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侧重点就是要立足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运用到中国实际，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这一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先驱者，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贡献有鲜明的特点：紧紧围绕“运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这一重大问题，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系统阐述和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他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过程中，李达探讨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基本路径。
考察中国革命形势
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是探索中国出路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建党前后，李达通过对中国劳动者问题、妇女问题、工商阶级问题等方面的分析，批判了那些否认外国侵略，把中国社会症结归结为“贫乏”等错误观点。他提出，国际帝国主义以及国内有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夺，才是中国的“乱源”所在。不打破这些障碍物，中国要获得民主自由、和平统一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同，解决的手段也就不同。李达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改良方案，认为这只能“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剖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主张，认为他们是在“耗费有用的精神干那于革命无益的事”；抨击了江亢虎的新社会主义，认为其实质就是“官僚的社会主义”“走狗的社会主义”。在探讨社会主义运动的诸多手段哪种“宜于中国”时，李达提出：议会主义的手段“已经破产”；劳动运动的手段，“只于工业国相宜”；中国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
针对借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而质疑、否定中国社会革命可能性及必要性的观点，李达多次强调，在承认社会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前提下，也应重视主观努力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他专门探讨了社会革命的时机问题。他认为，对马克思的“两个绝不会”不能作形而上学的解读。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究竟有无“余地”，很难用具体数字精确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革命能否爆发并取得胜利，不仅取决于该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取决于该国共产党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与判断，以及它自身的组织状况和决战勇气。在多方考察中国革命形势的基础上，李达提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
论证马克思主义
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理论，而不是一种民族地域性学说。这是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基本前提。建党前后，李达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等层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相对于中国而言的普适性，为“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提出，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两大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提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其最终结局，就是无产阶级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政权。
李达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借中国产业落后质疑中国社会革命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情况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区别仅在于各自产业发达的先后、程度不同，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却没有不同。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产业化薄弱的情况下，要想通过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只是一种幻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处于产业革命时期。经济上由农业经济进入到工业经济，政治上由封建政治进入到民主政治，在国内，形成了“民主派和封建军阀对抗的现象”；在国际，“中国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而已”。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社会革命，在政治经济上都是有“确实的根据的”。
李达还批判了梁启超认为中国无劳动阶级，需发展资本主义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将来社会革命做准备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田主和佃户两阶级。进入产业革命时期以后，又有了劳动阶级，只不过是没有组织罢了。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李达对中国社会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行了清晰具体的描绘。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受着本国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压迫，而且还受着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故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社会革命是有充分的阶级依据的。
探索中国出路
揭露各种歪理邪说的实质，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相，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这是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前提。建党前后，针对人们急于了解社会主义但又不太清楚的状况，李达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并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深入的批判。他先后发表了《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一系列文章，不仅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还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社会主义、正统派社会主义等的根本性区别。他帮助人们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错误思潮的界限，坚定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李达比较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强调一切作战计划都是由参谋部筹划出来的。要在中国进行武装革命，就必须有严密的组织。他批判了第四国际不赞成无产阶级建立独立政党的主张，明确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头脑”，必须组织一个“精密的团体”作为指导人，来唤醒大多数无觉悟的工人。此外，李达认为，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还必须“造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在探索中国出路的过程中，李达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强调“原理的运用，无论何时何地，都依照现存的各种历史的事情而定”。在探讨中国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时他提出，如果根据中国国情，并参照马克思在1848年替欧洲各国共产党所作的筹划，是可以制定出一个政策的。革命胜利后中国无产阶级政策的制定，应由“马克思学说的原则和中国的产业状况及文化程度”等来共同决定。李达的这些观点无疑已经触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脉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27日
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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