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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一重要战略部署，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全会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同时指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这一论述不仅为新时代健全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也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理论界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深入贯彻全会精神，系统把握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逻辑，本文对过去一年国内理论界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重点包括其意义、演进逻辑和内涵、基本原则以及重点任务举措等内容，总结其中重要观点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宏观经济治理是指国家借助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以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动态平衡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这一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不仅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对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与理论创新，还反映了党中央对当前经济运行内在逻辑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第一，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效能直接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水平。一方面，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局部优化，更是推动国家整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性安排。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在经济领域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通过构建合理的治理秩序，能够准确把握和理顺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内在关系，促进治理体系内部的高效协调运转，从而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

　　第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充分体现了总揽全局、系统集成，以及旨在多重目标中实现动态平衡的治理理念。这一体系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创新，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转化为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具体实践。通过实施宏观经济治理，能够有效克服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促进社会分工与协作的有序开展，从而保障经济的协调发展。刘伟进一步指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达成的必然之举：首先，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以提升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其次，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统一，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以推动宏观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为实现经济发展、竞争力提升以及市场失灵的有效弥补，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以增强宏观经济治理制度的有效性。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经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第三，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诸多长期性、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亟需构建更为精细和高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一转变不仅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深刻的变革需求。陈彦斌指出，传统宏观政策理论及其配套政策体系主要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律，适用于传统生产力的发展模式。然而，新质生产力主要由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所驱动，能够催生全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并引发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深刻变革。这种变化对传统宏观调控方式提出了挑战。只有通过变革传统宏观调控方式，将其升级为更为系统化和现代化的宏观经济治理，才能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律，从而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必须与时俱进，及时适应时代变化，准确把握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发生了系统性转变，宏观经济治理方式及相关政策也需随之调整，尤其需要适应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历史性演变。只有不断优化治理体系，才能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再次，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重要战略举措。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也进入了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料因素显著增多的关键发展时期，对进一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保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手段，通过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运行的各种关系、各个环节进行调节和管理，使它们彼此衔接，促进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得以实现，使整个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持续发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能够科学应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引发的内部波动性风险与外部输入性冲击，确保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还能够主动求变，挖掘潜在发展机遇，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此外，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助于提升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增强经济系统抵御各类风险与冲击的韧性和持久力，从而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最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对宏观调控理念与思路的重大创新，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这一体系的构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发展方向，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充分体现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鲜明特色与独特优势。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和经济发展逻辑的深刻把握，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一体系的提出，标志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同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所形成的理论概念与逻辑体系，是对宏观经济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系统性总结。其具有完整的体系结构、丰富的政策工具以及多样化的调控方式，是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这一体系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的原理提炼与政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

　　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系统性制度安排，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与理论内涵。当前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通过历史回溯，系统阐释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其次，通过中外比较，清晰界定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与西方宏观调控模式的本质差异；最后，通过系统性挖掘，全面揭示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多维特征与丰富内涵。这些研究为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模式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一) 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演进历程

　　2024年度，学界对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刘伟以供求关系良性互动为线索，梳理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展脉络。他指出，需求侧管理是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立足点；进入新时代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线；而在新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治理则需要在需求与供给两端加强统筹、协同发力。此外，倪红福与王树森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核心范畴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综合平衡”阶段、从“综合平衡”向“宏观调控”的过渡阶段、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阶段，以及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阶段。这些研究为深入理解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

　　更具体地，刘伟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为基础，实现了宏观经济调控理念的转变；第二阶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调整了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第三阶段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初步构建了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第四阶段则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要求，进一步完善了宏观经济治理结构。这一划分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理念与实践的阶段性演进，为理解新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与创新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郭克莎也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调控改革创新的演进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他通过梳理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宏观调控的政策部署，将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12—2014年)以扩大内需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为核心任务；第二阶段(2015—2016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阶段(2017—2019年)注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定总需求；第四阶段(2020—2023年)则强调将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尽管这些研究在阶段划分上存在差异，但均系统梳理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演进脉络，为理解其发展历程提供了清晰的框架。这些研究表明，我国需求不足问题已从短期挑战逐渐演变为长期性矛盾，加强需求与供给两端的统筹协同治理的必要性日益凸显，改革政策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也愈发重要。

　　学界不仅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性回顾，还对其演进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化分析。黄群慧指出，从“宏观经济调控”到“宏观经济治理”的概念转变，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和经济发展逻辑的深刻把握与持续深化。从概念演进视角看，“宏观经济治理”相较“宏观经济调控”更具系统性特征：它不仅强调目标的多元化，以应对更为复杂的经济问题，还注重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同时兼顾长远视角与更广泛领域的覆盖。这一转变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理念的全面升级与实践的进一步深化。权衡指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目标从传统的“四大平衡”转向“三新一高”的发展逻辑，即在稳物价、稳就业、稳外汇等传统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调结构、促转型、防风险，同时深化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这一转变不仅关注总供求的平衡，更注重结构性改革，其目标与政策工具也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征。张衔进一步强调，这一部署充分体现了总揽全局、系统集成的治理理念，致力于在多重目标中实现动态平衡，反映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这些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理论内涵与内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揭示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历史演进逻辑与内在动力，还全面展现了我国在宏观经济治理领域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创新。

　　(二) 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同于西方宏观调控

　　探讨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内涵，并深入比较其与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揭示其构成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还有助于深刻把握其独特的理论内涵。刘伟指出，当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并不适用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治理，二者在理论依据、政策效果、体制机制以及基本结论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陈小亮进一步分析了西方宏观政策理论与实践与我国的区别。他指出，西方宏观政策理论与实践主要聚焦短期目标，依赖短期稳定政策，而对其他经济政策及非经济性政策的重视程度较低，因而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较弱。相比之下，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目标更加多元化，既涵盖短期稳定目标，也包含长期增长目标以及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体现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治理逻辑。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厘清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与西方宏观调控的本质区别。周文指出，当前西方国家出现的治理乱象，根源在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错位，政府始终受限于市场机制的束缚，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相比之下，中国在实践中成功探索并形成了党—政府—市场三维一体的经济治理架构，有效推动了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持续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何予平强调，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不同，中国的宏观调控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实现了从单一政策“点状突破”向政策治理体系“集成发力”的转变，凸显了独特的制度优势。这些研究深刻揭示了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创新性与实践价值。

　　(三) 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特点与多维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取得了显著成就，展现出鲜明的特点和丰富的内涵，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形成了诸多有益见解。张友鹏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不走全盘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的道路；二是更加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三是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原则；四是以创造更多使用价值为根本目标。顾严、张欣欣指出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注重国家重大战略与发展规划的时空衔接，强调各类政策的统筹协调，有效避免了短期目标导向和政策割裂的问题。这一治理模式兼顾当前与长远发展，结合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统筹短期应对与中长期战略，体现了系统性、协调性与前瞻性的统一。

　　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具有鲜明的特点，还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张衔指出，现行宏观调控体系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子系统。林木西也指出，宏观经济治理的内涵比宏观经济调控更为宽泛，它是指在既定发展战略和规划框架下，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所实施的系统性治理与管理，可以从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和决策协调体系三个维度进行把握。刘伟指出，宏观经济治理包括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两个部分。权衡则指出，宏观经济治理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通过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系统性调控，以实现社会总供求在总量与结构上的动态平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观点共同揭示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多层次内涵与系统性特征。

　　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同时紧密结合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形成了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治理框架。在这一体系中，准确把握重点领域与主要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至关重要。刘伟指出，国家战略规划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显著特点和优势，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我国通过举国体制取得了诸多重大成就。郑联盛强调，制度、法律和规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要素，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政府治理体系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法律规范和体制机制。黄群慧进一步指出，从政策体系角度看，“宏观经济治理”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手段，同时注重就业、产业、区域、投资、消费、科技、环保、民生、社会、改革、开放等各类政策的高效协同，体现了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的统一。这些观点共同揭示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多层次逻辑与实践路径。

　　学者们从多个维度探讨了如何在实践中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宏观调控水平与政府治理效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统筹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关系、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平衡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把握“稳”与“进”的辩证关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放在首位。付敏杰等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党政融合程度显著提升，形成了更为清晰的党政复合型治理结构，纵向延伸的政府体系成为党战略决策的实施主体与执行载体。赵峰等也强调，党的领导形成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体制优势，使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具有发展阶段上的延续性、发展目标上的渐进性以及发展政策上的稳定性。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首要任务是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宏观经济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秩序，提升市场竞争的有效性，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与效益的最大化。李绍荣等也强调，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拓展对二者关系的动态认识。在处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问题上，应坚持辩证法与两点论，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要有效遏制权力进入市场寻租的行为。

　　第三，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关系。

　　宏观经济治理与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推动总供给与总需求在动态互动中趋于均衡，包括总量均衡与结构均衡。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在于有效克服经济失衡，或将失衡控制在国民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当前，亟需深化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与遵循，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黄群慧指出，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是对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规律的科学把握，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促进经济向好的重要保障。这一举措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稳中求进具有深远意义。权衡也强调，做好宏观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根据供需矛盾的变化灵活调整策略，平衡供求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实质上是通过财政、货币等政策手段，运用物价、利率等政策工具，有效调控经济运行，确保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总量与结构上实现平衡，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与平稳运行。同时，统筹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依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第四，处理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及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关系。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核心经济手段，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同作用，对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至关重要。林木西总结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并深化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健全各类调控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要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上述理论认识与政策部署体现了党在宏观经济治理思路上的不断创新与完善，为破解“菲利普斯曲线失灵”提供了中国理论与中国方案，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治理的独特优势与实践智慧。

　　第五，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董小君等指出，相较于传统的改革发展稳定目标，安全是新发展阶段须纳入的新维度。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政治动荡、气候威胁等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交互关系日益复杂。与此同时，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通胀与通缩双重风险并存，就业压力与社会问题逐渐显现。特别是，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得新型风险更具隐蔽性、扩散速度更快，对我国金融体系、意识形态、社会稳定等诸多领域构成了严峻挑战。因此，统筹发展与安全要求宏观经济治理不能局限于经济层面，还需精准识别政治、能源、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潜在风险，突破传统的人工治理模式，将新技术、新模式嵌入治理源头，推动宏观经济治理在“理念—制度—工具”全过程中实现改革创新，提升风险监管与治理水平，特别是增强对特定领域风险点的精准识别与穿透能力，以更精巧的方式和更小的代价取得更有效的治理成果。

　　第六，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动态调整“稳”与“进”的关系。特别是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创新性地提出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宏观调控基调。刘伟指出，“稳”与“进”的具体内涵随经济社会发展而演变。就“稳”而言，其核心在于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防止出现大幅波动，同时确保经济运行平稳，避免重大失误。就“进”而言，其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提升要素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与未来产业，推动经济结构质态演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就“稳”与“进”的关系而言，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或对立。“稳”是前提，“进”是根本，没有“稳”就缺乏“进”的宏观经济条件，没有“进”则难以巩固“稳”的基础。董煜进一步指出，“以进促稳”体现了一种新的稳定观，将“进”与“稳”的辩证关系提升到全新高度。这一理念与“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应对“经济活力不足、风险隐患较多、社会预期偏弱”的“新三重压力”“先立后破”的方法论以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工作部署在逻辑与内涵上高度贯通，需从整体上加以系统研究与深入理解。

　　第七，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何自力指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强化顶层设计与总体谋划，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的原则，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突出重点以及改革实效。同时，还应及时将实践中形成的宏观经济治理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使其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重要保障。

　　健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全面贯彻落实系列任务与举措。针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着重强调的四个方面——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这也成为学界深入探讨的重点。围绕这些方面，学者们进一步从学理层面阐释了其内涵与逻辑，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一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实现宏观经济治理目标依赖于一系列战略政策的协同发力，因此《决定》特别强调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前瞻性与国际协调性。加强宏观政策一致性是中央针对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出的重要要求。董煜指出，强化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并将非经济政策纳入一致性评估范围，是宏观调控方法论的重大创新，也是落实“以进促稳”理念的关键载体。为此，需设计科学机制，提升评估工作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具体措施包括优化协调机制、完善评估流程、拓展评估对象范围以及增强评估工作的专业性。针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统筹协调，张衔指出，应在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波动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内在要求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自调控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以可控性较高的财政政策为主体、以可控性相对较低的货币政策为配合的宏观调控体制。同时，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有助于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提升政策实施效率，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宏观经济治理目标。郭克莎进一步强调，应更加注重宏观调控的阶段性与长期性取向。当前阶段，由于问题与矛盾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宏观调控面临艰巨性与多维性挑战，宏观政策不能仅局限于周期性调控目标，也不能过度依赖短期需求管理，否则难以实现预期效果。深化宏观调控的改革创新，需立足长远、着眼当前，围绕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主要矛盾与重点任务，特别是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线，强化宏观调控的阶段性与长期性取向，完善宏观政策的阶段性布局与长期性规划。另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健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努力营造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对于我国经济行稳致远至关重要。郑联盛强调，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政策调整存在显著的互溢效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一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任务之一，尤其是在主要大国经济周期与市场走势出现分化的情况下，国际政策协调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更加凸显。《决定》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其中，制定相通相容的规则、规制与标准，透明稳定且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以及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机制等，都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这些举措为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提供了重要支持。

　　二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是统筹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领域，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为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税体制，《决定》围绕预算体系、税制安排和央地财政关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部署。马海涛指出，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与“先行军”,必须服务于改革全局。本轮财税体制改革并非局限于财政体制、税收制度或预算制度等某一方面的调整，而是一项系统性、全面性的改革。我国亟需通过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提升财税体制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税体制。这将有助于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协同运作，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吕炜具体指出，探讨税制改革的深化路径，应将“现代化国家”纳入税制改革的研究范围，基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税收职能、政策工具、税制税权、管理方式、分配关系等角度入手，重点围绕解决增进民生福祉完善税种设计、在财政可持续框架下有效落实税惠支持政策、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及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以“法治化规范+数字化赋能”创新征管方式，以及聚焦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优化税负分配等问题。

　　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乎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大局。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决定》对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完善金融机构定位与治理、资本市场建设、提升金融监管质效以及促进内外联通等领域进行了系统性部署。为实现改革任务，王国刚针对我国中央银行制度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的可行路径，包括理顺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内涵、加大国债买卖力度、完善金融统计体系、进一步深化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机制改革，以及加快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何予平从金融体制改革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系出发，指出应以金融高质量发展赋能新发展格局，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优化外资结构，提升境外投资者质量；另一方面，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构建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同时，需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力度，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

　　四是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从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健全推动“四大板块”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优化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的发展机制，推进雄安新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完善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等方面明确了改革重点。刘秉镰指出，实现中国区域改革目标需重点解决以下五方面问题：一是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契机，发掘区域经济增长新动能；二是通过优化空间格局，实现增长与均衡的双重目标；三是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打破西方国家封锁，构建多元化开放新格局；四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五是深化区域治理改革，推动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何予平进一步强调，构建跨域要素流动体系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首先，应聚焦区域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从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区域向其他经济区域溢出，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从而驱动全域新质生产力的实质性提升。其次，需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促进转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利益共享。同时，依托重点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实现区域经济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转型发展。

　　除了《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四个重点方面外，学者们还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分析了重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刘航等指出，数字经济作为当前最具活力的经济领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背景。数字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运行具有独特的规律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应充分考虑数字经济特性，以长短期目标兼容、上下游一体化、宏微观协调为导向，创新并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一观点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经济治理需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方向。数字经济时代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问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仍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与研究。

　　过去一年，学界围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相关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有益认识，特别是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任务举措方面，研究成果尤为丰富。然而，关于这一议题的基础性研究，例如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内涵的演变、如何确保各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性与有效性等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空间。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一项兼具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和长期性的重要任务。新时代新阶段，我们必须立足国情，探索构建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通过统筹全方位的宏观经济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推动经济实现有效增长与稳健运行，从而更好地将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4CJL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段雨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李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金梦迪，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