享由先发国家制定的竞赛法则。例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所展开的军备竞赛、技术竞赛、对外经济援助，就是为了佐证自身的制度能够更有力地推进现代化事业（无论是针对本国还是联盟国的），而证成自身的正当性与先进性。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毛泽东认为这成为了“东风压倒西方”的关键标志。对于美国而言，技术援助对于扩大势力范围、证成自身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能帮助第三世界、使其避免崩溃的关键，在于美国在技术上的成功。金钱本身做不到这一点，只有技术及相应的专门知识的扩散，才能帮助第三世界迅速度过这段受共产主义威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而第三世界国家接受美国技术，也就意味着他们在通往现代性的全球运动中接受了美国的领导角色。”可见，由技术生产力发展所定义的现代化的正当性，并不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别而在其中一者中失效。在现代化进程席卷全球之后，通过技术、生产力发展而获得现代文明的逻辑是各国均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与现实法则。在这一时代趋势中，为在现代世界重新争取国家主体性，新中国的现代化至少需要具备两点特质：其一，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由中国自身主宰的现代化，而非受他国操控的现代化；其二，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进步的现代化，而非落后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正是沿着这双重目标，在“由技术而文明”框架内进行了深切踏实的历史探索，为推进复兴征程迈出了关键一步。

　　（一）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技术发展路径之一

　　“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作为亲眼见证近代中国在坚船利炮下沦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境遇，秉持着从帝国主义体系中突围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群体，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肩负着促使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时代使命。“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可见，实现工业化是保卫国家人民的必经之途，也是合乎人民与国家共同利益的历史选择。不过，单纯具备工业产业，并不意味着国家真正拥有掌握了新式强大的工业，更不意味着就此实现自主的工业化现代化，这一点可以镜鉴印度独立前的发展状况“印度有没有工业呢？无疑是有的。印度的工业是不是在发展呢？是的，在发展。但是……那里的工业完全隶属于英国的工业。这是帝国主义的特殊方法——在殖民地发展工业，使它受制于宗主国，受制于帝国主义。”也就是说，殖民时期的印度工业并不能依照本民族的发展意愿进行生产与布局，无法进行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的生产，而不得不仰仗依赖他国的技术供给，从属于英帝国全球经济扩张的低端附庸环节。这样的工业发展不仅无法成为保障主权的国之重器，反而成为了加深印度依附处境的经济锁链。与之对照，新中国明确认知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实现独立自主仅仅是实现突围的开端与前提，它还需要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作为打破殖民羁縻的坚实基础，“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关键步骤即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独立”与“完整”的要求互为支撑。只有摆脱他国干涉，改变单纯仰仗先进国家技术输送，舍弃照搬照抄他国发展模板，自力更生地进行道路探索与产业布局，以我为主地进行交流互鉴，才能免受外来操控，进行完整产业链的搭建。同时，也只有最大限度地完善本国工业体系，特别是在关涉国家命脉的产业领域掌握自主权，才能真正持久地捍卫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更好地在平等基础上开展更为广泛的对外技术交流与贸易往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新中国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工业体系，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沦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原料与廉价劳动力输送地的悲惨命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深度融入参与世界经济，在全球政治经济波动中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供给了最有力的产业结构支撑。步入新时代，中国进一步加强供给侧改革，完善产业链促进产业升级，形成巩固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退潮、部分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加强的全球新格局，拥有独立完整庞大的工业体系，依然是保障我国具有充足经济潜力、顽强发展韧性的不竭动力。

　　（二）发展尖端科技与动员群众科学：新中国技术发展路径之二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环境有所转变。欧洲国家的衰弱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使得殖民主义日益消落，然而以现代化技术实力为基础的争霸逻辑依然大行其道，孤立封锁、政治干预、武力挑衅依然是新中国无法回避的历史大背景。近代“落后挨打”的集体记忆，叠加新中国所面对的严峻地缘政治环境，使得中国在求索现代化时存在一种“被迫赶超”的特性。此外，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与历史文明都体量庞大的国家，则在主观上怀有强烈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复兴与否也同时涉及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否在现代世界上获得主动性与话语权的问题。因而，在“被迫赶超”特性与“主观赶超”热情的双重作用下，对于新中国而言，唯有进步而非落后的现代化成果才能够符合历史预期与满足人民的需求与福祉。为实现这一目标，在技术发展方面中国采用了兼顾发展尖端科技与动员群众科学的建设取向。

　　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技术发展出现了新兴趋势：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机械发明带来了特殊性能材料学的发展；原子能的运用成为人类生产新的动力能源；电子学的运用使得生产自动化、遥控化，以及替代部分脑力劳动成为可能等等。周恩来曾判断：“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在新一轮技术爆发酝酿之际，新中国也及时扣听到时代脉搏，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以全局长远的发展视角勾勒了中国科技发展重点项目，为推进尖端科技的研发创新，赶超世界技术浪潮提供了基本指南。在“向科学进军”的鼓舞下，新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例如成功研制了首台大型计算机，自行设计制造了第一台海洋科考船、深井石油钻井机、万吨级游轮、人造卫星等等，全面拓展了对自然的理解以及科学技术的广度与深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也在封锁中悄然“上马”，并逐渐从民用发展至军用，以实力捍卫了中国的整体安全与现代化事业。当下世界，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人机交互技术、虚拟现实技术、量子计算等颠覆性科技正不断更新人类的知识边界与生产组织形式。为实现科技强国，在角逐未来的赛道上掌握战略制高点，新时代中国正持之以恒地推进在尖端科技领域的探索，努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除却在高精尖端技术方面进行深耕外，新中国还格外强调充分动员群众智慧，挖掘地方本土的生产技术作为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助推力。此处似乎存在一个矛盾，鼓励运用地方本土的生产技术固然符合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然而本土生长的技术往往是粗糙的，较为落后的，又如何能够匹配“进步”的发展目标？这其中蕴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时的辩证工作方法。从横向社会发展层面来看，在一个起点为一穷二白、小农作业形式蔓延千年的庞大国家推进工业化转型固然是漫长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只能等待着先进技术的降临以展开现代化建设。例如在工业化程度有限、农业机械普及率较低之际，为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事业，鼓励群众运用本土的经验智慧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地方潜在的生产活力，有效提升生产效率，助推生产成果的“进步”，以点滴积累实现量变到质变。从纵向技术发展层面而言，本土的技术则蕴藏着进步的可能性：“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例如纾疾解痛的青蒿素，正是在民间抗疟单方、秘方和古代经典中医药抗疟文献中留下草灰蛇线，并于大型群众会战中完成了“青蒿素从发现到发明的过程,使青蒿素药物达到鉴定要求”。对中国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事业发挥巨大奠基作用；至今仍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杂交水稻，也正是在全国南北数十省大协作、群众广泛参与攻关的基础上实现选育、应用与推广。可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汇聚积攒生产一线的智慧，有助于在历史的横断面上呵护从本土资源中挖掘的技术胚芽，以满怀的自信培育出从中国大地上生长的“进步”的技术。

　　回首历史，自工业革命到来之后，“由技术而文明”的统摄逻辑始终未曾消退。在近代，它被包裹在世界文明等级秩序的意识形态中，以殖民-被殖民的关系出现。因技术、生产力与道德和文明相勾连，西方世界完成了对后发国家由军事、经济至文明的全方位降维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浪潮兴起，殖民主义在形式上消退，取而代之的则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的对峙，以及对中间地带的争夺。此时在两大联盟之间，这一逻辑通过竞争与对抗的方式出现。无论是直接在中间地带施加武力，还是生产力速度、太空争霸的比拼，其竞争基础都源于技术发展程度的高下，竞争目的则是角逐对现代文明排他性的代言权阐释权，由此获得领导世界的地位。而在盟国集团内部，“由技术而文明”的逻辑通过领导-被领导的关系呈现，它运用比过往殖民主义更精致与温和的方式，向被领导国家输入技术、资金与管理模式的支持，许诺这是通往现代文明唯一正确的道路。苏东剧变之后，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认为阻遏美国普遍主义扩张的力量已经消失，西方自由市场与自由民主的制度成为了“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在几个世纪的迭代中，“由技术而文明”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其历史叙事方式与主旨实质已经影响了现代世界的深层秩序与现实法则，跨越地理屏障、国际单位的变迁以及意识形态之争，一跃成为真正的“普世价值”，并始终为强势国家服务，成为其操纵国际事务，臧否他国现代化路径的凭据。从根底而言，只有拥有技术物质实力的民族与国家才有可能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此之外者，则或面对被他国吸收与驯化的风险，或在世界上处于几近失语的状态，也就是说其存在等同于非存在。前述新中国推动技术发展的努力，在全貌上显然符合以技术实力获取文明话语权的框架：无论是建构完整产业链巩固国民经济，夯实安全基础，立国于世界之林，还是积极推进建设获取进步的现代化成果，在工业时代争取主动性，的确遵循了一条通过发展技术而获取现代文明的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最终屈服于这一价值体系并与之同化。在由西方世界掌握的“由技术而文明”的话语中，先进的技术指引着文明的方向，也指引着落后技术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不仅何谓先进何谓文明都是被定义的，同时，如何从落后走向先进也有了一条规定的、具有普遍性的道路。而中国在发展中选择突破这种被规约的“普遍”道路，转而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方案，展现出不断溢出框架的趋向。作为延续马克思主义、秉持社会主义理想的新中国，其技术发展方向，不仅具有强烈的跻身现代世界的渴望，同时还怀揣着超越“由技术而文明”逻辑的一种全新的现代性的宏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再是近代以来西方逻辑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其主动改造者与超越者。从“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起点出发，新兴的东方中国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回应冲击并反塑造着“由技术而文明”所蕴藉的霸权理路，在否定性承认、价值解构、实质超越的三大步骤中走向“由文明而技术”的现代化，引领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孕育诞生。

　　（一）在否定的意义上揭示“由技术而文明”逻辑的存在

　　在过往殖民主义形式消退后，以技术实力划分文明等级、国际地位的强权意识虽始终发挥着根深蒂固的现实影响力，但其直白裸露的表达叙事则逐渐自觉地走向历史幕后，以更为隐蔽精致的话语形态取而代之。例如，在冷战初期，美国仍然张扬强调要在“在自由世界（按指资本主义世界）各地建立实力地位”，“西方国家及其远东的盟国必须以实力地位来参加与共产党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但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平攻势”以及世界人民对和平强烈渴盼的影响下，迫使美国为转圜道义上的劣势地位而制定了“和平计划”，试图淡化实力政治的存在现实。为促成苏美共治世界的格局，苏联方面也曾配合作出冷战与“实力地位”政策基本结束的论断。针对这一问题，中苏之间拥有截然不同的解读视角。中国同样意识到西方的实力地位政策一度在名义上难以维系，但“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也就是说，无论缓和还是紧张都是霸权国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一旦世界缓和对其不利，美西方依然有可能重新挑动紧张，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依然属于广义上“实力地位”的展现。在实力政治的历史退场前就宣扬这一政策的终结，实际上构成了对现实的掩盖与粉饰，可能使人民对局势的认识产生混淆而松懈了对民族独立与自立生产的要求。而指明“实力地位”仍将长时期存在，构成了一种结构性危机的揭示与对民族解放与建设运动的理论助力。因此，与“落后就要挨打”的叙事逻辑相似，对实力地位的强调所表达的并非应然价值，而是实然历史。同时，为了建立平等的国际秩序，不能仅靠大国间的博弈与“施舍”，而需要落后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后提升工业化实力，团结起来掌握自身的命运。可见，新中国遵循“由技术而文明”的发展逻辑，不仅仅是一种现实妥协，更包含着历史的斗争辩证法。中国追求技术与实力发展，并非为了顺从这一逻辑去统治与操控其他国家，而是在保障自身主权安全的基础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中国承认实力政治的现实影响力，亦非为了巩固由霸权国家主导的“由技术而文明”的意识形态法则，而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承认揭示这一逻辑体系的现实存在，并对此进行动摇与否弃，在现实的世界而非理念的幻象中破解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格局。

　　（二）以和平发展为基调：文明与技术的脱嵌

　　新中国对“由技术而文明”框架的冲击与超越始于将文明与技术进行剥离。以技术实力为前提的文明，本质依然从属于强力的政治。而文明与技术的脱嵌意味着人类文明应拥有独立于技术的内涵。延续列宁“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之逻辑，新中国翻转了以往被西方世界把控的文明内涵。在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就对西方文明话语进行了颇为犀利的反诘：“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你们也是如此……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点。要有自信心。”以“关系”的视野界定文明，文明并非完全由经济的强盛抑或技术发达程度决定，还要看一个国家是否秉持一种平等正义的国际秩序观念，能否尊重其他民族独立探索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意愿。因此，这一语境中的现代文明是一个不断随时代向前的开放概念。它必然随着世界各族人民求索现代化过程中对经验的探索与总结而不断丰富。这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鼓励世界各国人民实现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当下全球面临着复杂交织的严峻挑战，“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越来越大……围堵遏制、对抗威胁的冷战思维沉渣泛起，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甚嚣尘上，丛林法则、零和博弈找到新的土壤”。在人类何去何从的又一个历史节点，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以和平团结的旗帜号召广大国家同舟共济，以“一带一路”谋求共赢发展，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迁、公共卫生难题、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人类的共同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同探索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三）凸显人民性的发展之路：走向“由文明而技术”的现代化

　　在剥离技术实力对定义文明的决定性作用时，有必要在二者间重建一种更为合理的坐标系。工业革命之后，机器生产叠加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不仅以高生产率制造出大量产品堆积，也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使广大劳动者成为工业技术的奴仆，陷入异化状态，这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技术爆炸已然迫在眉睫，在决定人类将走向怎样的未来之际，需要重新呼唤新的文明引领、约束本质无限的技术发展之路。文明对技术的引领，意味着在追求技术发展的同时，还需要思考以怎样的方式发展技术、为了什么而发展技术的先决性问题。新中国接续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酝酿生成中形成了彰显人民立场的文明新形态，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要“由人类主导、为人类服务、符合人类价值观”。在新文明观的基础上，实现了“由技术而文明”到“由文明而技术”的历史转向，给予时代为了人民发展技术，以及依靠人民进行发展的新答案与新实践。

　　为了人民而发展技术。“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也是新中国谋求现代化转型的根本目的。因此，一切生产力的进步，科学技术的伟力都应该服务于人民福祉的增益。中国在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始终在空间与代际的复合维度上重视维护与提升人民的利益，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也是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空间上，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区域融合协调发展，以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切实成效作为弥合城乡差距、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农村公路10年间净增90多万公里，农村供电网络不断优化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84%左右”，“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行政村、脱贫村100%通宽带。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基本建成。”为中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步入小康、走向共同富裕供给了基础设施的重要支撑。在代际上，中国的现代化新路对人民福祉保持关注与强调，其主体指向不仅仅包括当下的人民，还涵盖着未来时间向度的人民。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路径秉持着长远的发展视角，平衡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注重维系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与环境治理，控制碳排放总量兼顾开辟能源革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迁，在代际的时空中保障子孙后代的长远福祉，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美好生活愿景。

　　依靠人民进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随处跃动着创造历史的火热篇章，汇聚起来就是一部人民的史诗。”人民是技术发展的旨归，也是创造技术的根本动力，作为物的技术不应转而操控、压抑作为创造者的人。目前，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一触即发，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端科技给中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与历史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信息化智能化迅猛发展，对人类生命的存在形式、活动方式、伦理道德等提出了不可忽视的挑战”。如何理解人与技术交互影响的现实结果，如何展望技术发展与施用的边界，怎样的技术能够更全面地为提升人民福祉而服务？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追踪人类所采用的技术发展路径。虽然技术发展更新迭代已久，但我们依然有必要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经验，在变迁的历史中撷取不应更易的发展原则，重温“群众科学”的历史，重视依靠人民发展技术的道路。1956年，在制定科学技术远景规划时，以钱学森与聂荣臻为代表的战略武器部方案被采纳，由此“中国的科技和国防体制走上了一条‘尖端武器＋群众路线’的另类发展道路”。在建构中国航天、核工业、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中国“舍弃了传统制造业的科层模式，采用了工程项目和特别任务小组的形式”。这种新型生产模式在强调统筹管理、集中决策的基础上进行权力下放，拓展技术科研人员与决策领导层的沟通渠道，实现跨部门跨系统的灵活动员与扁平化的协作组织，体现了集中与民主的有机统一。此后，这一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创新管理模式从尖端武器部门扩展至各个生产领域，在推进技术研发创新、运用落地时生成了一条独特的“群众科学”道路。例如，在工业大省的三大机械厂，均出现了使干部、专家、普通工人紧密协作为特质的新型组织生产方式。这一管理制度能够让专业部门及时接受生产反馈与运用普通工人劳作中的新创造，也助益工人接触必要的理论知识，打破隔阂，使工厂车间同时成为生产、设计、试制、科学研究的复合场域。这一新型管理协作形式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启发日本丰田模式的出现，成为“后福特主义”的实践资源。相较于资本主义通过垄断知识褫夺劳动者生产技能，将其降格为肉体的机械力，不断制造出被“被剥夺了知识的”工人，新中国独特的技术发展路径既拓展了现代科学的内涵与广延，规范了技术发展的目的，使“赛先生”不再高高在上，而成为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知识与科技，同时敦促广大人民不断走向再技能化与知识化，成为现代化生产中的主体，这也是广大劳动者提升具备科学素养，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源泉。在新中国求索现代化新路的进程中，指向了对“由技术而文明”发展逻辑的超越，其主旨并非对现代文明的颠覆，而是对其弊端的矫正。在国际关系上，中国摒弃以技术实力论文明的世界秩序，呼吁形成公平与正义的国家间关系，同时调整文明与技术的坐标，使得具有人民性的文明引领技术发展的路径与方向，体现了依靠人民与为了人民的发展脉络。中国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独特的技术发展道路对世界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结合人民与技术的关系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总结而言，新中国在技术发展与文明关系方面的思考，既受到西方现代化冲击的影响，又能够从自身出发，富有弹性地回应与塑造着现代的世界；其中的精神主旨既有以现实主义导向的一面，又有高屋建瓴，以理想引领人民与世界的一面。在艰辛探索的过程中，成就有之，经验有之，这条道路并非完成时，而依然向新时代的中国与未来人类世界敞开。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期

　　网络编辑：马京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