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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玉莉:新加坡法治文化建设的经验

发布时间:2016-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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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土总面积只有约660平方千米、人口约400万,资源极度匮乏。早在立国之初,西方评论家就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国家。但经过短短30多年的时间,新加坡就从“一穷二白”变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工业门类齐全的美丽“花园城市”、现代化国家。新加坡“为什么行”?李光耀曾经指出,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法治。新加坡独特的法治文化已深深融入其井然的社会秩序、廉洁的政府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促进了其法治实践发展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新加坡法治文化建设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法治文化是植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渐渐积淀下来的,人们对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体现为人们对法律信仰水平的总和。可以说,法治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律和文化的有机融合,是实施法治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础和人文环境。新加坡在法治文化建设上形成了很多独特经验。

法治文化建设根植于完备的法律体系基础之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伊始便清楚地认识到,要使一个社会井然有序,治安状况良好,犯罪率低,就必须调整和规范人的行为,制定出内容明确而又具可操作性的完备的法律体系。而完备的法律体系与法治文化建设互为表里,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新加坡法律调整的范围广泛而细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多种现行制定法,大到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商业贸易、卫生管理、公民权利和义务,小到旅店管理、停车规定、口香糖销售等,甚至街道上的树根处要铺镂空花铁板,厕所冲水等都有规定。可以说,凡是有必要进行控制的行为,新加坡法律法规都作出了十分具体而严密的规范,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均能找到相应依据。以针对政府机关人员反腐为例,新加坡制定出台了《防止贪污法》《不明财产充公法》《防止贿赂法》《反贪污法案》《公务员指导手册》《新加坡刑法典》等专门法律法典。这些法律法典明确细致地作出了对贪污贿赂行为的定罪和处罚。对政府工作人员行为的严格规范,为新加坡建设廉洁政府奠定了法律法规基础。同时,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也为法治文化建设与完善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基础,使得法治文化建设有了现实的依附和着落。

法治文化建设贯穿着“共同价值观”的灵魂。在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新加坡政府很早就对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91年公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各个种族和所有有信仰的新加坡人都赞同并赖以生存的“共同价值观”,即: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这种价值观体现在国家的方方面面,深深映衬着法治文化建设底色,引领着法治文化建设的明确方向。新加坡认为家庭是社会良性发展的“根”,家庭和谐使社会结构更加牢固,这样才能保障国家和社会的团结文明。因为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观念,政府推行了“居者有其屋”的组屋政策,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先后出台了《新加坡建屋与发展法令》《建屋居住法》《特别物产法》《土地征用法令》《中央公积金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保证“居者有其屋”计划切实有效。

法治文化建设体现着对法治的信仰与笃行。有法不依,比没有法带来的危害更大。新加坡以严厉的执法保证了法律的实施和权威,树立了民众对法治的信仰。新加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历来被世人熟知。在轻刑化已经成为世界刑事指导政策主流的今天,新加坡仍然实施着非常严厉的刑罚,特别是被西方媒体批评为野蛮而不人道的“绞刑”及“鞭刑”,更是让其严刑峻法声名远播。对于鞭刑,身处其间的新加坡人看法似乎与外界批评不太相同。1994年,新加坡最权威的报纸《海峡时报》作了一份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几乎九成以上的人民认为应该维持鞭刑这项处罚。严厉的鞭刑为什么获得了如此高的认同?除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外,恐怕还是法律的平等适用与严格执行。如果鞭刑只是威慑普通公民的工具,公民又怎会对其深表认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成为新加坡法治文化的精髓,因为这样的法律对新加坡是有益的,是值得信任的。新加坡良好的社会治安及“东南亚花园”的美誉皆得益于此。

新加坡对贪腐高官的严厉打击,更是让人对新加坡法律的平等执行印象深刻。前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黄循文仅因收受厂商4555美元的招待费而被起诉,遭到革职处分,并丧失退休金。前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曾与李光耀一道争取独立共和国的创建,与李光耀私交很深,但因被控收取贿赂,在自知罪责难逃时畏罪自杀。他在贪污调查局对其约谈前,曾向李光耀求情,但李光耀却拒绝与其见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恰恰是一个以身作则,严格恪守法律规范的领导人。曾有一家香港媒体爆料,李光耀、李显龙父子涉嫌接受房地产商的特殊优惠,以特价购买房屋。甫一发生,不少人大跌眼镜,担心李光耀晚节不保,甚至对新加坡法治模式产生怀疑。但李光耀主动要求反贪局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交由国会讨论。后来的调查显示,李光耀父子购买房屋所获得的优惠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其他业主也同样享有。李光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并积极配合调查,不仅让新加坡民众打消了疑虑,也为新加坡法治形象加分不少。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12期,原文标题为《新加坡法治文化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