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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斗争的“来路”与“去路”
敌视我国社会制度是斗争的根源
问：在国际舆论中，反华势力热衷于在哪些方面对我国进行攻击和不实报道，原因是什么？
陈开和：我觉得从大的方面来讲，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攻击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国家的制度，总是在一些场合给我们的制度贴上负面标签。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据理力争、坚决反对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巴厘岛会上跟拜登见面的时候也谈到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主张求同存异，但是美国政要和主流媒体对于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是很清楚的，他们对我们的攻击核心就是从各个层面攻击我们的制度。
如果从长的脉络来看，从近代以来，他们其实一直试图改变中国的制度、中国的文化。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就鼓吹意识形态对立，即使后来两国关系有所缓和，缓和的根本原因也是战略上的而不是他们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识形态了。尼克松来华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建交，他就主动到中国来，意识形态放一边，这主要是战略方面的考虑。等到苏联衰落了，美国就把意识形态这一块就又逐渐地强化起来。
国际舆论斗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西方的主流媒体对我国制度的敌视与其政府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基本价值观跟政府其实没有大的差别，不管他们在具体的议题上怎么吵，但是在这些大的议题上是比较一致的。因而，他们就会由意识形态的差异延伸开来攻击我们其他方面，然后来放大一些特例，借此攻击我们整个的国家制度。我们国家这么大，带着目的很大概率能找到一些具体的、能够引起情绪反应的个案。至于发展变化的大的积极趋势，他们则不愿多谈。
当然如果说从具体的利益来讲，中国的发展对世界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一直主张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不强加于人。但是，美国一些精英不这么看，他们主观判断认为两国合作给美国获得的实际好处不如中国获得的多，于是他们就要进一步打压中国，这是他们从实际利益层面的一个考虑，当然根本上来说还是他们对于我们社会制度的敌视，基于他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威胁。
直面国际舆论场上的意识形态斗争
问：近年来国际舆论斗争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愈发地浓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
陈开和：这主要是美国方面对我们的两点误解：一个是认为我们国内的政策发生了转变。但实际上党的领导没有变、党的宗旨原则没有变，而且在党的领导下国家治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生态环境、社会风气、党内监督、官员操守、减贫共富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好的重大变化，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另一个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不像过去那么低调。他们喜欢在南海、台湾问题上做文章，给我们的国际合作倡议贴上各种负面标签，而我们对外传播方面做得还不够到位，所以明明我们是有理的一方反而经常陷入被动。
问：当前形势下，我们在舆论斗争中应该强调自身的意识形态特点，还是应该运用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来跟对方打交道呢？
陈开和：“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西方主流社会所界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有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但是说这就到头了，大家都只能是这种模式，这就不切实际，也过于霸道。
我们是主张求同存异、尊重差异。举例来说，对于政治体制上的差异，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西方是多党制，我们不会经常刻意强调这之间的差异，而是愿意通过各种方式来交流。但是西方就不同，他们把这种差异性作为攻击我们不支持“普世价值”的证据。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样用一套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和评判别人，垄断了这些人类共同价值的解释权，我们不能也跟着用他们的标准来评判自己，这就在话语权上被人牵着鼻子走了。
我们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但不能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并且光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还不足以应对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攻击，在实践上、在事实层面上要做好。除了国内的工作外，我们长久以来对亚非拉地区建设给予包括资金、专家、技术等等方面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以来对沿线国家经济、就业的带动作用；在地区冲突中始终坚持对话谈判解决的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积极贡献等等，都是我国践行共同人类价值的具体实践。而美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则是不断侵害他国利益，这既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包括如德法在内的欧洲国家、盟友的切身利益。行胜于言，在这种对比之下，来自美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击必然是愈显乏力。
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是宝贵的斗争经验
问：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抹黑和打压，我们有什么斗争经验，应该如何去做？
陈开和：从党的发展史看，我们在不同时期都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各种抹黑和打压。早期面对的国际舆论环境更加恶劣，被贴上各种标签。但是最终中国共产党还是争取到国内人民群众的支持、争取到很大一部分国际社会舆论的支持，说明我们当时就有很多有效的、好的做法。党在执政之前，对外传播的队伍和渠道都比较有限。但是党邀请外国记者访问解放区，党的领导人与他们推心置腹，长谈交流，加上解放区的各种事实，打动了许多外国记者，他们发表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报道，产生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样的经典之作。周恩来在重庆领导的国际传播工作，以多种方式与各方面记者、读者打交道，传达党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今天传播技术和环境都今非昔比，但过去的经验仍值得总结，今天也仍然可以借鉴。
刚才前面讲了，现在美国它总体上认为与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不能兼容的，因此就要改变中国，改变不了就要搞所谓的“激烈竞争”，实际上就是多方打压中国，这个我们要看清。对于各种打压，我们当然要斗争。同时，也要具体分析。不同的阶层之间还是不太一样的，境外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反华势力，哪怕在美国，他们也有许多人，即使有意识形态立场，也还是希望了解真实的中国，了解中国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样的群体是我们应该着力去交流沟通的，是我们需要把握和争取的对象。
（光明网记者李彬采访整理）
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
网络编辑：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