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1]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中国化时代化，又要通俗化大众化，前者是理论生产过程，后者是理论传播过程、是讲道理的过程。只有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理论才能彻底、才能“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承担着重要使命。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深刻理解思政课讲道理的叙事逻辑，注意教材叙事与教学叙事的差异，注重方式方法，提高教学语言艺术，实现教材语言向教学语言的转换，才能把思政课的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取得好的教学实效。
一、高校思政课教材与教学中叙事逻辑及语言风格的差异
广大思政课教师都期待有好的思政课教材。好教材是把思政课讲准、讲好的必要条件，但却非充分条件，完全复制教材的教学，一定不是好教学，这并非教材之过，而是因为思政课教材与教学在叙事逻辑和语言风格上存在、而且应该存在差异，高校思政课尤其如此。
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的“八个相统一”要求，对我们理解高校思政课教材与教学叙事逻辑的差异具有指导意义。尽管这些要求在教材与教学中都应该兼顾，但相对而言，两者的侧重或实现程度却有不同。在“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方面，教材侧重政治性，教学侧重学理性。受篇幅所限，教材对所有知识点的学理阐释并非都能达到教学要求的厚度，而教学则应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对讲授的知识点给予充分的学理展开，不仅让学生学得准，还要让学生听得懂、信得过。在“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方面，教材侧重价值性，教学侧重知识性。这里所说的侧重知识性，并非改变思政课价值塑造的基本属性，而是相对教材而言，高校思政课教学必须辅之以更多的知识传授，才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让学生看得起、愿意听。在“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方面，思政课教材与教学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批判，但更多批判性内容、尤其是应对时事性错误思想的批判在教学中添加更为合适。在“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方面，教材侧重理论性，而教学中则应该添加实践性内容，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让学生感到理论有用处、值得学。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方面，教材要求统一性，教学呈现多样性。教材为教学规定了坐标系和象限，是教学统一性的依据，但教学又应该在不同的象限中，呈现多样性，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在“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方面，教材发挥主导性，教学发掘主体性。教材是教师发挥主导性的依据，同时教师应该通过教学把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出来，让学生参与学。在“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方面，教材体现灌输性，教学贵在启发性，不但让学生学原文，还要让学生悟原理。在“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方面，思政课教材与课堂教学一般都是显性教育，隐性教育要通过课程思政或第二课堂等“大思政课”形式来实现。
与叙事逻辑的差异相对应，高校思政课教材与教学的语言风格也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高校思政课教材语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体现政治性、价值性，因而语言定性多，论证较少。无论是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还是顶层设计的大政方针，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理想信念，教材语言必须立场鲜明，观点直接，定性明确，不会也不应该有比较复杂的论证过程，这不单单是因为篇幅所限，也是理论自信使然，教材节选的政治思想和价值共识，从编写者的角度来看，大都无须多言、不用赘述。
第二，体现统一性、权威性，因而语言规范化，讲究出处。思政课教材的内容观点必须统一于经典作家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语言表达必须准确规范，有权威出处。个性化的观点和表达，在教学中进行探讨是可以的，但是在教材中“夹带私货”却是不适当的。准确与否姑且不论，普通学者、哪怕是知名学者的“私货”，既不属于经典作家出品，也不属于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缺乏成为思政课“坐标系”的程序支撑和法理依据。
第三，体现理论性、灌输性，因而语言理性化、抽象性强。前述两个特点主要针对语言的内容，而此处则主要针对语言的形式。理论性、灌输性的内容与理性化、抽象性的语言表达，虽然不必一一对应，但一般情况下却是“般配”的，至少在高校思政课教材中已然呈现出这样的对应关系和语言特点。
与教材语言不同，高校思政课教学语言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体现学理性、知识性，要求语言学术性，有论证逻辑性，言之有理。教材要兼顾内容的广度、系统性，教学则要体现内容的深度、说服力。思政课的价值塑造功能，并不是脱离学理性和知识性而凭空产生的，尤其高校思政课，不但要以情动人，更要以理服人，要言之有理，不是用话语权去“教训”学生，而是用学术和逻辑的力量去打动学生。
第二，体现多样性、实用性，要求语言多样化，有现实针对性，言之有物。习近平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2]高校思政课教学语言尤其如此，语言转换因材施教，语言风格因人而异，针对不同主题、不同素材的特点来讲，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来讲，要言之有物，避免空谈。
第三，体现启发性、实践性，要求语言生活化，有营养易吸收，言之有趣。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高度体现为从深入到浅出的距离，深入深出是囫囵吞枣，浅入浅出是敷衍了事。深入主要体现为语言的学术厚度和逻辑力度，而浅出则体现为语言的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接地气、有生活、有趣味，让学生喜欢听、听得懂、记得住。这种教学效果，既是最简单的要求，也是最高级的境界。
二、高校思政课教学语言转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高校思政课要想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就必须实现教材语言向教学语言的转换。广大思政课教师应该明白并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语言先入耳，道理后入心”，用学生容易接受的语言，讲我们需要输出的道理，先做到让学生真心喜爱，再做到让学生终身受益。高校思政课教学，既要做到于本有据，又要避免照本宣科。习近平指出：“强调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并不是要把课讲成简单的政治宣传，而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3]191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曾告诫我们：“如果你想让学生的知识变成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要像防火一样防止死记硬背，防止不假思索地‘生吞’现成的原理。”[4]268思政课教学中应该有教师的思想创造和语言转换。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具体知识和信念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思想。“当具体知识变成思想时，就会产生信念。教师的任务就是让这个转变的过程具有鲜明的表现力，要注意不能让人成为冷漠的‘知识需求者’，而应成为真理和正义的追求者。”[4]265思政课教师如何“让这个转变的过程具有鲜明的表现力”呢？教学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是必不可少的。列宁曾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5]467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让理论掌握群众，形成强大的物质力量。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本《大众哲学》让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要义，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其成功的秘诀就是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大众哲学》不同于普通的思政课教材，其原名叫《哲学讲话》，更类似于讲稿，其使用的语言更类似于教学语言，它是把思政课的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的成功典范。
高校思政课教学语言的转换，要遵循“活泼不失准确、通俗而不庸俗”“收放有据、张弛有度”的原则。这并非易事，不能为了搞气氛而无中生有、言过其实，不能为了接地气而低俗媚俗、口无遮拦，不能为了赢得学生而迎合学生、言不由衷，否则就偏离了思政课的本质，虚假繁荣，只有热闹，没有门道。《大众哲学》的作者，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艾思奇就对这一转换的难度感同身受，他说：“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术，只要有材料、有内容，即使用了艰涩的文字和抽象的把握，也不是十分要紧的。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写作技术是第一要义，同时理论也切不可以有丝毫的歪曲，这就是一个困难。”[6]2他说的通俗文章，就是《大众哲学》的讲稿，体现的是教学语言的转换。尽管“是一个困难”，但是他最终还是克服了这一困难，使《大众哲学》获得了成功。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所处的时代相比，高校思政课面对的青年学生，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更好的机遇，同时，人数也更加大众化了，这又是更大的挑战，高校思政课必须有信心有能力克服困难，不辱使命。
高校思政课教学语言的转换要做到行之有效，应当把握准确性、深刻性、生动性、贴近性、多样性这几个要点。
第一，准确性：万变不离其宗，政治正确，学术规范，有理依据。高校思政课教学多样而不走样，语言的准确性是第一要求。从统一的教材语言，到多样的教学语言，政治立场不能变得含混不清，学术观点不能变得模棱两可，逻辑推理不能变得无凭无据。教学语言无论怎么变换，都要经得起考据和推敲。
第二，深刻性：学理要讲深，哲理要讲透，先能深入，后能浅出。深刻与简单明了并不矛盾，所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就是既简单又深刻。浅显的道理背后，有深刻的学理和哲理，只有论之有道，才能言之成理，语言的深刻性和逻辑性，是深入浅出的底气，是“四两拨千斤”的内力。
第三，生动性：有声有色，有滋有味，语言顺应学生，观点引领学生。把道理讲活的最基本条件是语言鲜活，只有这样才能让道理先入耳、后入心，让学生先喜爱、后受益。保持语言鲜活的途径有很多，捷径之一就是虚心向青年学生学习，让语言具有时代气息，充满青春活力，才能熨平代沟，拉近距离，才能提高输出效率，讲好我们要讲的道理。
第四，贴近性：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解渴、管用。贴近性与生动性是相关却不相同的两个要求，两者经常互为因果，但并非一一对应。生动的段子未必是真实的日子，真实的日子也未必能说成生动的段子。“三贴近”的语言要求，其一是解决管用问题，高校思政课要说真话、讲真事儿、解真惑；其二是解决论证问题，用生活中熟知的事例和逻辑，嫁接未知的理论，一旦成功，无须多言；其三是解决生动问题，“三贴近”的语言，往往是有生命力的。
第五，多样性：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既有严肃性，又有活泼感。高校思政课教学语言并非独立的语言体系，更非单一的语言形式，而是在高校思政课的视域下，对应用于教学并适合于教学的语言的统称。它本身是一套组合拳，针对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素材、不同的人，语言也应该呈现多元化、多样性。该严肃的严肃，该活泼的活泼，该深刻的深刻，该通俗的通俗。如果把多元化、多样性的教学语言分别贴一个标签的话，高校思政课教学语言大致可以包括官方语言、学术语言、逻辑语言、生活语言等。
三、通过教学语言转换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其输出效果应该令人口服心服。作为这一效果支撑的，还有政理、学理和哲理。高校思政课要想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就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教学语言，用官方语言把政理讲顺，让学生学得准；用学术语言把学理讲深，让学生看得起；用逻辑语言把哲理讲透，让学生听得懂；用生活语言把道理讲活，让学生记得住。下文将结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知识点进行举例阐释。
用官方语言把政理讲顺，让学生学得准。讲政治是思政课的核心，统领思想和理论。高校思政课要让学生先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知其然是基础。把政情政理厘清、讲顺，让学生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是高校思政课的基本功能。官方语言往往并不通俗，但却是实现这一功能的不二之选。官方语言并非教材语言，它比教材语言更加原汁原味，主要来自官方文件或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例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表述所蕴含的政理，在党的文件中曾多次阐释，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7]36读原文是悟原理的起点，是让学生学得准的依据。
用学术语言把学理讲深，让学生看得起。让青年学生看得起思政课教师、看得起思政课，这本身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中小学生可能会因为亲其师而信其道，而高校学生则只可能会因为尊其师而信其道、尊其课而信其道。可以反思一个现象：为什么有些大学生利用思政课的时间做高数作业？为什么他们思政课“摸鱼”而高数课听讲？是因为高数课比思政课更有意思么？一般而言并非如此，而是他们认为高数课有学术含量，给他们形成了智力挑战，而思政课他们都“懂”。用学术语言把思政课的学理讲深，并非故弄玄虚、刁难学生，而是把其本身具有的学理性讲出来，实现高校思政课在理论上的螺旋上升，这既是让学生看得起、认真学的需要，也是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的需要。仍以“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一知识点为例，用学术语言从以下几个维度对其进行理论梳理，进而破解“党大还是法大”这一伪命题的追问。其一，内容与形式。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而依法治国则是将上述内容以法治形态确定下来的形式，通过法治使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内容与形式不可分离，缺一不可。其二，立法与守法。一方面党领导立法，党和人民的意志生成了法律，依据党和人民的意志还可以修改甚至废止法律。另一方面党带头守法，法律生成之后，党和人民都要遵守法律。人民主权和人民守法并不矛盾，同理，党领导立法和党带头守法，也不矛盾。其三，高度与广度。“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8]23，首先说的是广度问题，同时党也是最高的政治领导。而“法律至上”的格言，首先说的是法律作为行为规范的高度问题，这一格言主要适用于执法、司法、守法领域，从立法或政治的视角来看，法律本身也存在立改废的问题。其四，整体与个体。党作为最高的政治领导，是从党的整体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的组织、党员个体，则不能以党自居，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
用逻辑语言把哲理讲透，让学生听得懂。准确地说，逻辑语言实际上强调的是语言的逻辑性和逻辑推理的过程、逻辑的力量。哲理指代的也是政理、学理底层的逻辑。一般而言，学理中已经包含了哲理，哲理是学理的更高境界。但是为了突出论理的逻辑和过程，还是可以对学理和哲理进行区分。一个擅长把学理“综述”和“摘抄”得很厚实的人，未必擅长把其中的逻辑推理得很清晰，未必能够把其中的哲理讲解得很透彻。能深入的，未必能浅出，哲理是学理和道理的中转站，只有把哲理讲透，才能让学生听得懂、信得过。仍以“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例。习近平就用逻辑语言，讲透了其中的哲理，他说：“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西方法学家也认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9]34这种政治逻辑大致可以理解为：法治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政党，政党背后是人民，法律不能脱离政治、政治不能脱离政党、政党不能脱离人民。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治尤为如此。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
用生活语言把道理讲活，让学生记得住。列宁倡导的“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在思政课教学中，只能通过生活语言来实现。大道至简，用学生熟知的语言、深信的事理，对接阐释他们感觉陌生又深奥的道理，一旦对接成功，就容易阐释明白，把道理讲透讲活，让学生好学好记。例如，比喻就是生活语言中经常用来讲道理的修辞方式之一，习近平就经常用比喻的方式来讲道理。比如，他把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一旦精神“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再比如，他把青年时期的价值观的养成比喻为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道理讲得生动而深刻。在讲到“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关系时，他也使用的比喻的方式，他指出：“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为什么我国能保持长期稳定，没有乱？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10]5如果用生活语言对本文选取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例证作一个总结性阐释的话，还可以作如下比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像一场大合唱，人民是主唱，这是民主的声音、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法律是乐谱，这是民主的秩序、是民主法治化的要求；党的领导是总指挥，这是民主的效率、是民主法治协调运行的保障。人民既要遵乐谱，又要看指挥，指挥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靠谱”的“关键少数”，这就是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的道理。
“以上这些，说的是只有打好组合拳，才能讲好思政课，但无论组合拳怎么打，最终要落到把思政课讲得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上来，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叫人口服心服。”[3]195这段话是习近平针对讲好思政课的“八个相统一”要求说的，它对于高校思政课打好教学语言的组合拳，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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