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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旧”以“立新”

　　和器物、制度与观念的演进相比，“再造新文明”的新文化运动历来被视作“新政治”的核心内容。新文化运动以前，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新旧文化论争，力图激活和唤醒长期处在中华文明优越感中的国人，这实际上是对传统天朝中心论的一次价值重估。我们今天也常会使用“优越”一词，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优越性”与“优越感”虽一字之差，内涵却差之千里。“优越性”是对事物优势的客观描述，“优越感”则是一种思想幻觉，其本质是以俯视角度看待其他平等事物。晚清时代对于天朝中心论的思想幻觉就体现在对内依旧坚持封建礼教；对外则体现出对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的极端排异性。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三次重大救亡图存的实践中，基本立场仍然秉持“以中为体”，多为引入和嫁接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辛亥革命也只是建立了形式上所谓的共和制，并未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封建复辟思潮依然甚嚣尘上。因此，新文化派试图以激烈的方式破除旧思想、旧文化和旧道德的藩篱，提倡民主和科学精神，对当时的顽固守旧派和“中体西用”的折中派形成了猛烈攻势。

　　但新文化派是将国民从中心论的幻想中唤醒，并非将中华文明贬低于一文不值的境地，更非试图消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实际上，对新文化派主流坚持全盘西化论的误认，在学界早已得到澄清。以陈独秀在与孔教运动的斗争中呈现出的三个面向为例：其一，他揭露所谓孔教运动背后的真正本质乃是“复辟帝制”的政治逆流，为捍卫辛亥革命以来的共和理念，因而“要诚心巩固共和国国体，非将这班……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其二，他将当时政治尊孔和儒学本身加以区别，指出孔教之教是“决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而非宗教，反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和“他在古代社会价值”，可见他是承认儒学的历史地位的。其三，陈独秀已经有了将儒学与世界文明相联系的意识。他认为，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的道德伦理“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尊”，虽是以此论证不必将孔教独标一尊，但将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作为世界文明之共性来处理，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价值重估。

　　因此，作为以“破旧”为主要目的的第一次文化调适虽显激烈，但仍然不乏澄清式的话语存在，即便被认为是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胡适，也在1919年提出整理国故，并以“再造新文明”作为其根本目的。而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领袖李大钊则指出，西方文化之弊在于“疲命于物质”，提出了吸取和超越中西文化之长的“第三新文明”的构建愿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调适，从空间上剥离了过去的中国文化视己为中心的排异心理，让国人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之一。而在对待儒家乃至中国文明的态度上，新文化派的主流是希望澄清文化利弊，通过“破旧”为“立新”提供容纳变革的空间。五四运动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认识到马列主义作为谋求人类普遍解放的先进理论的整全性、作为普遍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内在契合性和作为社会革命方法的有效性，将走马克思主义道路作为第一次文化调适的最终选择。

　　“革新”以“扬弃”

　　在总结和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面经验的基础上，尤其是针对特殊历史时期民主法制破坏严重的教训，邓小平提出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这一要求明确了我们要继承什么和抛弃什么的问题，不仅批判了专制主义、家长制作风等封建文化糟粕，还强调了要注重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所谓传统遗产中的民主性精华，实际上就是传统文明和中国现代化结合的榫卯结构。例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施，实际上正是将古代传统社会治理经验和现代基层民主自治理念相互融合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文艺工作的繁荣发展中得到体现，一大批学者重新开始研究传统文化，取得了丰硕成果。1989年召开的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研讨会，对孔子和儒学思想作出了重新评价，这就把过去长期饱受政治争议的儒学文化摆回到正确的轨道。邓小平用《诗经》中“小康”社会理想描绘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彼时中共领导人对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著名学者费孝通基于田野调查，提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命题，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受此启发提出了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内发型发展”模式，试图打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标准的话语主导权。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又一次价值重估和文化调适。与第一次调适不同，改革开放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评估呈现出内生性的总体特点：第一，新文化运动是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在外部文化强烈、直接与持续刺激下发生的；而改革开放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主要是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反思，是党和国家的一次自我革新。第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内蕴救亡图存和“为承认而斗争”的属性；而改革开放则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立场，是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意义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的过程。第三，新文化运动期间对中国传统的价值重估和文化调适是基于“文化进化”的视角，试图彻底剥离封建礼教，强调“弃”的方面；而改革开放是基于“文化自觉”的视角，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与现代化融合，强调“扬”的方面。因此，改革开放时期的价值重估和对文化调适，是党领导中国人民自觉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

　　“第二个结合” 与文化主体性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认识，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形成了“两个结合”“五大特性”“四个自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党的创新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生动体现。“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仅仅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功能性要素，而是上升为资源性价值，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本体构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还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性进行的系统性表述。

　　如果说“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一次重估，那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则是就如何进行文化调适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创造性转化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这里解决的是如何让传统文化保持其生命力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内容要新、形式也要新，要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需求、现实诉求和审美追求。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解决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发挥其影响力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资源，要通过不断地挖掘整理、研究运用，使之源源不断地为经济、政治、思想、社会和生态的现代化提供资源支撑。

　　“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两个视角下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确立。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透过西方文化刺激了中华文化的被迫转型，那么新时代的“第二个结合”就是将西方文明请下“神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文明形态的当代主体之一看待；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有效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功能，那么新时代则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视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论基础，“四个自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也就不仅具有了中国史意义，还具有了世界史意义。“四个自信”意味着以对人类新文明形态的高度自信面对世界发展的风云变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则是我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方案贡献，借由“一带一路”倡议等的实施转化为跨区域合作和全球努力，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鲜明特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第二个结合”所展现出的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和文化使命的成果，进一步佐证了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是“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也不是“自扫门前雪”，而是为世界所共知、共认和共享的文明发展成果。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