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大而又光荣的使命和责任，必须树立高度的自觉意识，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既要精通专业知识，发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又要涵养德行，展现行为世范的人格魅力，努力当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一、树立高度的自觉意识，是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要求

　　树立高度的自觉意识，是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前提和要求。我教了30多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以下简称“原理”课），根据我的体会，这种自觉意识，主要是目标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重点意识、方法意识。

　　1. 目标意识

　　科学的目标指向是实践活动取得成功的前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更是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基础课程，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基础课程；是大学生的主干课程，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干课程；是广义上的文化课程，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课程。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就在于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说它是大学生的一门凝心铸魂的课程，开设这门课程就是为了立德树人。这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目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这个目标，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在这个总目标下，“原理”课的具体目标，就是要明确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树立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区分两个层次。一是在个性意义上，要使学生领会和掌握各种具体观点；二是在共性意义上，要使学生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观点，进一步树立根本目标。例如，通过“导论”章的学习，主要使学生在总体上明确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学，树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的观点，批判那种“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等谬论。通过整个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树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观点、唯物辩证的观点、实践观点、生产劳动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以人为本”的观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点，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及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及未来走向以及“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坚定学生走历史必由之路的信仰、信念和信心。

　　2. 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1](P225)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树立问题意识，要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开篇要坚持从问题导入。问题导入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问题。首先，导入的问题必须鲜活生动，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吸引力，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起到引领学生的思路和注意力的作用，这是前提。但更根本的是，导入的问题应当具有典型性、根本性，与贯穿该章的逻辑主线一致。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P289-290)在讲授过程中要始终贯穿对该问题的解析，并把它作为课堂小结的最后落脚点。因此，对问题的选择，一定要反复琢磨，绝不能是信手拈来、信口开河的东西。这是我们在选择导入的问题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

　　例如，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一章，根据教材的内容要求，选择的问题最典型的莫过于苏东剧变及其所引起的思考。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卓著功勋的社会主义大党大国，为什么一夜之间就解体消失、作鸟兽散了？是否如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大失败”、资本主义“不战而胜”、共产主义理论已“被埋葬”、21世纪的世界将与共产主义无缘？我们面对世界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末遭受的巨大历史性挫折，面对今天在意识形态上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历史现象，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尤其要引起我们警惕的是，当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之时，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仍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说什么“共产主义太远了，社会主义太长了，马克思主义太旧了”。我们在课堂上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的过程。

　　3. 创新意识

　　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惟创新者进。“原理”课教学也是这样。在教学中要力求做到内容、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的创新。这里，以2023年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第三章“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第一节第五目“文明及其多样性”为例，主要谈谈关于内容创新的问题。

　　文明问题，是一个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教材中新加了这一目，体现了与时俱进，很有必要。但是要把它讲好，教师仅局限于教材内容还不够，需要进一步讲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3](P190-191)这就是说，文明时代是人类产生文字以后的发展阶段。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教材中关于文明的定义如下：“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标志社会进步程度的范畴，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4](P149)根据这个定义，可以说自从类人猿学会打造第一把石斧之后，就跨过了从猿到人的门槛；自此，人类所创造的所有具有积极意义的劳动成果就都属于文明范畴，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据此来看，对于人类的史前时期，我们可否提出一个新的“原始文明”的概念，与教材中所提到的“奴隶社会的文明、封建社会的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对接起来，以体现概念的彻底性和确定性。原始社会的文明，尽管具有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的一些特征，但毕竟是一种形成中的文明形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前提意义的文明。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3](P195)可以说，确定原始文明的存在，对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第二，习近平的“文明观”。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5]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一是多样性。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二是平等性。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不同文明相互取长补短才能共同进步。三是包容性。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对待不同文明，应当坚持对等、平等、开放、对话的原则和多元、多向、流动的价值取向，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四是创新性。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任何一种文明只有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勇于创新，才能长盛不衰，这是世界文明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原理”课从原理层面阐述习近平的文明观，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会重复；退一步说，即使有某种重复也是必要的。

　　第三，关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应当讲清楚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讲清楚我们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文明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概而言之，就是要讲清楚中华文明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世界意义。

　　4. 重点意识

　　唯物辩证法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做任何事情都应当是有重点的，抓重点是基本的科学方法和工作方法。讲授“原理”课必须树立重点意识，突出教学重点，切忌平均使用力量。这门课程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内容含量大，知识点多，牵涉的面极其广泛，而学时又有限。如果平均使用力量，只能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不深不透，其结果是什么都讲了，什么都如同没有讲一样，达不到教学要求。

　　但是承认这一原则并不等于实现了这一原则，关键的问题是要真正把握好教材中哪些是重点。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体系出发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材全书的重点实际上就是三个：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是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实现的最伟大的变革，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和归宿。这也就是恩格斯所强调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把握了这三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就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点，就能够较好地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

　　5. 方法意识

　　搞好“原理”课的教学，方法问题至关重要。大家都非常熟悉毛泽东关于桥和船的生动形象的比喻。我们一定要树立高度自觉的方法意识。特别是在今天教学环境、教学对象、教学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更要与时俱进，努力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根据多年的教学体会，我把它概括为六个方面的方法论原则。第一，坚持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找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灵魂和核心。第二，坚持经典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找准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节点。第三，坚持精与管用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本”点。第四，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针对性。第五，坚持基础与前沿相结合的原则，找准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重点、热点和难点。第六，坚持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原则，找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完美结合的切入点。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非常严肃地批评写教科书的演绎的方法。他批评这本书的写法是从概念入手，先下定义，不讲道理。他强调定义应当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他还说，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的演绎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6](P139)毛泽东这里虽然讲的是写作的方法，但它本质上也是教学的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对于教学方法，毛泽东赞同归纳法，历来强调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认为这是最根本的方法。总之，我们要尽可能做到科学的内容和尽可能生动有效的形式的完美结合，虽然很难做到这一点，但这是我们应当努力追求的目标。

二、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的学理性研究

　　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我们要不断深化对这一创新理论中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的学理性研究，阐释好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以更好学习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也是对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根本要求。

　　以下仅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学理性思考为例，谈一些粗浅的认识。我们认为，从学理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是一种新时代的社会价值哲学、世界历史哲学、国际政治哲学。

　　1.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新时代的社会价值哲学

　　价值本质上是利益关系问题，是价值主体在与价值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对利益要求的一种观念表达。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的特征时曾经说过，“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3](P582)恩格斯在这里所使用的价值概念，一是指它的意义和作用，二是强调价值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实践，它并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抽象的“意义王国”，空谈价值没有意义。当然它也不同于把真理与功效、价值、有用混为一谈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作为人们对于价值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具体价值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价值观以其特定的形式，将人们的各种目的、内容、方式的活动联结起来，构成整体社会活动；将人们的各种性质、类型、形态的关系联结起来，构成整体社会关系，从而也将个人联系、组织在一起，构成各种类型的社会共同体。在这里，充分体现出了价值观的规范、控制、创造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思想基础提出的一种新时代的社会价值哲学。

　　人类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就必然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7](P253)和平与发展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仍然一个也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是突出。不少人仍然生活在战争的恐怖和阴影下，世界人民渴望和平，渴望发展，梦想一个安宁祥和的家园。公平与正义亦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但是，当今世界大行其道的依然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赢者通吃、零和博弈。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被边缘化，南北差距的鸿沟越来越大，人类渴望公平和正义，消除不平等，获得应有的权利。民主与自由，在当今世界被西方一些人当作旗帜挥舞，整天挂在嘴上，到处兜售，俨然成为一种制造分裂和对立的政治工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甚至连国家主权都被它们任意践踏，谈何民主、自由与人权？所以，从严峻的现实来看，实现这一目标仍然征程漫漫，任重道远。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在价值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共同的目标。实现和平与发展是基本前提，获得公平与正义是基本要求，追求民主与自由是基本目标，它们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就是要寻找各国利益的交汇点，践行和实现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实现各种利益的互相融合并进一步发展，以这个人类的最大公约数把各国团结起来，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克服人类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建设人类美好的地球家园。

　　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有根本区别。“普世价值”论，是美西方国家推行“全球西方化”的战略根基，把自己的价值观粉饰和包装起来的极端利己主义私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利己主义价值观。它们竭力宣扬和兜售“普世价值”，并不是真正要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并不是要施行什么“博爱”，而是要推销西方那一套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要和平演变这些国家，使其成为它们的附庸国。关于这一点，连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看得很清楚。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就曾经说过，在对外政策上，“中国领导人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国外传播意识形态，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世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8](P445)他还说，美国要用西方价值观重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面貌，扩大所谓“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这对美国来说是一贯的。“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8](P517)说穿了，美国就是靠这一招起家的。对于美国劣迹斑斑的所作所为，远的且不论，就看近些年来，它和一些西方国家在西亚北非乃至全球各地，不择手段操纵“颜色革命”“街头政治”，搞什么“阿拉伯之春”，在俄乌冲突中“拱火浇油”等等，就昭然若揭。这同时也昭告了世人“普世价值”究竟是什么货色。它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及其所推行的所谓“和平计划”，导致一些国家陷入长期内战和分裂、社会混乱不堪、政治持续动荡、经济严重衰退。“普世价值”不过是“战乱、杀戮、灾难”的化了妆的华丽外衣。在中国，针对敌对势力对“普世价值”的吹捧和宣扬，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是真的要说什么‘普世价值’吗？根本不是，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9](P27)言犹在耳，殷鉴不远，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新时代的世界历史哲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文明于一体，阐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和基本内容，科学揭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客观规律，反映的是人类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及其要画出的最大同心圆，从根本上说回答的是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怎样建设世界的问题，是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观，一种新时代的世界历史哲学。

　　在当代世界，根据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新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就是要营造一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关系性存在”，体现的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一般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并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形态。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站在全人类高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0]这就是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于寻找各种利益的交汇点、共同点、发展点，但并不是要在价值观层面倡导建立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它力求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进步，但不是要在意识形态层面把某种文明奉为圭臬，而是要创造具有最大包容性的人类世界文明。它强调国际关系体系要以联合国为核心和基础，但不是要在社会组织层面谋求建立一种统一的社会行为体，更不是要在社会形态层面强行用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而是高度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它并不是要搞什么结盟，也不是要搞什么统一战线，更与那种为了某种目的而拉帮结伙、“筑墙设垒”、搞小圈子有本质区别。它强调的是各国同乘一条船，共住地球村，共建共治共享。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特征和价值取向，就是倡导当今人类社会所有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明、发展水平、体量各异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从而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11](P44)所以它本质上体现的是世界人民之间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本质联系和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和本质关系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的，是“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2](P168)的生动体现。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新的世界历史观、一种新时代的世界历史哲学的真意所在。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新时代的国际政治哲学

　　国际政治哲学是对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秩序、政治关系问题的最一般的本质性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是一种新时代的国际政治哲学。

　　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的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发展中国家关于经济发展的动议。改革开放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13](P353)他还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

　　2015年，基辛格在他的新著《世界秩序》中提出：“在当今世界，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14](PXIX)并且认为建立这种新的世界秩序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14](P491)他说：“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14](P489)他认为，这种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两个因素即合法性和权力之上。所谓合法性，即一套明确规定了允许采取行动的界限且被各国接受的规则。所谓权力，即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对合法性的共识并不能预先阻止竞争或对抗，但有助于确保竞争或对抗是在现有秩序范围内作出的调整，而不是对现有秩序构成根本性挑战。均势本身并不能确保和平，但均势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并运用得当，可以限制根本性挑战的规模和频率，并在出现根本性挑战时加以抑制。[14](PXVIII)基辛格认为，合法性和权力之间的平衡极其复杂。地理范围越小，该地区的文化观念越一致，达成可行的共识也就越容易。然而当今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从而构成了种种威胁，种种不受任何秩序约束的势力是否将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如何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各自迥然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塑造成为一个共同的世界新秩序，就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基辛格认为，“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14](P489)但是，他又站在美国主宰世界的立场上，认为“美国的领导作用始终不可或缺”，[14](P485)认同那种美国“信奉的价值观在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方面具有普遍适用性，并保留在全球范围内捍卫这些价值观的权利”[14](PXVI)的观点，认为美国“寻求保持稳定和倡导普世价值之间的平衡”尽管“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但它绝不能退缩”，[14](P485-486)“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努力方向”，“美国必须目标坚定”[14](P489)，等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找到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正确答案，他们的国际政治哲学缺乏彻底性和合理性。

　　今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对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一“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的创造性回答，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新的世界秩序观，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哲学。这种新的世界秩序理论，是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客观实际出发，经过对全球问题把脉而开出的良方，是当代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实践的结晶，具有科学性。它坚持正确义利观，倡导讲信义、重情义、义利兼顾、公道正义，具有正义性。它坚持和平理念，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对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具有和平性。它坚持推动人类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创造性发展，倡导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包容性。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理念，倡导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具有可持续性。所有这些，都鲜明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特征，回答了全人类关心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给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提供了科学答案。

三、让青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新征程上绽放光彩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青年教师恰逢其时。新时代的青年教师在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精神状态等方面，堪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时代新人。新时代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强国有我的青春激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搞得更好。回首往事，我有两点体会，这就是：当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当做到爱岗敬业、教书育人、关爱学生，以真情、真心、真诚教育和影响学生，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要兼顾两种角色、发挥两种力量的作用。这里谈一些粗浅的认识，与广大青年教师共勉。

　　其一，必须兼顾好两种角色。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师”和“人师”的关系，要把这两种教师角色统一起来，既要努力做好“经师”，又要努力做好“人师”。“经师”和“人师”的关系，“人师”是第一位的。“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经师”是教学问，“人师”是教品行，就是怎样做人的问题。只有把二者统一起来，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要求我们的老师要做好传授知识的“经师”，更要做好善于育人的“人师”，以自己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去影响和培养学生，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

　　其二，必须发挥好两种力量的作用。作为教师要想把课教好，必须发挥两种力量的作用：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并且要努力把这两种力量统一起来。我们给学生上思想政治理论课，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真理是能够打动人的，或者说终究是能说服人的，所以必须发挥好真理的力量。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讲。照本宣科，从原理到原理，好像很忠于“老祖宗”，但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教学是不会有吸引力的，“谁都不爱听”。如果我们能够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牢记“国之大者”，把学生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就一定会收到好的教学效果。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就是切忌炒作社会上一些负面的东西，那样做也可能会引起学生的一时共鸣，但是学生最终一定会得出否定性的评价。所以，我们头脑里始终要有一根弦，时时追问自己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所谓必须发挥人格力量的作用，就是说，我们做教师的，“人格要正。有人格，才有吸引力。亲其师，才能信其道”。[1](P382)不能说空话，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在这个问题上，对人对己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做“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否则就会产生“台上他说，台下说他”的结果，终究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发挥人格的力量，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要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真诚和信念，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也就是说，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要把立德、立言、立行统一起来，把对自己、对他人、对集体统一起来，把自律、他律、律他统一起来。这四个“统一”，本质就是要做到真情、真心、真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不懈努力下，有显著提高和进步，受到广大青年学子的欢迎和好评，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有些教师的课堂教学过于注重形式，“包装”比较多，有的教师甚至热衷于追逐课堂教学的“剧场效应”；就内容方面而言，又比较注重现象层面的东西，而对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则揭示得不够，似有些偏颇。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当在形式和内容、本质和现象的统一方面下功夫，努力做到完美的形式和科学的内容相统一、丰富的感性现象和深刻的本质相一致，这是办好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目标。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需要加强科学研究。枝繁叶茂的教学之树一定是生长在科学研究的肥田沃土之上的。这些年，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科研条件好多了，可谓今非昔比。大家只要锲而不舍地努力，在主观上下足功夫，就一定能够在党和政府提供的广阔科研平台上大显身手。

　　如今，我已经退休整整10年了。但是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战线上的一个老兵，我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阵地，一直关注着我们这条战线的发展与进步，一直在想着并努力为大家能够做点什么。举两个例子来说吧。其一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一直跟踪人民日报、新华社、《求是》的理论报道和相关文章，下载收集整理和编辑习近平的有关讲话、文章、信函、批示等方方面面的著作，坚持不懈。时至今日，我已陆续整理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开发表的习近平著作达700多万字。我将这些积累的学习资料，转发给相关部门和同行，供大家学习、研究和教学参考之用。这样做也是自己学习、研究新时代新思想的过程。同时也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算是一种老年养生吧。其二是，带领青年教师和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申报科研项目，力争科研与时俱进，再上新台阶。10年来，笔耕不辍。我先后申报并获批了2个国家重大招标项目。一个是2017年的“习近平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按时并以“良好”成绩结项；另一个是2021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程和基本经验”，这个项目目前正在做。这些年来的学习研究集中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成果有：独著2部书稿《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研究》和《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主编2部书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研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报刊发表论文60多篇。日月催人老，岁数不饶人。如今我毕竟是“80后”的人了，与年轻人不能同日而语了。北京有一个劳模说“小车不倒只管推”，我很赞同这句话。我以为这句话还可以再解读一下，就是小车即使倒了，但是把它扶起来，把摔坏的地方修好了还可以继续推，直到有一天彻底报废为止。以此为喻，这也就是我作为一个退休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老兵的人生态度。

　　（作者简介：石云霞，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