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理论意涵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文艺的创作方向、价值取向、动力源泉、人才队伍等重大命题。在“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章节中就文艺工作者应具有的思想水平与道德修养、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规范和审美风范等给出了具体而微的阐释。“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一论断的理论意涵,需要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的整体脉络,才能准确把握它对于当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提出的要求和启示。
“中国精神”的提出明确指向了近现代在血与火的锤炼中涅槃重生的民族精神。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2012年1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回顾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时谈道,“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地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精神不仅是近现代中国艰难求索的“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成功的“因”。因而,准确地说,“中国精神”并不只是一种观念形态,不仅是指向中华传统文明,而且是指向作为历史主体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
这使我们想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表述:“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短短三段话概括了一百多年来革命历史的全貌,“人民”作为关键词出现了八次。这是贯穿碑文的主线——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自由幸福而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仁人志士,无论党派、不问出身,都是中国人民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表述不仅标识着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更为重要的是,回归人民立场为在今天的思想语境中重述近现代历史的连续性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
在近现代史研究界,“革命史叙事”与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现代化叙事”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感。不仅学术界如此,在大众文化领域也有相应的表现,《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电视剧上映后引发了各方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评论。追根究底,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历史叙事的模糊,如何评价近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何弥合分歧,形成深入民心的、有说服力的共识?历史叙事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范式之争,也不仅是一个舆论领域的治理问题,而是事关政治文化认同的重要问题,需要理论层面的创新才能使其获得根本上的解决。
历史叙事的依据不应该是某些特定的话语,而只能是生生不息的人民实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不是孤悬于历史之外的抽象的观念,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的高度自觉,是党史中一直涌流着的“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的中国精神。可以说,近现代历史叙事中的“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张力与困境首先在以“两个一百年”为核心提法的党史叙事中获得了理论表述上的解决。
如果说,“不忘初心”以回溯历史的方式重塑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确证,那么“中国精神”则是在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提法的历史视野中开启了社会主义的远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感。在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中产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真正意涵要从一代代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奋斗中探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才能获得历史的、准确的理解。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斩钉截铁的修辞和不容置疑的历史自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能够观察到表述方式的变化,“中国”“中国特色”逐渐成为主语,不再是以“社会主义”来定义“中国”,而是以“中国”去定义“社会主义”。
“中国精神”产生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之问。中国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内容,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新时代十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认知,是极不平凡的十年,也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它让我们得以在更高的起点上回望历史,也使得我们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之外,在价值层面赋予社会主义以全新的表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已被提出,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获得了成体系的阐述。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传承自中国的思想传统,也呼应了百姓生活中“日用而不知”的公序良俗。它一方面有力地回应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以更主动的方式介入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中,另一方面在国内语境中有效地引领、整合了日渐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更为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关系。而就现实工作层面而言,以中国精神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廓开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群众中宣传教育、学习践行的路径。以影视文化产业为例,“主旋律”电影多侧重革命历史、红色文化、重要人物传记等题材,特别是随着精准扶贫事业不断推进,反映脱贫攻坚、人民生活等现实题材的作品显著增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表述,它的关键问题在“落地”,在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激发起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向往与热忱。因此,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实际上为文学和艺术工作打开了全新的想象力和发展空间,也对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熔古铸今、会通中西、创造新的文艺形态和文艺生态的更高期待。
改革开放初期,党对于文艺工作曾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对比“二为”方针,“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提法更侧重于文艺创作的主体自觉,它不是从外在视角要求文艺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而是以内在的视野规定了新时代文艺在根本性质上的社会主义属性。“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中的“灵魂”要在“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的意义和高度上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理论内涵,远不只在文艺创作的内容层面强调时代性与现实性。党中央提出将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期战略目标,文化自信是要走在前列的,它不仅是要对现有经验成绩作出总结,更是要在风云激荡的国内外局势中发时代之先声。这不仅是新时代文艺创作者的历史使命,更是文艺理论工作者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只有更为深入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才能够开出扎根传统、立足当代,同时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4-12-25 作者:刘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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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文艺的创作方向、价值取向、动力源泉、人才队伍等重大命题。在“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章节中就文艺工作者应具有的思想水平与道德修养、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规范和审美风范等给出了具体而微的阐释。“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一论断的理论意涵,需要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的整体脉络,才能准确把握它对于当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提出的要求和启示。
“中国精神”的提出明确指向了近现代在血与火的锤炼中涅槃重生的民族精神。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2012年1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回顾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时谈道,“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地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精神不仅是近现代中国艰难求索的“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成功的“因”。因而,准确地说,“中国精神”并不只是一种观念形态,不仅是指向中华传统文明,而且是指向作为历史主体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
这使我们想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表述:“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短短三段话概括了一百多年来革命历史的全貌,“人民”作为关键词出现了八次。这是贯穿碑文的主线——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自由幸福而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仁人志士,无论党派、不问出身,都是中国人民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表述不仅标识着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更为重要的是,回归人民立场为在今天的思想语境中重述近现代历史的连续性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
在近现代史研究界,“革命史叙事”与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现代化叙事”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感。不仅学术界如此,在大众文化领域也有相应的表现,《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电视剧上映后引发了各方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评论。追根究底,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历史叙事的模糊,如何评价近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何弥合分歧,形成深入民心的、有说服力的共识?历史叙事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范式之争,也不仅是一个舆论领域的治理问题,而是事关政治文化认同的重要问题,需要理论层面的创新才能使其获得根本上的解决。
历史叙事的依据不应该是某些特定的话语,而只能是生生不息的人民实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不是孤悬于历史之外的抽象的观念,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的高度自觉,是党史中一直涌流着的“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的中国精神。可以说,近现代历史叙事中的“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张力与困境首先在以“两个一百年”为核心提法的党史叙事中获得了理论表述上的解决。
如果说,“不忘初心”以回溯历史的方式重塑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确证,那么“中国精神”则是在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提法的历史视野中开启了社会主义的远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感。在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中产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真正意涵要从一代代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奋斗中探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才能获得历史的、准确的理解。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斩钉截铁的修辞和不容置疑的历史自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能够观察到表述方式的变化,“中国”“中国特色”逐渐成为主语,不再是以“社会主义”来定义“中国”,而是以“中国”去定义“社会主义”。
“中国精神”产生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之问。中国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内容,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新时代十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认知,是极不平凡的十年,也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它让我们得以在更高的起点上回望历史,也使得我们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之外,在价值层面赋予社会主义以全新的表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已被提出,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获得了成体系的阐述。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传承自中国的思想传统,也呼应了百姓生活中“日用而不知”的公序良俗。它一方面有力地回应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以更主动的方式介入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中,另一方面在国内语境中有效地引领、整合了日渐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更为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关系。而就现实工作层面而言,以中国精神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廓开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群众中宣传教育、学习践行的路径。以影视文化产业为例,“主旋律”电影多侧重革命历史、红色文化、重要人物传记等题材,特别是随着精准扶贫事业不断推进,反映脱贫攻坚、人民生活等现实题材的作品显著增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表述,它的关键问题在“落地”,在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激发起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向往与热忱。因此,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实际上为文学和艺术工作打开了全新的想象力和发展空间,也对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熔古铸今、会通中西、创造新的文艺形态和文艺生态的更高期待。
改革开放初期,党对于文艺工作曾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对比“二为”方针,“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提法更侧重于文艺创作的主体自觉,它不是从外在视角要求文艺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而是以内在的视野规定了新时代文艺在根本性质上的社会主义属性。“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中的“灵魂”要在“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的意义和高度上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理论内涵,远不只在文艺创作的内容层面强调时代性与现实性。党中央提出将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期战略目标,文化自信是要走在前列的,它不仅是要对现有经验成绩作出总结,更是要在风云激荡的国内外局势中发时代之先声。这不仅是新时代文艺创作者的历史使命,更是文艺理论工作者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只有更为深入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才能够开出扎根传统、立足当代,同时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4-12-25 作者:刘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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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文艺的创作方向、价值取向、动力源泉、人才队伍等重大命题。在“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章节中就文艺工作者应具有的思想水平与道德修养、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规范和审美风范等给出了具体而微的阐释。“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一论断的理论意涵,需要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的整体脉络,才能准确把握它对于当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提出的要求和启示。
“中国精神”的提出明确指向了近现代在血与火的锤炼中涅槃重生的民族精神。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2012年1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回顾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时谈道,“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地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精神不仅是近现代中国艰难求索的“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成功的“因”。因而,准确地说,“中国精神”并不只是一种观念形态,不仅是指向中华传统文明,而且是指向作为历史主体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
这使我们想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表述:“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短短三段话概括了一百多年来革命历史的全貌,“人民”作为关键词出现了八次。这是贯穿碑文的主线——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自由幸福而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仁人志士,无论党派、不问出身,都是中国人民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表述不仅标识着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更为重要的是,回归人民立场为在今天的思想语境中重述近现代历史的连续性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
在近现代史研究界,“革命史叙事”与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现代化叙事”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感。不仅学术界如此,在大众文化领域也有相应的表现,《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电视剧上映后引发了各方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评论。追根究底,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历史叙事的模糊,如何评价近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何弥合分歧,形成深入民心的、有说服力的共识?历史叙事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范式之争,也不仅是一个舆论领域的治理问题,而是事关政治文化认同的重要问题,需要理论层面的创新才能使其获得根本上的解决。
历史叙事的依据不应该是某些特定的话语,而只能是生生不息的人民实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不是孤悬于历史之外的抽象的观念,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的高度自觉,是党史中一直涌流着的“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的中国精神。可以说,近现代历史叙事中的“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张力与困境首先在以“两个一百年”为核心提法的党史叙事中获得了理论表述上的解决。
如果说,“不忘初心”以回溯历史的方式重塑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确证,那么“中国精神”则是在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提法的历史视野中开启了社会主义的远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感。在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中产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真正意涵要从一代代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奋斗中探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才能获得历史的、准确的理解。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斩钉截铁的修辞和不容置疑的历史自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能够观察到表述方式的变化,“中国”“中国特色”逐渐成为主语,不再是以“社会主义”来定义“中国”,而是以“中国”去定义“社会主义”。
“中国精神”产生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之问。中国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内容,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新时代十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认知,是极不平凡的十年,也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它让我们得以在更高的起点上回望历史,也使得我们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之外,在价值层面赋予社会主义以全新的表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已被提出,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获得了成体系的阐述。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传承自中国的思想传统,也呼应了百姓生活中“日用而不知”的公序良俗。它一方面有力地回应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以更主动的方式介入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中,另一方面在国内语境中有效地引领、整合了日渐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更为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关系。而就现实工作层面而言,以中国精神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廓开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群众中宣传教育、学习践行的路径。以影视文化产业为例,“主旋律”电影多侧重革命历史、红色文化、重要人物传记等题材,特别是随着精准扶贫事业不断推进,反映脱贫攻坚、人民生活等现实题材的作品显著增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表述,它的关键问题在“落地”,在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激发起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向往与热忱。因此,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实际上为文学和艺术工作打开了全新的想象力和发展空间,也对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熔古铸今、会通中西、创造新的文艺形态和文艺生态的更高期待。
改革开放初期,党对于文艺工作曾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对比“二为”方针,“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提法更侧重于文艺创作的主体自觉,它不是从外在视角要求文艺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而是以内在的视野规定了新时代文艺在根本性质上的社会主义属性。“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中的“灵魂”要在“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的意义和高度上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理论内涵,远不只在文艺创作的内容层面强调时代性与现实性。党中央提出将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期战略目标,文化自信是要走在前列的,它不仅是要对现有经验成绩作出总结,更是要在风云激荡的国内外局势中发时代之先声。这不仅是新时代文艺创作者的历史使命,更是文艺理论工作者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只有更为深入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才能够开出扎根传统、立足当代,同时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4-12-25 作者:刘卓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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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文艺的创作方向、价值取向、动力源泉、人才队伍等重大命题。在“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章节中就文艺工作者应具有的思想水平与道德修养、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规范和审美风范等给出了具体而微的阐释。“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一论断的理论意涵,需要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的整体脉络,才能准确把握它对于当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提出的要求和启示。
“中国精神”的提出明确指向了近现代在血与火的锤炼中涅槃重生的民族精神。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2012年1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回顾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时谈道,“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地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精神不仅是近现代中国艰难求索的“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成功的“因”。因而,准确地说,“中国精神”并不只是一种观念形态,不仅是指向中华传统文明,而且是指向作为历史主体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民。
这使我们想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表述:“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短短三段话概括了一百多年来革命历史的全貌,“人民”作为关键词出现了八次。这是贯穿碑文的主线——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自由幸福而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仁人志士,无论党派、不问出身,都是中国人民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表述不仅标识着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更为重要的是,回归人民立场为在今天的思想语境中重述近现代历史的连续性提供了重要的出发点。
在近现代史研究界,“革命史叙事”与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现代化叙事”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感。不仅学术界如此,在大众文化领域也有相应的表现,《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电视剧上映后引发了各方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评论。追根究底,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历史叙事的模糊,如何评价近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如何弥合分歧,形成深入民心的、有说服力的共识?历史叙事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范式之争,也不仅是一个舆论领域的治理问题,而是事关政治文化认同的重要问题,需要理论层面的创新才能使其获得根本上的解决。
历史叙事的依据不应该是某些特定的话语,而只能是生生不息的人民实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不是孤悬于历史之外的抽象的观念,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的高度自觉,是党史中一直涌流着的“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的中国精神。可以说,近现代历史叙事中的“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张力与困境首先在以“两个一百年”为核心提法的党史叙事中获得了理论表述上的解决。
如果说,“不忘初心”以回溯历史的方式重塑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确证,那么“中国精神”则是在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提法的历史视野中开启了社会主义的远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感。在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中产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真正意涵要从一代代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奋斗中探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才能获得历史的、准确的理解。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斩钉截铁的修辞和不容置疑的历史自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能够观察到表述方式的变化,“中国”“中国特色”逐渐成为主语,不再是以“社会主义”来定义“中国”,而是以“中国”去定义“社会主义”。
“中国精神”产生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之问。中国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内容,开辟了崭新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新时代十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认知,是极不平凡的十年,也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它让我们得以在更高的起点上回望历史,也使得我们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之外,在价值层面赋予社会主义以全新的表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已被提出,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获得了成体系的阐述。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传承自中国的思想传统,也呼应了百姓生活中“日用而不知”的公序良俗。它一方面有力地回应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以更主动的方式介入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中,另一方面在国内语境中有效地引领、整合了日渐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更为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关系。而就现实工作层面而言,以中国精神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廓开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群众中宣传教育、学习践行的路径。以影视文化产业为例,“主旋律”电影多侧重革命历史、红色文化、重要人物传记等题材,特别是随着精准扶贫事业不断推进,反映脱贫攻坚、人民生活等现实题材的作品显著增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表述,它的关键问题在“落地”,在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激发起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向往与热忱。因此,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实际上为文学和艺术工作打开了全新的想象力和发展空间,也对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熔古铸今、会通中西、创造新的文艺形态和文艺生态的更高期待。
改革开放初期,党对于文艺工作曾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对比“二为”方针,“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提法更侧重于文艺创作的主体自觉,它不是从外在视角要求文艺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而是以内在的视野规定了新时代文艺在根本性质上的社会主义属性。“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中的“灵魂”要在“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的意义和高度上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理论内涵,远不只在文艺创作的内容层面强调时代性与现实性。党中央提出将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期战略目标,文化自信是要走在前列的,它不仅是要对现有经验成绩作出总结,更是要在风云激荡的国内外局势中发时代之先声。这不仅是新时代文艺创作者的历史使命,更是文艺理论工作者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只有更为深入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才能够开出扎根传统、立足当代,同时具有世界视野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网络编辑:慧慧