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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并非只要城市而忽略乡村，而是要形成一种城市领导乡村框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并以此推动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因此，毛泽东明确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对于西南地区的城乡关系，邓小平始终秉持这种理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可行的举措和路径。

　　1949年10月，在与刘伯承等率领二野部队进驻西南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在思考如何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他认为，要贯彻落实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部署，就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和全面的认识，避免和消除错误和片面的理解。10月27日，在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干部大会上，邓小平讲话指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党今后的工作重心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这个转变，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形势变了，党的任务变了，工作方针也要变，这是对的。但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步骤去实现这个方针呢？”随后，他重点剖析和批评了对于城乡关系的错误理解。他指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说先城市后农村，我们有些同志理解成为只要城市不要农村，以为只要城市工作搞起来了农村工作就可以跟着起来。大批干部拥挤在城市，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也不愿在农村工作，重视城市而轻视农村。这就产生了封建的农村包围相对发达的城市的现象，农村不与城市合作，有些还封锁城市，粮食困难影响各种物价飞涨；票子不下乡，或者票子到乡下去买不到粮、棉、油，造成城市局部通货膨胀，粮煤不济，人心惶惶不安。”他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与农村没有配合，使城市孤立，增加了城市建设的困难，以致站不住脚”。

　　那么，西南地区具体应如何做呢？邓小平明确提出三个步骤：第一步，接管城乡，主要是肃清残敌，做好政权建设、恢复秩序等工作，在做好城市工作的同时，“必须派干部去农村，哪怕少些也有必要”，目的是“使城乡同时接管”；第二步，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时间可能两三年，主要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直至完全消灭封建剥削，农村发展起来了才能为城市和工业化打下基础；第三步，农村经过土地改革之后，重点又回到城市，全面建设国家工业化。“有了繁荣的农村就会有繁华的城市”。邓小平的这个三步骤的规划，实际上是要先接管城市、稳定政权，确立城市领导农村的政治结构，然后再集中精力发展农村，为城市经济的恢复打下基础、提供动力。当时，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经济萎缩、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匪患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的烂摊子，西南地区尤其如此。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在接管城市稳定政权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特别是注重广大农村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城市建设才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才能有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和物质保障。根据这一规划，1949年 12月进驻重庆后，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和西南局其他领导人，一方面继续指挥二野消灭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解放西南全境；另一方面立即着手抓城市接管工作，同时派大批干部到农村去恢复秩序、发展生产。

　　1950年1月4日，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干部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在城市工作一个时期以后，大批干部就得调到乡下去工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基本条件就在于土改，所以得合理安排。”同月17日，在二野第三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又提出了改造“九十万”、发动“六千万”、提高“六十万”的任务。其中，发动“六千万”，即发动当时西南 7000多万人口中90%的基本群众；提高“六十万”，即提高当时的60万人部队的质量。为了动员“六千万”的基本群众，邓小平强调：“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必须立即下乡，工作重点应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思路还是前文所讲的三步骤，强调在接管城市后有一个集中发展农村的时期。

　　但是，随着西南地区各项工作的推进，原来设想的接管城市后有一个单独的以农村为重心的阶段不再切合实际，邓小平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又进一步优化调整了这一部署，更加强调城市与农村并重，强调城市对于农村的领导地位。1950年2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作报告，在谈到城市和农村问题时，他指出：“学会管理城市，是西南党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当前的征粮、剿匪、春耕三大工作尤为迫切，各级党委必须以充分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农村工作的指导”。这个报告经中共中央西南局讨论通过后，确定为之后一个时期西南地区的工作方针。1950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西南局所决定的西南新任务有两个，一是要学会管理城市，二是要加强农村工作这个基础。新任务的提法，与我们刚进入西南时所提的是不同的。”对此，邓小平解释说，刚进入西南时，建设步骤是“在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以后，工作重点便要转入农村，等农村工作有了基础以后再建设城市”，而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则“把城市与农村两者并提，而且把学会管理城市提到前面，接着才是加强农村工作”。显然，与最开始提出的三个步骤相比，“学会管理城市，加强农村工作”更加注重城市和农村并重，同时突出城市的领导地位。这一调整，更为契合具体工作实际。因为在接管城市后，管理城市各项工作都必须及时展开，既非必须也无必要单独设定一个重心由城市回到农村的阶段，更为现实和必要的做法，是在城市确立了领导乡村的地位后谋求二者既有重点又能协调的发展模式。这是邓小平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所作的新调整，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此同时，他还以重庆为例特别强调城市对于乡村的领导地位。他指出：“重庆搞不好，就没有办法统一，重庆本区域以及外区的物资就无法交流，物价就要波动。城市管理不好就没有中心领导，这可以看出城市领导乡村已经是事实了。”他还告诫指出：“如果我们不加强城市工作，‘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城市前进的速度落后于农村，就有城乡脱节的危险，我们就会犯大错误。”因此，这一调整，既切合工作实际，也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还与《共同纲领》中“城乡互助”的经济方针保持一致，为统筹处理好城乡关系打下了基础。

　　发展生产是建设的首要任务。要谋求城乡共同繁荣，必须畅通城乡交流。一方面，城市要生产适合于农村水平的货物，组织商品下乡，另一方面农村要发展适合于本区需要的生产，组织土特产进城。

　　（一）组织城市商品下乡。由于匪患尚未根除，当时西南地区商品下乡的渠道并不顺畅。据 1950年2月统计，川东区反革命武装约有3万人，川南区有2万余人，川北、川西、西康、贵州的反革命武装也甚为猖獗。进入1950年下半年，匪乱仍旧存在，根据当年8月的统计，贵州有脱离生产的土匪33052人，控制着21座县城。对此，邓小平认为：“由于土匪的猖獗，不但严重地影响了公粮的征收，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城乡的交流，这成为近日重庆、成都等城市物价大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困境，邓小平一面领导西南军民剿匪，一面反复强调要推动商品下乡。邓小平表示，工商业下乡问题仍应该加以注意，指导方针应当明确，下乡总比不下乡好，下乡虽然困难，但不下乡更困难些。1950年1月，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邓小平详细论述了商品下乡的重要性。首先，考虑到商品下乡不仅是工商业恢复的经济问题，更是新政权能否在西南站稳脚跟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强调：“这不单是工商界的出路，也是工商界的任务。”其次，站在农民的角度，邓小平意识到，商品下乡是对农民为革命付出的回馈，“农民多年来对革命出力之大、负担之重，城市对之应有愧色，所以城市各界应该对农民做些有益的工作”。最后，农村的发展也可以为工业建设积累资本。邓小平指出：“一个封建落后的农村，是不可能为工业开辟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的。”“解放农村的道路，一是发动与组织农民实行土地改革，一是城市为农村服务以达到城乡互助的目的。”“农业生产发展了，就能够更好地为工业积累资本。农民生活改善了，购买力增加了，工业的出路也就解决了。”也就是说，商品下乡既是城市领导和反哺农村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有助于带动农村发展，形成城乡互助的双赢局面。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要求商品生产必须适应农民生产生活需要。邓小平认识到：“目前我们大工业只有这么多，而且这些大工业生产是用于全国或用于国防的，大多和农民无关。”因此，他指出：“城市为农村服务的道路很多，工业方面应该研究农民的需要，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自己的生产计划。商业方面无论在收购农产品方面或供给农民工业品方面，都应讲求给农民以便利，并减轻农民的负担。”1950年7月，在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会议上，邓小平提出，“组织城乡内外交流”，工业方面特别是百货工业，应该注意研究农村需要，“生产适合于农村水平的货物，组织工业品下乡”。1951年6月，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提醒参会人员，农村土地改革引起了经济情况的巨大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必须逐步加以解决。在建设大工业尚有困难的条件下，应注意发展公营的小型工业，“纠正某些同志只想搞大的不想搞小的这种不正确的倾向”。邓小平还特别要求，商品生产必须适应农民生产生活需要。

　　对于商品下乡的路径，邓小平重点从三个方面作了思考和谋划。

　　第一，加大国营贸易力量。国营贸易是政府实现财政收支、现金收支和物资调度平衡，保持金融稳定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国家调控城乡贸易的关键因素。邓小平强调：“专业公司的分支机构要加大，自己带头下乡。重庆现在有两千亿元减租退押的票子，下乡后如何办？资本家的着眼点是如何从农民身上收回来，但我们却必须注意如何活跃农村经济。”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地方工业要发展小型工业和手工业，他指出，“要解决农民问题，满足农民需要，必须加强对地方工业指导，这主要是各省区的工作”。地方工业的经营方针，首先是要研究能在本区内解决原料与销路，然后由近及远；其次是必须有利可图、吹糠见米，至于那些虽然有前途但目前无利润的工业，只能等过些时间再办。此外，邓小平还要求西南各省自己办一些小型工厂，“花几十万斤粮食办一个工厂，在地方粮食中周转一下就可以做到了，这样不但解决了一部分地方的需要，而且可以解决一些差额问题”。

　　第二，大量组织私商下乡。私营商业一直都是活跃经济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营贸易目前没有助手，合作社一时搞不起来，国家商店又有限，因此如何做好生意就更加重要了”。1950年12月，在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邓小平指出，要“有意识地组织和指导私商下乡，让他们获得适当的利润和发展”，因为“目前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发展对人民还是有利的，而且我们可以从税收、价格上加以限制”。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提出了国家贸易机构与私营商业并存的观点。针对商业界有人提出的疑问：“国家贸易机构建立起来了，合作社建立起来了，私人商业将来有无生意可做呢？”邓小平认为，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因为“私人商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是会占着主要比重的，国计民生还不能离开私人商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作用不是代替、打倒私营商业，而是更好地调解市场，并有力地对付投机者，以保持正当的营业”。因此，正当的私人商业应与国家商业合作起来，“应该恐惧的只是那些做投机生意的”。

　　第三，广泛建立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组织，一直都是建立集体经济、重塑城乡关系的重要形式。1951年6月，邓小平明确表示，在完成了土改的地区，应把建立合作社作为领导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他强调：“为了连接城乡，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领导地位，减少私营商业对于农民的中间剥削；同时也为了引导农民的果实使之用于有利的方向，引导农民走向集体主义，合作社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环节。”1951年11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再次表示，要“在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农村中，有重点、有计划地建立合作社，动员农民在现有互助合作组织的基础上，本着自愿的原则，建立和发展临时的或常年的各种互助组”，以达到“组织起来、克服困难、增加生产的实效”。

　　（二）组织农产品、土特产进城。在城乡贸易和流通中，与商品下乡相呼应的，就是农产品进城。在邓小平看来，各级人民政府积极发展土特产购销业务，对增加农民收入、恢复城乡物资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1951年 1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布置 1951年的工作任务时指出，“为了适应由于农村改革而出现的极端有利于发展城乡经济的新情况，必须鼓励公私企业部门，面向农村收购农村土产和使工业品下乡，并有重点地试办合作事业，把城乡交流畅通起来”。

　　要保证农产品进城，首先必须对农业生产的源头，即耕作结构进行引导，以便生产出城市需要的农产品。1950年12月，在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努力发展适合于本区需要的各种生产”，以便发展土特产购销业务。“要做好贸易工作首先就要注意调整剪刀差额，因此必须注意农村，研究农村经济，这项工作搞得好对农村经济就有帮助，搞不好就要破坏农村经济”。为此，邓小平举例说，四川出口最大宗的桐油、猪鬃、五倍子、青麻等，价格都在下降，必须根据新情况加以研究，并重新布置。但由于1950年对西南地区菜籽的生产能力了解不够，未能准确统计菜籽的产量，主观认为产量过剩，实际上却是产量不足，结果引起成都油价上涨。

　　在具体作物和产业中，邓小平特别提到了棉花、烟叶、食盐等，这是西南地区农村的特色作物和产业。在棉花种植上，邓小平将中共中央给西南地区布置的59万担棉花生产任务，重点交给了川北地区。同时，邓小平认为，“西康地区雨少沙多，气候也宜植棉，可加以研究如何种植，我们必须争取棉花自给”。为了鼓励农民种植棉花，邓小平强调：“必须按照华北办法采取‘包植’”，应以最大决心发展棉花生产，“采取中棉、美棉同时发展的方针”。“我们不但要在经济上保障农民植棉利益，而且要从政治上加以鼓励。贸易部门也须从价格上保持对植棉者有利的合理粮棉比价，以刺激棉花生产。”1951年的棉田推广，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满足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因此，邓小平强调，要从政治高度上看待棉花生产，不能唯利润至上。在烟叶生产上，由于烟叶生产在全国范围内的不足，已经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河南许昌烟叶一直喊过剩，目前也不够了”。通过对西南烟叶供应的计算，“按每人每日消耗近半根香烟计算也感到不够”，所以邓小平要求，“必须大力发展烤烟生产，贵州尤须注意。棉花和烤烟的生产任务已经分配了，各地要力求超过”。在食盐供应上，由于盐的销路较以往也有极大提升，以致各地盐场已无存盐。邓小平估计，1951年“经过减租退押土改，农民生活改善，盐的销量还要增加”，增加食盐产量势在必行。

　　在农产品进城问题上，邓小平还注意到因特发事件而影响城乡交流的情况，如天灾导致的城乡交流滞涩。1950年六七月份，西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夏荒。7月，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注意到，灾情的特点主要是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大量遭受破坏，致使约10%的从业人口丧失了原来的生活依靠，因此必须有计划地挽救农村副业和手工业。邓小平特别提醒，要认识到为这10%的人找寻生活出路，不是几个月就能办到的事情，必须作为各地政府特别是财经部门长期关注的事情。针对这次灾情，邓小平明确表示，各地财委尤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用举办生产贷款、收购灾民生产品等方法，帮助那些最重要的农村副业和手工业的恢复，这应成为救灾的主要工作。很明显，邓小平已经将收购农村生产品视为解决灾荒问题的重要手段。

　　同时，邓小平也注意到在开展“三反”运动、“五反”运动背景下城乡物资交流受到的影响，强调要加强城乡交流，恢复城乡贸易。1952年2月，邓小平在就西南地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到的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指出，“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无论内部和外部，都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从外部看，“工商业已表现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从内部看，有些财经机构受到冲击，“很难应付局面”。同月，邓小平在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起草的一份给云南省委的电报中表示：“在斗争中，我们应该对于大多数犯法的工商业者采取从宽处置的政策，从而争取其中的绝大多数组成统一战线，去反对最坏的少数的奸商。只要这样做，只要我们把打击目标缩小到少量最坏的奸商，就不至于影响到城乡交流和人民生活。”同年 5月，就西南地区土产输出问题，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西南局致西南各省市区党委及财委电，指出城乡贸易交流滞涩“如不妥善解决，将大大影响城市交流和农民生活”，各地财委，首先是贸易部门，要对土产价格、公私关系、加工利润等问题进行缜密研究，“必要时可分别召集一些座谈会，以求迅速解决”。同年6月，在《当前的经济工作和三反五反运动后的建设工作》中，邓小平总结说：“五反以来，市场的暂时停滞现象是严重的，以二三两月为甚，四月下半月开始恢复，惟进步甚微，五月下半月开始好转，但仍未恢复正常。总的情况是小城市恢复得好，大、中城市则进展迟缓。”为了恢复和发展城乡贸易交流，邓小平强调，对于城乡内外交流，应该鼓励私资积极性，主动打通城乡特别是大区与大区、省与省之间的原来的贸易来往关系，开好土产交流大会，银行贷放也应与交流大会配合起来。通过采取这些措施，西南地区的城乡物资交流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

　　交通运输是连接城市与乡村这两种不同空间形态的关键载体，也是破解商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瓶颈的重要环节，而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更突显了交通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以四川为例，成都平原周围环绕着海拔1000-3000米的山地或高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以致四川经济文化内外交往常因“其间山峡崎岖，滩流冲突，水路转运，皆有节节阻滞之虞”。因此，加快交通建设成为重塑西南地区城乡关系的重要举措。实际上，直到1950年5月，西南农村秩序得到好转、交通有所改善之后，农村土产才开始活跃。同年7月，在西南财经委员会致中财委及中央贸易部的电报中，仍反映：“土产卖不出去，农村人民币稀少，工业品也就不能很好的下乡，三者相互影响，形成农村经济呆滞现象。”

　　邓小平对西南交通建设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修铁路、造轮船方面，因为这是当时解决西南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交通往来以及畅通西南城乡贸易渠道最重要的路径。1950年1月2日，在向中共中央作的第一次综合性报告中，邓小平就强调了加快西南地区交通建设的紧迫性。他认为，“首先着眼于修成渝铁路和造轮船，但困难不少，即使能够实施，也只能利用现有国营重工业能力的十分之一二”，所以希望得到中央和苏联专家的帮助。在与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沟通后，邓小平强调：“钢铁厂尽量开工，原兵工厂继续完成半成品，其余暂时不动，等候中央派苏联专家来解决。”针对西南特殊的地理环境，邓小平提出先修铁路、造轮船，打通陆路和水路交通的思路，契合了西南地区加强内外交流的需要，也拓宽了西南地区的贸易渠道。

　　根据西南地区交通建设的困境和特性以及当时薄弱的财政状况，邓小平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吹糠见米、因地制宜、节约成本等原则，在1950年12月召开的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邓小平就这些原则进行了集中阐述。其一，为了解决贸易交流滞涩的困境，提出吹糠见米的原则。邓小平强调，除成渝铁路外，1951年西南准备修建綦江铁路的三（江）赶（水）线，这“是吹糠见米的做法，各地可以仿此办理”。同时，邓小平还发现，发展内河木船及地方公路花钱少而收效大，一条载重130吨的木船修建费仅12万斤米。“沿江各地可以研究，将地方粮食周转一下造几条木船。”这样，既解决了交通困难，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地方的贸易需求。商品下乡、农产品进城，都具有时效性、季节性特征，以快速见效的思路修建铁路、公路、木船，无疑是促进城乡交流、物资流动的有效方法。其二，根据西南地区交通的特殊性，提出因地制宜的原则。邓小平指出，1951年仍不可能发展航运，“现在政府只有招商局三条船，川江航运主要依靠民生公司”。民生公司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庆地区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建立与民生公司的合作，可以在国营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发挥私营企业的积极作用。其三，考虑到当时薄弱的财政状态，提出节约成本的原则。邓小平强调：“运输工作应当研究如何经济实用，减低成本，降低运价。汽车要坚决改用酒精、木炭，以酒精为主，节省汽油，并从改善管理上降低运输成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项建设都需要资金，在财政还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提出节流的思想，既符合中央的统一要求，又是审时度势的具体应对。

　　在修铁路、造轮船之中，成渝铁路的修建又是重中之重。1950年6月，成渝铁路正式开工建设。在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上，邓小平特意强调了精神力量、制度规范、军队参与、技术人才等因素的关键作用。首先，伟大精神、制度规范是战胜困难的重要力量。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必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步地求得解决和克服，并防止官僚主义的倾向发生”，这是伟大精神的力量。同时，他还强调，“修路部队要遵守劳动纪律”，这是制度规范的作用。其次，军队参与修建铁路十分必要。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逐步减少，军队参与国家建设，既节约了建设资金，又发挥了人民军队的作用。因此，邓小平强调：“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最后，要掌握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才。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主要任务，技术和人才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邓小平要求：“要学会掌握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的指导，要紧密团结起来进行工作。”对技术和人才的重视，为成渝铁路的修建提供了重要保障。

　　经过两年多的奋战，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成渝铁路于 1952年7月1日全线通车。成渝铁路的成功修建，给西南地区其他铁路线的规划和建设带来了经验和信心。就在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前一个月，即1952年6月7日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七十三次行政会议上，中共中央西南局已经开始讨论下一步的铁路规划问题。在听取西南军政委员会铁路工程局关于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情况的报告后，邓小平指出：“成渝铁路通车是一件大事，不但是西南，在全国来说也是一件大事。西南的铁路建设是全国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恐怕今后要争取每年有一条铁路开工。”“往后的任务是很多的，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根据全国铁产量的情况，邓小平认为：“铁是不成问题的，主要是技术问题。”同月14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谈到对铁路建设的规划：“修筑铁路应接到重庆北碚，否则，天府的煤无出路。我主张铁路一年修一条，今年天成路，川黔路五三年七月开工，川滇路五四年开工，贵州到昆明五五年开工。”后来的实践证明，随着交通建设和交通运输事业的长足进步，西南地区的城乡贸易和经济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正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起步时期。依据《共同纲领》中“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经济建设根本方针，邓小平对城乡关系中的城市与农村并重、城市领导乡村，组织商品下乡并生产符合于农村实际需要的货物，组织土特产进城并发展适合于城市需要的农产品，以成渝铁路为重点加快西南地区交通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领导制定相关政策举措并付诸实践。经过不懈努力，西南地区城市和乡村都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城乡关系也得以重塑，城乡贸易得以畅通。邓小平总结说：“由于我们大力组织与领导土产推销，组织城乡交流，有计划地加工订货，加上土地改革后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目前城市工商业已呈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好转现象。”这一成绩的取得，与邓小平关于处理城乡关系的思考与实践密不可分。今天看来，邓小平的这些思考和实践以及其中蕴含的智慧和经验，仍然具有可以挖掘和可资借鉴的价值。

　　（作者简介：李飞龙，西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