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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互联网使得传播媒介变得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现实生活中的舆情突发事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网络及其他媒介传播至虚拟网络社会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关注甚至带来舆论混战，带来虚拟社会甚至现实社会长久的矛盾和冲突，在较短的时间内都不能平息。

　　（一）网络意识形态

　　如今互联网已经全面侵入人们的生活，这是一个现实社会创新跃进的世纪，也是从现实社会竞争迈向虚拟社会竞争的世纪，而虚拟社会最重要也是最有威胁性的竞争就是网络意识形态的竞争。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由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国家政党政权安全。虚拟网络社会是网络信息技术基于现实社会在时空上的拓展延伸，网络信息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使人应接不暇，它不仅能推动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的结合方式发生改变，而且深刻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作为网民对网络世界看法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网络意识形态，不仅代表着现实社会中不同网民的利益，并且以此为依据指导着网民的行动，还将现实社会的诸多特征通过虚拟社会映射出来，它代表着一种新的范式走进人类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在互联网使得传播媒介变得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现实生活中的舆情突发事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网络及其他媒介传播至虚拟网络社会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关注甚至带来舆论混战，带来虚拟社会甚至现实社会长久的矛盾和冲突，在较短的时间内都不能平息。舆情突发事件网络论战的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观点和意见的碰撞，但是更深层次则体现的是网络社会意识形态的竞争。

　　（二）高校网络意识形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抽象观念的表达，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一般而言，对事物不同的观点、态度和评论就是意识形态的直接呈现方式。高校网络舆情是指公众围绕高等学校和大学师生发生的某种事件、个人行为或问题等，引发的不同个人言论和见解，进而形成具有一定倾向性的社会政治态度、信念、情绪和意见的总和。[2]互联网时代，媒介即意识形态，不发挥思想引导和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任何社会阶层、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借助网络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意识，表达对现实社会的诉求、情绪和态度。在网络社会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的时代，意识形态总是通过公众对公共事件发表的不同言论和态度来体现和表达的。在高校舆情事件中，不同利益阶层之间观点的冲突与碰撞，其背后往往隐含着多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因此，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是由高校热点事件引发，通过大学生网络舆论和高校网络舆情衍生而最终形成的。本研究认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就是指受潜在意识形态影响的公众通过互联网对高校舆情事件表达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这些态度和意见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重要的呈现形式。

　　意识形态倾向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思维模式又决定了我们随后选择的行动。正确认识高校舆情网络意识形态危机发生发展高潮和结束的全过程，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带来的积极影响。

　　图1：高校舆情网络意识形态危机过程

　　（一）危机萌芽：高校舆情引发关注

　　第一阶段是高校热点事件发生并引发关注的舆情萌芽期。由于互联网已全面侵入人们生活，信息传播方式也从原来单一、传统的单线传播变成了交互、简单、便捷的多线传播。因此，自媒体环境高校舆情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民众对有关高校及其相关新闻事件的个人观点，二是大学师生自身经历的事情并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揭露，其主要目的在于借助网络环境表达对高校某个人或组织的个人态度。概括说来，高校舆情突发事件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大量的眼光引发大范围的关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个人情绪在事件传播中起了较大作用，是大学师生个人情感和观念偏向的一个具体体现。当结果与个人认知预期不一致时，个人会倾向于将消极结果归因于外界环境因素，降低自身认知失调感，因此，在高校热点事件中，事件一方会主观认为自己未受到公平对待，不服从处理结果，会将问题归因于其他个体或组织，通过各种途径对自己遭遇进行炒作，以此来得到关注，以满足自身需要。

　　另一方面，高校信息具有较强的关注度，大学师生在与社会各阶层直接接触中产生的相关信息更容易成为舆情关注的对象。在社会转型期带来的阵痛下，民众对政府行政的要求更高，个人对某一事件产生的情绪，会试图通过网络的力量，引起官方的重视和介入，并试图左右高校管理方的处理结果。一旦发生关于“高校群体性事件、大学生重大案件、高校师生违法违纪、高校安全事故”等舆情事件，如现场有群众将相关照片、视频或文字描述选择性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就能轻易引发网民关注，在较短时间内聚集起大量的、并且具有明显偏向性的民意。因此，高校舆情变得异常敏感，并不会像一般的娱乐新闻喧闹一阵就悄然退场，反而会持续在场，进入下一个爆发阶段。

　　这一阶段还未产生明显对立的意识形态竞争，对于高校舆情的关注还停留在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层面，也未引起大范围的网络舆情论战。但由于互联网的便捷高效特征使得传播次数越来越频，关注人数越来越多，被讨论的范围越来越大，使得高校舆情事件的发展过程和结果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日益加深。而人是社会动物，每一个个体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他们在虚拟网络社会中的选择和态度必然是受到在现实社会中所处地位和阶层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固定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模型，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就表现为意识形态。在海量的舆情信息传播中，所有信息传递者所传播的讯息都具有该传播者本人的明显偏向性，而这种偏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潜意识表现。重大高校舆情引发关注使得网络意识形态危机开始萌芽。

　　（二）形成热点：多种意识形态交织碰撞

　　第二阶段是高校热点事件形成热点并呈爆炸式传播的群体高潮期。意识形态总是以一定的语言为载体的。即主体并不直接与客体世界打交道，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去认识、理解并改变客体世界的，在重大高校舆情网络论战中也是如此。民众在现实生活中因受各种社会潜规则的影响，往往不愿在真实生活中曝光自己的遭遇，选择网络作为宣泄的空间，当民众将根源于自己的主观判断的高校舆情信息发布到自媒体空间后，其他自媒体用户会第一时间浏览该信息，通过转发、评论等方式表达对该信息的态度，舆情随之扩散。我国网民通过传播中语言的形式发表对于该事件的看法、观点、态度和意见，每一个关于事件的讨论和论战都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进行交织碰撞，有些略微缓和，但有些观点碰撞激烈，随之出现社会讨论，迅速发酵升温，促进事态升级，甚至导致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

　　高校舆情事件只是引发论战和多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导火索，在这一阶段，网络虚拟空间已经成为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思想观念碰撞、冲击、交锋和斗争的主战场。面向多向度、交互式、立体化的网络意识形态竞争，我们必须意识到，高校舆情引发的网络意识形态竞争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无人回应的传播与发声，而是有回应、有引导、有跟帖的交互传播行为，这使得原本分散的思想和意见在论战中形成多种意识形态交织碰撞的局面。随着网民分层、分圈、分众趋势的加深，这种交互性和互动性就更加明显，网络意识形态就极易在同一圈层中引发整体性共鸣、达到高度的一致性认同，聚集起不同圈层的多种意识形态交织碰撞。

　　在高校舆情事件已经聚焦关注形成热点并引发爆炸性讨论的阶段，每一个个体都在自身意识形态的束缚下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们语言和行为的界限实质上也就是自身意识形态的界限。网民将之前积累的对于高校管理层的不信任感与不满情绪聚焦于此，不同意见在评论与转发中交流和碰撞。尤其是在民意互动的过程中，一部分拥有较强信息活动和公众平台表达能力的人在话语权上掌握较大的优势，从而成为意见领袖，一旦意见领袖的评论观点得到民众的关注和认可，网民便显现出不同于组成群体之前的个体特征，表现出冲动，非理性言论，产生对意见领袖的依赖、盲从等，形成舆情的“二次扩散”与集群行为，此阶段造成的危害和杀伤力往往高于触发舆情的原生事件，二者共同作用，最终将形成灾害链，促使舆情事态进一步发酵。

　　（三）舆论失控：非主流意识形态加温诱导

　　第三阶段是高校舆情事件被媒体渲染以致舆论失控的加温诱导期。自媒体时代盛行的标签新闻直接影响到网民的理性判断。高校舆情在互联网范围内被广泛传播，意见领袖的加入会促使敏锐的媒体人迅速参与进这场激烈的争论之中。在网络的“拟态环境”中，谁能吸引网民的选择性注意，谁就能主导市场，而媒体为了迎合网络受众的趣味，在新闻选择及整合过程中，加入更多“爆料”，部分媒体作为可能的利益相关方，利用公众对事件的好奇心，加深严重性等手段炒作事件，达到自身目的，其更直接的结果是，标签新闻盛行，而标题新闻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直接干预到网民的理性判断，给高校事件一律贴上负面标签。此时，民众更愿意接受大学师生的负面信息，高校展现出的积极品质往往被忽视，谣言大行其道，即使是正面的高校舆情事件也可能被人们暴力解码，解构出与传播本意完全相反的意义来，形成社会情绪的反向。[3]

　　与此同时，舆论已经不仅局限于我国网民在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对该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观点、意见和建议，这一阶段部分非主流意识形态会趁此机会介入高校舆情的论战过程，诱发舆论向着消极方向发展，在网络意识形态竞争的过程中，传播侵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和态度，趁机在高校舆情网络论战中对我国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的侵蚀，导致舆论演化失衡。互联网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渠道，高校舆情事件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青年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导火索，[4]都为国外各媒介推送西方意识形态信息及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机会。高校热点舆情网络意识形态论战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舆情论战会对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影响。西方敌对势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不断在高校舆情事件中插手舆论导向，加剧了意识形态的竞争，使得该高校网络舆情论战走向失控，酝酿成意识形态危机的雏形。

　　（四）事态平息：主流意识形态强力控制

　　第四阶段是高校热点事件被主流意识形态强力控制的事态平息期。当高校管理机构对突如其来的舆情处置不当、应对乏力时，社会信任关系开始出现裂缝。就实践而言，官方的权威发声是高校事件中备受关注的节点，且高校的每次回应都会形成一个小高潮，但由于部分高校对待危机事件往往采取封锁消息，模糊解释，拒绝采访等公关策略，舆情回应不仅不能引导民众回归理性，反而招致更多的质疑。如此情况加重了网民的反抗意识，导致舆论不断地失焦、失真、失控，形成更大更不可控的风险，如此反复相互推动和刺激增强，网络暴民和谣言最终出现。重大高校舆情网络论战已经从事件本身的单纯矛盾演变为网络意识形态竞争，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竞争被掩盖在网络虚拟社会多方声音论战的观点和意见中，在一些极具煽动力和诱惑力的话语的潜移默化下，我国网民可能会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逐渐接受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赞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根据上述分析，高校管理机构将会陷入“塔西佗陷阱”，当其失去公信力时，无论真话假话，好事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5]高校舆情将演变为网络意识形态危机，形成危机常态化的状态。

　　因此，在西方敌对势力插手的意识形态竞争的白热化阶段，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绝不会放弃这块阵地，这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必然会产生竞争。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介入和强力控制会使得高校舆情网络论战在一定程度上被平息，在一定范围内的关注度会缩小。高校热点舆情网络意识形态论争在经过事件萌芽、发酵、高潮之后虽被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所诱导，可能会使我国网民的思想观念偏离正确的价值取向，但是固有的主流意识形态绝不会放弃夺回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已经成了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是通过传统和教育的途径为个人所接受的。[6]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要进行强力控制，发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将舆情论战的下一步走向控制在自己手中，必须使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舆情网络意识形态竞争的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使舆情逐渐平息。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持续性的任务，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持续努力，建立健全一种常态化的应急联动机制。

　　（一）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软性引导，实现宽容合作的网络治理

　　就过去而言，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引导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秩序重建，暗含着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的界限划定。但从当前互联网发展形势及网络意识形态引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来看，高校管理部门应将适当监管和软性引导结合起来，培养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之间的信任层级，抛弃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的身份界限，让学生认识到这并非是生硬和缺乏人情味的管制，而是寻求与其合作，赢得信任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引导新模式。增强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软性引导，走向宽容与合作治理，首先师生双方需要一定的耐心和信任来加强相互理解。教育工作者要对学生的成长有耐心，相信多数同学绝无恶意，不要把碎片化的偶然事件夸张为全局、长期的蓄意破坏；同时，大学生也要对学校的处置有耐心和信心，相信他们对高校舆情问题严重性的高估也是基于校园稳定的考虑。通过这种信任的建立，实现高校管理机构与学生的交互理解，采取软性疏导的方式，即使学生产生误解留下不良言论，学校部门也能宽容处之，但这种宽容不是纵容，舆情处置部门要有清楚的底线；而学生也必然会积极参与到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工作中，促进双方理性合作。

　　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工作涉及诸多方面，既需要高校舆情处置部门的引导，又需要社会公众的充分参与，在引导过程中应维持学校处置与学生参与的平衡状态。在多主体的管理架构之上，在自发式、自律式的网络环境之中，强调多种意见的交流碰撞，尽可能尊重和回应民众表达的不满和疑问，在网络平台中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因此，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引导不能一味地强调控制和监管。面对网络舆论压力，高校必须打破“沉默是金”的思维方式，及时有力说出真相，占据舆论主导位置，赢得民众信任。其次，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增强软性疏导，鼓励网民充分参与。[7]随着时代的发展，镜头下的教育教学活动已成为必然，任何一段高校视频都可能成为公众热议的网络议题。我们要谨慎对待网络平台上与大学师生有关的话题或行动，鼓励网民以理性的态度、合法的方式参与其中，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最后，高校应当主动建立主流意识形态互动平台，为实现公民参与提供更多便利途径。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工作中，管理部门只有积极借鉴已有的互动经验，不断改正自身行为，努力提升对学生诉求的回应度，加强与学生的日常化交流和互动，才能切实保障同学知情权、监督权的行使，并在引导舆论、聚集民意的同时，做到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引导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目的。

　　（二）健全引导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预案，建立分级安全战略应对防线

　　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引导工作中，管理人员对网络媒介管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层面的网络防御与网络威慑；二是信息层面的信息保护和信息监管。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应尽量避免舆情处置策略“一视同仁”的整体解决办法。应当针对不同的网络舆情传播情况，健全引导涉警网络意识形态的预案，建立分级安全战略应对防线，根据危害程度的不同，选取不同的战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应对。高校网络舆情爆发后，对于高校师生在互联网中受到的攻击或指责，由于发声方的身份和目的的不同，高校在网络意识形态引导时采取的策略也有所差别。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如果高校舆情中对师生和学校的恶意抹黑和攻击是由普通黑客所为，攻击对象是个人，网络空间内受众少，那么就像个体感冒，只需要对症下药；如果对代表国家教育部门的多所高校进行攻击的是黑客组织，攻击对象是国家，受众不断蔓延，那就如图SARS一样，高校乃至公安机关都要启动高级响应。

　　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引导的信息传播层面，建立科学的分级安全战略应对防线，有效应对网络舆情，[8]既可以充分发挥网络在民意表达中的积极作用，促进高校选取正确的舆情处置手段，又可以快速高效地规避其负面影响，维护社会稳定。要健全引导高校网络意识形态预案，建立舆情分级安全战略应对防线，启动不同的应急处置机制，实施差异化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引导方案。具体而言，对于危害较小的一般网络民意，高校应避免“草木皆兵”的过度紧张态势，对于学生关心的问题，应努力做到回复学生制度化和解决问题常态化，以此提高同学对高校的认可，释放不满情绪，将可能引发消极影响的负面舆论及时扼杀在摇篮里。对于已经产生的负面校园舆情，高校可以借助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以正确的舆论宣传推动事物朝着正方向发展，规避负面舆情给师生关系带来的不利影响；至于推动校园舆情发展的关键人物，要认真评估其所带来的危害，并尽可能以批评教育的手段为主。对于危害程度最高的重大校园舆情，高校各部门必须快速反应，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同时，舆情处置部门要第一时间查实负面信息所涉事件和相关责任人，对不明真相的同学予以耐心教育引导；此外，要24小时不间断地对热点事件进行跟踪和反馈，保持对事态的第一时间获知权，防止事件死灰复燃。[9]随着高校舆情社会危害等级的提升，高校管理部门的舆情处置强度也应当逐渐提升。

　　（三）创新公安宣传话语形式，转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

　　福柯说：“话语是言说背后的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一种让你能说、能思、能写的功能系统。”[10]所以，话语理论总是一方面强调话语的建构意义，即认为主体及其现实世界都是通过话语而建构起来的，但另一方面话语理论又不遗余力地追踪在话语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关系。正因如此，意识形态更需要借助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来增强传播的效果，凸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

　　首先，在宣传中实现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整合。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官方话语的政治正确性、语言风格的稳定性，话语体系的一致性保证了官方话语对人们网络话语表达的支配、控制、引导和规范作用。但与此同时，意识形态权力的弥散性和超地域性特征意味着，意识形态权力不但被官方所掌握，民间、知识界也分享着这种权力。所以，在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中，不但存在着官方话语的表达方式，而且也存在着民间话语的表达方式。基于此，在高校宣传中实现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整合有其必要性。一是要把官方话语转换成通俗易懂的民间话语，转换校园舆情回应的话语表达，从严肃高冷转为亲切活泼，从一元表达转向平等对话，从口号灌输过渡到故事渗透，从被动发布转向主动设置议题议程，在潜移默化中建立公众对高校工作的认同。二是要把流行的民间话语上升到官方话语的层面。可以选择那些具有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民间话语，通过一定的网络议程设置，把它上升到官方话语的层面，促使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和情感产生更好的认同。

　　其次，在宣传中推进文本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融合。意识形态偏离了日常生活的普通语言编码，因而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在宣传中也需要祛除它本身所具有的神秘主义和过度理论化的文本话语；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使得碎片阅读成为民众的主要输入形式，网络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很不耐烦接受长篇大论的理论说教，因此实现文本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整合与互通是必然趋势。一是要把文本话语的深刻理论整合成经典的大众话语。科学理论也需要有效的话语表达，不断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亲和力，用大众话语来讲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对人们的规范与引导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境界。二是要把大众话语中所蕴含的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升华至文本话语的高度。相对于文本话语的理性而言，大众话语更多的带有感性色彩，这种感性赋予了主流意识形态以感情，消弭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淡漠感和疏离感，能更好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和引导。

　　最后，在宣传中加强政治话语与媒体话语的契合。正如汤普森所说：意识形态是与关于社会的话语同时形成和出现的，严格来说这是一种政治话语，其起源可以被追溯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1]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渊源颇深，意识形态的传播是一种政治传播。而媒体话语体现了微观、草根、生活的特质，网络时代，媒体话语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普世化的力量。由此决定了，我国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网络宣传的话语表达必须是政治话语与媒体话语的整合，即就是将政治话语通过媒体话语的草根性、平民性、生活化、大众化特质加以表达。

　　（作者单位： 北京林业大学纪委办）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