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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是人类思维与认知体系的基本构筑单位，而标识性概念是概念体系中最具辨识度的核心节点，以其鲜明的个性标识，定义并彰显整个体系的灵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近提出的标识性概念，“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内涵深厚、层次复杂，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语义内涵，是科学运用这一概念的基础前提。因此，对“新质生产力”概念的语义探析，必须超越单一视角的限制，结合前置语境、种属关系及语词构成等多重维度，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剖析，以揭示概念内部的逻辑结构，明确其价值规范，从而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从概念建构的角度出发，任何概念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孕育，经过抽象思维的提炼，成为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存在。尽管概念在抽象提炼的过程中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去语境化，但语境所内嵌的思维范式仍在深层意义上影响着概念的语义赋予，使概念一经形成便具有与前置语境相契合的价值预设。因此，概念无法脱离前置语境而独立阐释，只有明确语境对概念的内在规定，才能切实地把握概念蕴含的价值预设。

　　（一）语境释义：基于前置语境把握“新质生产力”的价值预设

　　“新质生产力”是党在带领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进程中提出的原创性概念。作为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整体性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社会历史各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描述，天然成为“新质生产力”概念生成的社会历史基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建构注入了时空维度的情境规定性，更通过语境内嵌的“中与外”“传统与现代”等诸多比较结构，赋予概念超出字面意义之外的价值预设。作为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展开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旨在创造一种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文明形态。一方面，它遵循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为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呼唤科技革命与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注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生产力的质变跃升，以此展现现代化进程的共性特征。另一方面，“中国式”的逻辑前提又使其显著区别于西方的“情境—价值”体系，摒弃了长期以来潜藏于“现代化”概念中的西方价值观念，转而塑造一套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导向，而非单纯追求“物的现代化”的价值规范体系。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前置语境的内在规定，“新质生产力”概念一经形成便被赋予了正向意义的价值预设。它不仅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质态跃迁与潜能释放，更深层次地融汇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和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强调生产力发展的效率与质量，以及对社会、环境、人类福祉的综合影响。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将关注点聚焦于满足人的发展性需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以及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双重富裕。这不仅要求生产力的发展要符合新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原则，而且还要求大力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优化劳动技能结构，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在追求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以语境内嵌的“人本逻辑”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由此观之，尽管中国式现代化前置语境并未体现在“新质生产力”的语词结构中，但它却以其内嵌的价值规范引领生产力向着更高质量、更加公正和更可持续的未来迈进，这不仅是理论探索领域的创新突破，更是紧密融合生产力发展实际、具有深远指导意义和强大实践价值的智慧结晶，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角描绘出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可持续且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图景。

　　（二）语源释义：基于种属关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属性

　　社会科学概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构于既有的概念网络与知识体系之上，往往伴随着对已知概念的延伸、拓展与重塑。一般而言，在原创性概念的建构过程中，常见的一个策略是立足既有的属概念，通过针对性地挖掘和提炼，建构出符合中国国情及发展需要的种概念。其中，属概念和种概念之间存在逻辑上的上下位阶关系，属概念包含着种概念的属性和意义，种概念则在属概念的统摄下，对属概念的内部构成进行具体化描述。因此，对种概念的准确理解无法脱离对属概念的科学把握，只有厘清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才能更清晰地把握种概念的本质属性。

　　“新质生产力”是基于“生产力”上位属概念而建构的下位种分支，“新质”虽有补充阐述、区分类别、强化重点之意，但它作为修饰词，并不能改变被修饰对象的性状。换言之，无论“新质”具体指向何种革新特质，“新质生产力”终究隶属于“生产力”的概念范畴。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语源，“生产力”一词由18世纪法国古典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首先提出，起初是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在古典经济学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随着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深入阐释，这一概念实现了从经济学语境向哲学语境的转换。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生产力指人类利用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它并非一个静态范畴，而是一个随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的动态系统。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基本要素构成。这些要素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作用，并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和组织形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生产力扮演着决定性角色，它塑造并引领着生产关系的演变。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增长不相适应时，就会产生制约效应，束缚着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为了挣脱这一束缚，生产关系必须经历深刻且全面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局限于经济范畴的调整与优化，更触及并推动整个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与重塑。从这个维度出发，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是驱动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动因，它不仅反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组织形式的变迁，也深刻地影响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发展面貌，推动社会形态从较低级阶段向更高级阶段演进。

　　就本质而言，“新质生产力”仍属于“生产力”的概念范畴，它依然遵循“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规律，只不过它所代表的生产力是一种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是生产力经由长期量变引起系统性质变的结果。作为生产力的新质态和新形态，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三要素及其组合方式的系统性新质化，是一个由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并非生产力演进过程的断裂或颠覆，而是建立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的延伸与发展。因此，尽管新质生产力在形式和技术层面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性，但它作为生产力的本质属性并未改变，仍旧遵循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承担着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生产关系变革的关键角色。

　　（三）语词释义：基于语词拆分与合取把握“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质

　　如果说概念是反映客观对象本质属性的一种思维形式，那么语词结构则是这种思维形式的外在表现。作为概念的基本构成单位，语词将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为可交流、可理解的信息符号，不仅使概念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准确传递、解释和应用，还通过组合、排列等语法规则，鲜明地勾勒出概念的独有特质。

　　通过对“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构词拆解可见，“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由“新质”与“生产力”组合而成的偏正短语。其中，“新质”用以描述、形容和修饰“生产力”的内容、程度、样态等特征，而“生产力”则是被修饰的属概念，表征着这一概念的本质属性。尽管“新质生产力”属于“生产力”的概念范畴，但它又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存在区别，这种区别鲜明体现在“新质”这一特殊的概念前缀。

　　“新质”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一般生产力概念的“种差”，这一前缀又可被拆分为“新”和“质”两个部分。其中，“新”字在此处的运用，既有时间序列在近在后之意，又有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事物之意。前者客观描述了生产力演进的顺序性，并无褒贬抑扬，而后者则带有价值评判的色彩，蕴含着对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创新性力量的肯定。“新”所蕴含的描述性与规范性的双重维度，使其不仅展现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时序先后，更凸显了其所展现的符合历史发展的社会进步趋势。相较之下，“质”则从质量互变的角度表现了“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下，“质”代表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质”的变化是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的飞跃，体现了生产力系统多领域要素的深层次变革。

　　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仅靠语词拆解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逻辑上的合取与分析，进一步把握这一概念的鲜明特质。“新”对“质”既有修饰之意，又有促进之意，其中的逻辑关系充分体现了“新质生产力”蕴含的科技主导性与创新驱动性。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质表现为“以新饰质”的科技主导性，它强调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外部表现形态的差异，多用于描述生产力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涌现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质表现为“以新促质”的创新驱动性，它揭示出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内部动力源泉上的差异，强调通过创新力量激发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潜力，突破关键领域的颠覆性技术，促使生产力向更高层次的质态跃迁。因此，将“新质”的特性融入“生产力”之中，不仅是一种对概念语词的简单融合，更是对生产力新形式新质态的一种深化理解，它深刻揭示出当前生产力逐渐超越传统外延式与粗放式的发展方式，转向更加注重内涵式的增长路径，凸显出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鲜明特征。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的标识性概念，它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未来走向，以深厚的理论穿透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引导着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与认同。这一概念展现出了鲜明的标识性特质，强有力地塑造和引导着人们对整个体系的宏观认知与整体理解。

　　（一）概念创制的自主性

　　知识生产体系遵循先占原则，即首个提出并界定某一事物者具有对该事物的定义权，而后者往往受其影响，甚至可能被其规范所限制，进而削弱在知识生产中的自主性。从这个维度出发，一个概念能否成为凸显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首要前提在于其是否源于中国的自主原创。这种自主性特质意味着该概念并非对既有理论框架的机械移植或肤浅效仿，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土壤。它要求概念主体能够科学洞察并精准把握实践中涌现的关键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与高度的理论自觉，淬炼出契合本土语境与实践需要的标识性概念。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近提出的标识性概念，“新质生产力”植根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反映出党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深刻洞察与理解，更蕴含着对生产力未来发展趋势的前瞻性预见与思考。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兴产业的快速兴起、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上的鲜明特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的深度优化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已成为推动经济现代化的主旋律，这不仅昭示着中国生产力增长方式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转变，同时也对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推动了其内涵与外延的拓展与重构。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洞察到生产力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差距，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与高度的理论自觉，积极推动“生产力”概念的完善与发展。在系统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标识性概念，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创制的自主性。这一概念既不是对西方理论的模板复刻，也不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基于中国国情与发展实际，对生产力理论的一次创造性升华。它聚焦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要素的跃升，强调生产力三要素组合的优化配置，为中国提供了生产力现代化转型的路径与方案，有助于更准确地洞悉生产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规律，为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由此观之，这一彰显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不仅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指导，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入探究，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二）结构地位的核心性

　　在概念体系中，标识性概念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核心位置，对于理解与诠释整个体系至关重要。它们不仅是概念网络的骨干节点，确保了其所在体系的连贯性和稳固性，而且作为认知地图上的显著地标，指引着理解和探索的方向。标识性概念的存在强化了整体结构的系统性，它们不能被轻易边缘化或由其他概念所替代。这种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既是衡量一个概念是否能够承载标识性角色的关键标准，也是确保这一概念体系能够稳健发展的坚固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承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动概念建构与理论创新，创造性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尽管这些概念范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也就意味着，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建构中，除了关注生产关系的改革与完善，还需要更加重视生产力层面的探索与研究。作为“生产力”概念的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而且为其提供了在“生产力”上更为“可靠的根据”。这一概念将一系列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新概念、新范畴连缀起来，增强了整个体系的结构完整性和内在稳定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形成的、聚焦于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形态。这一概念精准对接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可以说，“新质生产力”概念为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对整个概念体系的构建和理解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是理解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概念之一，也以其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标识性概念。

　　（三）语用逻辑的战略性

　　标识性概念通常具有广泛影响力，往往是在实践中普遍应用的概念。这类概念之所以能够在实践中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它在实际应用中的战略价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新质生产力”是基于中国现阶段发展实际和战略部署提出的概念，其内在蕴含的战略性使它能在实践中长期且广泛地应用，并持续不断地发挥重要作用。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概念体现了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要求。习近平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成果，“新质生产力”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它不仅丰富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宝库，而且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点。借助这一概念的应用与普及，可以更有效地聚合跨学科、跨领域的资源与智慧，产生协同作用，从而加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步伐。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概念突出了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概念为生产力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发展框架，它强调紧紧抓住创新这一关键驱动力，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展现出对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创新力量的重视，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这一概念的推广与应用能有效推动顶层设计与社会意志的对接，使中国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并最终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的目标。

　　标识性概念在理论体系中至关重要，但理论体系的建构远不止概念的提炼，更重要的是在概念提出后持续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与发展，以确保概念能够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与不断变化的实践需求。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持续进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它要求在实践中不断验证概念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同时依据实践中的新发现与新理解，对概念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优化，确保其能准确反映现实世界的最新发展。而这种持续性的建构与发展，正是推动理论体系不断迈向完善的关键所在。

　　（一）基于本土标识性实践推动理论创新

　　理论根植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演进而不断发展。鉴于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中国的经济发展相较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因此，无论是标识性概念的提炼，还是理论体系的建构，都不可轻易照搬他国思想理论。如若盲目地套用他国的案例与经验，而忽视本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势必会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削弱概念的解释力和理论的说服力。唯有深深扎根于本土实践，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才能有效推动理论体系的持续建构。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向纵深推进，中国经济正经历一个关键性的深度转型阶段。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涌现出一系列标识性实践。这里的标识性实践是指特定历史时期内具有代表性、标志性和示范性的实践活动，不仅深刻映射出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还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集中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反映出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实践样态。因此，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持续建构的过程中，必须紧密聚焦于那些具有鲜明标识性的实践活动，通过全面分析、科学归纳和系统总结，将这些实践案例和本土经验转化为理论创新的内容支撑，确保“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不仅深深植根于实践土壤，而且能够随着实践的演进不断创新发展，增强其时代性与前瞻性，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引。具体而言，一方面，应从生产力要素及其组合方式的具体层面出发，分析新质生产力相较于一般生产力的变化与差异。这要求从庞大体量的实践素材中精挑细选出各领域具有标识性的实践案例，尤其关注案例中显露的新趋势、新问题与新机遇。例如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如何颠覆性改造传统生产要素配置模式，以及这些技术如何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灵活性等。这些标识性的实践探索不仅映射出生产力发展的最新趋势，而且为揭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在此基础上，秉持强烈的问题导向与理论自觉，推动理论创新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升华，从而确保“新质生产力”概念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持续引领生产力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还应着眼于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标识性实践，着重分析新质生产力在解放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等关键环节的作用与影响。这既包括新质生产力在提升生产效率方面的直接作用，又包括其在推动资源高效配置、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间接效应，从而更加清晰地展现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于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内在联系，为“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的持续建构提供更加坚实的实践支撑。

　　（二）推动概念建构与理论创新的协同互促

　　概念作为人们对特定事物和现象的抽象化提炼与概括，是理论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单元，而理论则是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系统展现，它不仅是对单个概念的阐释，更是通过逻辑梳理，将概念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的理论表达。作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概念建构与理论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理论创新为概念建构提供方向性指导与规范性框架，确保新概念在探索过程中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系统性，而概念建构又为理论创新注入新的活力，促使理论在新视角和新基点上拓宽发展空间，进而激发和推动新的理论突破。在这一相辅相成的互动进程中，理论体系得以不断充实与深化，从而推动人类认知边界的持续延伸与拓展。

　　“新质生产力”是党和国家基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国内外经济形势等因素提出的标识性概念，尽管它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支撑，但作为一个新概念，其理论体系尚需进一步充实。因此，需要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概念建构与理论创新的互促关系，不断推动这一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具体而言，一方面，随着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质生产力”概念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对概念本身理解的深化与拓展需求，也源自将“新质生产力”概念有机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因此，要在确保“新质生产力”核心要义稳定的同时，通过理论创新推动概念的持续建构。既要深入挖掘其内在的层次结构，揭示其深层次的逻辑与规律，又要广泛拓展其外延边界，敏锐洞察经济社会各领域涌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并将这些新元素纳入研究范畴，以此构建出更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另一方面，理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概念的演变与更新，因而以标识性概念为方法，能够有效驱动理论的创新。“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它科学把握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趋势，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运行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因此，应将“新质生产力”视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抓手，通过考察其逻辑关联与作用机理，揭示新时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与概念建构的深度融合，确保“新质生产力”概念既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又能够紧密贴合中国实践，引领未来发展，进而不断推动这一理论体系的充实与完善。

　　（三）增强概念间的逻辑关联以推动理论体系的内在联动

　　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各概念并非孤立个体，而是相互关联、彼此依存的。它们纵向搭建了条理清晰的层级系统，横向构筑了紧密相连的并列结构，彼此交织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概念网络，不仅揭示了概念之间的内在联动，还支撑了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关联。在这一网络结构中，一个概念唯有与其他概念保持紧密且有序的联系，才能充分展现其效用和价值，成为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力量。因此，增强“新质生产力”与其他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新质生产力”单个概念的认识，揭示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还能促进整个理论体系的内在联动，提高其结构的逻辑性和稳定性，使各个概念在相互作用中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提出的原创性概念，“新质生产力”一经提出便迅速占据了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但其仍处于初期创制阶段，尚未完全打通与其他概念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推动理论体系建构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它与其他概念间的逻辑联结，深入挖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机制，从而使整个体系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基于此，既要以“新质生产力”为圆心，系统地挖掘和整合一系列新的概念资源，建构出包括“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等概念在内的概念群，又要运用系统思维进一步探索它与既有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促进“新质生产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要概念范畴的深度融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更进一步，还应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单一维度，凸显其在驱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生态价值与社会意义，从而将理论视野拓展至更加广阔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更加全面地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要求，为推动理论创新提供更为系统的思路和方法。这不仅包括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更涉及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新趋势的深刻洞察。通过增强概念间的逻辑关联，推动理论体系的内在联动，使这些概念在相互作用中形成一个更加紧密、协调的有机整体，从而进一步提升这一理论体系的贯通性和解释力，为后续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理论支撑。（注释略）

　　（作者简介：刘明松，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倩，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