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既是一部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史，亦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背景研究应聚焦于两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两种路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背景研究的主要内容。从学术史角度审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将大大拓展研究视野，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规范化建设和科学化发展。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为视域的研究；二是以各学科学术史为视域的研究；三是以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队伍建设为视角的研究。已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的基本内涵、历史进程、实现形式、理论成果、基本经验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相较而言，对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与学术界思想发展之间的涵化互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理论和现实之间的有机结合缺乏系统的学理考察。
本文拟采用“双主体”（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人）视角，从学术史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属性与方法拓新、唯物史观的传播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启蒙推动现代学术转型、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论战中彰显哲学革命之锋芒、“两个结合”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四个维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背景予以学理考察，以期在历史、理论、现实的交相互动中还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背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维视野空间。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史”的研究，重心应聚焦于两条线索。第一，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亦即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第二，要从学术史视域出发观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要注重运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拓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理路。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视域”
从学科属性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中事物发展“过程”的再现。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史、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支撑、思想史背景，就要求我们在时间、空间、学科三维视角下，古今结合、中外结合、跨学科结合，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新境界，形成新格局，达到新高度。
第一，从时间上讲，要确立短、中、长时段相结合的研究视域。“大历史”主要关乎“识”，“小历史”主要关乎“学”，“学”要扎实细致，“识”要远大通透。诚然，大历史观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可以解决中、短时段研究造成的单一、割裂、碎片化弊端，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顾此失彼，因为历史正是由一个个鲜活的部分组成。我们需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总体平衡，做到“瞻前顾后”与“冥思苦索”相结合，“抓大”与“抓小”并进。
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应将二者割裂。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的过程，也应重视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接受、发展的过程。进一步讲，要求研究者全面掌握材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实事求是加以分析和评价，联系而不是割裂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历史进程。从史料选取及文本分析上看，横向上应连通中外，纵向上应横贯古今，尤其是文本分析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使用文本不能停留于寻章摘句式的引用，更要深究文本创作、译介与传播的背景与过程，还要探明著述者、译介者、传播者的立场、观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文献版本问题为例，一些学者尝试对某个领导人的著作、讲话、文件的初始稿、修订稿、补充稿、出版稿等做文字、内容上比照，从而梳理该领导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思想变化，进而客观分析其历史贡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
第二，从空间上讲，要确立全景式研究视域。一是要做到“三个加强”，即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研究，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在“三个加强”指导下，历史地研究思想，研究思想的历史。二是要确立跨学科的研究视域，开展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展现社会、民族、文化等多面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史学活力就在于其多面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是囊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诸多要素的总体史研究。同时我们还要借鉴吸收相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强化多学科、跨学科方法的运用。
（二）要处理好“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关系
学术史与思想史相辅相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背景时要善于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学术史和思想史含义有别。基于学术史概念看，中国古代“学”与“术”二者合一，同指知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现代汉语中，《辞海》把学术定义为“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这指出了学术的两大特质，一是专业性，即专业知识的研究；二是系统性，即对专门性知识的系统研究。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历史，也就是各个专业领域学术知识的发生、发展、演变、创新史。学术史研究的内容既包括学术观念的变迁，也涵盖学术问题衍化的逻辑进程，且后者更为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史，指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过程。基于思想史概念看，广义的“思想”指人的一切意识活动；狭义的“思想”指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性把握。思想史指对主观意识活动和客观规律的历史呈现。蔡尚思、侯外庐、冯友兰、钱穆、张岱年、郭兆光、匡亚明等均对中国思想史概念做过阐释，形成了“社会史”学派、“哲学史”学派、“一般态思想史”学派、“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派”等，他们的分析视角不同，结论各异。有学者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指“站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回答怎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进行较为透彻的阐释”。
第二，学术史与思想史相辅相成，双向互动。一方面，学术活动与思想活动在诸多方面具有一致性。从研究主体来讲，学术研究主体是专家学者，往往也是思想家。从研究客体来讲，思想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对象都需是客观事物。从研究任务来讲，二者均以获得新知，创新思维为重要目标。另一方面，学术史与思想史互为依存。不存在离开学术可以独立存在的思想，也不存在可以独立于思想的学术研究。任何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必须依仗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思想史中含有一定学术史的内容，同样，在学术史中也含有一定思想史素材”。学术可以通过创造性解释成为思想，思想家在对传统思想进行更新阐释时也必须借鉴学术研究方法及理论资源。
第三，学术史不等于思想史。从研究对象上讲，思想史既要关注精英实干家的思想及其著述成果，也要关注普通人物所思所想；学术史的专业性特质决定其关注重点是某一领域专家学者及其思想。从治学路径上讲，学术史研究注重历史性，体现出“我注六经”的特点；思想史侧重义理阐发，体现出“六经注我”的特点。从价值立场上讲，学术史与科学性联系更为紧密，思想史与意识形态性联系更为紧密，学术史研究突出学理要求，思想史研究则凸显价值评判。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不管是学者还是思想家都不可能纯粹站在某一立场上，而是不自觉地将揭示历史与义理阐发有机结合。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一定带有阶级立场，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也总是与一定的思想问题相联系。
有学者认为：“我并不相信离开知识性的学术，思想可以独立存在，也不相信没有思想，而学术可以确立知识的秩序。”事实上，思想史和学术史并无高下之分，从学术史出发研究思想史，将二者结合起来，既保持了各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也兼顾了研究视域的全面性，理应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的方法遵循。
（三）要做到历史、理论与现实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历史、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统一中逐渐实现中国化的。
第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近代以来诸多社会思潮中去研究。回顾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各种“主义”竞相登台，正是在与其他“主义”交流、争论、博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步步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剥离于众多社会思潮之外，孤立地去研究其个体，就很难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也难免落入“咬文嚼字”“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之窠臼。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处理好“中西关系”“古今关系”。马克思主义传入、传播、中国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中西、古今、内外之间的思想争论。为此，我们需要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正视历史、尊重传统，而不能割断传统、虚化历史；坚持按照两分法科学评价西方文化，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多面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坚持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从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化”争论到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推进，再到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发展，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进程的大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再现。因此，我们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研究结合起来。
二、唯物史观的传播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启蒙推动现代学术转型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传统学术发生了两次重要转型：一是1840—1919年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二是1919—1949年的现代转型。“五四”以降，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逐步建立并发展，唯物史观的传播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启蒙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共产党人与学术界对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有力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一）从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注重点经历了“两个转变”：从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由机械的经济史观向辩证唯物的历史观的转变。
第一，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的传播及辩证唯物主义启蒙经历了理论宣传—理论发展—创造性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民主革命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启蒙与现实政治斗争具体实践紧密相关，以大革命为重要转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重点经历了“两个转变”。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便致力于传播唯物史观，其中李大钊是首倡者，李达、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青年知识分子有突出贡献。《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21年成立后到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李大钊将唯物史观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工具，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则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直面中国现实进而分析解决问题的成果体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的认识逐步深化，这一阶段的探索有成就也有失误。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等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等问题进行了正确的理论探索。但陈独秀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对于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一直存在错误认识，最终导致国民革命失败。国民革命失败激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反思，受苏联哲学界影响，中国思想界开始高度关注唯物辩证法。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能够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也积极总结经验教训，在农村与城市关系、武装斗争、统一战线、阶级斗争、国家民族等问题方面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
第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点经历了“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转向。李达所著《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是研究唯物史观的两部代表作，《现代社会学》一书是唯物史观传播过程中规模最大、研究水平最高的作品。大革命以后，唯物辩证法成为阐释的重点。作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的理论家，瞿秋白第一个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介绍到中国。瞿秋白在《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概论》中研究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互辩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大大改变了唯物史观的机械面貌。在瞿秋白影响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分别从人类认识史、当作哲学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说明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等方面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李达还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阐释，使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性、整体性、体系化得以纵深发展，形成了“实践的唯物论”等理论成果。毛泽东重点关注了李达关于唯物史观论述中“社会的经济构造”中“生产力的社会性”一节，自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寻找理论依据，分析中国革命问题。
第三，从唯物史观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演变，是内外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是学术研究遭遇革命现实的特殊挑战。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唯物史观的传播与发展，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学术界开始反思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尤其是唯物史观创造性指导中国革命的特殊需要问题。1929年，李达撰写《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社会之基础知识》，明确提出要“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之后，这种由普遍到一般的辩证思维成为大革命后学术研究新的典范。二是受苏联哲学影响，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唯物辩证法传播热潮。大革命后到20世纪30年代，大量传播唯物辩证法的著述风靡一时，《哲学的贫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资本论》等唯物辩证法经典在学界流传。三是应对来自唯心主义的挑战。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康德主义者张东荪和托派分子叶青之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唯心主义派别之间最重要的一场斗争。张东荪否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超越性，将唯物辩证法等同于庸俗进化论。叶青站在科学主义立场上假意赞成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已在今天演变为科学，不具备哲学本体论。对此，艾思奇、邓拓等先后发表了《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等文章，深刻批判了种种谬论，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为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扫清了理论障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阶级性，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哲学依据。
（二）在学术转型中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五四”后，唯物史观的传播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启蒙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培养了大批杰出学者，他们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研究、学术阐释、学科建构，初步建构起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第一，“五四”以来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转型经历了学术民族化—学术通俗化—学术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众多西方思潮引入，中国思想界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民族危机加深，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片面“形式主义”的全盘西化对思想界的危害，“学术民族化”的诉求应运而生。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10位教授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要求。而后其他各学术领域纷纷开始改造西方学术思想，使之“民族化”。二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通俗化”。陈唯实的《新哲学体系讲话》《新哲学世界观》、胡绳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漫谈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均是这一时期哲学通俗化的重要成果。《社会学大纲》还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学术通俗化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但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还没有一部真正中国化的新哲学教程，基于这样的现实担忧，艾思奇向哲学界呼吁：“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在《关于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中将学术中国化的要求概括为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胡绳在《辩证唯物论入门》中提出：“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可见，“学术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与浓厚的思想氛围。
第二，“五四”以来学术转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研究、学术阐释、学科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具体体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学术体系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学术队伍建设、学术研究方法是学术体系建设的两大关键。“五四”以来兼具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及中国优秀传统治学品质的文化新生力量逐步形成。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都表现出很大发展潜能，成为现代哲学、经济、政治、历史、文学、艺术诸多领域的开创者。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既克服了传统经学烦琐考证的流弊，又避免对西方“全盘吸收”从而导致“水土不服”的尴尬，实现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的根本性变革。二是学科体系建设。“五四”以来哲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领军人物治学严谨，在各学科领域取得了大量突破性成果，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三是学科话语创新。“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社会科学具体领域相结合形成了“民族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等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话语一时间也成为学术界的“热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中逐渐成形。当时学院派主张“为学问而学问”，将学术与政治完全割裂，不过这种主张很快被证明有很大的空想性。国民党试图构建“三民主义社会科学”，严厉禁止马克思主义书籍、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则扛起马克思主义大旗与国民党展开斗争。这一阶段“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开展，“在青年一代中反而更加热烈地被接受、被传播、被欢迎”。“新兴社会科学”运动中，唯物辩证法得以充分应用，形成了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哲学社会科学的全新学术话语体系。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呈现出政治性、学术性与实践性三者有机统一的特点。
总之，十月革命后尤其是“五四”以后，“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三、马克思主义在论战中彰显哲学革命之锋芒
“主义”的大国，泥沙俱下，思潮激荡，烟尘四起。近代以来各种思潮背后的观念理论、学派范式、概念范畴、术语话语等一并涌入，在中西对接、古今转换中杂糅混用，启迪着知识界学人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去探究事物。在这个“隔着窗纱看晓雾”的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中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彰显了哲学革命之锋芒，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
第一，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展开论战。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使用唯物史观武器与其他各种学派展开论战。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坚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主义”只可作为“解决具体问题”之工具，实际上是为其政治上“改良”思想服务。与之展开论战的李大钊强调“问题”与“主义”密切相连、不可分割，主张“研究实际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相结合，倡导思想主张为政治革命服务。在“真假社会主义论战”中，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假意表明推崇社会主义，实质上认为实行资本主义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者陈望道、邵力子、李达等人运用唯物史观尖锐揭露了张东荪等人表面大谈社会主义，实则是资本主义忠实“粉丝”的两面派作风。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但认为革命胜利后要立即废除国家，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李达先后写了《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等文章，对其主张进行全面分析与批驳。“玄学鬼”张君劢大肆宣扬“主观的”“直觉的”人生观，认为科学是“客观的”，解决不了人生观问题。科学派代表丁文江、启超、胡适等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能支配人的生产生活。陈独秀先后发表了《〈科学与人生观〉序》《答适之》《答张君劢及梁任公》，瞿秋白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用唯物史观分别批判了玄学派的唯心论以及科学派的二元论。
第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科玄论战”中，陈独秀在肯定“科学派”成绩的同时，指出其二元论实质；在肯定玄学派辩证思维方式的同时，指出其唯心论实质。瞿秋白更是力求“破”与“立”相结合，抓住“自由与必然”这一重要问题，在批判两派错误观点的同时，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李达等利用唯物辩证法科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从学理上批驳了张东荪、叶青等在哲学本体论、哲学形态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与批评。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出发，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扩大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
（二）论战体现了学术性与政治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论战中学术政治化和政治学术化的交织与互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实践的三重统一，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论战实现了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民主革命时期诸多论战从来都不是孤立片面的政治主张之争，而是从政治领域到学术领域全范围的争鸣。譬如“问题与主义之争”，一开始胡适便借用杜威“实用主义”相关主张抛出其学术论点，而李大钊对胡适的批判也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哲学武器。在“无政府主义论战”中，陈独秀、李达通过《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等文章由学理而及政治的方式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真假社会主义之争”“科玄论战”中各派纷争更是始于哲学领域进而波及政治、社会各领域。关于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最能凸显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的鲜明特征。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托陈取消派”试图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否认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共产党人则努力证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旨在确立和维护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一开始发生在政党内部的论战很快扩散到社会各领域，继而在思想界先后掀起了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的激烈争论。论战中现实与政治的诉求，学术与政治博弈始终并存，学术政治化和政治学术化的交织与互动极大提升了论战的影响力，实现了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第二，论战实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这一特点集中体现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战各派想要自证科学性，就不得不以解决革命实际问题作为立论的重要依据。一方面，论战提高了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中国国情的能力。具体而言，经济分析法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近代中国基本经济问题；阶级分析法有助于澄清“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社会发展形态理论的运用，有助于探析中国社会性质形成之源；矛盾分析法则全面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调查研究法用第一手资料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另一方面，论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选择提供了科学的国情依据，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终确立提供了思想借鉴。论战虽然在学术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国情依据，推动了中国革命性质认识的发展，厘清了中国革命对象、动力及领导权问题，坚持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及方式，进而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步骤和道路。
四、“两个结合”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两个结合”）的应然状态，更是实然呈现。“两个结合”的内在一致性要求我们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第二个结合”。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诸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被中国人民所选择，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价值理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一时期理论界与学术界的良性互动，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第一，域外思想之中国化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普遍性特征。大凡传入中国的异域文化，“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外来文化要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与中国具体国情相适应，必须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的成功实现、明朝末期基督教中国化的黯然惨败均是例证。悉数近代以来诸多思潮，从晚清公羊学派对今文经学的改造到“经世致用”的复兴再到魏源、林则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尝试，乃至康有为“托古改制”的运用，孙中山“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的主张，无一不是用中国本土文化去改造外来学说的典型。作为域外思想文化的一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便是在这样的传统背景下发生的。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学术界和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价值、社会理想等方面高度契合性。
一是学术界以传统文化为接引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梁启超在《欧洲心影录》中认为孔、孟的平均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一致性，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固有的”。“中国井田制度正与近世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孙中山认为“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孙中山将均田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精神联系起来，进一步揉合中国古代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构想，提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1925年，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中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论述了马克思与孔子在社会关系、社会理想、民生状况等思想方面的一致性。艾思奇直接指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艾思奇回顾了从先秦孔、孟、墨子到孙中山对“天下为公”大同理想的描绘，旨在说明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大同理想内在相通。张岱年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出发，认为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
二是早期共产党人在社会构想方面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点。李大钊和毛泽东、陈独秀常借用大同思想描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畅想使“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并坚信“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张闻天认为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吴玉章回顾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缘起时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很多革命者都以中国特殊国情与传统文化为接引，积极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界在进行“两个结合”时各有侧重。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建设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术界在中西结合中开展学术研究。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革命实践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密码所在。”民主革命时期尤其是大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930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身份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双重使命，既是“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践行者。1938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表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确立。这一命题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强调的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历史过程，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历史过程；“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强调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密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基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二，学术界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中进行学术研究。张岱年分别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著述中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他本人认为这一学说“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文化成果”。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的构建采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表达方式，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与方法论，主张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侯外庐对历史、宗教、社会的哲学思考，反映出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学术和社会问题的治学路径。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文艺理论家林默涵明确表示，文艺创作“一方面要继承和攫取旧的传统文化中好的遗产，另一方面也要大胆地接受外来的好的新品，使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能造成真正的民族形式”。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更是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精华及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而成的学术著作典范。
（三）“两个结合”具有内在一致性
第一，“两个结合”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两个结合”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是一个不断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中国国情，揭示和掌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过程；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和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使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第二，“第二个结合”内在地包含于“第一个结合”，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开放性、包容性品质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满足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和实际需要。聚焦于“中国实际、中华文化”这两个维度的学术视野，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跃升。尤其是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交互作用这方面上来，无疑将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体内容、最大增量”的研究更加鲜活，使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培植脉络更加清晰。
（四）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界双向互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与学术界积极互动，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一方面，学术研究成果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理论资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学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学术环境，领袖思想为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引领。
第一，学术研究成果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理论资源。毛泽东认同艾思奇对苏联新哲学观点的传介和对大众化叙述方法的倡导。毛泽东在认真阅读《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作品时均做了详尽批注，并致信艾思奇说此书使其“得益很多”。艾思奇新哲学的通俗解释也给毛泽东以哲学大众化的叙述方法启发。何干之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当时社会状况，提出了“新的民主革命”学说，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学理支撑。陈翰笙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地租学方法剖析中国农村问题，提出了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论题，描述了中国农民面临“三座大山”压迫的惨状。吕振羽依据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运用社会形态发展规律考察中国古代史，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四发展阶段论”，从历史演进角度出发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些成果为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问世提供了理论前提，为明确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提供了理论因子。周扬深入阐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内在关系，为系统呈现苏联文学的创作手法而努力，辩证地论证了文艺创作中“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提出将提升民众文化水准作为文学大众化的直接目标。这些主张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成文提供了有益借鉴，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理论。毛泽东还从李达的思想中汲取理论智慧，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重点借用李达《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批判党内错误路线，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将《社会学大纲》推荐给抗日军事和政治学院的同志们，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
第二，中国共产党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方向指引，这尤其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1936年到1938年间，丁玲、李初梨、周扬夫妇、艾思奇夫妇、何干之、王学文、何锡麟、何思敬、徐懋庸等先后达到延安并创造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从《毛泽东书信选集》记载看，1938年到1949年间，毛泽东与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通信30多封，与他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文艺、经济学等相关学术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还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团体，为学术研究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1938年，延安马列学院成立，1941年改为马列研究院，目标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研究院下属9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室。这一学术团体的学者们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利用自身学科专长，深入中国具体实践开展学术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学理支撑。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确立后，学术界开始体系化阐发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关心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及治学路径影响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在田家英的一生中，受毛泽东思想影响最深的，主要是两个基本观点。这两个观点成为他的思想和精神支柱”。李达在编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按照《实践论》体系讲认识论，又按《矛盾论》体系安排核心内容，显然受到了毛泽东哲学思维方法的影响。学术界阐发和传播毛泽东思想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涵。张如心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邓拓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性运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科学武器。吕振羽提出新民主主义是民族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邓拓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科学三大部分。艾思奇发表了《“有的放矢”及其他》等文，张如心撰写了《理论与实践的统干部修养问题之一》，胡乔木协助毛泽东编辑了《六大以来》等重要历史文献，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内容体系的研究。三是对毛泽东学术思想的宣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重庆等地的文艺工作者受毛泽东文艺思想人民立场的启发，提倡进一步推动学术的普及化与中国化。萧军认为文艺创作应该为求得民族解放和为求得人类解放服务，艾思奇阐明文艺工作者要使学术研究合乎工农群众诉求，何其芳强调学术研究应该与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周扬提出文艺工作者要真正做到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融为一体，艾青则认为无产阶级文艺和无产阶级革命殊途同归。金灿然、于光远、何锡麟等还编写了大量教材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于“史”的研究，重心应聚集于两条线索。第一，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第二，从思想史背景、学术史视域去观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学术界的建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之间形成了双向涵化、会通的过程。一方面，学术创新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理论材料、思想观点和学术支撑；另一方面，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不断发展。唯有坚持历史、理论和现实三者的结合，处理好学术、政治和实践三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能彰显应有活力。
“五四”以降，中国共产党人与学术界对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一方面有力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20世纪上半叶，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在诸多论战中尽显哲学革命之锋芒，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现实与理论的双重统一。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诸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被中国人民所选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学术界共同推进“两个结合”历史进程，且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者拿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论战，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一理论与学术的双向涵化、会通过程使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史叙事更加丰富、立体、鲜活，理论界与学术界的良性互动，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整体审视，不断开拓研究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新路，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途径。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网络编辑：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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