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体间性观点辨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起者和实施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研究中，主体间性的观点十分突出。有人提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主体，他们都有主体性，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联系。”主体间性的观点的前提是，人只能是主体而不能是客体。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可以找出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是主体的论述作为依据，例如，马克思曾经写道：“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还有人引用过马克思的话：“人始终是主体”。但是，马克思说这个话时只是针对“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的情况，是要批评“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样的抽象问题，具有挖苦的意味。
事实上，一方面，马克思曾经将人以外的东西也看成主体，例如，他曾经写道：“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 “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是劳动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结合”。这表明，主体不是人的独有属性，从而客体也未必是物的特有属性，进而人也有可能成为客体。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的确谈到过人作为客体的情形，例如，他曾经写道：“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现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即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 “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 “这种发展使那种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因而也成为每一个客体的个人（即作为罗马人、希腊人等等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
由此可见，主体间性的观点的前提并不牢固，人不仅能作为主体，而且能作为客体。马克思曾经指出，危机“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在这里，承受灌输的德国暴发户们显然是客体，而不是主体。马克思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看到，群众是作为宾语出现的，说的是理论掌握群众，而不是群众掌握理论，这也表明群众在这里是作为客体的。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让理论掌握群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学生，可见，学生的客体地位是无庸置疑的。
有人引用习近平同志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关于“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的论述来论证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间性。但是，一方面，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这个说法并不排斥学生是受教育的客体的事实，因为某些客体具有一定的主体性，也是辩证法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时强调的是“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而不是教师的主体性与学生的主体性相统一，从而，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并不支持一些人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的论证。
当然，教育中的主体间性还是可以存在的。如果一个学生在自学时还主动向老师请教，那么他的请教行为表现出一种教育中的主体间性，但从受教的结果来看，他本人仍然是受教育的客体。如果他只是纯粹地自学，自我教育，那也是他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一种情况，教育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仍然是明确的。因此，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只是发挥作为具有主体性的客体的主体性作用，学生仍然是客体，尽管是发挥了自身主体性作用的客体。
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也的确大量存在主体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人们常说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它不是存在于或者只是极少地存在于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和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之间，反而大量地或主要地存在于学校与教师以及教师与教师之间，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之间。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而经济学专业教师却向学生鼓吹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学时，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受到专业课教学的干扰，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完全有必要对专业课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审查，实行思想政治教育责任制，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与专业课教师之间的互动，以保证专业课教学不干扰思想政治教育，甚至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辅相成。
二、责无旁贷的主体
习近平同志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显然，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无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教师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
马克思曾经写道：“国家的真正的‘公共教育’就在于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公共的存在。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合乎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这表明，在阶级社会里，国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甚至是最高主体。
当然，国家是由人组成的，其中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是国家的代表。因此，国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就意味着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至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实际上，习近平同志早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就已经指出，“各级党委要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领导和指导，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地党委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要多到高校走走，多同师生接触，多次去高校作报告，回答师生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表明，各级党委要承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具有领导和指导的职能，各部门也有齐抓共管的责任，从而各级党委和各部门各方面都应当是思想政治教育责无旁贷的主体。习近平同志本人当然更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主体。
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由于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系统的设置，长期做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形成了相应的主体角色定位，具备了主体身份。”实际上，这只不过表明，政党即便不是执政党，例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夺取政权之前，也可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对此，有人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指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主导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用反映本阶级或政治集团利益和愿望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转变其思想，影响其行为，促使其思想行为向着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方向变化发展的，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及其代表或代理人。”不过，这个定义与其说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定义，不如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把一个简单的定义弄复杂了。
中国古代《三字经》中曾写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实际上，是把父亲放在教师之前作为教育责任的第一位承担者。因此，哪怕这位父亲没有亲自施教，他也是教育的一个主体。马克思指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未成年人首先是在家庭里生活的，即便是孤儿，也有他或她的抚养人。从言传身教的角度来看，家庭成员特别是家庭里的长辈，以及抚养人等，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政治意识都会对未成年人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他们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尽管他们作为主体发挥作用时可能是不自觉的。正因为如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情，也是社会的事情和家庭里的事情。
三、具有客体性的主体
马克思指出：“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有人也曾以此强调主体间性，因为这意味着有另一个主体来作用于教育者。但是，马克思这句话无论如何引申不出教育者要受受教育者的教育这样的意思。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意思只能这样理解：一方面，教育者本人有一个成长过程。在受教育阶段，教育者还不是主体，而是教育的客体，成长后可以转换成主体，成为教育者，这时他要教育其他客体。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的一个意思是，教育者本人还要受继续教育，从而是具有客体性的主体。
马克思还指出：“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显然，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幸就是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得到客体的认同，没有使客体成长为同质的主体。而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客体的认同，主体和客体必须是同一个阶级的人，主体本身还必须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成为能够鼓舞和推动客体前进的人。
列宁曾经在《致卡普里学校学员们》的信中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由什么来决定呢？完全而且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同志们，你们非常明白，任何‘监督’、任何‘领导’、任何‘教学大纲’、‘章程’等等，这一切对教学人员来说都是空谈。任何监督、任何教学大纲等等，绝对不能改变由教学人员所决定的课程的方向。……我再说一遍：学校的真正的性质和方向并不由地方组织的良好愿望决定，不由学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也不由‘教学大纲’等等决定，而是由教学人员决定的。如果教学人员一直是完全由新的派别组织那个圈子中的人物来决定，那么，要否认学校的派性就简直是可笑的。”他还告诫学员们对于这个具有派性的学校，“所有这些条件都不以你们的意志为转移。你们是不能改变这些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已经预先决定了学校的性质，你们的任何良好的意图和你们委员会的任何决议都决不能改变任何实质。”在这里，列宁明确地把教学人员和学员们区分为主体和客体，甚至表明，面对这样的派性主体，学员们作为客体甚至都无法发挥客体通常能够发挥的一点主体性作用。
列宁的这封信还表明，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者，教师的主体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和最为重要的。国家也好、政党也好，其他社会团体也好，他们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要发挥作用，都离不开教师的配合；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规定、监督，他们对教学大纲的设定和对教材的指定，都依赖于教师本人的认可。也正因为如此，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推出的教材并没有决定中国高校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许多教师的教学内容不仅脱离这些“马工程”教材，有的甚至还进行反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因此，要抓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抓好高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必须淘汰那些从事反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对于专业课的教师，如果他是可以替代的，就用思想政治意识合格的教师替代他；如果他是不可以替代的，就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转变其思想观念，或者加强教学监督，增加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消除其负面的影响。其次，要抓好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教育者接受（继续）教育。习近平同志要求，“各地党委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要多到高校走走，多同师生接触，多次去高校作报告，回答师生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就是要求各地党委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去抓好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高校教师成为合格的即能履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针的主体。高校教师也必须明确自己是具有政治责任的教师，也就是具有客体性的主体，不是自由主体，不能自己想怎么进行教育活动就怎么进行教育活动，想向学生们灌输什么内容就灌输什么内容，而是必须严格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从事教育活动，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自觉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只有这样，高校教师才会主动地履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职能，按照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去“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只有这样，高校教师才会“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只有这样，高校教师才会主动地去“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不断增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
四、发挥客体的主体性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承受者，或者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对象。有些人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作为客体，以便让承受者可以作为主体，以支持主体间性的观点。这相当于混淆了作为生产资料使用的工具和作为制造工具的生产结果即商品的工具。这种做法只适合编写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作者，在这个作者手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可以是他作用的客体，但是，在面对面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师生之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只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工具。
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可以只是被动地承受思想政治教育，比如中国贫苦农民在国民党政府抓壮丁时面临政府剿灭共匪的宣传时；也可以发挥主体性作用，主动地承受思想政治教育，比如中国翻身农民在接受共产党政府报名参军的宣传时。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成功的发挥客体的主体性作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诉苦整军运动。上台诉苦的解放战士即参加解放军的国民党军俘虏，既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在台上诉苦，同时又发挥了主体性作用对台下的其他解放战士起到了培养阶级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相比之下，列宁要求“用先进工人的影响去教育和提高‘粗工’。”“依靠群众，通过先进分子教育他们。”也是发挥先进分子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主体性作用。今天，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同样需要发挥学生党员、学生团员和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等的主体性作用，这也要求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的选拔，必须是学生中真正有影响力的先进分子而不是一些关系户。
目前有些学生——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有这个现象——对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的反面思想政治教育不满，予以举报。这种举报正是学生们发挥客体的主体性作用的体现，是学生们“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现。但是，这种做法，被一些人称为告密，认为是不道德的。这是这些人缺乏思想政治意识的表现，或者说是这些人具有敌对的思想政治意识的表现。我们要保守的是有利于无产阶级事业、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秘密，而对于损害无产阶级利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秘密则要无情地加以揭露。事实上，任何需要实施监督的地方，都需要消除相应的秘密，都需要所谓的告密，否则就谈不上监督。害怕告密，企图逃避监督，只能表明这些人的行为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而他们的行为绝对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必然是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加以清除的行为。
在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方面，习近平同志还提出，“要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注重启发性教育，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事实上，恩格斯也曾类似地告诫在美国的德国人如何教育美国人，他在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在加强学生们的理论学习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便学生们能够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下，不仅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而且还能检验它。
来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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