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工艺学思想为科学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历史效应,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和战略性技术,深刻影响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身三重社会历史关系,并逐步演化为“技术手段”“基础设施”“文明标识”的统一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内生性力量嵌入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基础、基本矛盾和实践形态。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是遵循工艺学变革规律,摆脱技术工具悖论与技术宰制之虞的内在要求和理性选择。这种融合深层蕴含着“技术—思政”的共生关系和互动逻辑,集中表现为“人工智能思政化”与“思政人工智能化”两个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过程和机制。
[摘要]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将农业现代化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位置,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坚持全面发展、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共同富裕的方针和原则,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在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农业现代化 “三农”工作
毛泽东是从中国农村走出来的人民领袖,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是他毕生关注和思考的重大课题。在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图片 一、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萌发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并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农业现代化目标的重要论述,是把握这一思想发展历程的重要线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初步提出农业现代化目标,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开始萌发。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开始了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P1081)从而向全党提出了为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而奋斗的重大任务。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废除,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具备了“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应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农业和手工业“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2](P1430、1432)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现代化”一词来概括中国农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这一时期,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尚处于萌发阶段。毛泽东主要揭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造成中国农业陷入极端落后状况的社会根源,阐明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但处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还没有也不可能深入探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内容、指导方针和发展战略等问题。“理论从实践产生”,[3](P33)只有到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的农业现代化实践探索全面展开后,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才达到比较完整的形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正式提出农业现代化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进行了相关探索,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基本形成。“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4](P316)也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53年12月,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5](P605)农业现代化由此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为了摆脱落后和贫困,必须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6](P503)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次公开提出“四个现代化”,其中,农业现代化作为新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被正式提了出来。这一时期,围绕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毛泽东在全国土改后顺势发起农业合作化运动,领导党和人民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制定并执行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相结合、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发展路线;着重强调农业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原则,避免和防止农村发生新的两极分化;倡导实行勤俭建国、勤俭办社的方针,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着力做好农村的教育普及工作,有效降低农民群众的文盲比例。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正式提出和相关理论论述与实践探索的展开,标志着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已经形成。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了”。[7](P184)1957年,毛泽东先后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宣告,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8](P207、268)明确把农业现代化列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构想中。1963年夏,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9](P2325)明确把农业现代化调整到工业现代化之前,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组成部分。1964年1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了“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和农业现代化处于“四个现代化”首位的排序至此确定下来。随着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愈益明确和全面,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农业现代化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包括必须坚持工农业并举的发展战略,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农业机械化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工具改良运动是农业机械化的必要补充;农业生产要以粮为纲,同时注重农、林、牧、副、渔的综合平衡和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结束后,科学技术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关键因素,等等。这些理论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
图片 二、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进行了深邃的理论思考,涉及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地位、现实道路、方针原则、强大动力、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构成了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
第一,把农业现代化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位置,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毛泽东一贯重视和关心农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1963年,他将农业现代化调整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首位。毛泽东如此看重农业及其现代化,是基于三点考虑。
首先,农业直接关系着数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10](P27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中国是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复强调“吃饭是第一件大事”,[11](P49)“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8](P199)他要求全党务必对农业重视起来,牢记“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12](P62)其次,“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13](P208)毛泽东曾将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比喻为两个拳头,将农业比喻为屁股,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14]毛泽东认为,农民是工人的前身,工业化的过程是几千万农民进入工厂、由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农业供应着工人的口粮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养活工人是发展工业的前提;农业是轻重工业的重要市场,一方面轻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大多来自农业,另一方面轻重工业产品中有相当部分会流向农村;农业还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积累了大量资金,农产品出口挣得外汇可以用于进口各种工业设备。因此,农业毫无疑问就是工业的基础,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农业就是工业”。[8](P200)毛泽东的这条论断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曾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5](P27)最后,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建成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社会形态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产物。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2](P1430)因而他从一开始就将农业现代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内容。1957年7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只有当我国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13](P193)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进一步提到,建设社会主义,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这在我国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11](P116)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同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物质技术基础有机联系了起来。
总之,农业事关国计民生,是建设工业强国的基础,必须对农业现代化的地位予以突出和强调。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是他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起点。
第二,要求把农民组织起来,带领广大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1952年土地改革在全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理论为指导,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农业农村发展的新问题,提出必须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首先,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为了克服小农生产的局限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仍然是小农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规模狭小、生产资料匮乏、生产工具落后、抵御风险能力弱等弊端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合作社的生产效率和组织优势明显高于个体小农,这一点不仅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强调,而且为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所证实。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个体农民增产有限的状况,毛泽东认为不能只想着在小农经济上做文章,而必须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4](P304)他强调,只有积极发展农业合作社,农业生产的规模扩大了,农民才能有条件“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4](P457)其次,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战略需要。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以重工业建设为重点的“一五计划”。随着国家工业化的逐步推进,毛泽东发现传统的“小农业”与社会主义“大工业”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和尖锐。具体而言,一是工业部门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逐年增大,但是目前我国农业仍以小农经济为主,“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4](P431)二是拖拉机、化肥、煤油、电力等重工业产品,“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4](P432)三是农民购买力的提升是轻工业与农业之间产生良性商品交换的重要条件,而这同样“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4](P433)通过以上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4](P431)最后,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为了防止农村发生新的两极分化,带领全体农民走向共同富裕。新中国土地改革后,少部分农民上升为富农,但大多数农民仍然是贫下中农,其中有些因为借高利贷和典卖土地而再度破产。毛泽东认为,任由农民中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下去是对革命初心的背叛,最终会破坏工农联盟,将农村拱手让给资本主义。因此,他特别反对在农村“搞单干”,强调要想使农民真正脱离穷苦的境地,避免受到新的剥削和压迫,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两极分化的源头着手,改变土地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毛泽东相信,“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6](P261)这种共同富裕因为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将小农经济改造成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集体经济,“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4](P496)
1956年底,党领导人民基本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生产和集体经济成为我国农业的基本形态。“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粮食产量逐年都有所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都有所发展。”[17](P363)这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正确性和优越性,标志着我国农业现代化事业顺利起步。
第三,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提出全面发展、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共同富裕的方针和原则。
一是坚持全面发展。农业作为大概念,除了以生产粮食为代表的种植业,还包括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1959年7月,毛泽东以蔬菜、畜禽肉、水产等副食品的生产为例,通过具体分析“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11](P69)说明了五大业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辩证关系。基于此,毛泽东强调农业要以粮为纲,同时也要注重农、林、牧、副、渔五大业的综合平衡和全面发展。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而且是农村政治、文化、社会等全面进步的现代化。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农村普遍建立基层民主政权,积极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深入肃清封建流毒,大力革除陈规陋习,初步建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和社会救助帮扶体系。这些举措使农村的面貌为之一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切实惠及广大农民。
二是坚持独立自主。毛泽东是向苏联学习的倡导者,但他很早就意识到不能完全照抄苏联经验,而应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1953年“一五计划”刚刚开始,他就关于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的先后问题指出,“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12](P29)1956年,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引起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反思。他强调要以苏为鉴,反对教条式的硬搬,并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此后,毛泽东更是亲自着手纠正此前从苏联搬过来、但在我国并不适用或者原本就错误的一些做法。坚持独立自主,还要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1958年6月,毛泽东在对“二五计划”的批示中写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8](P380)清楚地指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事业的根本立足点。毛泽东曾说:“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12](P481)这反映了一代伟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设新中国的志气和决心。
三是坚持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了我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的三个前提,其中第一个前提就是“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8](P345)毛泽东着重强调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能丢,是因为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定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这种艰巨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只有坚持艰苦奋斗才能迎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光明前景。新中国成立后,他特别注重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奋斗教育,要求大家发扬革命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8](P285)毛泽东还制定了勤俭建国的方针,具体到农业,他提出“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19](P852)毛泽东强调农业现代化离不开艰苦奋斗,是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那种以为提倡艰苦奋斗就是单纯强迫群众吃苦的观点,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强烈反对。
四是坚持共同富裕。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要逐步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4](P437)同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必须“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12](P449)不仅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关于农业现代化的一切思考、规划、设计,都是为了让全体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毛泽东要求千方百计增加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除非遇到特大自然灾害,应争取在农业增产的基础上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8](P30)他主张保护农民利益,反对侵占和剥夺农民,明确表示“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13](P353)他致力于缩小城乡差别,明确提出“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11](P128)他格外警惕和防范农民中的两极分化,为使全体农民一起过上好日子付出了巨大努力。
以上农业现代化的方针和原则中,坚持全面发展主要解决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问题,坚持独立自主主要解决的是内外联动和力量基点问题,坚持艰苦奋斗主要解决的是奋进姿态和精神动力问题,坚持共同富裕主要解决的是价值立场和根本目标问题。这些方针和原则为我国农业现代化事业扬帆起航、行稳致远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第四,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倡应用科学技术以提升农业生产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将应用科学技术以促进农业发展的任务提上日程。1963年,他再次强调,“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1](P351)可以看到,应用科学技术被毛泽东视为生产关系变革完成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关键举措。
首先,以“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代替“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4](P316)是农业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11](P216)因为农业装备机器可以显著改善生产条件,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解决农业发展现状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的矛盾,这是推行农业机械化的首要原因。并且农业机械化既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向农村延伸、工业支持农业的过程,也是一个农业部门大量吸收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果、农业支持工业的过程。只有在农业生产中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及其他工业产品,才能真正发挥农业之于工业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因此,毛泽东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1](P49)提出要“建设一支采用现代化机械和科学技术的农业大军”。[20]其次,党员干部要学习新本领,真正懂得科学和技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员干部的科学素质和知识水平对于农业技术革命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毛泽东深感党员干部的科学素质还很不足,知识水平还很欠缺,这严重制约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进步。1958年,毛泽东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强调党员干部应当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8](P350)争取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内行。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专门提到,我们的同志“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11](P303)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努力学习农业科学知识,认真研究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也是他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最后,必须加强对农业的科研支持,大力培养农业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农业科研基础十分薄弱。为扭转困局,毛泽东于1956年作出指示,要求“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系统地建立、充实和提高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12](P508)在党的支持和推动下,20世纪50年代初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省、地两级农业科研机构。[21](P5)1957年3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成立,标志着我国农业科研事业进入“统一部署、全面发展”[21](P4)的新阶段。新中国农林院校的建设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到20世纪50年代末,各省改建、组建、新建了北京农业大学、西北兽医学院、湖南农学院等多所农林院校,[22]不仅充实了农业科研力量,而且向农村输送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毛泽东还提出注意总结农民群众的先进生产经验,提出了关于提高农业的科学管理水平、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等其他指导意见,具体探讨了农业科学和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些也都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应用科学技术以促进农业发展的思考和努力。
第五,充分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业现代化,着力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毛泽东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党的“三农”工作中,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信任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23](P57)为我们党领导的农业现代化事业指明了根本工作方法。为了更好地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激发蕴藏在农民群众中的磅礴伟力,毛泽东特别关注农民的素质问题,主张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此外,他还认识到,“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亦称生产手段)两部分”。[24](P151)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提高农民素质原本就是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内容。
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必须坚持和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对人的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有着深刻理解,在他看来“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4](P450)因此,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全体劳动人民克服旧社会遗留在头脑中的消极因素,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必须紧抓不懈的重要工作。毛泽东还特别认识到,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一直被束缚在小块分散的土地上,小私有者的狭隘观念和保守意识可谓根深蒂固。由于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广大农民一时也难以从被动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因此,“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P1477)毛泽东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4](P449)只有切实抓好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才能激发广大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
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求推动农村文教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25](P3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注意到,广大农民“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4](P455)因此,不论是为了改变农民文化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客观状况,还是为了满足农民要求学习文化、掌握知识的主观愿望,毛泽东认为必须在农村大力兴办文教事业。具体而言,一是尽快扫除和消灭文盲,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学校教育。毛泽东常以列宁的名言“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4](P455)来说明扫盲的重要性。他亲自领导发起了新中国的扫盲运动,为农村教育确立了首先以普及为主的办学方针。二是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尊重科学。毛泽东号召广大农民自觉同封建迷信的思想行为作斗争,引导农村树立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新风尚。三是发展农村的文化事业,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毛泽东认为,每一个人“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24](P383)“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4](P475)也应纳入农业合作化的整体规划中。
图片 三、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重大价值
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懈奋斗史和理论创新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第一,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是指引中国农业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科学指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创造了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高度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将广大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积极推广和应用农业科学技术,着力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中国农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全国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主要经济作物产量总体稳步增长,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农业科研事业蓬勃发展,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农村的学校教育逐渐普及、乡风文明不断进步、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医疗卫生工作积极推进。“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25](P284)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充分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不仅是改革开放以前,而且是新时期和新时代我国农业发展必须坚持的科学指南。
第二,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农业现代化理论的与时俱进、创新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深相结合,对党领导人民推动农业发展、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升华,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课题,以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为中国共产党农业现代化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人民继续探索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一方面坚持以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其所确立的前进方向、方针原则、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又结合新时期和新时代我国“三农”问题的新特点,创造性地提出改革农村体制、发展乡镇企业、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城乡融合、加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农业现代化理论的新篇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6](P612)倘若否认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与新时期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现代化理论之间的渊源,那就意味着后者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三,毛泽东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存在一些误区,出现过一些曲折,留下了深刻教训。毛泽东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人民的公论。但是,“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27](P12)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也走入了一些误区。首先,毛泽东认为变革落后的生产关系可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后来他的思维焦点过多集中于生产关系,一味地提高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致使生产关系完全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最后反而破坏了生产力。其次,毛泽东强调中国农业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后来在实践中有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倾向,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片面地追求生产指标和增长速度,违背甚至否定客观的经济规律,我国农业因此遭受了损失。再次,毛泽东提出发展农业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后来他过高估计了农民的生产热情,轻视物质利益的刺激作用,仍然沿用革命时期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促生产”,结果导致农村阶级斗争扩大化,农业生产受到干扰。最后,毛泽东主张辩证地看待外国经验,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道路,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先进经验了解有限,这在客观上制约了他谋划中国农业发展的视野。毛泽东的以上失误和错误,不应被概括到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中,更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为中国农业现代化作出的开拓性的伟大贡献。我们要秉持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毛泽东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和错误,“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27](P12)
总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28](P192)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努力提升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是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中汲取智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产业布局,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从而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奠基和开拓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简介:丁俊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贾书衡,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