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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发展、民族兴盛的根脉。对于从五千年文明中走出，带来中华民族复兴曙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更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的一贯态度，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在带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坚定弘扬者。

一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保护

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续和继承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同时，科学理性地分析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并且确立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继承原则。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还是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

表明尊重历史、传承文化的立场。通过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任何思想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是连续的，都是对传统的积累、选择与突破的结果。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2在此基础上，他着重强调了加紧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并特别指出：“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他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多处严肃批评了不重视研究传统文化的现象，“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毛泽东之所以批评这些现象，就是希望每个共产党人都能尊重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从而为新文化和革命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著名讲演《新民主主义论》，给予传统文化高度评价：“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张闻天在此次大会上也指出：“旧中国文化中也有……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这种文化因素，即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这是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明确一致地评价优秀传统文化。

提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在肯定传统文化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深入探索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原则。毛泽东早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指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以此说明对待传统军事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基本立场。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概括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是从政治层面把传统文化划分为精华与糟粕两部分，与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划清了界限，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经典型表述。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指出：“对于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于传统文化基本原则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将“批判继承”作为对待传统文化的根本原则。

制定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的政策法规。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保护和利用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包括文物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等方面。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提出保护和利用“(3)音乐；(4)武术；(5)花鼓调；(6)旧剧”的政策，1932年在《文化教育工作决议》中还提出：“各地方遇有新旧书籍，标本仪器，古物及革命的遗迹，应由当地政府投送省文化部处理与保管。”14193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第一个保护文物的专门文件《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首次充分肯定了文物的价值，并详细规定了保护的主要办法和具体措施。151948年颁布的《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区别对待新解放区、老区及半老区的文物明确了不同的保护办法。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第44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这指明了此后保护利用传统文化的方向。此外，中国共产党人还十分重视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长征时期，红军途经藏、壮、苗、侗、土家、瑶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严禁住经堂与毁坏经典、神像及祭仪”，提出“一尊四要四不”，其中，“一尊”指的就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一不”则是不准干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还专门发布了《回区十要十不要》《藏区十要十不要》等指示决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3条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学、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保护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政策法规正式形成。

采取保护和利用文物的具体举措。尽管处于战争环境，党仍然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努力把保护和利用传统文化的政策法规落到实处。一是建立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就明确规定了教育厅负责管理“图书馆、博物馆”，《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县政府“第三科掌理……图书馆、公园、古迹、编修县志”等事宜。1947年7月，山东古代文物保管委员会成立。二是召开文物保护工作会议。1949年8月，在进军西北途中，彭德怀专门召开会议要求保护好古丝绸之路沿线的文物，并要求军队像珍视生命一样重点保护好敦煌石窟。三是建立博物馆或陈列室。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博物馆建立。1940年7月，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落成开放，这是我们党建立的第一个民族文物博物馆。四是抢救文物和保护古迹。1942年，中共赵城县委得知日军要掠夺储藏在广胜寺内的《赵城金藏》后，组织连夜抢运国宝433卷。1939年，抗日根据地军民为保护成吉思汗陵不被日军抢劫，将灵柩转移到甘肃榆中县兴隆山。解放战争期间，中央军委颁布了8条入城纪律，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保护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名胜古迹和建筑工业”。1949年5月，为保护上海的历史文化建筑群，总前委决定，进入市区作战不能使用火炮和炸药。为此，人民解放军官兵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代价。在平津战役中，为保护北平这一千年古都，党经过艰苦努力，最终实现了北平和平解放。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肯定、积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确立了批判性吸收继承的科学态度，并对传统文化进行积极利用和保护，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 和积极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仍然坚持了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不仅提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而且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形式的改造。毛泽东鲜明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基本方针，这对于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促进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提出整理研究传统文化的“双百”方针。1951年4月3日，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此倡导多种戏曲形式多样并存发展。1953年8月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请示办刊方针，毛泽东又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第一次放在一起作为文化指导方针，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有力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比如，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会演中，就上演了京、秦、越、评、川、沪、汉等23个剧种88个节目，这对于传统剧目的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文字改革也积极推进，1956年对唐兰文字改革理论的讨论和1957年的文字改革座谈会，都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文字改革的进程。

倡导对待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中毛泽东强调，“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1960年12月，在与外国代表团谈话中，毛泽东更加深入和具体地阐发了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对传统文化形式进行积极改造。中国的戏曲、中医药、文字是重要的文化形式和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党充分认识到这些文化形式的重要作用，对其进行大力保护，并积极改造发展。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就深刻指出：“今天的事实是广大的人民还在看它，听它，喜欢它，难道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对这样的事实视为等闲吗?”1951年5月，政务院颁布《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对流行广泛的旧有剧目进行审定，革除其中的不良内容和表演方法，删除其中恐怖的、野蛮的、奴化的、反爱国主义的成分。戏曲改革由此在全国展开。此外，还在改造旧剧目的同时创作了很多反映时代主题的现代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扶持中医中药。50年代初，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举办中医药讲习所；自1953年起，各省市陆续开办了设中医药专业的中等卫生学校；1955年，还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这一时期党还领导了文字改革，主要是汉字改革，同时也为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1956年1月，第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出台，并为16个民族拟出文字方案。此外，党和政府还高度重视传统音乐、美术和民间工艺等，号召继承、吸收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

高度重视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工作。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就成立了文物局，负责全国文物管理。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进行重大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全国各省市也成立了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党和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法规，使文物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比如，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强调指出，“我国名胜古迹，及藏于地下，流散各处的有关革命、历史、艺术的一切文物图书，皆为我民族文化遗产”，加强了文物保护。1961年又制定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从而确立了保护在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使保护成为我国文物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党和政府还专门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对传统典籍文化的研究整理，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还提出：“有计划地整理我国科学文化的历史遗产，接受和发挥其中的精华，应该集合必要的人力，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把我国最重要的古籍译为白 话。”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积极改造，保障了人民的文化权益，促进了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发展。然而，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对文物古籍的毁坏，与党长期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相背离，造成传统文化传承的断裂，教训深刻，也从反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建设提供了历史镜鉴。

三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定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转折，党及时调整文化政策方针，开展传统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不仅批判纠正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左”倾错误，推动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发展，而且提出了对待文化遗产“钻研、吸收、融化、发展”的八字原则， 努力“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新文化，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局面。

重新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对传统文化采取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至今仍有重要意义”。1985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建设的作用被正式提出并逐渐成为热点。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决议中首次提到了“中国文明的复兴”，把传统文化列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视与肯定。

确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指导方针。在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的形势下，党对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逐步有了新的认识。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强调：“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 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90年5月，江泽民在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由 此，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逐步确立了以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理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 文明。”党 的十五大则第一次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列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一项基本内容，明确指出“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点”，揭示了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表明我们党对传统文化作用地位的认识更加深刻。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随着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我们党开始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视角来看待传统文化的价值。十六大高度强调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功能。2005年9月制定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作出了系统安排。2005年12月，国务院提出设置“中国文化遗产日”，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对象实现了由文物向文化遗产的转变。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大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至此，党以弘扬创新为主题、以增强软实力为目的的传统文化观初步成形。

四 、十八大以来党在传统文化问题上的 新理念和重大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的高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从运用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高度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毅然担当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部署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崭新境界，得到了全世界中华儿女的高度认同，使之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全方位展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采取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举措，令世人耳目一新、为之振奋。一是多次组织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局集体学习。近年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多次专题研究中华传统文化问题。其中十八届中央政治局2013年4月19日第5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2014年2月24日第13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2015年12月30日第29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二是参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会议。2014年9月24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盛会，自1994年起每五年举办一次。而这一次首次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并登台演讲。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出席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诞辰纪念活动，他们绝大多数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或革命先驱，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孔子这位中国古代文化大师。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作用，深刻阐述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观点和思路举措。他的这次参会及其重要讲话，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成为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郑重宣言和鲜明标志。三是参观考察文化场所和机构。2013年11月末，习近平同志专门来到山东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并与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时间座谈，深入探讨传统文化问题。在参观过程中他不时发问，还提出要阅看《孔子家语》和《论语诠解》这两本书。次年“五四”，习近平又来到北京大学，与著名的中国哲学学者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文化典籍《儒藏》编纂情况。他还在到访北京师范大学时，明确表示反对在课本中去掉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认为这种做法很悲哀。在万米高空的专机上，他劝导媒体记者要多学一些古诗文经典。四是利用出访时机向世界宣传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每次出国访问，习近平无论是发表演讲，还是接受媒体采访乃至与公众交流，总是以典雅蕴藉又高度凝练的中华经典古语来表达思想，以此激发国外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兴趣。他还在繁忙的出访公务安排中，专门抽出时间参加有关中华文化的活动， 看望海外从事中华文化传播的专家学者。2014年3月在访德期间，同德国汉学家及孔子学院师生代表进行了座谈；2015年访英期间，特意出席了英国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3月，在他访问法国的行程中，有一项重要安排，就是探望99岁的旅法华人李治华。这位老人历时27年，翻译完成了法文版《红楼梦》，是将这部不朽的中国名作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习近平同李治华进行了亲切交谈，对其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所作的努力表示敬重和赞赏。实际上，对《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名著，习近平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曾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复原建成了该书所描述的“荣国府”。在全球孔子学院建立十周年暨首个“孔子学院日”之际，习近平还专门致信祝贺。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敬意，表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全局中的重要分量。

建立和完善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分层次建立和完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完整体系。一是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大规模梳理。统筹实施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国家古籍保护工程等15个重点计划项目，组织编纂《复兴文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国古籍总目》等典籍，开展可移动文物、古籍文献、美术馆藏品等文化资源普查，健全文物、非遗、古籍等名录体系，进一步厘清了全国的文化遗产家底。2016年9月，“中华古籍资源库”在国家图书馆发布，国家图书馆八成以上的古籍善本可供公众阅读。二是持续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2016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施行《博物馆条例》，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2017年2月将一批文物领域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政策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及专项规划，对新时期文物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三是制定战略规划和重要政策。2017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公共政策的方式，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政策。这些年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和机制不断健全，分类保护全面推进。分别实施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推进了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开展了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深入开展传统文化普及工作。习近平多次指出，要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着眼于满足人 民群众更高层次的文化需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社会得到普及和弘扬。一是持续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目前，全国博物馆总数达4873家，其中免费开放4246家，2017年接待观众9.72亿人次。加强文教结合，搭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平台，使博物馆成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基地。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成为“让文物活起来”“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的重要方式。仅故宫博物院就开发了8000余种文创产品。二是广泛开展各种传统文化宣传推介活动。包括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戏曲进乡村活动、传统节日主题活动等，使文化遗产的价值更加深入人心。三是改进传统文化的传播模式。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电视节目《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引发了全民关注热潮，成为现象级节目；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插上“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翅膀，开辟出产业发展新天地；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融入人民生产生活，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积极开拓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新格局。弘扬中华文化，不仅我们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创新人文交流方式，丰富文化交流内容，提高文化交流水平。特别是创新传统文化国际传播交流的新模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如扶持汉学家和海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通过华侨华人、文化体育名人、出境人员，依托我国驻外机构、中资企业、与我友好合作机构，以及世界各地的中餐馆，从多个角度解读中国历史、阐释中国特色、展示中国形象。以国际化视角和多媒体方式生动展示中国古老悠久的文明，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全球刮起了中华美食旋风；中英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孔子》在海外广获好评；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创造了中国动画片海外销售纪录。同时，中华医药、中华烹饪、中华武术、中华典籍以各种创新性方式走近各国人民；中国戏曲、民乐、书法、国画，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向世界讲述东方文明古国的魅力。在新的传播模式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鲜明提出和系统阐发了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实践中，也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习近平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传承发展、如何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起源上，强调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瑰宝。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命脉”，具有崇高的地位和重大价值。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是中国道路的深厚基础，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对于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针原则上，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给予继承。要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任务上，强调要把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要求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用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积极挖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这些重要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理论创新，对党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这些重要思想，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