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是人们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或工具，对于要达成的目标任务而言，“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139然而，当人们发现、发明或积累的“方法”达到一定程度时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如何科学地区分不同性质和功能的方法”“怎样选择合适有效的方法”等困扰，这就需要对繁多但可能杂乱的方法按照学科规范进行系统性的体系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是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而明确的目标任务是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逻辑前提。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已有诸多尝试并取得系列成果的情况下，反思其前提性的“目标任务”问题有其特殊而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几种代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及其目标旨趣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是“由诸种方法所构成的科学体系”[2]4。我们对相关文献作了尽可能完全的统计后发现，自1985年学界出版首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以来，相关著作已达150余部，其中以理论思维方式较为系统地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有20余部。鉴于本文篇幅所限，这里仅列举几种代表性的方法体系，展现其建构的目标旨趣。
（一）武汉大学王玄武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这本书是学界以理论思维方式首次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的体系建构。这本书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问世，后经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完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2年再版。该书将方法体系的内容分列十二章表述，大致可分4个板块：第一至三章构成第一板块，主要阐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方法论等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叙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脉络，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科学性依据与原则；第四至第十章构成第二板块，依照思想政治教育展开的过程呈现其方法体系的主体内容，主要有思想信息的获取和分析、决策与实施、综合教育和检查调节总结等方法；第十一章单独成为第三板块，阐释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第十二章为第四板块，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自我提高的方法。在“编者说明”中，作者说明了这个方法体系建构的初衷，是“为适应专业建设的需要，以培养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门人才、提高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为宗旨”，“力求反映时代精神，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科学性、完整性和应用性”。[3]编者说明1
（二）中山大学郑永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这本书的编著者明确说明，其方法体系是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建构的。纵向维度是历史维度，主要说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展开线索，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历史发展动因的同时，剖析了这些方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前瞻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未来趋势；横向维度是现实维度，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展开过程为主线，分述思想政治教育认识、工作和调节评估等方法。全书共有5篇构成，实际上也是5个板块。第一板块是第一篇的第一章，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概述；第二板块由第一篇的第二至三章构成，是纵向维度阐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历史发展、继承和改革；第三板块由第二至四篇的第四至十二章构成，是其方法体系的主体内容，是从横向维度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方法、实施方法与调节评估方法；第四板块是第五篇的第十三章，阐释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第五板块是第五篇的第十四章，论述了教育者修养提高方法。在该书的“编者说明”中，作者以自我评价的方式表述了他们的目标旨趣：他们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类型划分为“原则方法、认识方法、工作方法、调节评估和研究提高方法，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结构更加系统、明晰”[4]编者说明1。同时，该体系还“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纵向发展结构……对传统方法在新形势下的改进与发展进行了探索，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更富有时代性与应用性”，使得这个体系“更加准确并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点”。[4]编者说明1
（三）北京大学祖嘉合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
该著作共有十一章构成，可划分为4个板块。第一章单独构成1个板块，主要阐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含义、特性、结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以及应该遵循的原则；第二章单独成为第二板块，阐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介”的两端，即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虽然该书作者自己把第一章与第二章都归为第一板块，[5]前言8但笔者认为，第二章是该体系的立题之基，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中如此突显主体与客体问题是其独特做法，理应单独成为一个板块；第三板块由第三至五章构成，是对中国历史中和当代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历史与发展状况进行梳陈；第四板块由第六至十一章构成，是其方法体系的主体内容，除吸收了王玄武和郑永廷主编的著作中所提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思想信息获取和分析、决策和实施、绩效和评估等方法之外，还就如何更好地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与途径等方法进行了论述。祖嘉合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同的教育者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他们是否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艺术”[5]前言3。这也表明该方法体系建构的目标旨趣就是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提供有效的方法，帮助其提升教学效果。
除了上述3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之外，基于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矛盾转化中的特殊价值、基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现代化等不同认识，西南大学黄蓉生和华中师范大学万美容分别建构了各自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在2013年和2024年，西南大学邹绍清先后推出了《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发展研究》《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两本著作，2021年武汉大学项久雨推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导论》一书，都阐述了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理解。诸多种类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建构表明，一方面，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建构向度有不同的认识和选择；另一方面，不同方法体系所要达成的目标任务是有较大差异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目标任务期待
数十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研究积累了较多经验也取得了系列成果，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不论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还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来说，都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目标任务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新期待。
（一）期待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能够充分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精髓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742-743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中，学者们往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或基础理论而不是直接将其作为方法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其实“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是世界观，而拿这种观点作指导，运用它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这些根本观点就转化为根本方法，就是方法论”[7]25。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也是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根本方法，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还应该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应该处于方法体系中的顶层位置。这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思想工作，而做人的思想工作就一定要从社会历史中理解人的思想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问题都是在其社会历史环境中生成的，只有在其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真实状况中，特别是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中才能寻找到真实的因由，对现实中人们的思想问题的根源探寻也应该如此。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理论，而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是正在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从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及其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中探索人们的思想问题的根源，这既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土地革命变革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不仅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在旧社会中生成的思想观念，唤醒了人们翻身做主人的思想意识。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化三改”，即对以个体私有制为基础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旧时代生产关系”[8]214的变革，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还在全社会树立了人人都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思想观念。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活力，“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标。而新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即将涌现的人工通用智能、人工超级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新的劳动资料及其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所引发的将不仅仅是“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劳动组织形态、要素协同和人与人间利益分配方式”[9]的深刻转变，还必将像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那样，农业中的重复性体力劳动被流水线的工业技术所取代。数字文明取代工业文明也必将淘汰那些重复性的脑力劳动，社会分层中的矛盾不再仅仅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还可能是被数字经济淘汰的阶层将面临丧失发挥贡献社会的资格和机会，难以通过被社会需要的劳动而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这将是未来社会人们的思想问题的普遍性根源，也是当下人们普遍感到压力、焦虑、迷茫、困惑的根源。
如果我们无视这样的经济社会根源去谈人的思想问题，不仅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也必将被现实严肃地告诫——如果“思想跟不上现实，经验跟不上变化，方法跟不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滞后于时代的要求、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滞后于人的发展的需要”[10]，那么不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得多么精美，也终将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其预定的目标任务。
（二）期待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能够助推“强大思政引领力”的实现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历史方位中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要使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具有“生命线”“中心环节”的保障性功能，还具有治党治国重要方式的发展性功能，已经被提到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战略高度。习近平多次强调，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未来30年，我们培养的人要能够完成‘两个一百年’的伟业”。[11]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新使命的方法体系建构，既要立足“为适应专业建设的需要，以培养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门人才、提高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为宗旨”，也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12]153正如有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的：“长期以来，从育人的角度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地位的研究较多，而从立德树人、社会实践和治党治国相结合的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战略地位的却明显不足”[13]。作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系统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手段和途径的方法体系，不仅要发挥“桥”和“船”的工具性作用，还要面向新情况新问题而创新发展，只有以广阔的学科胸襟充分发挥其历史主动精神，助推方法体系的使用者实现其新的历史任务，才能在全球风云与时代大潮中、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担负起责任与使命。
（三）期待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能够满足不断拓展的“大思政”格局的具体实践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比如，全面推进“三全育人”工程，建构“十大育人体系”，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强化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构建共同推进的思想政治工作大格局——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合力建设“大课堂”、协同搭建“大平台”、努力建好“大师资”，通过挖掘和运用社会资源拓展，弥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短板。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新形势和新格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建构既要能够体现学科理论建设中的术业精深，也要展现方法体系的普遍适用情怀，以学科的专业功力助推社会“大思政”的良序展开。
（四）期待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能够主动争取现代科技的赋能
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在改变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方式。从互联网到“互联网+”，从自媒体到融媒体，从人工智能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化、智能化、模型化将“数智”与“人智”深度融合，大模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数智型思想政治教育认识方法、数智型思想政治教育评估方法已露端倪，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过程中的画像描绘法、数据测定法、集成定性法、仿真模拟法、智能鉴别法、智能辅导法、大模型教育法、场景验证法、算法监督法等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科技赋能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不能回避的议题，建构者应以开放的心态接纳由科技赋能而产生的新方法，在不断扩充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资源库”的同时，吐故纳新，深刻揭示好方法、新方法和老方法的功能、作用及其互补机理，把握这些方法的运用原则和基本规律，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具有指导性、适用性和新颖性的方法理论，在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的同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实效。
三、基于目标任务期待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方式的反思
“目标任务”既是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行动指南，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所要达成的目的，然而，相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主题之所以生成了不同的体系，存在较大的目标任务的差异，这与建构者“看方法”的方式是分不开的。因此，为了尽可能达成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目标任务之期待，有必要对建构中的视域、视角和视点作全面的反思。
（一）视域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目标任务的影响
把哪些方法纳入体系建构之中是视域问题，而视域的大小不仅影响着方法体系建构的内容，也影响着所建构的体系能够达成怎样的目标任务。就前文所述的3种方法体系而言，王玄武的建构视域由4个部分构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法、研究方法和教育者素养自我提高的方法，以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而郑永廷领衔建构的方法体系在视域上的重要特点是将前者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范围拓展到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祖嘉合建构的方法体系在视域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主要是对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作了更为系统的梳理。也就是说，几种代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视域基本是一致的。但从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分类看，这种视域明显不够宽广。比如，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分为“世界观方法论、具体方法论、方法自身论、全面方法论、研究方法论五类”[14]，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化理论为“方法”的，而这类“方法”是在几种代表性方法体系的视域之外。再如，当代科学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之后也生成了诸多新方法，这些方法中的大部分是在已有的方法体系视域之外。因此，要建构方法内容丰富、方法种类齐全，并且具有更为普适功能的方法体系，还需要建构者尽可能地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视域。
（二）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目标任务的影响
视角是看问题的角度或维度，对观察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同样，从什么角度或维度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不仅影响着体系的结构样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它的目标任务的定位与实现。前文所述的几种代表性方法体系主要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展开的过程维度建构的，而黄蓉生和万美容分别是从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矛盾转化过程中的特殊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化等维度建构其方法体系。此外，有学者建议从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维度建构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方法体系；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维度建构政治观教育、法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道德观教育、职业观教育的方法体系等。[2]21-22还有学者认为，“用系统思维统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应该是“从过程论到认识论再到系统论发展的必然趋势”。[15]选择怎样的视角乃至建构成为何种结构和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当然是建构者进行学术探索的自由，但是，相对于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目标任务期待而言，视角的选择不应该是随意的，而应该充分斟酌所建构的方法体系究竟能在什么范围和程度上达成目标任务的实现。
（三）视点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目标任务的影响
视点是观察者的注意力聚焦之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中的视点是实现其目的的着力点所在，更能突显不同体系建构者对其目标任务认识的差异性。王玄武就曾明确表述，他们所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并不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所有问题，“而是着重探讨人们如何掌握和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以取得最佳效果的规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基本原则，各种方法的特点、功能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等”[3]5-6。可见，他们的视点是落在通过揭示不同方法的“特点、功能及其联系”，确立方法运用的“基本原则”，进而探索其中存在的“规律”；也有学者将着眼点放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确立（制定、选择、运用）的客观依据……方法科学化有效性的规律……有效的方法特点、操作规则”[16]365等方面。还有学者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中对方法的自身理论、研究方法论、具体方法论等关系的重心排序，应该是将“方法本身的理论”视为核心，[14]等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视点究竟应该落在何处，目前学界对此还没有达成共识。没有视点上的共识，建构的方法体系越多就越难形成合力，也越难以达成人们所期待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目标任务。
因此，为使学界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在理论上更为周密、在实践中更为见效、在学科格局上更为高阔，我们需要进一步拓展视域、甄选视角、校准视点，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们所期待的目标任务。
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目标任务的再设定
反思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不是要否定已经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以及在学科理论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已有体系及其探索工作，而是为了直面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定位的新变化、方法资源的新发展、目标任务的新期待，对其建构目标任务进行再调整与再设定。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要以洞察性的理论图式彰显深度和精度
已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在特定维度和某种程度上大多实现了系统化的理论建构的目标任务，但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趋向而言，不论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理论深度还是精度上都仍有较大的迭代升级空间。
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理论深度而言，应该提供一个帮助人们科学洞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理论图式。所谓理论图式也就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前提性的理论假设。比如，管理学中有基于人性X理论（人的本性自私、懒惰，经济诱因是行为动机的源泉）、Y理论（人性本善，管理应该进行合理引导）、超Y理论（人性善恶有别，都是可塑的）、“社会人”理论（人不仅有追求经济满足的需要，还有友谊、安定和归属感的需要）等人性假设，依据这些人性假设，管理学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相应地建构了多种多样的管理模式；再如，在伦理学中，基于不同的道德起源假设而形成了宗教与世俗的不同伦理原则，形成了义务论、功利论、美德论等不同的伦理学派，建构了不同的善恶评判原则与行为规范体系，等等。在人们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理论图式起着认知“格式塔”的规范作用（“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一词的音译，有格式、形式、形状、完全或整体，以及组织和结构等多种含义）。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大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其方法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或基础理论，没有在这个层面特别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方法体系建构的理论图式。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行动指南，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纲领，更应该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体系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内蕴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者将其转化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中的根本方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洞察”事物本质的图式。这样既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理论深度，又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明辨真假、善恶、美丑，以及是非、正误、主次等社会万象的“总钥匙”，从而走出“疑惑、彷徨、失落”的困扰，“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12]173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理论精度上要将理论图式细化为方法谱系。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大多是按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对其方法进行系统化的，虽然也兼顾了对古今中外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梳理铺陈，但对这些方法谱系关系的理论分析还不够精细。比如，有的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分为“世界观方法论、具体方法论、方法自身论、全面方法论、研究方法论”[14]，这五类方法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功能作用上是呈现递增还是递减的，具有怎样的规律性，如何才能有效地发挥它们的功能等尚待论证和说明；也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具体方法、操作方式和方法运用的艺术和技巧，[2]19-20一方面，将哲学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排除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之外；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较为抽象的“原则方法”概念，同时还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延伸到“运用艺术和技巧”层面，但对这些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却缺少应有的理论说明；此外，还有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分为4个组成部分，即方法论、方法学、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具体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等，还特别区分了其中的“方法论”与“方法学”，认为二者虽然都是“方法”，但前者是原则性方法，后者才是方法体系所要研究的对象、本质、功能、层次建构、发展历史及其趋势等理论探究，[17]而目前学界并没有建构起来独立的方法学体系。这些情况说明，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中的内容与边界、结构与功能、层次与作用等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澄明，只有将不同种类和层面的方法整合成关系紧密的谱系，理论上才能更严密与规范，对实践的指导才可能更加有序与有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要以操作性的实践图谱突显效度和信度
理论的真理性要在实践中检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理论建构也要在实践应用中检验其科学性程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在实践中有两个重要的检测向度：一是效度，二是信度。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测验效度是看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理论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是否实现科学化，至少有几个方面的要求：其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是否全面统合了相关方法，比如，历时性的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国外历史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共时性的当代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以及过程维度、认识维度、内容维度或要素维度等有益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这是有效指导和服务实践的“资源性”前提，犹如工具箱的工具是否全面而充足，关系到它能够在什么范围和程度上为实践提供手段和途径。其二，全面而系统地统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能否帮助人们清晰地认识各种各样方法的功能和作用，提供可以操作的方法图谱。这是方法体系有效指导和服务实践的“认知性”前提。没有清晰的可以操作的方法图谱，方法及其理论是难以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其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能否将各种各样的方法归置在合适的层级以便于人们根据不同的条件环境而适当地采用，并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实际问题。这是呈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究竟有没有“用”、有多大“用”的结果性体现。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信度是方法体系在实践中具有的可重复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的体现。方法体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具体方法，是对诸多方法进行的理论建构，也就是分析了不同方法的性质、功能及其相互间的关联性和规律性，析出并整合了具体方法的精华，使得方法体系中的方法能够具有更多的普适性，犹如算术中的加减乘除法，它们既是具体方法的抽象，又能够普遍地运用于不同场合和对象，而且具有高度的可重复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要以包容性的学科图景展现亮度和气度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必须具备独特的学科属性才能“是其所是”，才能在现代学科群落和方法群落中拥有显示自己存在的“亮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亮度”首先来自方法所要达成的目标，也就是方法所发生作用的工作内容。内容决定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之所以不是哲学方法体系，也不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体系，而是因为它是面向思想问题而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方法，人的思想问题在归根究底的意义上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这里必然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纠正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的错误，引导人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将个人发展的价值取向融入社会和国家发展的主旋律之中，在人们实现其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其个人的人生价值。因此，这样的方法不是马克斯·韦伯所鼓吹的那种“价值中立”——“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18]38，而是带有“为了谁”的价值倾向。其次来自实践中创造的特殊方法，比如，思想分析方法、榜样示范教育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方法等，因其带有浓厚的学科属性而具有独特的“亮度”。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必须积极吸纳相关有益的方法，在现代方法体系中显示其包容性发展的“气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门新生、新兴的中国特色人文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家族”就是在集思广益中生长和兴盛的，它不仅直接承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且吸收了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方法，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成长之路，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建构的学科基础，更是继续繁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所不能放弃的必要举措。因此，广泛借鉴和吸收相关学科方法包括在现代科技赋能中产生的新方法，形成具有丰厚内涵的现代方法体系，应该是这门新兴学科实现其包容发展而应该彰显的“气度”。
总之，我们期待学界在未来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中更能体现理论的系统性、实践的应用性和学科的独特性，在全面揭示不同方法之间关联性与规律性的同时，着力提升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导性和推动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的互动中彰显张力和开放性，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更有深度、活力和新意的系统性的方法理论支持。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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